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堂华，罗 柱

（长沙师范学院a.徐特立研究中心b.党委组织部，湖南 长沙 410100）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著名的中共延安五老之一，毛泽东最尊敬的老师，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威望。1937 年徐特立60 大寿时，毛泽东在祝寿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1]21947 年徐特立70 大寿，中共五大书记题词祝贺，其中朱德称其为“当今一圣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所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这是一种“至善”“至美”的人格追求。孔子被称为圣人，他一生追求仁、礼，渴望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但终其一生也未能遂愿，以致晚年感叹：“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清末民初的大学者辜鸿铭说，孔子的全部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关于“君子”，孔子从众多角度做过阐述。由此看来，“圣人”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在现实世界中或许并不存在，以致被公认为“圣人”的孔子都感叹“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退而求其次，认为“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无论评价标准如何，被称为“当今一圣人”的徐特立，称得上是一位思想人格上颇为典型的真“君子”。本文尝试通过徐特立一生的言行，探析徐特立的君子人格。

一、“义以为上”，特立独行

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那么，什么是“义”呢?孔子没有明说。《中庸》曰：“义者，宜也。”韩愈也曾说：“行而宜之之为义”（《原道》）。也就是说，“义”所考究的是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是不计后果的正义性，是当下意义的无条件的“应当”。君子做事的基本价值尺度就是“义”，就是只问行为本身正当与否，不去考虑过多的其他因素，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徐特立的一生，正是“义以为上”、特立独行的一生。这从他制定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一事可见一斑。18 岁时，徐特立决定“教书兼习科举业”，既求生计，也求前途，但20 岁时遇到一个难题：无书可读。家里原本无甚藏书，借又不易借到，买又买不起，一部《十三经注疏》要15 串钱，一部《庄子》也要300 文钱，而他第一年教蒙馆所得俸金才不过3串钱，尽管后来逐渐增加到20 串钱，仍是杯水车薪。面对这种情况，徐特立经过反复考虑，下决心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 串钱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祖母留给他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下决心用十年的时间，哪怕破产也要把书读通。弱冠之年的徐特立做出的这一决定，显现出不同于一般人的魄力与勇气。

28 岁时，徐特立将自己的名字由“懋恂”改为“特立”，源于他去岳州（今岳阳）参加科举考试，初试名列3000 名考生的第十九位，但交不起复试费又不愿接受富家子弟的资助，担心受恩多则立朝难，受私恩就不能秉公理，最后断然放弃复试，卷起行李踏上归途，并口占七绝一首以言志：“丈夫落魄纵无聊，壮志依然抑九霄；非同泽柳新稊弱，偶受春风即折腰。”[2]12为了表示自己卓然独立、不同流俗、出污泥而不染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懋恂”改为“特立”，立志走出一条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的不同寻常的救国救民之路。

此后的人生道路上，徐特立做出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举动：43 岁为了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3]17，远赴欧洲勤工俭学，当一名“扶拐棍的老学生”[3]586；50 岁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刻，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58 岁参加长征，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长者；72 岁制定二十年学习工作计划，一心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奉献心力。1937 年，朱德在祝贺徐特立60 大寿的贺信中，直呼“你是一个老怪物”[1]4，一个“怪”字，点出了徐特立勇于特立独行的品性。对此，李维汉做了更明确的解说：“他从信奉康梁转而信奉孙中山，从君主立宪转到拥护共和；从相信无政府主义，搞教育救国，转而赞成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左派；最后，在革命斗争实践的教育下，在党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终于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终于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徐老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的转变，我认为是因为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实事求是地考察社会，能够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旧思想，虚心学习和勇于接受新思想，一刻也不停顿地跟随历史的步伐前进！”[1]83“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这正是大义之所在，是一切可称为人之君子者的共同特征。

二、胸怀天下，勇于担当

所谓君子，一定是心怀天下、胸有宏阔之志向的人，这种宏阔之志要求一个人不能太计较眼前的生活，而应勇于承担国家民族之大事。孔子曾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论语·宪问》），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自己过的日子怎么样，这种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呢？徐特立毫无疑问是一位胸怀天下、勇于担当的君子。

（一）年轻时不愿过乡村的安稳生活，一心走教育救国之路

1905 年，徐特立参加科举考试后，名声不胫而走，各处学堂争相聘用，许多学生慕名求教。他教蒙馆的年薪在短时间内串升到60 串，除维持妻室儿女的温饱外，还略有余裕。徐特立完全可以安稳地过着不愁温饱的乡村塾师生活。然而，他却并不安于做一介乡村塾师，更不迷恋于个人的温饱生活。他认为：“除养家而外还有余力的人，其余力之来源，必然是得到社会的帮助，应该还之于社会。”[2]15徐特立决心离开长沙县五美老家，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进行新的学习，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考入同盟会会员周震鳞设在长沙城里的宁乡驻省中学师范速成班，在这里接受新式教育，学习自然科学、教育学以及西洋史、东洋史等课程，并且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一心想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学习四个月后结业，徐特立马上联合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离长沙城15 公里的梨镇创办了一所专门招收农民子弟的梨江高等小学堂，致力于发展农村的新式教育。后来又先后任教于周氏女塾（后改名周南女子中学）、修业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长郡中学等名校，还曾创办湖南第一所县办中师——长沙县立师范，希望通过教育改革人心，救国救民。

（二）顺应时局，在教育救国之路失败后毅然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

1924 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在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何叔衡的建议下，徐特立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以图“一起来促进国民革命”[2]82。1926 年12 月，他会见了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并于次年春回家乡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惊喜不已，他开始认识到“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教育救国是我三十年来的一种幻想”[3]604，于是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加入大革命的洪流。1927 年3 月，他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还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委员、工农部部长，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徐特立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对此，陆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一文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给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定地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1]5

三、终日乾乾，自强不息

《周易》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自强不息、不懈努力，是君子的必备品质。徐特立出生后，祖父为他取的名字是“懋恂”，“懋”是勤勉之意，“恂”是诚信的意思，勉励孙子一生勤勉笃实、自强不息。尽管徐特立后来更名“特立”，但他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他的一生是勤勉的一生，是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一生。

徐特立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年少时只读过六年私塾。在为谋生计而不得不辍学之后，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勤苦自学。白天在蒙馆教学生读书，晚上跑到七八里外的一处经馆去请教先生，这样坚持了两年之久。有一段时间，他对于八股文很感兴趣，竟然步行40 公里，到长沙城里去请陈云峰举人指点自己的八股习作。平时，他努力实践古人“学足三余”的读书方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读书。他回忆：“日中间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以后，每日只读两三点钟的书。平日走路，同晚上睡醒了天没有明的时候，就读书。口袋常带一本表解，我的代数、几何、三角，都是走路时看表解学的；心理学、论理学，都是选出中间的术语，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中熟读的。……我学《说文》，不晓得写篆字，晚上睡不着及走路时用手指在手掌中写来写去。”[3]55120 岁那年，他苦于找不到想读的书，竟然制定“十年破产读书计划”，逐年变卖田产用来买书。凭着这种决心、勇气和毅力，徐特立靠自学精通了古文、历史、地理和数学等多方面知识，为从事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徐特立不仅年少时勤奋求学，而且“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1919 年，徐特立年已42 岁，已是湖南很有声望的教育家，但为了求得新知识，他毅然远赴欧洲勤工俭学，成为一位“留法老学生”[3]16。在法期间，徐特立谢绝一切特别的待遇，坚持与年轻的同学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做工，甚至向比他小得多的同学学习法文。他说：“只要学生不嫌我老大，肯教我法文，我就算年老，也是一个进步的老人。”[3]17

1928 年，年已51 岁的徐特立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考察了解苏联的教育制度，直到1930 年12 月才回到中央苏区。1949 年10 月，新中国成立，时年72 岁的徐特立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二十年学习工作计划，一心多读书，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多做贡献。他经常到琉璃厂、西单商场等处的书店购书，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学习，研究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等。他虽然学识功底深厚，但仍然和从前一样虚怀若谷，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从头学起的精神。这种学习精神，使年高、德劭、望重的徐特立不固步自封，始终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正如朱德所说：“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得好快，你总是推着他前进。”[1]4

不仅自己勤奋不息，徐特立还将自己的人生信念寄予后人。他于1940 年将儿媳刘翠英收为干女，改名“徐乾”，并写了一篇短文详细解释“乾”的意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健也。终日乾乾，即终日健进不已；惕，警觉也。终日乾乾，至晚还加警惕，目若有凶厉可怕。注意如此集中，精神如此振奋，前途一定远大。”[2]133

四、胸怀坦荡，心口如一

孔子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真君子一定是胸怀坦荡、心口如一的。所谓胸怀，是“心中所怀”，是人对事物的宽容和承受力；坦荡，指胸襟开朗，心地纯洁；胸怀坦荡，就是敞开胸怀容载万物。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头能跑马。”胸怀坦荡是一种做人的雅量，是一种为官的气度。胸怀坦荡者，必然光明磊落，说话心口如一，办事知行如一，为人表里如一。这种人，如果担任领导职务，也会“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说的做的一个样”；这种人，光明磊落胸襟阔，心底无私天地宽。

徐特立的一生是胸怀坦荡、心口如一的。对此，毛泽东在1937 年祝贺徐特立60 大寿的贺信中，给了一个最好的评价：“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1]2

徐特立的这一品质，落实到工作中，就是我党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作风。他一生推崇实事求是，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工作、生活、学习、事业的指针和座右铭。他说：“实事求是，这是我的座右铭，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①

徐特立积极宣扬实事求是精神。1940 年7 月，他在《毛主席的实际精神》一文中，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作风通俗地概括为“实际精神”，高度赞扬。1942 年4 月，他在《解放日报》发表《再论我们怎样学习》，特别强调“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学风。1949 年10 月，《河北教育》创刊，他题词“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以为刊风，并撰文《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详加说明。1950 年11 月，他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题词“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希望以此做为校风。1953 年4 月，应《新观察》编辑部之约，他撰写《自以为是者的前途》，借以自励，并以之示人。1963 年3 月，他为上海青年题词三幅，其中一幅又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

徐特立不仅推崇、弘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工作中始终恪守这一原则，更为难得的是能运用于对待自己。尽管年高德劭，备受党内外尊重，可他对此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我是个老头子，还有吴（玉章）老、谢（觉哉）老我们三个老头子并不高明。”[4]264-265在一首诗中，他写道：“世有老少年，也有少年老。不落时代后，年老方可宝。”[5]157他还常说：“希望各位同志，把年老的同志不要特殊看待”[4]264，语气中充满真诚、恳切。

胸怀坦荡、心口如一、实事求是，这让一切了解徐特立的人（包括同志、朋友甚至敌人）都不能不佩服他、尊重他，受到他的影响和感染。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五、矜而不争，谦和忍耐

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作为君子，他内心可以是骄傲的、矜持的，但他表现得庄重谦和、处处忍让，不争强好胜；他在修养方面洁身自好，但他又是合群的；他虽然合群，但又决不结党营私。

虽然年龄大、资历老、备受尊崇，但徐特立为人谦逊低调。在中央苏区，徐特立作为副部长、代部长主持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33 年夏秋之交，临时中央从民国政府统治区迁入根据地后，“左”倾指导思想逐渐在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占据统治地位。一些同志主张实行“共产主义教育方针”，一度指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8 月，少共中央局甚至发起所谓的“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6]76。对此，“革命信念坚定、富于求实精神、个性坚强的徐特立，面对脱离实际、歪曲事实的种种无理指责”[7]48，为求团结，接受了少共中央局对苏区教育工作的种种指责和干预，没有与之争论，谦和忍耐，“默默地做他们认为应该做和能够做的实际工作”[7]47。

面对指责能够“矜而不争”，面对荣誉，徐特立同样“不争”。众所周知，徐特立是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最尊敬的老师之一，毛泽东曾对他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表现出特别的尊重。对此，徐特立不曾沾沾自喜，更不得意忘形。他总是说：“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只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是我的终身之师——是他带我这个老朽走上了革命道路。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1]33言辞恳切，谦逊低调。

长征路上，因为年纪最长，组织上为徐特立配备了马匹，但他却常常坚持步行，而将马匹让给受伤的士兵或托运物资。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为他配备了专车，可他却很少乘坐，经常步行外出，有时乘坐公共汽车。他常说：“少坐车，多走路，至少有三大好处：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同时又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8]8一席话让身边的同志深受教育。

建国后的一件小事也很能体现这一点。有一次，徐特立到北京医院去看病，候诊室人很多，都坐在长靠背椅上等着叫号。警卫员一看这么多人，有点急，想去跟医院的张主任打个招呼，以便先给徐老看病。谁知徐老坚决反对：“自己的时间宝贵，别人的时间就不值钱吗?我们要是不按次序看病，别人就要多等。无论做什么事，总要多替别人想一想，不能光图自己一个人的方便。再说，你去找张主任，咱们跟他熟，就特殊照顾，可以不按顺序看病。如果熟人都不遵守制度，他这儿的秩序还怎么维持呢?”[9]65

无论面对什么情况，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徐特立始终谦和宽容、矜而不争，始终把自己当作普通的一员，这确实是一种极其难得的君子本色。

纵观徐特立的一生，他的一言一行，时时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的品行与人格。这不仅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长期浸润与影响，更源于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与长期努力。这种人格追求，不仅是徐特立从偏僻的家乡一步步走出来、走向时代的醒目舞台直至走向成功的重要根源，同时也是徐特立在党内外享有极高威望、广受尊崇的重要原因所在。徐特立的君子人格，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简讯(内部资料)，2009(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