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迎平 杨 柳

(1.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1； 2.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一提起杜衡，人们就想到“第三种人”的称谓，会联想到1932年他在《现代》杂志第1卷第3期发表的署名苏汶的文章《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想到著名的“文艺自由论”的论争。其实，早在论争之前，杜衡就是左翼作家的同路人。他有过参加革命活动的实际行动，而且他的文学创作没有离开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描写，没有离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也深受左翼作家冯雪峰的影响，在思想上是倾向革命的。朋友施蛰存说：“关于‘第三种人’的论辩掀起以后，雪峰和杜衡(苏汶)常有会晤……在他写的那篇总结性的文章《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里，语气之间，也还是把苏汶期许为同路人。”①

冯雪峰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中说：“除了自己和领导着一切革命的文学者坚决不懈地斗争着工作着以外,还要联合一切进步的，为着人类的前进和光明而工作的文学者作家也同走。”②冯雪峰主张左翼作家要与一般作家携手前进，“因此,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们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③。在冯雪峰看来，杜衡与左翼作家，不仅是共同战斗的同路人，而且是“友人”。

在冯雪峰的这篇文章之前，鲁迅就在《论“第三种人”》中说：“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诱那些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来同走呢。”④《现代》第2卷第1期同时刊发了苏汶的《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和鲁迅的这篇《论“第三种人”》，他们私底下的关系，并不是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剑拔弩张。鲁迅的文章《论“第三种人”》是交给杜衡转给《现代》主编施蛰存的，施蛰存在1932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苏汶先生转来鲁迅先生的一篇《论第三种人》，因为还赶得及插入已在排印的二卷一期，让读者先睹为快，便临时编入了。”⑤由此可见，鲁迅与杜衡在文章发表之前是相互看过，并且有过沟通的。他们讨论的是学术问题，虽然在文艺观上有分歧，但也是同路人的关系。张闻天用笔名“歌特”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文章也说：“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⑥情形如施蛰存在诗中所云：“儒墨何妨共一堂，殊途未必不同行。”⑦由此可见，杜衡最初与左翼作家是同路人无疑了。

一、“同路人”杜衡的革命行动

1925年，杜衡与施蛰存、戴望舒在震旦大学就读时，由戴望舒联系，施蛰存、杜衡一起加入了共青团，经常接到散发传单的革命任务。三人便在晚上八九点钟上街发传单，兴奋异常，乐此不疲。对革命工作的热衷使杜衡都不想写作了，企图做个职业革命家。他说：“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我却有整整一年之久没有写一些东西，而且也不想写。我做了新的梦；我当时很以这次的‘投笔’(不是‘搁笔’)为欣幸，从此不打算再在文字方面发展。”⑧杜衡强调是“投笔”不是“搁笔”，是为自己从此投笔从戎不做文学而欣喜，因为他找到了比文学更有意义的“新的梦”，这个梦就是革命。他说：“我时常相信许多事业都是比文学更有意义的。”⑨

1926年底，上海警备司令部开始搜捕共产党员，戴望舒和杜衡在革命工作中被逮捕，当天晚上在嵩山路巡捕房被捆住手足，吊起来拷问，差一点被拖到龙华枪毙了。虽然后被同学陈志皋的父亲营救，但这件事对杜衡的打击很大。杜衡是独子，他便因为对革命后果的恐慌而终止了这方面的工作。杜衡说：“动乱的一九二七年，我苟全性命，狼狈回乡里，此后既不读书，又无职业，同时也没有勇气再提起笔杆来。”⑩杜衡此时的情形正如鲁迅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说的：“对于革命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便容易失望。”杜衡确实属于对革命抱着罗曼蒂克幻想的人。茅盾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杜衡的恐慌多过思索，于是结束了革命的实际工作。

杜衡决定专心做革命文学，做普罗作家。“投笔”近三年的杜衡又开始写作，“我对于文学的热心，便冷锅里爆出热栗子来似地，回来了”。这次提笔写作，他抛弃了之前的恋爱小说创作。他对早期的小说集《石榴花》中的消遣文学很不满意，认为除了尚称清丽之外,别无可取，希望人们把这些作品忘记。他说：“自然我是承认写下层民众的疾苦，是要比写三角恋爱有意义得多。”

杜衡对革命文学的认同，主要来自冯雪峰的影响。认识冯雪峰之前，杜衡与戴望舒在施蛰存松江家里避难时，曾一起翻译道生的诗。冯雪峰来松江后，认为道生的诗太颓废消沉，不赞成他们翻译。施蛰存说：“雪峰携来其所译《新俄文学之曙光期》等书，皆介绍苏联文学者，我等颇受影响。闲居与雪峰论议，其文艺观点又与我等大异，诧为新奇，然由此而对欧美浪漫主义文学持批判态度，亦有志于创作批判旧社会、旧制度，为革命服务之现实主义文学。”杜衡与冯雪峰、施蛰存、戴望舒四人在松江建立起“文学工场”，翻译革命的文学作品与文论。“在雪峰的影响下，我们四人曾合作选译过一部《新俄诗选》，雪峰从日文译，望舒从法文译，我和杜衡从英文译。”杜衡还翻译了苏联理论家波洛达甫的《无产阶级艺术底批评》《新艺术论》等理论文章，翻译了John Reed的作品《革命的女儿》，杜衡说，John Reed 是“革命的美利坚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尤其是历史家”，“他依据着流浪的革命者底观点，向我们表现了热情和反叛”。翻译使杜衡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作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革命、热情、反叛是这时期盘旋在他心中的关键词。特别是他对日本小泉八云的《文学与政见》的翻译，传达出他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初步思考，认为“文学的创造是一种政治的必需”。

除了翻译，杜衡在创作上也明显受到冯雪峰引进的苏联革命文学影响。杜衡说：“当下我写了一篇《黑寡妇街》，以工人斗争为题材。那时我已认识雪峰，我拿这作品给他看，承他赞许，我像找到了新生似地满意。”认识冯雪峰和创作革命小说，使杜衡有了获得“新生”的感觉。“这以后又写了一篇以罢工为题材的《机器沉默的时候》，在同一刊物发表。”刚满20岁的杜衡，将冯雪峰当作他的人生导师，一心想做冯雪峰这样的革命文学家，他被冯雪峰带来的革命文学和革命精神鼓动得热血沸腾，还在冯雪峰的引导下参加了左联。

1928年暑假，杜衡他们三人离开松江来到上海，住在震旦大学同学刘呐鸥的家里，一起开书店，办刊物。《无轨列车》和《新文艺》上面发表的文章仍然多具有左翼倾向，书店也因为出版物的左翼倾向不断地被国民党查封。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先后开办了“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东华书店”等多个书店。

此时，刘呐鸥的文学观也影响着他们。施蛰存说：“当时在日本流行的文学风格，他(刘呐鸥)每天都会滔滔不绝地谈一阵，我和望舒当然受了他不少影响。”施蛰存的这段话里，没有提到杜衡的名字，这不是施蛰存的疏漏。虽然杜衡与刘呐鸥也朝夕相处，施蛰存、戴望舒明显受到刘呐鸥带来的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影响，杜衡的创作却没有因为刘呐鸥的到来而改变。他始终按照冯雪峰的指引，走着左翼的现实主义之路。杜衡对自己的创作道路有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说：“不得不把文学底社会意义来郑重地考量。第一步，我要求自己作品里要有真实的人生；更进一步，又要求政治的意义……到了一九二八年夏季，我下了除有积极的意义的东西之外一概不写的决心。”他希望将“真实的人生”与“政治的意义”这两点和谐地统一起来，这就是：“它必然地呈现了旧社会的矛盾的状态，而且必然地暗示了解决这矛盾的出路在于旧社会的毁灭。”杜衡这个时期的创作大多收入《怀乡集》中。

二、“同路人”杜衡的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

杜衡具有理论天赋，并且是左翼评论家的同路人。如丁玲曾给杜衡写信说：“我想发起一次茶会，庆祝中国第一部长篇《子夜》，并讨论批评《子夜》，和作者其他的作品。也谈到其他的作品，其他的作家，也谈到创作的方法，创作的经验，创作轶事……你以为好不好？”左翼作家丁玲与杜衡商讨左翼文学的相关话题，说明：第一，杜衡的批评能力是他们认可的；第二，杜衡的批评倾向是他们认同的。

我们说杜衡是批评家，而不说他是理论家，是因为他的文论多是对具体文本的评论，或者是对自己创作的有感而发，专门的理论著述并不多。他自己也说：“我不是理论家,而且也的确不想做理论家,因为我觉得自己无论在学力上或是性情上都是不适当的。我所发表的意见,大部分可说是根据于从事创作时或不敢创作时的一点小小的感想,而同时也根据于常和我谈起创作问题的好一些朋友的感想。”

杜衡比较有影响的两篇评论文章是对朋友戴望舒和穆时英的评论，即1933年2月发表在《现代出版界》第9期的《关于穆时英的创作》和1933年8月发表在《现代》第3卷第4期的《望舒草序》。施蛰存也认为这是杜衡最好的评论文章。另外，有影响的还有关于蒋光慈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的书评(《新文艺》1930年第2卷第1期)，关于茅盾小说《三人行》的书评《读〈三人行〉》(《现代》创刊号)，关于郁达夫《忏余集》的书评(《现代》第3卷第4期)，关于魏金枝《白旗手》的书评(《现代》第4卷第2期)等。今天看来，杜衡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多是精准到位的。杜衡也有不少谈文艺理论的文章，比如1933年3月发表在《现代》第2卷第5期的《批评之理论与实践》，第4卷第1期的《新的公式主义》，第5卷第3期的《“没有内容”》，以及收入楼适夷编的《创作的经验》中的《论理智与情感冲突的十年间》，可见他对当时文艺潮流和倾向有深入思考。

归纳杜衡的文艺观，他仍然强调的是文学要表现“真实的人生”，凡是他认为优秀的作品，多是真实、真率、真切的作品。在《望舒草序》里，他说戴望舒是“这样谨慎着把他底诗作里的‘真实’巧妙地隐藏在‘想象’底屏障里”，“我觉得，没有真挚的感情做骨子，仅仅是官能的游戏，像这样地写诗也实在是走了使艺术堕落的一条路”。杜衡说郁达夫《忏余集》“大都是作者的最近心理状态的最坦白而真率的表白；而且正因为‘由衷抒发’，才可能那么真切，动人”，“因为这是一部近来所鲜见的真实的书”。杜衡还说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品是郁达夫的《沉沦》，因为他在《沉沦》里看到了真实，“《沉沦》底主人翁底性情，苦闷，和心境，刚巧和我当时的我自己一样”。杜衡评论魏金枝的《白旗手》也说：“这包含着作者所以能够使他的人物成为活的人物，更进一步使书里的情形成为完全是真实的情形的全部秘密。”

杜衡“真实的人生”文艺观，左右着他的小说创作。他曾经满怀热情地创作了《黑寡妇街》《机器沉默的时候》等工人罢工题材的革命小说，然而，他逐渐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生活经验是比较欠缺的，他说，“我写工人生活的小说,是带勉强性的”。为了表现“真实的人生”，杜衡避免描写他不太熟悉的斗争生活，而选择把视野放在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上，“人物没有一个是上层阶级的，尽是些农民、工人、学徒、渔夫、囚犯、流浪汉之类；描写的人物似乎都离不了衰落或贫困”。

杜衡虽然不再直接写革命斗争场面，但是他的小说始终以革命为背景。如《在门槛边》描写了陈二南失业以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去给同学朱德俊当跟班，得到一个月四十元的工资。朱德俊是资本家的阔少爷，陈二南在学校时是很瞧不起他的。陈二南另一位最要好的同学顾均，正在朱德俊父亲的工厂里领导工人闹工潮。资本家少爷朱德俊将陈二南的工资增加到一百元，交给他的任务就是调查闹工潮的领头人。是出卖革命者还是放弃工作？作品写出了陈二南这个小人物灵魂的挣扎。陈二南经历了炼狱一般思想的煎熬和痛苦之后，终于选择立即通知革命者顾均赶快搬家。陈二南不再做走狗了，而是走向革命。这个作品可以说是典型的革命小说，但是，杜衡没有渲染陈二南革命的觉醒，而是将重点放在陈二南灵魂的挣扎和心理描写上，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与人性的苏醒。

杜衡也写革命者的困惑与艰难。如《人与女人》中写兄妹的故事，“人”指的是哥哥这样的男人，正在走一条革命的道路，“为要使自己和同伴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过好一点”而努力着；“女人”妹妹却用自己青春的身体换来吃食，并养活母亲。哥哥鄙视妹妹的生活方式，一直教育妹妹说，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靠做工养活自己。但遗憾的是，哥哥不知道他自己的生活一直靠妹妹的钱在维持着。哥哥牺牲之后，曾经认为“把自己挣工度日认作最体面不过的事情”的嫂嫂也走上了和妹妹同样的道路。现实让鄙视妹妹的哥哥处境尴尬，作品表现了追求革命的人们在生存面前的脆弱无能。不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杜衡自己，似乎都陷入惶惑和苦闷之中，因为他们不知道革命的未来是怎样的。

杜衡即使惶惑和苦闷，他还是主张写革命，主张写政治，同时又必须写真实。他说：“我当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政治目的而牺牲真实。”谷非(胡风)写了《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的文章，批评《人与女人》没有现实性，胡风说：“我们要证明，工厂里，农村里，牢狱里，刑场上，女战士是到处存在的，不过没有映到作者‘艺术家’的眼里罢了。”《人与女人》没有将妹妹写成女战士，杜衡认为这是他所见到的生活的真实。在理智上，杜衡要求自己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作品一定要给革命的人民以出路；在感情上，他只能写出他所见到的现实和自己真实的思想，“我底理智和我底感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可观的距离”。应楼适夷的邀请所写的《论理智与情感冲突的十年间》，表达的正是杜衡内心理智与情感冲突的痛苦与挣扎。

三、“同路人”杜衡的“第三种人”倾向

在1932年7月1日《现代》第1卷第3期，杜衡以苏汶的笔名发表了文论《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从此揭开了关于“文艺自由论辩”的序幕。

杜衡的这篇文章是由《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10日)上刊登的胡秋原的《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和《文艺新闻》第五十六号(1932年5月23日)上刊登的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运动》两篇文章引起的。杜衡发现，其实胡秋原与钱杏邨都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胡秋原将矛头指向钱杏邨，认为钱杏邨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同样，瞿秋白认为胡秋原也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瞿秋白说：“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杜衡认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只是钱杏邨的文艺观是功利的，胡秋原的文艺观是非功利的。杜衡认为，左翼作家“是一种目前主义。我们与其把他们的主张当做学者式的理论，却还不如把它当做政治家式的策略”。

于是，杜衡有了自称“第三种人”的表白：“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作者，老实说，是多少带点我前面所说起的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气味的。”杜衡既不愿意做胡秋原那样的“智识阶级的自由人”，也不愿意做钱杏邨那样的“不自由的，有党派的”的人，他只想做一个按照自己意愿写作的作家，只是“写一点东西的都斤斤乎艺术的价值”。

杜衡的文章刊出之后，《现代》在第1卷第6期发表了一组文章。第一篇是署名苏汶的《“第三种人”的出路》，第二篇是易嘉(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第三篇是周起应(周扬)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第四篇是舒月的《从第三种人说到左联》，第五篇又是苏汶的《答舒月先生》，从而形成了论争的格局。杜衡的《“第三种人”的出路》有一个副标题：“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说明杜衡的这篇文章写在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之后，是在看了瞿秋白文章之后写成的。瞿秋白在文章中首先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他说：“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瞿秋白还强调文学的功利性，认为“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瞿秋白主张文艺要有煽动性，并且要加强煽动作品的文艺性，做到煽动与艺术并存。

针对瞿秋白的文章，杜衡在《“第三种人”的出路》里首先谈到了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他说：“在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谁也摆脱不了阶级的牢笼，这是当然的。……假定说，阶级性必然是那种有目的意识的斗争作用，那我便敢大胆地说：不是一切文学都是有阶级性的。”杜衡认为，左翼经常曲解了他文章的意思。施蛰存也指出，“苏汶并没有根本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只是认为不是所有的文学都要有阶级性，也可以有没有阶级性的文学。杜衡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非一切不是无产阶级文学都是拥护资产阶级的文学，反之它们大都倒同样地是反资产阶级的文学。”针对瞿秋白文章中谈到的文学的功利的、武器的作用问题，杜衡认为，作为武器，文学的作用是有限的，就像一只空心的纸灯笼。文学除了武器的作用外，还有其他的作用，这就是“表现的是真实的人生”，而且是社会的真实，没有粉饰的真实。

之后，《现代》第2卷第1期同时刊发了署名苏汶的《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和鲁迅在《论“第三种人”》。杜衡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反对干涉主义，认为干涉主义损害了文学的真实性。他说：“一部真实的作品，不论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怎样，它往往是可以同时具有表现生活和创造生活这两重作用，而且只有在同时具有两重作用这条件下，它才能完成它对人生的服务。”针对杜衡的言论，鲁迅在《论“第三种人”》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但是，鲁迅同时也肯定了杜衡文章中的那句“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是正确的，这让杜衡感到欣慰。

《现代》第2卷第3期又编了一组论文，有洛扬(冯雪峰)的《并非浪费的论争》，是针对第2卷第2期的胡秋原的《浪费的论争》而写的。另有丹仁(冯雪峰)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和苏汶的《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此时，冯雪峰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已经将“第三种人”改为“第三种文学”，冯雪峰虽然重申了阶级性的论题，认为“阶级性，主要地却表现在文艺作品(文艺批评亦如此)之阶级的任务，之做阶级斗争的武器的意义上”。但他也认识到左翼批评家的偏颇，认为杜衡的话也有正确的地方。冯雪峰说：“首先，我们要承认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未必都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学的苏汶先生的话是对的；而且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的错误。因为在我们的面前,有着小资产阶级文学以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存在。然而我们要纠正易嘉和起应在这次论文中所表现的错误,我们尤其要反对那‘干脆不过’的，‘左’的舒月先生的那种理论和态度，但也不能同意苏汶先生对于阶级性及其作用的无足轻重的态度。”

冯雪峰的文章使杜衡看到了希望，杜衡将署名洛扬和署名丹仁的文章合并起来看，因为这两篇文章都是冯雪峰做的。杜衡说：“这最后两篇文章,是应当放在一块儿看的；它们有互相补充之处，它们应当连同一起算是左翼文坛对于这次论争的态度和理论的最后的表示。”他高兴地表示：“鲁迅先生和何丹仁先生都诚意地表示了他们的对‘同路人’的态度。他们声明左翼并不拒绝‘同路人’，而且一向并不拒绝，这当然是再好没有的了。”冯雪峰的文章还特别强调：“但是，第三种文学，如果是‘反对旧时代,反对旧社会’，虽不是取着无产阶级的立场，但决非反革命的文学，那么，这种文学也早已对于革命有利，早已并非中立，不必立着第三种文学的名称了。”于是，杜衡接着冯雪峰的话说：“在客观上绝对的中立文学本来是不存在的。……在主观上,我相信每一个忠实的艺术家都只有不断地追求光明，他决不能自安于不进不退的中立，更不会故意严守中立，以自己掩住看见光明的眼睛。”通过这次论争，杜衡的文艺理论思想逐渐趋向成熟，因为他也不愿意“故意严守中立”，希望不断地去追求光明。

1933年，杜衡将论辩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自由论辩集》。他在《编者序》里做了总结：“这次论争，到现在为止，是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意义，这意义便是创作原则之重新认定。在作者一方面，创作的困难是解除了；在理论家一方面，则理论已因这次论争的刺激和教训而得到重要的修改。”在杜衡看来，不论是作家方面，还是理论家方面，有关“文艺自由”的问题都已解决。

四、“同路人”杜衡渐行渐远

结局似乎是完满的，但是，“第三种人”论争之后的杜衡，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渐行渐远。

《怀乡集》之后，从1934年5月开始，杜衡在《现代》第5卷第2期开始发表长篇小说《再亮些》，连续刊发了五期，直到1934年11月的第6卷第1期杂志改版中止。这是杜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一次飞行集会的革命行动，可以说是典型的革命小说。但杜衡没有为革命歌功颂德，而是揭示了革命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小说写了1930年代上海党员老张的革命经历。由于飞行集会的失败，领导人老张被排挤，取代老张的是爱争权夺利的“小胡髭”。老张不断被阴险的“小胡髭”陷害和恶意地诽谤，最后遭到同志误解，被朋友抛弃和欺骗，他绝望了，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当时是中国革命最暗淡的时期，国民党的镇压，党内高层领导之间充满矛盾，使追随者无所适从。作品详细地描写了从筹划到行动，到很多人被捕的、失败的“五一”飞行集会的整个过程。作者用细腻的心理分析方法，写老张的内心挣扎，信仰与怀疑在他内心激烈地辩论，没有答案。《再亮些》类似自叙传，人物老张的内心挣扎同时也是杜衡的内心挣扎，老张的疑惑就是杜衡的疑惑。杜衡说：“自然，《再亮些》是表现着我和跟我一‘类’的人对中国革命诸姿态的认识。”虽然表达了对革命的疑惑，但《再亮些》也写了像熊子方这样不怕牺牲、一心为革命事业的坚定革命家。从熊子方身上，我们能看出杜衡对革命的希望没有熄灭。在小说中，杜衡没有将革命者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完美高大的“神”，而是有缺点、有私心、有欲望、性格各异的人，突出了革命者形象的鲜活性与复杂性。杜衡说，“世界是因为有缺陷而才有美满，一味盲目地歌功颂德，那是宣传家底本分”，而文学家的本分是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

《再亮些》发表后，并没有在文坛引起什么反应，不仅没有赞扬，甚至没有批评。杜衡以为他会被左翼批评家批评，他说：“自然，《再亮些》发表以后会受到如何的非难，责问，攻击，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批评家对《再亮些》评价极少。只有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顺带提了一句：“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鲁迅并没有说作品怎样的“三只眼，长颈子”，只是不看好，一带而过。此后，左翼批评家对这篇写革命生活的长篇小说再没有任何反应。

左翼对杜衡的冷淡，使他陷入异常尴尬的处境。《再亮些》因《现代》停刊没有载完，杜衡完成全部书稿后，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直到两年后的1936年，才由上海今代书店出版，小说改名为《叛徒》。此时，杜衡的文章已很难找到杂志刊发。除了1937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长篇小说《漩涡里外》，以及在他自己办的《星火》月刊上发表几篇文章外，杜衡很少写关于文学的文章了。杜衡逐渐淡出文坛，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笔者以为，这都源于他的“第三种人”身份。“第三种人”写的小说《叛徒》，当然有着“第三种人”的印记，左翼批评家的态度是“使之冷却，以免扩大影响”，这种有意无视比直接批评发挥的效力更大。

颇有意味的是，此时，杜衡的朋友们面对这部长篇小说同样悄无声息。《再亮些》在《现代》刊发时，杜衡已经参与合编《现代》。施蛰存没有阻止同为主编的杜衡刊发自己的小说，小说连续刊发了五期，时间长达半年多，施蛰存对这篇小说始终一言不发，连《社中谈座》里也只字不提。施蛰存与杜衡是十几年的朋友，为何对杜衡的作品刻意保持沉默？这与《现代》杂志编务的变化有关。

我们先谈杜衡如何突然插进《现代》杂志社做主编的。1933年春天，张静庐忽然向施蛰存建议，要把杜衡请来现代书局当编辑，与施蛰存合编《现代》。施蛰存立即提出疑问。张静庐解释说，听到一个消息，说生活书店要创办《文学》月刊，请茅盾和郑振铎主编，还要物色一个工作人员，茅盾推荐了杜衡。张静庐因此考虑让杜衡进《现代》，以免他去了生活书店。施蛰存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当时“第三种人”的论辩刚刚结束，大家唯恐避之不及，茅盾是不可能找杜衡做助手的。当天晚上，施蛰存去问杜衡，杜衡吞吞吐吐地说：茅盾是找过他，但他不想干，又说这事还在商议中。施蛰存不信，认为这个消息是杜衡自己编造出来的。于是，施蛰存给张静庐分析情况：杜衡不去生活书店编《文学》，《文学》还是会创刊的；如果因此让杜衡参加《现代》的编辑工作，恰恰证明《现代》已成为所谓“第三种人”的派性刊物，这对《现代》极为不利。但是张静庐没有听取施蛰存的意见。《现代》从第3卷开始，杜衡便加入了主编。

杜衡参与《现代》的编辑后，施蛰存担心的事情果然出现了。因为“第三种人”的嫌疑，许多作家逐渐疏远了《现代》，施蛰存说：“开始几期，还相安无事。《现代》还没有显著的改变。但到后来，影响就愈来愈清楚了。杜衡的参加编务，使有些作家不愿再为《现代》撰稿，连老朋友张天翼都不寄稿了。”巴金因为在《现代》发表了小说《罪与罚》和《海的梦》，胡风就将巴金归入“第三种人”。巴金在《现代》发表文章《我的自辩》为自己辩护：“最近在《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这题目下我的两篇作品被列在第三种人的创作之林而身受了左翼批评家的解剖刀。……我不曾参加过第三种人论争，虽然经常在《现代》上发表文章，但我的主张与苏汶先生的以及编者的并不全同，他们当然不能代我受过，犹如我不能代他们受过那样。所以我应该表明我的个人的意见。”《现代》杂志此时的处境，可想而知。

《现代》编到第5卷，施蛰存感到刊物已经日暮穷途，无法振作，就逐渐放弃编务，让杜衡独自主持。所以，杜衡将自己的长篇小说《再亮些》开始在第5卷第2期发表时，施蛰存几乎没有再参与《现代》的编务了。不论杜衡是否为加入《现代》主编做了手脚，施蛰存已经表现出对杜衡的不信任。有着十几年友谊的两人，从此少有来往。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施蛰存与杜衡在志趣上有了较大差异，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避“第三种人”之嫌。

在《现代》发表“第三种人”系列论争文章时，施蛰存虽“始终缄默无言”，仍然经常被人称为“第三种人”。1934年10月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说：“时光是不留情面的，所以‘第三种人’，尤其是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到今年就各自露出他本来的嘴脸来了。”老朋友张天翼不给《现代》投稿，是要避嫌，不想成为“第三种人”。冯雪峰也因为《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这篇文章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从此远离了杜衡。在左翼的强大压力下，施蛰存不得不与杜衡撇清关系。

在左翼作家和朋友们对杜衡有所误解而远离他的时候，他也真的远离了朋友与“同路人”。1935年，杜衡与杨邨人、韩侍桁等人创办《星火》月刊。施蛰存说：“这个刊物，才可以称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他们隐然有结合‘第三种人’帮派之意，我对杜衡的这一倾向，极不满意，因而连朋友交情也从此冷谈了。”施蛰存认为，鲁迅所说的“杜衡、韩侍桁、杨邨人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指的就是创办《星火》的编者。再之后，杜衡放弃了文学，改行研究经济。抗战开始，杜衡去了香港，担任《国民日报》的主笔。抗战胜利后，杜衡在南京继任《中央日报》主笔。1949年，杜衡去了台湾，1964年在台湾逝世。这位曾经的革命“同路人”、“上海文士三剑客”之一的杜衡，终于与文学、与朋友、与“同路人”渐行渐远。

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要作家、批评家杜衡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的梳理，我们发现杜衡与鲁迅、施蛰存、冯雪峰等人之间的交往与文学观争论走过了一个从相合到背离的过程，这同时也可以看作左翼与“同路人”、“第三种人”之间关系演变的过程。杜衡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要论争“第三种人”论争的关键人物，原本在创作和文学倾向上都是左翼的“同路人”，却因为具体观念不同而遭到误解和排斥，被贴上“第三种人”的标签后黯淡离场。由此可见，在“第三种人”论争背后，文学派别、话语权争夺和传播策略等因素都深度影响了当时的文学问题与观念的讨论，文学组织和生产机制的变化(例如《现代》编务的变化)也会影响论争的走向。在左翼群体极化、组织化的文学行动之下，理解像杜衡这样被时代裹挟的、具有矛盾性的作家个体，理解其在论争前后的观念转变和选择，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论争的更多侧面。

虽然杜衡与朋友、与左翼渐行渐远，但是他走过的道路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的疑虑与彷徨不仅揭示了革命的不易，也揭示了文学的艰难。杜衡的文学主张值得我们深思：怎样解决“真实的人生”与“政治的意义”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见《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

⑤施蛰存：《社中日记》，《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

⑥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斗争》第30期，1932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