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应来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2019年10月12—13日，“回顾与展望：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协办，来自海内外的近50位学者与会。此次盛会既是对1989年召开于华中师范大学的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纪念，也是对三十年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总结，更是对未来这一领域研究的展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开幕式上，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回顾了几代学人在中国教会大学史领域披荆斩棘般的研究心路，并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寄予希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在回顾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年历程的同时，从教育现代化角度提出了教会大学办学实践中可借鉴之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通过梳理哈佛燕京学社与教会大学的发展历程，指出教会大学对人才培养、中西合作对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全球化的作用。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 set belles-lettres)通讯院士阿莫加特(Jean Robert Armogathe)以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文化“中国梦”为例，透视了中国文化对西方哲学的影响，肯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本次会议研讨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年之总结

中国教会大学，是指19—20世纪，西方基督宗教力量在中国所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由基督教创设的大学有13所，由罗马天主教创设的大学有3所①。在华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前驱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教会大学亦可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聚焦点，“不仅对于近代教育发展的研究极具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宗教史、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②。

毋庸讳言，教会大学最初是外来事物，由于其宗教性质以及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不同程度上相互连结，招致中国民众的偏见与对抗情绪③。加上长期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国大陆将教会大学视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鲜有学人涉足于此。直至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影响，学术界以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思考有关中国基督教教育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历程，而教会大学因其档案的逐步开放、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等原因，自然而然地成为研究的重点。

大陆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进展迅速。在中外学者的共同推动下，教会大学史学术会议连续召开，年轻学者的纷纷加入，形成了“以大陆学者为主，香港、台湾、美国和加拿大学者密切合作的研究格局”④，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使得教会大学史一度从“险学”成为“显学”。正如马敏教授所言：“教会大学史研究，异军突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开拓了一个自成一格的学术分支，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朵奇葩。”⑤亦如章开沅先生所描述：“尽管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和世界上发生那么多重大事件，但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却如同一条寂静的小溪，不断蜿蜒前行。没有轰动，并非辉煌，却扎扎实实地、锲而不舍地向前推进。”⑥

回顾三十年来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学界呈现出一副递进、拓展的面相。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已形成多元化的研究范式，除原有的文化侵略模式之外，还包括现代化模式、文化交流模式、功能主义模式、普遍主义模式、全球地域化等。教会大学的研究边际亦在不断地拓展，在初期关注教会大学的地位与评价问题、教育现代化、中西文化交流、民族主义等议题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近代新式学科体系、基督教中国化、社会服务、性别、抗日战争等议题。马敏教授在此次会议中指出，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虽然已有一批较有学术水准的论著出版，但大多数仍局限于对单个时段、学校、人物的个案研究，或仅仅作为校史的一部分加以记述性的叙述，尚缺乏理论的概括与提炼，缺乏整体性、学理性的学术把握。实质上，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性研究中，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无论就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都还是很有限的，亟待从各个层面加以深入发掘和拓展。

二、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中国教会大学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特别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本次会议对该论题也有特别关注。

(一)教会大学的行政管理与人事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申国昌以李提摩太在创建山西大学堂期间所选择的英国教育及管理西学模式为探讨对象，指出英式教育与管理模式移植中国后，对山西地方教育、人才培养以及中国学制改革具有推动作用。

美国爱默蕾大学王国华以早期来华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的档案为核心，透过其在出版事业与教会教育机构改革方面的践行，深入考察了林乐知的教育思想，并强调其教育思想对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当下苏州大学的“双一流”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台湾东海大学王政文通过梳理东海大学1953—1971年间的筹设与董事会人事结构变动，探讨了在时代变局中，教会大学背后复杂的政治角逐。他指出，由于台湾各基督教势力之间以及台湾基督教势力与美国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妥协，才促成东海大学的建立。

(二)教会大学的院系设置与人才培养

四川大学陈建明、苏德华细致地探讨了华西协合大学医牙学院的创立及发展过程，纠正了一般人认为的由英美两国的差会起主导作用的史实错误，他们认为加拿大华西差会在其中扮演着引领性角色。同时，他们指出加拿大华西差会开展的大学教育特别是医学教育，成功地为华西地区培养了大批高层次本土医疗人才。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郭锋考察了1921—1923年间来华传教士福开森(John C. Ferguson)在筹建金陵大学商业专科过程中，尤其是在联合波士顿大学、聘请外籍教师、代交办学欠款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指出其以文理科为主、实科等应用学科兼顾的综合化发展道路，对金陵大学的发展，尤其是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和学科建设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华中师范大学余子侠、李玉文以华中大学理学院为研究对象，认为其经历了初成期、推进期、困顿期以及恢复期四个阶段。他们通过考察华中大学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与学生情况，指出华中大学理科教育“重质不重量”的人才培养理念，于今日高等理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李国庆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兼燕京大学教授范天祥夫妇(Bliss Wiant and Mildred Artz Wiant)与燕京大学音乐系及中国现代音乐的关系，指出范氏夫妇在推广中国音乐的过程中，推动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

台湾中原大学李宜涯从中原大学的历史切入，通过全人教育理念的内容、通识课程的组织结构、通识课程设计、校园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全人教育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全人教育理念的建立过程以及全人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的关联性等问题，指出基督教精神在其中起着文化内核的作用。

(三)教会大学的宗教教育与学术组织

山东大学胡卫清以潮汕地区的客家教会教育机构——观丰书院为研究对象，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基督教史领域中尚未发掘的特定族群的神学教育问题。他通过梳理观丰书院的历史，初步论证了书院对客家教会人才培养的作用以及影响。

台湾南台科技大学陈能治梳理了“欧柏林在山西”于卢沟桥事变到抗美援朝期间，应对山西铭贤学校危局的历程，指出在双向跨文化的意义上，双方共享理想、共同经历、共为铭贤学校的存续所做的努力以及衍生的双向效应，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

西南交通大学何俊通过考察哈佛燕京学社与德语区汉学之间的学术谱系，指出汉学研究中心在德语区和美国历经的转移及其相关研究范式的更迭转换，以及作为国际性学术研究语言的德语和英语的地位变迁沉浮。他认为二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存在着调和性发展与良性互动关系，以及在学术文化场域内的沟通与交流。

(四)天主教教会大学历史

本次会议还考察了天主教教会大学、教育机构和教育家，试图贯通新教研究与天主教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刘清华以《震旦杂志》为研究对象，探讨震旦大学的学人与学术，指出震旦大学不仅对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而且今日的学术研究方法与范式亦从中沿革而来。同时他强调耶稣会士荣振华(Joseph Dehergne)所开创的传教地理、中国信徒以及教会经济的研究，尚有待学界重视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安阳师范学院刘志庆以天主教教育机构台湾静宜大学前身——静宜女中为个案，梳理了其在办学思想、管理体制、办学条件、教师队伍、课程设置、学生管理、经费运作等方面的特色，指出其推动了河南区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亦为海峡两岸交流提供了契机。

巴黎索邦大学田炜帅梳理了天主教津沽大学的发展沿革，指出其在不同阶段的“主动适应”始终伴随着学校的成长，并构成了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显示了校方耶稣会士的灵活与变通，彰显出耶稣会士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开放态度。

同济大学周萍萍通过探讨华人天主教徒英敛之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指出其以知识分子兼天主教徒的身份抱着教育救国、拯济天下、献身社会的思想，先后创办了静宜女学、辅仁社和辅仁大学，更提出“立足本土、会通中西”这一办学宗旨，使得辅仁大学不仅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还积极传播西方科技，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三、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

基督教中国化与中西文化交流是学界关注的传统话题，而如何推陈出新，新史料、新角度或者新方法则显得尤为关键。本次会议从教会大学中国化的视角，对若干相关议题开展了深度研究。

(一)从中国文化看近代教会大学

上海大学客座教授吴梓明梳理、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历程，表明中国教会大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具体个案，强调教会大学给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一些重要借鉴。

香港浸会大学郭伟联以齐鲁大学的西方传教士兼教授林仰山(Frederick Seguier Drake)为例，通过分析其学术论著，指出中国文化是如何吸引教育传教士改变其服务方式的，更强调西方文化可以通过中国文化来纠正和保存，也显示了中国基督教大学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

圣智集团Gale公司国际部杨立平从资金筹措、人才培养、政校关系等方面探讨了来华传教士、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毕启(Joseph Beech)在建校与经营过程中的贡献。他指出毕启在使中国教会大学在地化的过程中，中西双向身份认同、中西交融的理念是关键因素。

江苏海洋大学吴明忠对教会大学国学教育的文化动机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他指出，在百年中国教会大学史上，国学教育跌宕起伏，始终贯穿着西人征服与华人复兴的文化博弈主线，而双方之间的博弈为教会大学国学教育兴衰沉浮提供了机缘和空间，反映出中国近现代史上中西文化冲突、交汇融合的过程。

(二)贝德士与中外文化交流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是章开沅先生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的美籍老师，是一位学者型的传教士与社会活动家。他1920年来到中国，直至1950年返回美国。在中国期间，他目睹了南京大屠杀，并担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他去世后，留下大量档案，被称为《贝德士文献》。章开沅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访美期间发现了这批档案，在系统整理、翻译的基础上以实证的方法撰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论著，带动一批中外学者对南京大屠杀展开研究，深化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贝德士的孙女Kristen Naomi Bates-Scott以家族史回忆的方式，细腻、温情地展示了来华传教士贝德士不为人知的一面，揭示了基督教精神对贝德士潜移默化的影响，强调了中西文化间良性互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原贝德士助手、香港圣公会档案馆魏克利通过考察贝德士返回美国后的学术研究以及对美国的影响，论证了贝德士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增进中美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更揭示出来华传教士归国后，因中美双重身份认同的影响，常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友好而不自知。

华中师范大学徐炳三则关注贝德士在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活动，指出贝德士高度关注日本侵华态势和中日关系走势，为和平解决中日冲突多方奔走、殚精竭虑。虽然他的意见和建议难免存在局限和争议，但以贝德士为代表的一批在华西人的共识，对于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制定、英美列强对远东局势的判断、西方社会对中日关系的认知等，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台湾中原大学查时杰通过对贝德士收辑的《中国基督徒人名录》部分翻译错误进行更正，以及对其中的七个家族的研究，探讨了中国基督教徒之间的婚姻网络，指出二、三代基督徒家族之间有直系血缘关系、同辈连襟或妯娌间关系的现象普遍存在，极具研究价值。

四、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动对中国教会大学的命运影响颇深。中国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转型之间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也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

复旦大学涂怡超通过宗教、文化、社会与近代化等四个维度来解读上海圣约翰大学自1879年创校之后，迅速发展成为远东高等教育名校的历史进程，更指出上海圣约翰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以及长期努力所培育的社会网络，于1952年之后在海峡两岸及香港现代化、互信与合作以及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福建师范大学吴巍巍以福建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两所教会大学为例，探讨了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对乡村问题的理论探索与田野实践。他指出福建教会大学的乡村建设与服务实践是中国教会大学在地化的一种探索，体现出社会关怀。但教会大学因其影响仅限于局部、理论与实践未充分契合、与政府合作不足等缺陷，导致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

香港中文大学王晓静以非基督教运动时期的刘湛恩与上海大学为例，揭示了教会大学在民族主义浪潮下，华人校长往往选择将基督教的教义与国家救亡相结合，以寻求基督教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共同点，展示出基督教在促进中国寻求民族独立与国家重建方面的积极作用。

暨南大学陈才俊以燕京大学“三师”——刘廷芳、吴雷川、赵紫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燕大三师”面对国家主义日盛、反教情绪渐涨的复杂局面，就中国教会前途的重大问题展开诸多讨论，他们从不同角度诠释基督教会如何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服务中国人民，并由此形成一场与新文化运动相呼应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华中师范大学聂利以湖北教会学校立案为例，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圣公会对中国时局的应对问题。她指出，立案是以吴德施和孟良佐两位主教为首的传教士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选择调适政策以适应中国形势的结果，其中还牵涉教区传教士与差会之间的张力。同时学校立案之后对基督教学校定位的坚持和捍卫，表明教会大学的本土化是个逐渐的、缓慢的过程。

四川大学张丽萍梳理了抗战期间内迁至华西坝的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东吴大学生物系、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护士专科等联合办学的史实，指出其具有全民抗战、文教保存、国际合作的意义。

福建师范大学林金水纵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由晚清至当下的变迁历程，指出外籍教师在培养女性人才以支持福建经济建设、提升学生道德素养、增进中美友谊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并强调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也为今天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华中师范大学田彤、赵敏以巴顿调查团对教会大学的调查报告为核心，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会大学调整办学策略的深层次原因。他们指出，在当时中国政府教育改革和私立大学的竞争压力下，教会大学逐渐失去领袖地位，从而不得不以“质量引领”为目标来应对危机，但此举不仅使之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科优势，亦使之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五、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浸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历史学界多角度、跨学科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本次会议中，学者从全球史、大数据历史、身体史、学术本土化与建筑学等角度，推进了教会大学史的研究。

山东大学刘家峰以齐鲁大学的校长更替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教会大学的治理困境。他认为，教会大学在向中国政府立案之后，大学的决策权由西人转向中西共治，增加了中西理念和人事冲突的可能性，使得大学治理更为复杂。但他强调，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冲突无法避免，双方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和平等协商，着眼于中国化、扎根中国、服务中国的目标。

北京大学李乐以美国天主教传教士奥图尔(George Barry O’Toole)的教育传教经历为个案，通过研究其在辅仁大学创办过程中的教学活动、学术研究、校刊创办、促进中西学者合作、招募教员和筹措经费等方面，从全球宣教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对奥图尔的浸透以及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论证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鲁东大学赵飞飞运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对金陵大学的学生入学志愿书、入学登记表、入学履历表以及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量化分析，立体地考察宗教教育的实施效果，指出就狭义的基督徒数量而言，宗教教育是失败的，若从广义的基督教精神、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角度来看，宗教教育是成功的，这正是“中国化”宗教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牟乐平运用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以1945年金陵女子学院、燕京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四所教会大学为代表，探讨了教会大学的博雅课程，指出教会大学采取灵活的方针政策，重视本地化，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更对中国当下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张永广用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方法，从身体史的角度，从身体规训、身体健康与身体锻炼等方面，探讨了晚清基督教学校的身体教育，指出教会学校成为规训、指导、改造和标准化“基督徒身份”的一个最重要场域，拉开了近代中国身体启蒙的帷幕。

中山大学吴义雄从学术本土化的视角，通过分析《岭南学报》的作者群体、文章特色、学报特点、学术成就等，探讨了岭南大学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他强调《岭南学报》刊发的不少文章所开拓的课题和领域在现代学术史意义上仍是未竟之业，所昭示的研究路径仍具典范意义，既有中国传统的朴实之风，又具时代之精神。

东南大学李海清从建筑设计的角度，剖析西人设计师规划华西协合大学校园的过程与方式，并评估了其成果与现状，展示了教会大学中国化的另一面相。他指出西人设计师在使教会大学建筑中国化的过程中，因技术转移与环境适应等问题，诱发了混合型技术设计与选择策略，尽管存在着基于知识缺陷的认知偏差，但指明了跨文化交流的方向。

六、教会大学史研究之展望

在本次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达成共识，在总结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经验的同时，亦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了展望。福建师范大学林金水指出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是历史的机遇，并与改革开放同步进行，更提出中国教会大学史的新研究方向，即以中国为中心，寻找中国元素、全球化，要走出国门。上海大学陶飞亚从互联网时代下的资料收集、多种语言工具的使用、比较的视野、国际化的视野、批判的视野等方面，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复旦大学徐以骅指出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要再修正、再转向，更要从教会大学的经验中吸取养料，实现中国文化外传，牢记初心，不忘使命。

马敏做了大会总结，并提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须“再出发”的命题，要与国家、时代的发展结合，与主流的研究思潮结合，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结合。在具体研究方面，马敏指出，一方面要借助互联网的优势条件，利用各种手段，不限语种地进一步发掘资料；另一方面，要做到多视野、跨领域，进一步拓展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打破近现代史与当代史的界限，从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内在规律的高度，重新审视教会大学历史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切实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对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而言，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是十分值得借鉴的。我们要认真总结近代历史上教会大学正反两方面的办学经验与教训，从教会大学的办学实践中找到一些现成的答案，以解决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启迪我们去开展进一步的教育和教学改革，真正按照教育自身的规律办学，回归大学本位，回归教育本质。马敏倡议学界通过实质性的合作，广泛发掘资料，总结教会大学史三十年的研究经验，共同整理出一个系统、宏观、多卷本的中国教会大学史通史，提出中国理论，形成中国学派，以嘉惠学界。

总而言之，本次会议，参会论文选题多元，不仅对传统问题用跨学科的新视角与新方法进行深化研究，而且研究范围扩展至天主教大学甚至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研究；与会专家更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做出“再出发”的展望，对深化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富有启迪；中青年学者的踊跃参加，昭示着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蓬勃生命力。希望本次会议为中国教会大学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拓展出更加宽阔的视野与范围，建构中国理论话语体系，并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有所推进。

注释

①13所新教教会大学通常指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3所天主教大学指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参见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②④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③章开沅：《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文化视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⑤马敏、吴和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李灵、肖清和主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39页。

⑥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序》，见吴梓明、梁元生主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第一辑)，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