王 仓，杜思龙

(1.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2.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3.新疆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明代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昌盛时期，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私家目录非常兴盛。”[1]赵时春《平凉府志》(以下简称《府志》)为明代关中方志的代表作，“其考证叙述，具有史法”[2]，作者为明代“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赵时春一生仕途坎坷，致仕归家后，潜心修编方志，他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方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不仅充满人情关环，更具史家气质。对于《府志》的研究分析，使后人得于管窥明西北方志独特的边关爱国情怀和鲜活的明代西北英雄。

一、赵时春与嘉靖《平凉府志》

(一)赵时春生平

《府志》作者赵时春，字景仁，号浚谷先生，陕西平凉县人(现甘肃省平凉市)。嘉靖五年(1526)进士，改庶吉士，授户部主事。嘉靖六年(1527)，调兵部武库司主事，“上疏请禁谗佞，正士风，又疏录用言官，明善恶，避异端等七事”[3]527，被黜为民。嘉靖十八年(1539)，起任为翰林院编修兼司经局校书，“疏请正东宫朝会礼仪，备文武官僚，以崇国本，又罢为民”[3]527。嘉靖二十九年(1550)九月，京城遭到蒙古俺答汗骚扰、劫掠，形势危急。赵时春受徐阶举荐，起用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任又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九月在山西广武与俺答汗的战役中，遭到伏击，孤立无援，以至溃败。十二月，赵时春受弹劾“诏解公官，听调”[3]527。居家寿终，年五十九。

“时春读书，日能记万余言，凡史氏所载天文地理户口钱谷多少之算，与寇戎蛮貊之诡姓隐名，历历诵之无爽。所为文若诗，豪宕闳肆，如司马子长、李太白而卒泽于仁义道德”[3]527，明史又言“赵时春读书善强记，文豪豪肆，与唐顺之、王慎中齐名。诗，伉浪自喜类为其人”[4]。他一生著作颇丰，有《赵浚谷集》十六卷，《平凉府志》十三卷，《稽古绪论》两卷，《洗心亭诗余》一卷。他以秦人的慷慨才情而起，以知兵、主战赢得人生辉煌，却也因此走向仕途终点。晚年归乡，专心于史志编纂。赵时春作为“嘉靖八才子之一”，是嘉靖年间关陇地区杰出的文人代表。

(二)嘉靖《平凉府志》的编纂成书

明朝立国后，统治者极为重视地方志的修编。洪武年间，曾四次下令修编全国性志书。后世统治者也多次下令督促全国性志书的编修，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性志书的编纂。弘治十一年，全国郡县志书的遍征，促使各地修志工作普遍展开，志书数量倍增。从洪武到弘治，修志的意识在士大夫心中大大增强，他们把修志作为一种教化乡民，传播礼教的方式，推动了全国方志的编修，是方志成为地方文化存续与传承的主要形式。

赵时春罢官返家乡平凉后，自觉肩负起了续编自己家乡地方志书的责任，此本方志并不是赵时春一人所做，卷后注明了参与编纂校勘的人员名单，这点值得注意。在遵循全国志书编纂体例的同时，赵时春修志是也加入了自己的思考，体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思想。同时，赵时春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也可在此志中窥见一二。

1.忧国忧民

赵时春极为关心国计民生，文集《盐论》《时政》《上崇治本疏》《马政论》《处州银治志序》等篇目对国家政事抒发了自己见解，针砭时弊。同时，他非常关心民生疾苦，著有大量诗文。“(赵时春)执掌笑谈天下事，靡不切当、通达国体，识者谓可比贾生。上书请上禁谀纳谏以振士风，极论时政缺失，及诋击辅臣之专佞，虽下诏狱，而辞益辩，气益豪。”[3]1《纪事》四首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其一)

黍禾未穗谷先焦，八月秋霜望眼劳。

塞北江南烽火暗，却将黄犊换弓刀。

(其二)

妻子相随何处奔，路连白骨鬼连村。

可怜黄册百千姓，半是他乡不返魂。

(其三)

禁卖田庐更卖身，犯人俱是太平人。

鬼门关吏如相问，犹欠须知粮站银。

(其四)

教儿何用读齐论，白蜡黄精众所尊。

准令诸生皆上纳，孔方或是孔门孙[6]。

时值明朝边境战事频发，而平凉又临近三边总督驻扎的固原，是防卫河套蒙古南下的要冲，从小的生活环境使他对边防战事极为敏感，他喜欢谈论兵防战事、御敌兵法。文集《寇戎论》(三篇)《议处民兵》《炮防》《责言》等都是关于抵御外敌方略的篇章。

2.经世致用

赵时春身处明代中期，思想界呈现出程朱、庄禅、心学交织的状态。其思想虽受影响，但由于一生诗文创作都追求复古思想，再加上历经三次环海沉浮，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总的来说，赵时春认为文学作品应该言之有物，弘扬人伦道德，祖宗功业，同时反对清谈虚无，也包括对佛老思想的排斥憎恨。“佛、老之术出，其徒尤众，其害弥长。唐儒韩愈力排其说，而世人始知邪正之……皇朝以道治天下，学者非儒术不谈，类能窃乎周、程、张、朱之绪余，非复杨、墨、佛、老之故辙……求其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训，潜心于修己治人之方，言必底绩，行不愧心……夫能远俗学之害，力求圣人之道，是亦圣人之徒也。”[8]179

所以在修编《平凉府志》时，上述思想也就自然而然体现其中，成为他方志思想的主要来源。具体体现在方志中，除了史家常用考辩之法，《平凉府》三卷，《寇戎》内容最多，其中详记对蒙古作战的经过，兵事战法颇为熟悉。《户口》《田赋》《藩封》等目中，随处可见他对赋税、盐政、马政、驿站之弊的叙述和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壇祠》《孝节》《风俗》《寺观》《详异》中，痛斥佛道危害百姓和对迷信害人的揭露，无不体现出他忧国忧民，经邦济世的思想。他虽与韩昭王交好，但《府志》仍有大量揭露韩王宗室横行乡里、欺民压官的记述。最后府志不设艺文，题裁区别于其他方志。

二、嘉靖《平凉府志》的编纂成就

《府志》为西北名志，《四库总目提要》赞称，其考证叙述，具有史法，在关中诸志之内，最为有名。王世禛说：“志以简核为得体，康德涵《武功志》最称于世，嗣是关中继起者，则有赵浚谷之《平凉府志》”[7]，“秦赵浚谷志，平凉……犹有《黄图决录》之遗焉”[8]。张令瑄说：“浚谷《平凉府志》，文辞涓雅，体裁得当。在明清陕甘诸志中堪为名著，其所记明代西北史料及议论当时军政积弊、民生疾苦，尤以痛斥明代宗藩官绅为害地方更为他书之所不敢言”[5]569。赵时春耗时近五载编纂成书，资料颇丰，且考证严密，仅考证崆峒玄鹤一事，六次登山，方下结论。考证“平凉武侯庙”，原五人汉雍齿、王陵、陈平、周勃、灌婴，皆与平凉无关，应该是东汉冯异、王常、祭遵、寇恂、马援五人，考据颇具史法。寺观目不记阴阳，颇具志法。因此，作为平凉有史以来首部府志，《府志》成就非凡，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之功。

(一)存史

存史，就是用文字的方式将一个地方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历史盛衰保存下来，供后人参阅。记平凉城西北皆为豪贵园林“韩昭王以千金筑城……花卉竹木千数，环以清塘两重……鲫鲤鳖之属以万记，水陆之鸟群集翔”[5]378，城北陶将军“万竹园”、“临泾别墅”，“台榭池沼相望亘二十余里”[5]379。此外，各州县物产记各类草木药蔬、鸟虫鱼兽种类繁多，更有虎、豹、野猪等动物，足以见明代时平凉地气候湿润，草木繁盛。

卷一《藩封》，详记韩王府规模建制及历代韩王名称，并有韩昭王《水壶遗稿》《千文法帖》《东海草书》《忠孝大字》等书法存世，是研究明代平凉韩藩王的重要史料。

各州县详记户口，税收，可作为研究明代西北地区经济财政的重要史料。

卷二《风俗》详记明代平凉地区丧葬及各个月份旧历节日民俗，是研究明代西北地区重要的民族史资料。

卷三《寇戎》，记载金末偏将汪世显破巩昌，杀害占葛完展降元一事。赵时春论说公允，一改地方志回护乡贤的积习，可为后世修志之鉴。赵时春论说：“世显仕蒙古，贵显其死，皆请于蒙古，赠谥号勒铭，故史臣文其说，隐完展为帅焉。世显所戕，直称世显为帅，且称其保民不得已而降蒙古，皆饰词也，故平凉当金元之际无可考证，盖以世显云。小人踪迹诡秘类如此，而史自司马迁以后，少质多佞，君子无证焉。若郭蝦蟆忠勇伟岸，完展得以复见《金史》之末，世显事亦自著，史臣微词隐意四百余年，余得而具论之，天道旧乃彰，信父？”[5]348

同时，《寇戎》对明初经略西北军事、对蒙古作战经过极为详细，是重要的对蒙作战的军事史料。

(二)资治

资治即为决策层提供参考，《府志》多论赋役、马政、盐政、驿站军政及宗王藩室对官司、百姓之害，起到了良好的资治作用。体察百姓不易，秉笔直书、不畏权贵在当时难能可贵。

卷一《赋税》，详述赋税折银、盐业官营之弊，田亩不均之弊，由此引发的宗室豪强随意侵地，诉讼者众，败坏风俗。又监苑、卫所、旗校官吏增加赋税加重，流亡人口愈多。又增驿递，奸民充为驿递，“焚室殴妻，甚乃杀褓，负有死之志，无生之乐。盗贼群起，法不胜奸，夷狄乘之，四隅交砸，增募军旅而民病愈甚”[5]360，又官员三年一任，致使纲纪松弛，迎来送往又增赋税，官虽知其弊，又以“官吏犯法之物例归于公，官之迎送，既不能免其一而输公，附加为二，民力且尽”[5]350。公无所得，徭役又增，徭役增而民丁少。改粮征银，粮价增火耗增，税倍数以往，“承平久垦，地利瘠薄，所收不给官粮，何以自给”[5]360，民税少，官费支出又多，且多为虚增之名目，“(平凉卫余军)不以捕御而为卫官私设巡检司以十数，而弓兵咸纳……又重以土军额设之军，食民租衣，民徭隐没而弗知”[5]360，地方藩王又强加徭役、赋税，囤地之广，不可计数。从嘉靖二十年到嘉靖四十年，二十年间赋税大增，人口减半，十存其四。时春叹曰：“书曰民为邦本，可不惧哉？”[5]360此段论证严密，环环相扣。他痛斥时弊，体察民生疾苦，是为方正慈祥之人。

卷三《学校》论学校：“学官忘讲授，宫墙荒芜，俎豆废弛，况于稽古明道哉？是畴之过，与学督宪使伤其如此，或屡儆之，则诡曰：‘旁郡无师’。”[4]307-308可见当时学校之凋敝荒芜。

论韩王宗室危害地方。“园圃、庄榭、水磨、竹木、果蔬之茂悉归宗室，众厢之民莫得而有焉，或僦舍以居。故城郭益富丽而民日耗竭矣”[5]P263，“(平凉府)规方五百里而军牧屯居十之五六，楚肃韩所据又居二三焉，府仅得十之二，故名存而实削矣”[5]270。

(三)教化

地方志最后一大功能就是教化乡民。赵时春在《府志》序言说，翳秦去诸侯以为官吏，而列城之史官亡，先正之典训日废，而一切便宜之术行，吏背得以文奸，而民无所措手足矣！足见方志对地方乡民教化作用的重要。

不像其他方志教化乡民奉三常五纲，《府志》教化作用体现在痛斥寺观害民、僧道害民、同时斥责修庙宇、斥火葬、斥施舍以及丧葬设斋门的陋习揭露“节”“义”之虚伪，斥责农人不思修水利，整田地，补害虫，全部推诿于天灾，求上天保丰收。以此来教化民众，这些在当时极为难得。

卷二《风俗》论及火葬：“俗莫甚火葬，盖始于西方浮屠。以攻战□□为敌人所得，故预自焚弃愚亦甚矣。今居中国，当承平焚毁何为呼？盖或疾病异常，惧相传染，贫无棺殓，莫可封树。遂至于斯抑不思，死者凶病，生者何与？葬地所需几何，在有司举老养之政，存漏泽之园，善士富将民必有效之者，而野斯无露骨亦，乃若市棺备舍，豫凶违利又不敢取焉。”[5]331表现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激烈冲突。以“西方”对“中国”，可见当时“中国”的称呼已经深入人心。

卷三《寺观》，痛斥迷信害民。张泰因服道士王全真药暴死，刘全之女练习王老人“招阳术”猝死，韩建宁王因妾信白莲教而被革爵……，时春感叹说：“呜呼！邪说之害人家，犹小人之害国也，一中之鲜有不覆者矣。必先攻其所败，赴其所急。凡生人之情，鲜不好色与财，色损身而财败德，败愈甚则求愈急，故邪说得以入之。呜呼！有国家者可不惧哉？余故举亲所闻见数端以永后鉴云，若夫大雅明哲斯，亦不足观已。”[5]357怜民爱民如此，让人可敬。

卷四《平凉县·物产》记述多种医药方，有益于民。

卷七《静宁州·人物》，后附赵时春贞女节妇解曰：

“未娶曰士，未嫁曰女……婚，昏也。阴阳交际之时人道取焉是同生死，故妇从一而终曰节也。聘而未嫁，非婚也。女非妇，待姆而行，行不踰闺，以顺父母，故曰贞。贞者顺正而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礼，不备则真。女不行，行则非贞矣。士未迎父母，未命姆弗待也，而奔以哭士，而士其亲余律，无服而强恃服。吾闻哀生于情，情主于礼，此之何礼而于士何情也？不备礼而行，谓之奔□，奔妇则逆义，违亲命则伤孝，是以为□大禁今取之，而与节妇同论，甚非礼。故曰，大不可。”[5]466

斥责女子守节于未婚夫非情非礼，驳腐儒之见，甚为难得。

三、嘉靖《平凉府志》之不足

虽《府志》有众多赞誉，但亦有众多不足之处。最为遗憾的是对于人物记载的缺失，当然，这“一直是地方志编纂的一个难点”[9]。其表现有二：

(一)史事记载有误过简

历代兵事归为“寇戎志”，名目欠妥；卷一《沿革》后魏置平凉郡，开皇初郡废，置县。但平凉置郡在，升平二年(358)苻坚置平凉郡，取平定凉国之意。此志误。

卷三《寺观》，详述迷信误民，但缺寺庙建制沿革、文物艺术；《寇戎》“记秦、汉、及十六国、唐、宋兵事，每北涉朔漠，西及河西，东连陕豫，越平凉过远，有失方志范围”[10]。

卷十二《崇信县》，唐李元谅为崇信名人，且遗迹甚多，但记载过简。

(二)记地理、人物遗漏或存异

卷五《泾州》，记载宋代经略西夏人物，虽驻节在泾州，但事迹在平凉、庆阳两地，应列入“府志”。乾隆《泾州志》所收明代弘治进士何宗理，《府志》未记。

卷六《灵台县》，《山川》记西北二里曰虎山，顺治《灵台县志》记虎山，县西北一里许。《坛祠》无，顺治《灵台县志·坛遗》可补缺。《寺观》中，顺治《灵台县志》所记“元帝宫”“太清观”未载。《孝节》无，顺治《灵台县志》“孝义”“节烈”可补缺。《人物》，顺治《灵台县志》记张雷，霍州人；《府志》记云川人，存异。

卷七《静宁州》“静宁西魏属原州，唐五代属渭州，皆与史无括。宋景德时曹伟城陇干，庆历中，韩琦请建为德顺军，历金、元不改。北魏，州为金陇县西地，而宋之渭州，为今平凉，此世所皆知者。而赵志收录北魏及宋知渭州诸人于静宁，是移陇西、平凉职官与静宁也，甚为谬误”[11]。乾隆《静宁州志》所记多处山川为《府志》所未载，如东山、翠屏山、五台山。乾隆《静宁州志》所记大庙如“文庙”“乱石庙”《府志》未载。乾隆《静宁州志》记知州李华、刘滋、郭越、张志、林昌、朱绅、王锋、刘班《府志》均缺。

卷十《镇原县》人物，明朝前无一人著录，有失志法。如东汉李恂、王符，北魏胡叟，宋代曲端等皆有载于正史,《府志》均缺。

卷十一《华亭县》人物，汉至魏晋千年间只录皇甫氏一族，有失志法。顺治《华亭县志》著录宋代郭执中、元代杨基、明宣德年间陈敏，景泰年间石辂等《府志》均缺。

四、结语

赵时春在嘉靖《平凉府志》编纂中，在体例上以区域为卷，各卷以纲目体平的创新，在内容上体现出来的对明代平凉地区现实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人口迁移、流民问题的记述，使得其在保存有关国计民生方面资料的“存史”价值尤为突出，特别是对当时某些“时事”的评价，具有很高的历史借鉴价值。赵时春不仅在编纂方志时体现出了刘知几所谓的“史家三长”，更是体现出一个具有“史德”和人文关怀的史学家对地方历史的关心，对后世及现代史家的地方志编撰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