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欢，李慧聪

（1.宿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宿州 234000；2.宿州市埇桥区书画院，安徽宿州 234000）

我国书法发展历史悠久，历经秦汉四百多年，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进入到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从我国汉字的发展演变来看，南北朝时期乃书法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关键时期，此时北朝的石刻书法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点，被称之为“魏碑”。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北魏“平城阶段”“洛阳阶段”的著名碑刻《晖福寺碑》《张猛龙碑》的书法特征，希冀探寻魏碑书法在北魏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

一 北魏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

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珪即皇帝位，称道武帝，建立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部）。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又统一了我国黄河流域，至此我国长达几百年的分割局面得到统一。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在迁都之前，孝文帝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得皇权摆脱了鲜卑贵族的掌控，并提高汉文化的地位，促进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和书法艺术的发展。迁都后孝文帝进一步推进汉化改革，在改革过程中部分鲜卑贵族利益被损害，一度出现重文抑武的局面，种种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北魏政权摇摇欲坠，随后北魏政权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名义上的拓跋氏政权。

任何一种艺术的兴衰都与当时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北魏书法也不例外。北魏政权瓦解以后，南方书风盛行，北朝碑刻书法没落。直到清乾嘉时期，阮元使北魏石刻书法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他曾提出“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1]637，不过他只提出了“北碑南帖”这个宽泛的概念。之后第一次提出了“魏碑”这一概念的是康有为，他曾提出“北碑莫胜于魏，莫备于魏”[1]807，“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俱美。虽南碑之绚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1]807，康有为所说的魏碑，既有“平城阶段”的遗迹，也有“洛阳阶段”的书迹。近百年来人们对魏碑的认识，局限于北魏后期的作品，要想较全面地了解北魏楷书的发展变化，“平城”“洛阳”阶段均要予以重视。

二 北魏“平城阶段”“洛阳阶段”楷书综述

所谓“平城阶段”就是指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百余年。在这个阶段的过渡型楷书继承了我国十六国时期的书法风格特点，还可以看出我国西晋时期的书法影子。近代大书法家启功曾这样论及：“其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学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笔画无论方圆粗细，写的总不像汉碑那样地道。”[2]427这种过渡型的楷书大概有如下几种类型：第一类，字形欹侧、方峻森严。如《皇帝东巡之碑》，此碑书法没有完全脱离汉隶的影响，但已可见藏锋用笔[3]。第二类，方厚平直。以《嵩高灵庙》为代表，受到了康有为的推崇，并称其为“体兼隶楷，笔互方圆”[4]133而列为神品。这些碑刻隶书的笔意较浓，属于平城阶早期的楷书。而平城阶段晚期的楷书则基本上脱离了隶书的味道，如《光州灵山寺塔铭》笔画形态厚重大气，撇方尾尖，其中竖钩的写法楷书特征十分明显，钩的挑法是上挑而不是平挑，有点平画宽结的味道。再如《晖福寺碑》，其整体风格朴拙，结字和章法都不够严谨，用笔方整，皆是楷法，只有撇画和捺画还有些许古意残存，被康有为列为“妙品上”。洛阳阶段楷书的特征此碑已基本具备，只是结体上欠一些开张和欹侧。

“洛阳阶段”是北魏后期的四十年，由于实行汉化改制，这种风气对书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提出：“太和之后，诸家角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精能则有若《张猛龙》《贾思伯》”[4]433这里提到的魏碑名迹，大多都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的书作，从这些碑刻中我们可以窥其风格，这种书风点画饱满，俯仰向背各有姿态，迅速在北魏上层社会流行开来，即所谓的“洛阳体”。这种“洛阳体”的书风到了北魏后期已经成为北朝社会书风的主流。如山东出土的《张猛龙碑》、河北出土的《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等等，洛阳体在北魏境内广为流行，表明这种体势必是洛阳时期铭石书的主流形态。

三“平城阶段”《晖福寺碑》与“洛阳阶段”《张猛龙碑》 综合比较

（一）《晖福寺碑》的风格特点和表达形式

《晖福寺碑》刻于北魏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是平城阶段的代表楷书，碑体高大，宽有90厘米，高达294厘米，碑上有碑穿，下部呈束腰状，是我国魏碑中的名品。其碑额为篆书“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九字碑文。正面碑文记叙监修官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吏部内行尚书党昌公王庆时修建晖福寺功绩及寺院壮观的内容。《晖福寺碑》的语言特点以古文言为主同时吸收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资料，其风格特点质朴雄强，充分表现出北方少数民族的豪放气概。此碑原置于陕西澄县北寺的如来庙中。据说当地人迷信，认为拓碑一次当地会数年不下雨或村中会死孩童，于是便用石灰把碑的笔画抹掉，禁止人进行摹拓，因此拓片流传很少且价值昂贵。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把它列为丰厚茂密之宗。《晖福寺碑》是平城阶段的后期之作，与平城阶段的前期碑刻《皇帝南巡之颂》比较，此碑抛掉了许多翻挑平直的隶书笔法，结字茂密，用笔厚实，楷书笔画的基本形态已和洛阳阶段的楷书较为接近。正如王梦笔所论：“此碑笔画方棱丰厚，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曲张之致，茂密的结体出现欹侧的姿致，《晖福寺碑》可以说是连接北魏时期的魏碑书法发展史的重要依据。”[5]

（二）《张猛龙碑》的风格特点和表达方式

《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堪称魏碑刻石中的精品。其刻立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公元522年），现保存在山东曲阜孔庙内。此碑整体风格特点既典雅又古朴，表达形式自由奔放，结字跌宕舒展，用笔雄健有力，点画浑厚方正，特别是此碑的起笔和收笔棱角分明，笔画干脆利落，犹如一条蛟龙。从结构上看，此碑中宫收紧，笔画呈放射状，挺拔有骨力。刊刻上用刀斩钉截铁，装饰感很强，代表了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书风。《张猛龙》楷法遒劲，庄重秀丽，是成熟的魏碑楷书，具有典型的北魏石刻楷书的审美特征。经过岁月洗礼，此碑留下了岁月的痕迹，碑体斑驳，字口风化，使得此碑更显浑厚苍茫。

（三）《晖福寺碑》与《张猛龙碑》用笔、结体、章法比较

《晖福寺碑》笔画茂密丰厚，结字有俯仰向背之势，姿态多变。用笔上起笔斜切，收笔斜收，刊刻用刀棱角分明，多呈方形。其撇划有的接近于洛阳时期楷书的撇，有的还保留着隶书撇的“挑笔”，捺画浑厚，隶意十分明显。钩画基本上都是平推出去的，这显然是脱胎于东汉时期隶书。《张猛龙碑》同样以方笔为主，方圆结合。方形的笔画形态往往会给人刚健雄强、凌厉外露的视觉体验。而此碑有意避免了一些刀刻痕迹，是北魏孝文帝时期洛阳刻石风气的延续。

《晖福寺碑》结体出现了楷书“斜结”的端倪，但结字上大都还是“平头平脚”的扁方形，显然是来源于隶书，欹侧而耸峙的姿态还不明显，这样的字有“重”“相”“神”等。《张猛龙碑》其结体内紧外疏，俯仰揖让，大小自如，欹侧险峻，富于动感，是成熟的魏体楷书，具有典型的北魏刻石楷书的审美特征。[6]结体呈长方形，且变化极多，中宫收紧，笔画向外呈放射状，如“长”“张”“震”等字，显得十分舒展。

《晖福寺碑》章法总体感觉比较平稳，细观之又有变化，由于带有明显的界格，所以其字距与行距非常分明，给人以工整之感。《张猛龙碑》章法总体十分疏朗，与其中宫收紧，笔画向外呈放射状的字形对比鲜明，这样舒展出来的笔画就有了较为宽松的空间，虽不像《晖福寺碑》那样有界格，但还是整体横有行竖有列，字距小，行距宽，整体浑然天成。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平城阶段”的《晖福寺碑》仍然用篆书题额，而“洛阳阶段”的《张猛龙碑》则是用楷书题额，这种现象表明篆隶对“平城阶段”的书体包括楷书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随着“平城阶段”过渡到“洛阳阶段”魏碑楷书逐渐走向成熟，这种影响力便渐行渐远了。

（四）《晖福寺碑》与《张猛龙碑》对后世各自的影响

《晖福寺碑》《张猛龙碑》，两件作品均为该时代的代表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晖福寺碑》可以说在魏碑书法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早期北碑的质朴豪放，下启“洛阳时期”魏碑的坚实俊秀。《张猛龙碑》则为楷书的发展成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唐代初期的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等无不受到它的影响，将唐楷发挥到极致。直到清代阮元提出“南北书派论”，将秀丽妍美的“二王”书风归为南派帖学，将古朴雄厚的北碑归为北派碑学，之后康有为在其著作《广艺舟双楫》中又将《张猛龙碑》列为精品上，极力推崇。从此《张猛龙碑》为历代书家所喜爱，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经典楷范。

四 平城阶段到洛阳阶段魏碑书法变化的原因

“平城阶段”的魏碑风格之所以表现出质朴豪放的特点，这与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北朝少数民族性格朴质豪放，崇尚习武，孝文帝迁都后与汉族融合的加强都深深影响了魏碑书法的发展。除此，“平城阶段”的魏碑与“十六国”时期的书法是有联系的，尤其与当时凉州书法关系紧密。北凉地区书法大体特点是：字形上宽下窄，体势扁方，许多字当中的主笔如横画、竖画、撇画、捺画都很舒展，体势开张，生动活泼有跳跃感。有种点画峻厚、章法茂密，形成峻拔的独特风格。凉州临近西域，“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7]3032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凉以后，移居三万余家凉州百姓到京师，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是擅长造像和刻石的工匠和高僧。另外，平城时期的书家大多是擅长魏晋以来钟卫的书风，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陈留江氏，他们基本上都擅长古文、篆、隶书。因此“平城阶段”的楷书平稳，古拙为主，是处于楷书的“过渡阶段”。

“洛阳阶段”楷书一方面延续了“平城阶段”楷书的风格，另一方面又融合了南朝书法的元素。这主要体现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一系列的汉化政策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整个社会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极大尊崇，效仿南朝衣冠之风盛行。南北双方虽政权对峙，但期间经济文化也得到不断交流，北朝也开始效仿南朝书风。如南朝善书者北迁，王褒、庾信、颜之推等都是著名的文士，且在书法上颇有盛名，他们出使北朝最后滞留北方，其书法必然影响北朝的书风。除此，南朝士人北迁时将书迹带到北方，对北朝石刻也有很大的影响。如在北魏晚期，南朝的《小学篇》传入北朝，北方贵族子弟都在学习《小学篇》。因其是字书，且书风为“二王”之法，这使北朝书风愈加新妍，使“洛阳阶段”的楷书进一步走向成熟。在南北朝战乱中，书法交流与融合往往是借助书迹的流通来完成的，这样的流通更为直接地促进了书法的交流和融合。

魏碑书体的发展，从“平城阶段”到“洛阳阶段”是书法逐渐摆脱隶书笔意向楷书发展的重要过程。洛阳阶段的魏碑承接了平城阶段的魏碑，这两个时期的书法发展，从书体和书风形成来看是源与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