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聚餐和分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日前，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向其海内外会员以及各国中餐业行业组织、中餐企业发出倡议，实行“分餐制”“公筷制”“双筷制”。

但翻开史书你会发现，咱们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已实行分餐制了。这么说你可能有点印象——很多古装剧里节日庆典王侯将相大宴宾客时，都是分桌而坐，分餐而食的。

文献记载里的分餐故事

早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就有记载：战国四君之一的孟尝君广招宾客、礼贤下士，他平等对待前来投靠的数千食客，无论贵贱，都同自己吃一样的馔品，穿一样的衣装。某日请一个新来投靠的侠士吃饭，侍从不小心挡住了烛光，侠士误认为自己吃的那份菜与孟尝君不一样，欲离席而去。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分析出：要产生这样的误会，侠士和孟尝君肯定不会是在同一桌、同一碗里夹菜，当时的宴席应该是采用分餐制的。

“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两个成语常被用来形容夫妻感情好、妻子贤惠有礼。其实，这里面也可窥见古代分餐制的影子。

这对成语来自一个典故。《后汉书·逸民传》记载，有一个叫梁鸿的人，品格高洁学问渊博，不少富贵之家想把女儿嫁给他，但都被他谢绝。“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婚后两人志同道合，十分恩爱，搬到吴郡（今苏州）为人帮工。梁鸿每当打工回来，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并将食案举至额前，捧到丈夫面前，以示敬重。孟光的举案齐眉，成了夫妻相敬如宾的千古佳话。

这里的食案，也就是吃饭用的“小茶几”。古代中国人分餐进食，一般都是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张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着轻巧的食具，重而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可见，梁鸿夫妇如此恩爱，也没有合餐呢。

考古遗迹里的分餐场景

从文献资料里看古人分餐而食的场景，我们只能靠想象。不过，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和绘画资料，能看到古代分餐制的真实场景。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研究员王仁湘谈道：“在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看不到许多人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场景。从战国到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小食案）实物，以木料制成的为多，常常饰有漂亮的漆绘图案。”

距今3900～43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从1978年开始考古发掘工作，40多年来考古工作还未停止。从这里发掘出的不少文物，又将中国古人分餐而食的历史向前推了一步。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木案平面多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长约1米、宽约30厘米。案下三面有木条做成的支架，高仅15厘米左右。案通涂红彩，有的还用白色绘出边框图案。木案出土时都放置在死者棺前，案上还放有酒具多种，有杯、觚和用于温酒的容器，稍小一些的墓，棺前放的不是木案，而是一块长50厘米的厚木板，板上照例也摆上酒器。

王仁湘在《分餐与会食——古代中国人进餐方式的转变》这篇论文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陶寺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它不仅将食案的历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而且也指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源头。古代分餐制的发展与这种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小食案是礼制化的分餐制的产物。”

家具形态的变化催生会餐制

中国人的进食方式是何时由分餐制转变为会食制，围桌就餐的呢？历史学家认为，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

高椅子大桌子，这种形式的家具的出现，是进餐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使得中原地区自商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冲击。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式坐姿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

公元5～6世纪新出现的高足坐具——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唐代时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在敦煌唐代壁画《屠房图》中，可以看到站在高桌前屠牲的庖丁像，表明厨房中也不再使用低矮的俎案了。

不过，完全发展到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制，这中间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分餐方式还未完全消失。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就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韩熙载和其他朝廷官员在一起听着小曲儿宴饮，三个小食桌，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8个盘盏盛着的果品和佳肴，碗边还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进食餐具，互不混杂。

（据《金陵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