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珏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广西 桂林 541003）

21世纪以来，世界许多政党面临全方位挑战，政党对民众的吸引力与动员能力持续下降，对社会意见的表达与整合功能逐步减弱，甚至自身组织体系也在不断僵化，这就导致其执政与应变能力迅速下降。政党政治将向何处去？就目前来看，西方世界没有给出答案。西方不亮东方亮，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充分体现出“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1］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特征，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而经久不衰的奥秘所在，为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一、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政党

资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形成于17世纪中后期，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工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开始要求获得相应政治权利，各阶级间矛盾随之激化。为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抬头，并很快为资产阶级各国政府所采纳，以与原自由主义者相抗衡。随着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的高涨，资产阶级法律对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逐渐放宽，议会民主由精英走向大众，现代政党由此产生。但不论各资产阶级政党如何轮替，“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核心原则从未改变。

（一）资产阶级政党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提到资产阶级政党，就不得不涉及被资产阶级奉为“政治圣经”的《政府论》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哲学。17世纪中后期，以霍布斯、洛克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初即赋予全体人类生命、自由与财产三项自然权利，彼时，人人都自由、平等且独立，但由于人人皆可行使惩罚他人之权而无一定之规加以限制，极易导致弱肉强食的无序现象，“这就促使他们托庇于政府既定的法律之下，希望他们的财产由此得到保障……而且要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2］此，政府权力应限于且仅限于保障人民生命、自由与财产权，“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3］这套理论对急需为反对王权、议会主权“正名”的新兴资产阶级来说，不啻雪中送炭，遂被广泛引用，成为资本主义大厦的政治理论基石。

资产阶级在完全掌握国家政权之前，极力将自由主义包装为普世价值，称其放之四海而皆准，“自由、平等、博爱”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以此来吸引、鼓动广大人民群众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可他们一旦掌握国家政权，就反过来声称，既然政府实质上是依靠有产者所缴之税收来维持运转的，那国家政权就应由通过“对于原来共有的东西施加劳动”［4］而获得一定私有财产的有产者掌握；同理，穷人并未拥有一定财产，因而与国家政权无关，不应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基本政治权利。可穷人也在终日劳作，他们对自然“施加劳动”的成果哪里去了？不是说人人都有通过劳动获取私有财产的平等权利吗？对此，资产阶级另有一套说辞，即“我的仆人所割的草皮”也属于我的私产，［5］充分说明资产阶级极力维护剥削制度的合法性，他们所着力保护的“财产权”实质上仅适用于资产阶级自身，与广大劳动人民无涉，阶级属性暴露无遗。在此思想指导下，资产阶级为攫取超额利润，不断延长工时、压低工资，极力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甚至大量雇佣童工，使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也日益突出。面对这一局面，资产阶级理论界开始反思，是否应对纯粹自由主义做出必要修正，对社会底层人民适当做些让步，免得“玉石俱焚”。于是，以政党轮流执政转移斗争视线、缓和社会矛盾的政治新制度开始出现。

（二）资产阶级政党轮替是从政治上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行调节

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迫使资产阶级开始对其统治政策作出相应调整。与此同时，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进行，资产阶级开始意识到，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法来增加利润比单纯对工人阶级的肉身进行压榨要划算得多，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这种经济形式新变化在思想界与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与随之而来的强调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政党和坚持自由放任的原教旨自由主义政党之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各原教旨自由主义政党均坚持小政府概念，反对向富人征收高额税收以调节贫富差距，更况论国家直接干预与法律家长主义了。正如该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所言：“任何追求经济平等而侵犯了公民财产权的政府行为都具有压迫性，并对自由的社会产生损害。”［6］各新自由主义政党则认为，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7］故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政治生活的干预，以促进社会公平，确保每个个体都享有自由发展的权利，通过积极推行并逐渐完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来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这两种主张分别构成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中的右翼与左翼，此后的历次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调整均未超出这一范畴。

在工人运动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双重压力下，英国自1832年议会改革起，逐渐降低对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使资产阶级民主开始由精英走向大众。1833年，信奉原教旨自由主义的托利党改称保守党。1869年，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辉格党改称自由党，开始建立较为严密的政党组织，活动范围也由议会一隅走向全国各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世界市场尚未完全建立，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尚可通过殖民扩张加以缓解，故原教旨自由主义政党仍能在议会中占据优势。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阶段，全球市场基本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愈发激烈，终于1929年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此，当时仍主张自由放任的美国共和党束手无策，遂于1933年被力倡国家干预的美国民主党取而代之，幸赖罗斯福总统大发国债搞赤字财政，通过联邦政府调节生产并大力兴建公共工程，以工代赈，不但为巨额剩余资本找到了出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避免美国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但罗斯福新政的实质是用取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税收做担保发行国债，再为资产阶级的过剩产能买单，是用明天的繁荣来掩盖今天的危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0世纪70年代，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各资产阶级政府均已债台高筑，大规模国家干预难以为继，遂使主张减少国家干预的原教旨自由主义政党在改头换面后卷土重来，如美国的里根经济学与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他们通过削弱国有经济、为资产阶级减税、打压工会等措施使资本主义经济一度复苏，并成功熬过苏联解体，却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面前一败涂地。在短暂尝试国家干预无果后，资本主义政治再度右转，颇有重演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势。截至目前，资产阶级作为整体依旧毫发无伤，金融危机的恶果主要由底层民众与中产阶级承担。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政党只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无论两党政见如何相左，国家政权如何轮替，都改变不了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与调节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核心宗旨，这样的政党与国家并不代表人民利益，人民也用对选举的冷淡表明态度，甚至喊出“华尔街拥有两党。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党！”［8］的口号。

二、为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与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9］。因此，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10］

（一）“自由竞争”模式下早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与发展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贯认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1］但在19世纪60年代前，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者大都仅仅是“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12］如蒲鲁东、拉萨尔、杜林等。即便在1864年建立第一国际、1869年改组德国社民党后，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依旧较为涣散，他们虽有党纲约束，但哪些思想能在党纲中占据上风，却是由自下而上的“民主”讨论得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生前不断与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色非无产阶级思想做斗争，以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事实上，在这种“自由竞争”模式下，根本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可以完全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也就谈不上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尽管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欧洲工人运动仍开展得卓有成效，迫使各资产阶级政府不断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相对提高工人待遇，限制工作时间等，虽未改变资产阶级剥削本质，却也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吊诡的是，阶级矛盾越尖锐、工人生活越困难，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越能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占据优势。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并赢得一定权益后，各色改良主义思想就开始大行其道，毕竟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能从议会中获得的越多，进行革命的动力就越少。特别是1883、1895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相继去世后，第二国际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愈发泛滥，民主社会主义“应运而生”。

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有内外两大原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来看，各工人政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一直存在；从外部环境上看，资本主义国家及时调整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手段，使各工人政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大，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为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各工人政党可以借助合法活动积极扩大影响，以争取更多群众和军队，为最后决战积蓄力量；而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使资本主义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是“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13］恩格斯去世后不久，伯恩施坦就开始以民主社会主义系统“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代价太大，既然资产阶级已经施予无产阶级部分政治、经济利益，那作为妥协，无产阶级也应放弃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想法，转而通过议会斗争逐步改良资本主义，使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真诚的”机会主义思想形成后，以德国社民党为代表的大多数工人政党迅速右转，不但在一战期间支持本国政府发动世界大战，将无产阶级当成炮灰送往战场，还于战后公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将屠刀挥向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党内左翼领导人，正如列宁所说，第二国际已被机会主义者征服，他们“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14］

（二）列宁主义“先锋队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建设

按马克思的最初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应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欧美地区率先爆发，但资本主义自我修复能力远比马克思所预想的要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确实使社会绝对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愈发突出。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提高，欧美无产阶级生活条件也有一定改善，真正实现“一个拥有广大肥沃土地的统治者，在衣食住方面还不如英国的一个粗工”，［15］“暂时做稳了奴隶”，革命动力大幅下降。面对这一新情况，伯恩施坦等“真诚的”机会主义者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列宁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错，欧美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基础上的，在帝国主义残羹剩饭前沾沾自喜、放弃社会革命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为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初心的背叛。［16］既然欧美无产阶级已在事实上参与帝国主义“分赃”，率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就必将落到资本主义改革尚不充分、社会矛盾较为尖锐的地区头上。但由于当地工人阶级觉悟普遍不高，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行其道，所以必须组建一支由先进分子构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其成员需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绝不动摇，还要具有高度纯洁性，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组织原则上应坚持民主集中制，即在决议形成前可由党员进行充分民主讨论，做出决议后就必须统一思想，无条件贯彻执行。可见，列宁主义先锋队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与各色社会民主党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是一个不忘初心、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战斗核心。

历史正如列宁所预料的那样。俄历1917年10月，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率先于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俄国爆发，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随之建立。起初，列宁希望西欧工人阶级紧跟俄国脚步，发动武装起义，共建社会主义大家庭，但事与愿违，1920年8月，苏俄红军折戟华沙城下，世界革命化为泡影。面对这一新情况，列宁提出通过“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17］，以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力高度发达”前提相契合，实现跨越式发展，布尔什维克开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由于列宁去世较早，最终使苏联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是斯大林。他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完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搞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使苏联成长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也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指出了争取民族独立并走向现代化的可行道路，是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初心使命的最好体现。事实也正是如此，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至在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均“以俄为师”，组建先锋队政党，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并通过三大改造、一五计划这一“大仁政”使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可与此同时，曾经的“老大哥”苏联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无产阶级先锋队布尔什维克日益脱离群众，竟于1991年亡党亡国，被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则牢记初心使命，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上奋勇前进。

三、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葆初心使命的根基所在

中国共产党与各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它自建立之初就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己任，用2000多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落后面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与建设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诚非虚言。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布尔什维克不同，始终坚持“三大作风”，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加强自身修养，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并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坚持在守正创新中不断与时俱进，勇于自我革命，既是执政党，又是革命党，所以才能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初心不改，在牢记使命的担当中砥砺前行。

（一）坚定理想信念，加强自身修养

列宁主义先锋队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各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全赖其自身所具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战争年代，无产阶级先锋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流血牺牲换来革命胜利，但革命胜利后，各无产阶级政党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更加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中保持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成了一大难题。事实证明，尽管列宁早就提出要全力“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18］，但在长期专制主义传统与一长制计划经济模式影响下，苏共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日益淡泊，政治素质愈发低下，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不但引发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反共反苏浪潮，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极大思想混乱，先后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更是逐步放弃马列主义信仰，提出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造苏共，终令苏联轰然解体。

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保持自己的先锋队特质，时刻牢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以不断提高党员觉悟，保持政党高度纯洁。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着重指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9］延安期间，中国共产党掀起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整风运动，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入批判，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理论水平、政治觉悟和党性修养都有了明显提高。建国前夕，党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号召全党同志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防止骄傲自满情绪，要认识到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条件下的居安思危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党基础上切实发挥制度建设保障作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各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思想政治工作体制。”［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先后制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既弘扬思想建党光荣传统，又确立制度治党政治规矩，处处体现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加强自身修养，不忘初心使命。

（二）密切联系群众，始终艰苦奋斗

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力量都源自人民，它负有以其先进性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向正确方向前进的历史使命，如何既做人民先锋队而又不脱离群众，这是一个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对苏维埃政权中显露出的官僚主义苗头痛加批判，甚至做出“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21］的判断。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随着理想信念的淡薄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被从门内赶出去的官僚主义又从窗里飞进来，苏共日益从先锋队政党蜕变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利益集团，至勃列日涅夫时代又变本加厉，大搞家族政治、老人政治，使苏联在事实上出现了“新阶级”。戈尔巴乔夫改革不但没能消除业已形成的特权阶层，反令其倒戈一击，成为公有制的最有力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推动者，列宁“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22］的预言不幸成真。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从人民中走出、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深入基层，“村村都有党支部”，每到一地，党委先行，军队次之，政府最后，以愚公挖山不止的艰苦奋斗精神，以两千余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感动并唤醒了广大中国人民，共同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争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只在上层，在各方面领导着我们的国家和各种事业；而且在下层，在各种工厂中、矿山中、农村中、机关学校中、部队的连队中密切地联系着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23］不惟各资产阶级政党无此群众性与组织性，就连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苏共也要逊色得多。［24］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而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体现出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初心使命。在办好中国自己的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践行了为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使命。

（三）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与时俱进

马克思一贯重视客观环境的作用，曾多次指出，不同历史环境中发生的相似事变很可能会引发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包治百病，还需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列宁则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25］不过，无论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不会变，始终为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初心使命不会变，这也是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本质区别。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开创了先锋队理论，堪称无产阶级革命党建设典范；十月革命胜利后，又积极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经济政策，推动布尔什维克向执政党转型。但继任者斯大林过于拘泥马列原典，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故往往将持不同意见者视为“阶级敌人”予以无情打击，利用国家机器强行推进生产关系变革，虽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执政根基。其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虽一代否定一代，但均未能与时俱进、从根本上跳出斯大林模式的窠臼；至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全面放弃马列主义信仰，将苏联带上了亡党亡国的邪路。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也曾过于迷信苏联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一定损失。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在中共七大上确立了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不持门户之见，主张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世界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赢得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江泽民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26］真正契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须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的经典论断。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四个自信、初心使命等关键词，就是要回望来路，砥砺前行，理清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脉络，理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以在守正创新中不断与时俱进，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行。

总之，政党天生具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政党总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核心，竭力缓和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矛盾愈发难以调节，资产阶级政党自身也日渐陷于民粹、右翼漩涡中无法自拔。而为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则以严密的逻辑、科学的论证表明，人类终将迈入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使命即是追求“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27］在此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历经近百年艰苦奋斗，使中国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如今，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值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回顾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客观发展规律，而且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守正创新中开拓进取，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