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敏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湖南 韶山 411301）

引言

1997 年1 月，“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在《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中提出实施。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高度重视全民阅读。2016年12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从2014 年起至2021 年止，全民阅读更是连续八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在国家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并进一步推进全民阅读工作。由此可见，推动全民阅读，共同建设书香社会已成为常态化、规范化的系统工程。全民阅读的宗旨是通过各种方式的阅读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全社会营造一种人人爱读书，人人读好书的文化氛围，但面对浩瀚如烟的出版物，我们究竟该怎么读，该读哪些，确实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和方法传授。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他的一生是与书相伴的一生，其得以伟大，得以智慧，得以雄伟韬略，与其读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知识渊博的学问家。他嗜书如命，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读书已成为他融入骨髓里的习惯和精神需求，“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是他的读书信条。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个人藏书达到近10 万册，一生所读的书更是无以计数，所阅读的书籍报刊不仅包括国学、马列著作、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甚至连自然科学中的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都有所涉足，可谓门类齐全，包罗万象。毛泽东始终认为“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1]233，在1957 年10 月2 日给秘书林克的信中提出要“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2]215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书不辍，与书籍形影不离、终身为伴，同时他勤于读书的一生也是不断向人推广读书、号召读书的一生。尤其是他担任北大图书馆助理馆员的工作经历，昭示了阅读推广和读书的重要性。

一、传播读书理念，强化读书意识

毛泽东爱书成痴，读书在他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一生中所读到的图书已经融入他的血脉，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在大家加给他的头衔中，毛泽东表示“只承认两个。一个是‘导师’，因为我年轻时是个教书的，再一个是‘书生’，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1]178。作为对教书育人这一职业情有独钟的爱书人，毛泽东把读书视为生命般重要。而曾担任过北大图书馆助理馆员的毛泽东，更是有着图书馆人进行阅读推广的职业本能。可以说，书既是他的终生密友，也是他进行宣传和思想教育的有力工具。

毛泽东认为，读书首先要培养兴趣，慢慢养成习惯。1957 年8 月，毛泽东在致秘书林克的信中说：“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2]196

革命年代，很多战士和干部都来自于贫困家庭，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甚至连字都不认识。毛泽东知道只有读书才能让红军干部和战士们切实提高文化素质，开阔眼界。在转战陕北期间，他对战士们谆谆善诱：“你们的文化低，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小说的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有生活，看小说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1]23

为了切实提高战士们的读书兴趣，1935 年12月，毛泽东在抗大的一次校务办公会议上建议：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3]127。正是毛泽东的不断鼓励和支持，红军战士读书的积极性高涨，很多都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学习，队伍素质不断提高。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他不断通过著作、会议、讲话等向全党全军，尤其是领导干部传递读书理念。毛泽东强调学习对于领导干部素质提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为“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4]177，“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4]179，“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5]533。《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学习运动“有普遍的意义和永久的意义”[4]176。为了增强党的各级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扩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巨大力量”[1]90，1938 年10 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建议“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5]533随后，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建党以来第一次深入持久的学习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发动至整风学习为止。

毛泽东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在他的著述中，就读书学习方面进行了很多阐述，形成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学习和时局》等名篇，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文章中也有专门阐述学习的章节。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实践对于当今的阅读推广工作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终身学习是切实提高国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迫切需要，因此，我们在进行阅读推广工作时，首要的就是让人们形成“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的读书意识，树立终身读书的理念，让读书成为一种受益终身的习惯。

二、以荐书为发端推广阅读

读书是开启民智、传播文化的有效方法，因此毛泽东一生中乐此不疲地向个人、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推荐图书，希望他们加强阅读，多读多想，增长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他通过私下推荐、公开推荐、书信推荐、开列书单等方式进行荐书活动，以他的影响力营造了个人和党内爱读书的浓厚氛围。

1916 年2 月29 日，还在一师读书的毛泽东致信萧子升，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七十七种书目，认为“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6]22

毛泽东经常赠书给同志、朋友、亲人，在其中发挥着老师的作用，通过赠书阅读以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1933 年秋天，毛泽东亲自选了列宁的《两个策略》送给彭德怀，并用铅笔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期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之后又送一本《“左派”幼稚病》，在书中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1]110。对毛泽东的赠书，彭德怀反复阅读，并因此养成了读书习惯，还规定身边的工作人员坚持学习，即使外出也要带书报。

毛泽东十分重视子女的学习，曾亲自挑选一批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的图书，于1939 年和1941 年两次寄书给在苏联求学的毛岸英和毛岸青。1941 年1 月31 日，他在给毛岸英和毛岸青的信中要他们“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7]8并附上一张书单，共列出了《精忠岳传》《子不语正续》《三国志》《何典》《官场现形记》《中国经济地理》《大众哲学》等哲学、经济、历史、文学各类书籍21 种60 册。在1946 年12 月26 日给毛岸英的信中，认为“坚持读文章计划，很有必要”[7]15。1947 年9 月12 日写信叮嘱毛岸英“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7]17。从毛泽东书信的字里行间对毛岸英的殷切期望和对其阅读的指导，无不体现他对子女进行阅读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列著作的阅读推广学习。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和党员干部都十分缺乏马列方面的理论知识，急需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书籍进行阅读，曾致信中央，说道：“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6]288。但是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在被国民党封锁的革命根据地，想要搜集到这类书籍困难重重。毛泽东为此多次致信委托在国统区的同志代为购书。1936 年10月22 日，毛泽东给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委托他们代为购书，电文道：“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8]80-81

1942 年11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时指出：“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9]1945 年5 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总结讲话中推荐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五本书，他认为“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10]4171949 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12 本马列著作作为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并在书的目录前加上“干部必读”四个字，指定干部学习。1963 年毛泽东亲自圈点出30 本马列著作要求高中级干部阅读，7 月11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分管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开会，布置学习马列著作的任务，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办法引起高中级干部读书。并提出，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200 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1]。

毛泽东推荐图书，尤其在向领导干部推荐图书时，经常与时局和形势密切相关，有着针对性的现实意义，可说是以荐书为发端，达到以书事政的目的。比如在建国后，迫在眉睫的是经济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缺乏理论和实践，因此毛泽东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有针对性地阅读了《哥达纲领批判》《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有关政治学论文十三篇》《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经济学著作，并着重学习研究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除了自己刻苦攻读，学以致用外，还多次建议领导干部对政治经济学著作进行研读。1958 年，在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的委员会所写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中，毛泽东推荐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并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2]499-500此外，他还在信中推荐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8 年11 月21 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建议“要看一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要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尚昆同志，教科书给每人发一本，大家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下。”[2]521在1958年12 月9 日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讲话中提出的十二个问题中，第五个问题就专门提出了“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要求各省组织学习研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让领导干部从书中学会思考、学会理政，毛泽东会反复向人推荐相关图书，如他认为三国时期的郭嘉多谋善断，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是一名“良臣”“奇佐”，希望领导干部向郭嘉学习，曾在1959 年多次向党内高级干部和身边人员推荐阅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1959 年3 月在郑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郭嘉传》可以看。”[2]617希望借郭嘉的故事告诫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向郭嘉学习，做到“当机立断”“抓住要点”[2]617；4 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推介《郭嘉传》，要求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5月28 日同英文秘书林克谈话时，毛泽东让林克读《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等书；7 月11 月同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希望他们阅读《郭嘉传》。

毛泽东所推荐的图书为大家指明了读书的方向和目标，他荐书不断、坚持不懈地阅读推广，使党和军队内也掀起了读书的热潮，提高了理论水平，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在如今的阅读推广工作中，针对不同人群的推荐书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一方面普及了文化科学知识，树立了读书的方向标，同时避免了读者选书的盲目性，节省了读者的选书时间。

三、创办书社及图书馆，勇担阅读推广职责

图书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担负着社会教育的职能，图书馆服务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阅读推广。

毛泽东一生所读的书很多都来自图书馆，无论是在湘乡县东山小学的藏书楼，还是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图书馆，他都充分利用时间，在其中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各类书籍。1912 年秋，他甚至还从湖南省高等中学退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度过了他自认为是学习生活中极有价值的半年时光。他全身心地投入书籍的海洋，“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12]在省立图书馆，他看到墙上所挂的《世界坤舆大地图》，明白了世界之大；第一次比较深入系统地阅读了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以及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代表作，眼界和思想开始迈出国门，走向世界，逐步成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尤其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馆员时期，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三本书让他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迅速成长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图书馆在他一生中所起的作用，曾是一名图书馆人的毛泽东历来重视利用文化书社、图书馆等机构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1920 年7 月毛泽东与易礼容等人着手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通过一系列宣传明确了毛泽东进行阅读推广的目的是推广新书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7 月31 日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指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6]61在文化书社的铅印传单《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中，毛泽东对书社的经营目的和方法再次进行了宣传和介绍，说道：“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到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地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8]728 月2 日，文化书社召开的成立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规定：“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6]61。11 月7 日—9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又连日刊登了具有广告性质的文章《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介绍了书社经售的书报杂志，对图书加以重点推荐，通告文化书社经售的《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及《新青年》等出版物212 种，进一步宣传了进步书刊以推广阅读。文化书社的宣传和推广取得丰硕成果，从1920 年9月正式营业到1927 年，在平江、浏阳、衡阳、宝庆等7 个县建立了分社，并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图书馆、书报社合作，承载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新书报刊迅速传入湖南，吸引了众多的进步青年前来阅读，为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湖南建团、建党打下了良好基础。

毛泽东一生中从图书馆受益良多，因此他既清楚图书馆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同时也善于利用图书馆进行阅读推广和文化传播。他在1921 年8 月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中设立图书馆，收集了当时的进步书籍报刊400 余种。这些书报对于开阔、活跃自修学员的思想发挥了很大作用。1922 年，毛泽东又在长沙都正街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在二楼的秘密阅览室中，藏有《西洋伦理学史》《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重要书籍，以及《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先驱》《赤光》《时事新报》等进步书刊，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湖南青年图书馆也成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基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毛泽东十分支持图书馆的建设。1931 年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主席后，立即与时任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协商，在叶坪村建立了中央图书馆，同时号召机关、团体、个人向图书馆赠送书报。他不仅多次捐赠自己的藏书，甚至将每月50 元的生活费节省下来，赞助鲁迅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延安女子大学图书馆等的建设。1942 年9 月绥德子洲图书馆成立后，毛泽东和朱德为图书馆亲笔题字。据当年延安的《解放日报》报道，绥德的群众高兴地敲锣打鼓，还抬着毛泽东和朱德的题字匾额，在城里游行庆祝。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对于增加群众和干部的读书兴趣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国家对文化事业日益重视，“全民阅读”更是从十八大以来连续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图书馆的扶植和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图书馆应把握发展良机，不忘初心，立足根本，不断加强阅读推广，在倡导全民阅读中创新方式方法，为建设和实现书香中国作出最大贡献。

四、推介阅读方法，提高读书效率

毛泽东爱读书，也善读书，他经常向大家传授自己的读书经验，期望大家都从中受益。

（一）读书贵在坚持

毛泽东认为，读书贵在坚持，只要坚持，就会读有所获、学有所成。他强调终身学习，认为“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4]178因此学习要有持续性。他相信只要坚持读书，就会学有所成。1945 年5 月3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总结讲话中建议，可以把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10]417-4181947 年12 月，他在延安米脂县杨家沟的会议上，鼓励道：“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掌握马列主义了吗？！”[8]82

在1959 年12 月30 日给女儿李讷的信中，毛泽东说：“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13]290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他与学习小组除星期天休息外，就是每天边读边议，少则5 页，多则19 页，历时3 个月才读完。毛泽东超群的读书量就来自于他的坚持不懈。

（二）粗读与精读相结合

毛泽东认为读书要反复读，粗读与精读相结合，“不能一目十行。……读书先是粗读，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是复读，重温一下重要章节，也叫精读。在这个基础上再写点读书笔记，问几个为什么，联系实际思考一下周围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3]127

（三）成立读书小组，抱团读书

毛泽东认为，读书“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14]“把从前有书只管自己读不给人家读的作风改正过来”“互相帮助学习，互相做先生，互相做学生，做同学”[4]185；学习“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4]179他“提倡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互相配合起来”[4]182，让大家“对学习既有自觉的热情又有健全的领导”[4]182。因此，要建立学习制度，并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4]180事实证明，全党组织学习的效果是显著的。

毛泽东不仅要求全党有组织地进行学习，自己也经常开展各种读书会，组织身边的同志进行学习研究活动。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在他的住处凤凰山，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采取每周讨论一次，边读边议的方式，着重研究了克劳塞维茨的战略论及其中有关集中兵力的问题。1960 年1 月17 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号召领导干部以组织读书小组的形式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13]309“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15]他身体力行，在1959 年12 月10 日到1960年2 月9 日，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等组成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三地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进行阅读和讨论，读完了该书。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如李富春在上海组织国务院各工业部长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刘少奇在海南岛崖县（今海南三亚）请来薛暮桥、王学文两位经济学家做老师，和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周恩来在广东从化与国务院各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等都组成读书小组，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阅读、研究和讨论。

毛泽东在读书中不断总结和优化自己的读书方法，并毫无保留地向大家传授他的读书经验，是读书界的翘楚。我们应该以此为榜样，创新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形式，培养国民对读书的爱好和坚持读书的信心；举办读书分享会等形式介绍好的读书方法和经验，提高阅读能力；举办读书周、读书月、读书会、读书打卡等丰富的读书形式激发读书兴趣，养成读书习惯，真正实现全民阅读、书香社会。

五、重视图书出版工作，扩大阅读层

毛泽东热心于图书出版工作，以推广图书的阅读面，如他要求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历史书籍整理和进行标点，以推广传统文化。为了更好地提高党和干部的文化素质，毛泽东一生编辑了多部图书进行推广。

1941 年毛泽东为了让党内干部深刻认识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将1928 年6 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41 年11 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一书，供高级干部学习。该书在党内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引起了广大党员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很多同志提出，研究党史干脆从一大开始，要求中央再编一本六大以前的党史资料书。因此，1942 年毛泽东着手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党的六大这一历史时期革命历程的重要文献进行编辑，汇集成《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一书。之后又在《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书的基础上选编汇成《两条路线》于1943 年10 月出版，成为党的高级干部进行路线学习的主要材料，在延安整风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三大党书，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主要历史文献，我党高级干部通过学习这些书籍，政治水平大大提高。

在1958 年3 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让与会人员多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会议空闲时间选编了《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和《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两册书，所选诗词是唐、宋、明朝28位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作品83 首。

除自己亲自编书，毛泽东还经常提出编书的建议。1959 年7 月2 日，毛泽东在庐山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的会议中，不但强调“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13]83，还建议编书，他说：“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13]83-84

毛泽东重视编书和图书出版工作，认为可以有效引导和带动大家读书学习。在阅读推广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今天，图书出版界也应有效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优势，出好书，推好书，持续不断地进行阅读推广活动，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推动者。

结语

毛泽东既是阅读的实践者，又是阅读的倡导者，以己之力让更多的人爱上读书并且善于读书。同样，习近平总书记也是一个乐于读书的典型，他博学多思，常在讲话中引经据典，树立了读书的榜样。他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加强读书学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学习型社会”；2019 年8 月21 日，在甘肃省兰州市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9 月9日，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要求图书馆“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正是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持续构建立体、全面、系统的阅读推广架构政策的支持下，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如今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笔者相信，随着阅读理念的深入人心，读书必将蔚然成风，成为一种自觉和习惯，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也将迅速提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