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宝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4)

汉末孙策于江东创立基业之时，曾与汉廷任命的扬州牧刘繇、会稽太守王朗等地方长官进行了交战，并获得了胜利。对此，《后出师表》中有一段评论：“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1]922关于《后出师表》的真伪问题，学界存在争议[2]，但无论此表作者为谁，无疑反映了魏晋时人对刘繇、王朗等人在孙策平定江东这一事件中的一种历史定位，即刘繇、王朗等人均为坐谈之客，不懂得把握战争的时机，使得孙策坐大。然而，揆诸史料，将会发现，刘繇、王朗等人作为汉廷任命的官员，其战略决策看似迂腐迁延，但背后实则暗含着身处长安的献帝朝廷的政策倾向，当时江东政局的诸多问题可以立足于这一背景下予以解释。

对于刘繇、王朗治理江东，前人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试举几例。田余庆在讨论孙吴政权建国道路时，曾揭示出孙策渡江时“袁扬州”(袁术)和“刘扬州”(刘繇)的对立局面[3]263-270。王永平认为刘繇等人为代表儒家大族利益的军阀，与代表寒门庶族利益的孙策存在着本质冲突[4]1-6。林昌丈曾对东汉中后期直至孙吴时期扬州的社会阶层进行研究[5]1-22，其中亦涉及到相关内容。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学者在讨论孙策创业时，提到了有关于刘繇、王朗的内容。总的来说，尽管前人对此已经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研究，但主要着眼于孙吴建国的角度去分析，对于刘繇、王朗等所代表的献帝朝廷方的动向则措意不多，因此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如有不尽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刘繇、王朗治理江东始末

刘繇，字正礼，东莱牟平人，《三国志》有传，齐悼惠王刘肥之后，系汉室宗亲。刘繇被任命为扬州刺史的时间本传不载，只称“避乱淮浦，诏书以为扬州刺史”[1]1184。《资治通鉴》系于兴平元年(194年)[6]1958，是因之于《后汉书·献帝纪》中“是岁，杨(扬)州刺史刘繇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繇军败绩，孙策遂据江东”[7]377这一记载。但据此只能知刘繇在兴平元年时为扬州刺史，实不能推定刘繇在兴平元年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据李万生的考证，刘繇担任扬州刺史可能自初平四年(193年)开始，并将之作为李傕控制下的献帝朝廷制衡袁术的措施之一[8]。刘繇的任期究竟开始于初平四年还是兴平元年，难以给出确切的结论，但将刘繇担任扬州刺史这一任命置于献帝朝廷制衡袁术这一大的政治背景下去看待，是颇为精准的，在后文还将对此展开详细的论述。

刘繇于初平、兴平之际来到扬州，但当时扬州的治所寿春已为袁术所盘踞，吴景、孙贲便将刘繇迎置于曲阿。后来，刘繇因吴景、孙贲均为袁术的部下，将二人赶走，与袁术展开战争，经过了一年多也未结束。直至袁术派遣孙策东渡，攻占曲阿，刘繇逃至豫章。具体时间《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诸书所载不一，《资治通鉴考异》经过考证后定于兴平二年[6]1971，是可信的。刘繇逃奔豫章后，与诸葛玄、笮融等进行了战争，在攻杀笮融后不久病逝，死后其余众由豫章太守华歆统领。刘繇去世的具体时间，史书不载，《资治通鉴》系于建安三年(198年)孙策与太史慈定策讨华歆处，显然是出于叙事方便的考虑。据《献帝春秋》记载：“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诸葛)玄，送首诣繇。”[1]911梁满仓[9]、李万生[8]均重视此条史料的价值，并据此作出了诸葛玄死于西城的判断。如果我们相信这条史料的记载，那么刘繇之死不会早于建安二年正月，且孙策讨平华歆在建安四年，华歆在刘繇死后数月方对其余众进行了收编[1]402，又历时数月为盟友刘勋征米[1]1108，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则刘繇之死最可能在建安二年，最晚也当在建安三年初。

王朗，字景兴，东海郯人，《三国志》有传。王朗曾为陶谦治中，为陶谦举荐、天子任命而担任会稽太守，时为初平四年，此时的长安朝廷为李傕等人所把持，而袁术已盘踞扬州，因而王朗担任会稽太守这一任命同样可以视作李傕控制下的长安朝廷制衡袁术、经略扬州的措施之一。王朗居郡四年，《朗家传》称其“惠爱在民”[1]407，《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王朗王肃家传》一卷[10]977，不著撰者，当即此书。逯耀东曾对别传进行研究[11]71-97，指出别传往往基于血缘或姻戚关系而互相立传，因此别传中常会存在溢美之处[注]《后汉书·袁忠传》载“忠弃官客会稽上虞。一见太守王朗徒从整饰，心嫌之，遂称病自绝。”王朗奢侈的作风对其“惠爱在民”的形象便有可能构成损害。见《后汉书》卷四五《袁忠传》，第1526页。。但考虑到王朗此后在曹魏为官过程中确实于国计民生多有补益，以至陈寿将王朗与钟繇、华歆共同给出了“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1]422-423的评价，因而这里的记载应当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王朗治理会稽的政绩。建安元年夏，孙策兵向会稽，王朗战败，先逃奔东治，后归降孙策；建安三年，曹操表征王朗，王朗遂北上归曹。

刘繇、王朗治理江东始末大抵如上，总的来说，二人为献帝朝廷所任命，一方面用以制衡在江东日渐强盛的袁术势力，同时通过任命本身而代表献帝朝廷对扬州地区的控制力，意在表明献帝朝廷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政权，二人后均为孙策讨平。但仔细梳理相关史料，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刘繇为吴景、孙贲所迎置，寄居曲阿，然而吴景为袁术所署丹阳太守、孙策之舅，孙贲为袁术所署丹阳都尉、孙策之兄，刘繇既为汉廷任命以制衡袁术，又畏避袁术权势，不敢前往寿春，双方应当势同水火，那为何刘繇会在这两人的迎置下来到曲阿，后来又将迎置自己的这两人赶走，双方在刘繇渡江之初为何产生了这短暂的和平共处关系？这便是下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两个扬州并立局面考

前引《后出师表》文称刘繇、王朗“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1]922。王朗身处会稽，距离与袁术势力作战的前线稍远，此处暂且不论。观刘繇治理江东始末，实无数年不战之事，此处的“今岁不战，明年不征”，当指他为吴景、孙贲迎置于曲阿，直至他赶走吴景、孙贲，与袁术开战这段时间。《后出师表》的作者为了起到宣传北伐的作用，对这段史实进行了重构[注]《后出师表》自清代以来存在真伪之辨，有张俨伪造说、诸葛恪伪造说等，但无论此表的作者是诸葛亮、诸葛恪还是张俨，都存在宣传北伐的目的。。那么，正如上文所说，刘繇与袁术之间为何会达成一段短暂的和平共处期呢，这段和平共处期又为何破裂？

田余庆在《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一文中对此曾经做出了一番鞭辟入里的讨论：

刘繇东莱名士，他受命出牧扬州，本有代表汉廷制衡袁术之意。扬州治所寿春在袁术手中，刘繇避袁术而渡江东来，吴景、孙贲秉孙策意，迎刘繇置曲阿，刘繇遂得以曲阿为扬州治所而在江东立足。刘繇成为东汉朝廷打入江东的楔子，孙策则借助刘繇，改善自己在江东的政治形象；混乱世局中的这种特殊关系，形成了江西(江北)和江东(江南)两个扬州，即袁扬州和刘扬州并立的局面。孙策背靠袁术，又暂时结好刘繇，与两个扬州都保持联系，地位可进可退。他此时尚未显示东渡之意，也无东渡之力，不触犯两个扬州的任何一方。不过两个扬州的并立毕竟是暂时的现象，在世局瞬息变化的时刻，双方都难于长久维持。[3]264

这番分析阐明“袁扬州”与“刘扬州”的并立局面，并将这一局面同孙策渡江前的布局联系在一起，鞭辟入里。只是，讨论仅着眼于孙策方的布局，而对刘繇及其所代表的的东汉朝廷一方的动向却并未做出深入的分析。对于刘繇，田先生称“至于刘繇本人，本非封疆之才，在江东既无治乱安邦长策，又乏强大后盾。他以儒生外镇，只是汉朝风化所被、正朔所行的一种象征，别无其他作用”[3]265。又云：“他萍漂藻寄，浮水无根，虽然也有自存之谋，毕竞势危易荡，比益、荆二牧还是不如。”[3]265然而，东汉朝廷既以刘繇为扬州刺史制衡袁术，纵然刘繇只是一介儒生，既乏才干，又少根基，也不会全无作为，刘繇来到扬州，无论是刘繇自己，还是他背后的汉廷，都必然是要有一番筹划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置于当时献帝朝廷政策取向的大背景下去考察。

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等与中郎将吕布合谋诛杀权臣董卓。六月，董卓余党李傕、郭汜、樊稠等人攻陷长安，驱逐吕布，杀死王允、黄琬等人，把持朝政。同年八月，献帝下诏命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杖节和解关东[1]194，但当时朝政由李傕、郭汜等人所把持，所以这份诏书当出自李傕、郭汜等人的意志。王夫之对此曾有一个评论：

马日磾、赵岐之和解关东也，谁遣之？于时李傕、郭汜引兵向阙，种拂战死，天子步出宣平门，王允、宋翼、王弘骈死阙下，宫门之外皆仇敌也，而暇念及于袁、刘、公孙不辑于千里之外邪？故知非献帝遣之，傕、汜遣之也……而命之曰和解，则以和解毕事，曾不知有问及中朝者，二子将何辞以答也？故遣日磾、岐者，傕、汜也；奔走于诸将之间，靦颜以嚅嗫者，为傕、汜效也；为天下贱，不亦宜乎！[12]

王夫之主要是对马日磾、赵岐的气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认为二人安集关东，是李傕、郭汜的命令，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此事，《三国志·华歆传》[1]401、《三国志·孙策传》[1]1101作“安集关东”，《后汉书·孝献帝纪》作“慰抚天下”[7]373，《后汉纪》作“镇关东”[13]760，《资治通鉴》作“镇抚关东”[6]1940，大意均近，意为以献帝朝廷的威望安抚各方势力，尽力维持平衡以达成和平。唯《三国志·袁术传》表述略异：

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遣太傅马日磾因循行拜授。[1]208

所谓“结术为援”，观李郭执政期间的作为，并非专意结交袁术，更不能理解为军事同盟，而是与和解关东军阀意思相近。这一表述既含有和解关东之意，同时又点明了另一重意思，即李傕并无同袁术势力为敌的打算。尽管献帝本人未必同意，但命令是以诏书的形式下发的，自然也就代表了献帝朝廷的政策取向，这无疑为我们解释刘繇渡江时与袁术势力达成的和平共处期提供了帮助。

李傕、郭汜等人作为凉州集团的代表人物通过军事手段进入长安，他们手中所倚靠的不过是所谓“凉州兵”的武力作为后盾[14]，其权力来源本身并不具备正当性。因此，李傕、郭汜等人虽然进京之初诛除了王允、黄琬等一批异己，但在局面初步稳定之后，他们若想实现长期的统治，而不是重蹈董卓、王允覆辙，一方面要起用大批公卿旧臣，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天子的旗帜去和解军阀，尽力获得各路军阀的支持。

尽管李傕、郭汜在入主长安后不过数年便爆发了内讧，最终走向灭亡。但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还是在这两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的。

在选用旧臣方面，李傕、郭汜秉政期间，赵谦、周忠、杨彪、赵温、淳于嘉、朱儁等旧臣继续得到任用，但在位时间多数不长，官员更迭较为频繁，这反映出李傕、郭汜等凉州集团的领袖人物虽然有意同士人群体缓和关系[注]刘繇以宗室身份出牧扬州，其皇族的身份本身便是代表东汉朝廷的象征，我们不难推测，李傕、郭汜等人做出这样的人事任命，很可能采纳了心向汉室的大臣的建议。，但双方在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利益关系等诸多方面都存在长期以来的冲突，官员改用的频繁恰表明此时的权力结构并不稳定。

对本文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李傕、郭汜等人在谋求地方军阀支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这里试举几例：

《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

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瓒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青、冀。瓒乃诬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胁训斩虞于蓟市。[7]2357

此事据《后汉书·献帝纪》在初平四年，正为李傕、郭汜秉政期间。公孙瓒、刘虞长期不和，以至相互攻伐，长安的献帝朝廷派遣段训为使者居中斡旋，可惜并未成功。《后汉书》卷七四《袁绍传》：

三年，瓒又遣兵至龙凑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四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瓒因此以书譬绍曰：“赵太仆以周、邵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争相危害，遇世祖解纷，遂同舆并出。衅难既释，时人美之。自惟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斯好，此诚将军之眷，而瓒之愿也。”绍于是引军南还。[7]2380-2381

使公孙瓒、袁绍罢兵，正是赵岐和解关东军阀的过程之一。《三国志》卷六《刘表传》：

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1]211

《后汉纪》卷二七《孝献皇帝纪》初平四年：

徐州刺史陶谦遣使奉贡，以谦为徐州牧。[13]764

刘表、陶谦等人只要做出姿态表示支持长安朝廷的统治，李傕、郭汜均不与之为敌。“欲连表为援”语也可与“结术为援”语相参。《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

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1]391

此事《三国志》卷一四《董昭传》作：

昭为太祖作书与长安诸将李傕、郭汜等，各随轻重致殷勤。[1]437

在钟繇、董昭等人的协助下，李傕、郭汜与曹操这种坚定反对董卓者也达成了和解。至于所谓“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据以上所引材料可知，并不符合初平四年、兴平元年时的实情。

就连明确起兵反对李傕、郭汜统治的马腾、韩遂在战败后也获得了赦免。《后汉纪》卷二七《孝献皇帝纪》兴平元年：

庚申，赦腾。夏四月，以马腾为安狄将军，遂为安羌将军。[13]774

综上所述，李傕、郭汜并无与地方军阀为敌之心，他们以凉州集团领袖的身份入主长安，于内同士人群体存在冲突，于外同地方军阀又有旧恨，本身的处境便比较艰难。而有董卓这个前车之鉴存在，他们是不敢、也不愿同地方军阀贸然掀起战争的，和解群雄便成为了李傕、郭汜秉政时代对地方政策的主旋律。诚然，前文称刘繇出牧扬州的目的之一是制衡袁术，但制衡的同时并不排除同袁术达成和解的可能，长安朝廷令刘繇、王朗等人为扬州的地方官吏，一方面使王化被及扬土，遏制袁术割据东南的野心，刘繇、王朗既为汉廷任命，权力来源具有正当性，这恰与袁术权力来源的不正当性形成对比，借此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试图与袁术达成和解，双方各退一步，共同拱卫身处长安的汉廷，使局势得以保持稳定，这或许是长安朝廷政策规划中的最佳情况。

刘繇于初平、兴平之际以宗室身份受汉廷委派出牧扬州，本身便是李傕、郭汜经略东南的一环，对于汉廷的这种政策取向，刘繇、袁术、孙策等作为躬身入局之人，都不会无所察觉。因此，当刘繇来到扬州时，尽管州治寿春已为袁术占领，吴景、孙贲还是将刘繇迎置于曲阿，刘繇当时既无实力、也无必要因州治寿春为袁术占领便与袁术大动干戈，双方便因此而达成了两个扬州并立的局面，前文所提出的双方实现和平共处的原因便可于此寻求解释。同时，吴景、孙贲虽为孙策亲属，但均为袁术所署用，且当时孙策本人尚寄人篱下，依附袁术为生，其父旧部为袁术所掌握，吴景、孙贲迎置刘繇的决定应当是经过了袁术首肯的。就这样，在袁术方、刘繇方以及李郭把持下的长安朝廷的博弈下，在扬州之地呈现出了“袁扬州”和“刘扬州”并立的政治平衡，这种局面虽然看似奇特，且十分脆弱，但毕竟是达成了。

那么，这种平衡为何又会被打破，双方继而爆发了战争呢？这是具体形势的发展所导致的。《三国志》卷四九《刘繇传》载：

术图为僭逆，攻没诸郡县。繇遣樊能、张英屯江边以拒之。以景、贲术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术乃自置扬州刺史，与景、贲并力攻英、能等，岁余不下。汉命加繇为牧，振武将军，众数万人，孙策东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遂溯江南保豫章，驻彭泽。[1]1184

孙策东渡在兴平二年，此前已经战争已经“岁余不下”，则袁术与刘繇之间战争爆发的时间在兴平元年，双方的和平局面仅维持了数月。众所周知，袁术一直怀有代汉自立的野心，只是受制于形势而迟迟未发[15][16]3-14。《吴书》记载，初平二年，袁绍图谋拥立刘虞，袁术便已“观汉室衰陵，阴怀异志”，不过这种叙述可能是史家为了塑造袁术的形象而进行的“倒放电影”式的叙述[注]语出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3-5页。，未必可信。但是有比较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袁术对扬州的谋划在此前就有了。《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载：

公业脱身自武关走，东归袁术。术上以为杨(扬)州刺史。未至官，道卒，年四十一。[7]2260

初平三年，扬州刺史陈温死后，袁术击破新任扬州刺史袁遗，改用陈瑀为扬州刺史。不久，袁术败奔扬州，陈瑀不纳袁术，被袁术击破，袁术遂自领扬州刺史，继续着自己的谋划。

初平四年末至兴平元年初，曹操与陶谦在徐州展开激战，吕布、张邈等又在兖州起事与曹操交战，均无暇顾及扬州事宜，坐拥荆州的刘表向来“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1]212，对袁术不构成威胁，外部形势对袁术实现自己的野心极为有利。而从袁术集团自身的表现看来，袁术的不臣之心确实日渐高涨，仅就奉命和解关东的使者马日磾在寿春的遭遇便可见一斑。《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献帝春秋》记载：

术从日磾借节观之，因夺不还，备军中千馀人，使促辟之。日磾谓术曰：“卿家先世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谓公府掾可劫得乎！”从术求去，而术留之不遣；既以失节屈辱，忧恚而死。[1]208-209

马日磾在袁术军遭到拘留，以至忧愤而死，时恰在兴平元年，作为李傕、郭汜派出联合袁术的使者，却遭到如此对待，不难想象袁术与汉廷的关系此时已经恶化到了何等地步。马日磾并非甫至寿春便遭到拘留、忧愤而死，而是在寿春停留了很长时日，这从数年后马日磾丧至许昌后孔融的奏议可以看出。《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载：

及丧还，朝廷议欲加礼。融乃独议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节之使，衔命直指，宁辑东夏，而曲媚奸臣，为所牵率，章表署用，辄使首名，附下罔上，奸以事君。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宜僚临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又袁术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随从，周旋历岁。《汉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皆应知情。春秋鲁叔孙得臣卒，以不发扬襄仲之罪，贬不书日。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礼。”[7]2265

从“日磾随从，周旋历岁”可见马日磾在寿春时间之长，从“章表署用，辄使首名”可见袁术代汉之心日益高涨。同时，这份奏议还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以马日磾首名的若干份章表已上达汉廷，长安朝廷对于扬州形势的发展应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当时专政的李傕、郭汜诸人应当能够知道，他们和解关东军阀的计划至少在袁术处几近于完全失败了。此外，兴平元年，孔融身为北海太守[注]据《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在北海郡六年，建安元年遭袁绍子袁谭所攻，逃离北海，则兴平元年时孔融正在北海。，不在长安，但细玩整篇奏议的语气，不难发现，他知晓马日磾“宁辑东夏”的政治任务，对于袁术的僭逆之心也有着“非一朝一夕”的判断。远在北海、长安的孔融、李傕、郭汜等人尚能察觉形势的变化，那么近在曲阿的刘繇对于风向的转变恐怕不会无所察觉，刘繇应该能够预料到，两个扬州并立的局面行将结束了。等到袁术真正派遣孙策攻打庐江等地，刘繇驱逐吴景、孙贲，同袁术开战，一切顺理成章，长安朝廷和解袁术的计划正式宣告破产，只剩凭借武力解决扬州问题这一种方式了。

刘繇战败逃到豫章后，最终死在了豫章，是时战事未平，刘繇的丧礼想必也未得到认真的操办。数年后，孙策伐江夏黄祖还，经过豫章，为刘繇收葬，当时，王朗特地修书一封致予孙策，文中有“刘正礼昔初临州，未能自达，实赖尊门为之先后”；“后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剌。更以同盟，还为雠敌，原其本心，实非所乐”之语[1]1185，王朗身为当时之人，看的十分明白，刘繇渡江之初同孙氏是有着“同盟”关系的，后来因为形势的演变，最终只能分道扬镳。刘繇之子刘基，受到孙权信任，在孙吴位至光禄勋，孙权之所以会对刘基做出信任的姿态，与当年的“同盟”关系应当是密切相关的。

三、献帝朝廷经略扬州的其他努力

刘繇对袁术的和平共处阶段，上文已经进行了考证，至于王朗，他于初平四年至会稽郡，至建安元年为孙策所平，在这四年的时间里，仅就史料而言，似未明确记载王朗同袁术之间发生过什么战争。的确，王朗身处会稽，距离和袁术交战的前线较远，并无同袁术交战的必要。然而，王朗治理会稽在军事上绝非只知“论安言计”而无所作为，这里有几条史料可以为证：

《后汉纪》卷二七《孝献皇帝纪》初平四年载：

扬州刺史刘繇败绩，将奔会稽，许邵曰：“会稽富实，策之所贪，且穷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连豫壤，西接荆州。若收合吏民，遗贡献焉，与曹兖州相闻，虽有袁公路隔在其间，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济。”繇从之。[13]770

《后汉纪》系之于初平四年，时间上显然有误，《三国志》卷四九《刘繇传》亦注引袁宏《汉纪》此段记载，文字基本相同。许邵，即主持月旦评的名士许劭，避乱江东，依附刘繇，后随刘繇至豫章，最终卒于豫章。他所说的“会稽富实”，表明了会稽郡的物资储备丰厚。《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吴历》：

翻谓歆曰：“窃闻明府与王府君齐名中州，海内所宗，虽在东垂，常怀瞻仰。”歆答曰：“孤不如王会稽。”翻复问：“不审豫章精兵，何如会稽？”对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会稽，谦光之谭耳；精兵不如会稽，实如尊教。”因述孙策才略殊异，用兵之奇，歆乃答云“当去”。[1]1319

同传注引《江表传》：

翻即奉命辞行，径到郡，请被褠葛巾与歆相见，谓歆曰：“君自料名声之在海内，孰与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资粮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与鄙郡？”又曰：“不如也。”[1]1318

由此可知，会稽郡不仅钱粮丰厚，且兵力充沛、器仗精良，胜过豫章，刘繇在兵败之时能够想到逃奔会稽，恐怕不仅是因为他和王朗的交情，更重要的是他相信会稽郡的军资有希望和孙策一战。王朗能够有如此的成果，当与周昕有关，周昕是会稽人，曾任丹阳太守，遭袁术攻击而逃回会稽，依附于王朗，随王朗与孙策交战，战死。丹阳在当时号为“精兵之地”[1]1103，曹操、刘备、孙策都曾获益于丹阳兵[17]，周昕在丹阳太守任上多年，虽然已经离职，但凭借其经营的关系网络为王朗募兵想必不难，这应当是会稽郡兵精粮足的原因之一。

因此，虽然没有明确史料能表明王朗曾发兵支持过刘繇、与袁术进行正面交锋，但是王朗四年会稽太守任内绝非只知“论安言计”，他于初平四年受陶谦举荐、汉廷任命而远赴海隅成为会稽太守，同样可视为李傕、郭汜控制下的长安朝廷加强对扬州控制的一环，这一任命的目的之一便在于将汉廷的势力深入扬州，防止袁术在扬州割据坐大。而王朗至郡后也颇为尽职，积极整备军资，使得会稽的军资较为充备，虽然面对孙策大兵压境之时依然不能抵挡，但王朗治理会稽期间并非是只知“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的。

除刘繇、王朗外，至少还有华歆、许贡两人，可视作是李傕、郭汜控制下的长安朝廷为了经略扬州所做出的人事安排，一并附列于下，并稍作讨论。

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三国志》卷一三有传。董卓之乱，华歆避乱奔袁术，但因袁术有不臣之心，便不愿为袁术效力。马日磾和解关东，辟华歆为掾属，诏拜豫章太守，华歆既因被马日磾所辟而诏拜豫章太守，故也可视作长安朝廷加强对扬州控制的措施之一。刘繇死后，其余众由华歆统领，但华歆似乎并无太大作为，《三国志》卷四九《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记载：

慈见策曰：“华子鱼良德也，然非筹略才，无他方规，自守而已。又丹杨僮芝自擅庐陵，诈言被诏书为太守。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所遣长吏，言‘我以别立郡，须汉遣真太守来，当迎之耳’。子鱼不但不能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昬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於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睹视之而已。”[1]1190

华歆对豫章的控制力并不强，建安四年，孙策攻豫章，华歆未做什么抵抗，便倒戈卸甲、投降孙策，后北上归于曹操。

许贡，孙策渡江时任吴郡太守。其始任此职的时间，不得而知，但据《三国志》卷三八《许靖传》：

(孔)伷卒，依扬州刺史陈祎。祎死，吴郡都尉许贡、会稽太守王朗素与靖有旧，故往保焉。[1]963

则陈祎死后，许贡尚为吴郡都尉，从正常的仕宦路径来看，其升任吴郡太守当在此之后。陈祎，据《资治通鉴考异》，与陈温实为一人，卒于初平三年[6]1942，其说可参。则许贡升任吴郡太守的任命亦出于李傕、郭汜控制下的长安朝廷。许贡后归服孙策，但暗中与掌握许昌朝廷的曹操通信谋制孙策，事泄被杀。

综上所述，李傕、郭汜专政期间，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试图在扬州植入拥汉的势力。这些政策从当时的具体形势来看，直接目的是制衡袁术，但更为深层次的意图在于通过任命地方官员将扬州牢牢地掌控在汉廷的控制之下，巩固中央集权。不过从事后来看，这些人事安排最终都为孙策所驱除，成为了孙吴建国道路上的奠基石。

最后，还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赵岐、马日磾出使关东，刘繇、王朗等人任职于地方，均是经过了李傕、郭汜等人的同意，但这些人实则是以汉室的拥护者自居，长安朝廷的实际权力归于何人，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认识。正如《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载：

会帝当还洛阳，先遣卫将军董承修理宫室。岐谓承曰：“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阯，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岐虽迫大命，犹志报国家，欲自乘牛车，南说刘表，可使其身自将兵来卫朝廷，与将军并心同力，共奖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粮。岐至，刘表即遣兵诣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7]2124

《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建安元年，作“太仆赵岐为承说刘表，使遣兵诣雒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6]1979。赵岐所发挥的正是此前安集关东军阀的作用，此时，献帝已经摆脱了李傕、郭汜的控制，而赵岐依旧为汉廷奔走于群雄之间，足以说明尽管赵岐受李傕、郭汜之命和解群雄，但在他心中，自己真正效力的是汉室。以当时的局势，和解关东军阀对于献帝也是有利的。

田余庆以孙策攻庐江事为标志，认为此事代表着袁术与刘繇两方的彻底决裂，确系良论[3]。然而，此事与袁术同长安朝廷间的关系实是密不可分。刘繇初临扬州，与袁术之间形成了短暂的和平共处的局面，这应当便是《后出师表》中“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书写的基础，而这种和平共处的局面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当时李傕、郭汜控制下的长安献帝朝廷奉行和解关东军阀的政策，刘繇身为汉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势当遵循这一基本的政策取向。同样，王朗、华歆、许贡等人对所在郡的治理，也应放置于献帝朝廷政策的大背景下予以探讨。

2世纪末的这段历史，是为人所熟知的，或许也正是因为对这一时期的熟悉，反而容易造成对某些历史现象的遮蔽。刘繇、王朗对江东的治理，历来被人认为无所作为，聚光灯常常被投射在开创了孙吴基业的孙策身上。李傕、郭汜在长安专政期间，也往往被冠以“李郭之乱”的形容而一笔带过，李傕、郭汜专政期间的政绩却遭到忽视。诚然，刘繇、王朗以一介文士出镇江表，在孙策的兵锋之下似无还手之力；李傕、郭汜执政后期内讧不断，使得关中陷入混乱，而献帝又长期受制于权臣，更显得无足称道。然而，正如徐冲对《献帝起居注》研究后所发现的那样，看似权力虚弱的献帝朝廷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制度建设，这种制度建设作为重塑新型皇帝权力结构这一时代巨流的一部分，是“汉魏革命”的一环[18]。同样，对于李郭专政期间的长安朝廷、刘繇王朗治理下的扬州，也有必要祛除脸谱化的印象，予以更细致的解释，本文所进行的，正是这方面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