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炜 江苏师范大学

回顾既往我国运动科学实践历程，存在可重复性较差、过于依赖个体前期累积经验与个体间差异性等问题。比如，在对世界级优秀运动员进行整体性、深入化技术分析后总结出的结论，若将其渗透于运动员的培养培训活动中，通常无法取得等同的优秀成绩。再如，当下很多训练手段在训练强度、训练量及效果之间还未能达到相应的水平：力量与训练成果之间数量关系模糊化。以上情况长期滞留，造成体育实践测评的科学性问题于运动科学研究领域中至今未形成统一定论。参与运动实践的人员时常会针对某种训练方式、遵照的原则或实践经验“科学与否”或者“相比之下哪种方法更科学”而形成疑虑与分歧。

本文以运动心理学研究实践为实例进行分析，假定一个场景：赛程推进阶段一名容易滋生紧张情绪状态的运动员为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落实竞赛任务方面，要尽可能的维持情绪的舒缓，并且为达成以上目标而向运动心理工作人员发出求助信号。在这样的情景下，运动心理工作者大多选择自我谈话、放松表象等方法。尽管以上两种干预手段均有利于减轻机体过度紧张状态，但两种方法取得的放松效果是否有区别？区别在哪些方面？相比较之下，哪种方法见效更为快速？哪种方法应用后使个体更能实现深度性放松？哪一效果延续时间相对更长?基于当下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水平，至今业内相关人员均很难对以上问题一一作出阐释。

站在另一个视角分析，经济水平与心理特征存在差异的运动员，在选择如上两种心理训练干预方法时是否有据可循？在现如今的运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以上问题没有被谈及，或研究得非常浅显。鉴于以上情况，本课题将运动学心理学实践作为实例进行研究分析，把循证实践整合至运动科学实践范畴中，旨在帮助相关人员更全面的理解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为将其解除提供新的角度与思路。

一、循证实践概述

（一）概念

循证实践，面对的主要是医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实践领域，从字面上分析，可以被理解为“以证据为基础的实践”，引申成“遵循证据进行实践”，为实践者对消费者（本文所提及的“消费者”泛指实践者所服务的目标对象群体，依照现实情境的差异性，可以将其叫作病患、顾客、来访者或者服务对象等）的具体化问题，力争在消费者的积极协作下，参照研究者提供的最佳证据以及管理者拟定的指南与标准等而开展的实践活动[1]。

（二）循证实践的框架体系

（1）研究者的实践证据。研究者实践证据的实质就是实践有关基础研究的研究人员为实践推进过程提供的证据。这些证据的始源是多方面的，比如是大样本、多中心、双盲或者元分析所获得的数据，或质化研究甚至单一个案研究总结出的结论，也可以是专家形成的意见或个体总结的经验。尽管以上这些证据对实践过程均能起到一定导向作用，但其参考价值存在差异，等级高低不同，基于元分析获取到的证据级别最高，可以将其看成是指导实践的“金标准”，专家意见、个体经验等证据等级处于最低水平，只有在不存有高等级证据的情景下才允许应用。

（2）实践者的实践过程。面对消费群体的现实问题，实践者顾及到其特定的价值观、学历和喜好等因素，依照研究者提供的最佳证据，结合个体经验，实施相关实践决策并落实实践过程。和常规实践模式相比较，循证实践的决策过程更具透明性，其他实践者可以将其复制，被第三方机构或相关人员证实存在的现实性，不同实践者做出的决策大同小异。

（3）消费者的主动参与。参照研究证据和实践者提出的建议，解读消费者均衡成本和效益两者的相关性，主动参与至决策过程中，在实践计划方案拟定过程中出谋划策，确保实践成果反馈的时效性，协助落实实践过程。

（4）管理者的协调。管理者参照循证实践实施阶段的现实需求，协调研究者、实践者、消费者间的关系，合理采用财政资助、课题申报、论文发表等杠杆效应，实现对研究者的专研方向的科学调控，使研究证据的发表与出版过程更加规范化；构建出相配套的证据数据库，拟定实践指南或标准，并和其他第三方机构进行交流。只有这样，循证实践中多个参与方之间形成更稳定的利益均衡关系，有机的将其整合至同个框架体系内，才能为实践领域内运用研究成果、缩短研究与实践间距创造了便利条件。

二、循证实践中证据的应用

在现代信息技术及既往形成大量专研文献资料的协助下，循证实践持续发展到今日，一方面能为实践者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知识，拓展处理现实问题的思路，另一方面对工具与途径发展过程也形成了驱动作用[2]。其中，采集全部可捕获到的证据，将其整理成证据体系是最重要的一种途径。证据体系，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基于众多原始研究。针对某一现实问题构建出元分析与系统综述。在各种样态证据文献的协助下，综合处理同类型的原始研究，借此方式协助实践者在实践中参照现有的证据体系及面对的具体化场景作出更高效、更科学的决策。

考克兰协作网是循证医学实践领域中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一个组织，其基于系统综述法采集并归纳了医学领域中的运用性研究证据，利用在线数据库考克兰图书馆协助更多医学实践者更为便利的由大量原始研究获取自身所需的证据信息。据统计。到2019年6月底，该在线数据库囊括的系统综述已达到了8012个、协议2422个，1539696个控制临床实验及他类研究证据也表现出批量化特征[3]。该数据库为众多实践者快捷地获得证据创造极大的便利条件，进而为其实践决策提供更可靠的支持，更高效率地达成循证实践。

在大数据时代中，证据的累积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实践者深入加工、整体掌握这些证据数据简直是天方夜谭。比如在考克兰数据库内，和表象相关的医学研究的系统总数就高达12篇，若要完整的阅读这些综述及其相关的实证研究，将会使实践者耗用大量时间成本。故而，可以推测在后续几年中，循证实践的另一个发展趋向是专业组织协助自定与发展实践指南，进而在协助更多的实践者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更高效率地应用证据。在心理学领域中，这类指南与手册已经逐渐被应用，但其所依据的实践证据在数量、质量方面仍需作出相应改善。而在运动科学范畴中，带有相似操作引导功能的实践指南并不多。

三、循证实践对运动心理学实践带来的启发和挑战

（一）运动科学实践的主流与循证实践标准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尽管近些年国外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运动科学领域已经着力阐述与提倡循证实践思路和方法，但只涉及了运动损伤、物理治疗这些受母学科影响偏大的运动医学局部分支，而运动科学实践的主体，比如运动训练和体育教学内牵扯到的诸多学科对循证实践表现出的现实需求，至今尚未得到实践者的关注。不管是从学术交流还是实践运用层面上，很多知识传送和实践导向是以个别案例为基础形成的。

体医结合已经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其明确要求运动处方开具和测评在某种程度上要符合医学处方的现行规范，换句话说，任何干预或治疗方法取得的成效均是以质量优良的证据为基础被构建出来的。以上要求看似简单，但是事实上在医学领域中实践者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人力以及财力。这也就是预示着，在运动科学领域中，也需要参照不同身体活动形式下产出的生理、心理成效，更全面的阐述基础更坚实的实证，并做到合理应用，借此方式更为靠近或符合循证医学设定的实践标准。

对当下大部分运动科学领域实践者作出的实践决策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基本上是结合自身或前辈的个人经验或者一些孤立存在的、非系统性的证据，针对这些证据的可靠性，很少进行甄别判断[4]。比如，上文提及到对成功运动员的技术动作的解读专研，是当下国内运动训练科学领域经常进行的内容，广大教练员对其持有肯定态度。但若参照循证研究下形成的证据体系，以上这种以个别案例为基础进行的观察、阐述性研究若获得的证据质量处于较低水平。这也就意味着产出的这些运动实践结果在实际应用时很难实现对成功运动员抵达相应水平的完美复制。

（二）循证实践对科学化训练的启迪

为全面贯彻落实实践理念及达成预设目标，不仅依靠于理念自身的先进性与合理性，也牵扯到该理念是否有可执行的实践路径与操作流程。对于运动科学领域中采用的循证实践而言，更需结合竞技训练特征去不断提升设计的针对性。参照阿莫·奈特博等作出的提议，在运动科学范畴中采用循证实践可遵循如下五个步骤[5]：①设定一个具体化问题；②寻觅有关证据；③测评证据的质量与适用性；④证据和实践有机结合；⑤参照实践历程再度测评被选用的证据，提供新的证据。

本文以运动心理学的运用情况为实例进行分析，参照现有的研究与经验，不难发现，在应对运动员比赛训练过程中滋生出的各种心理问题、诱导他们产出良性表现时，不同应用运动心理工作者采用策略、方法有较大差别。比如在工作模式方面，心理学工作人员可能会将自身的工作模式纳入心理技能训练、咨询、临床、多学科运动科学模式及其他模式中去，选用的干预手段以及形式更表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特征。当下在该领域中，大部分实践测评长期停滞在有效性层面上，等同于对干预方法手段应用“成效”的检测以及在解答某种情景条件下，相关人员采取的干预方法应对某个问题所抵达的有效性程度这一问题。针对不同干预方法应用阶段效率产出情况，在实践中很少被严谨对待。究其原因，大都是由于很多实践者针对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将其抽象化、还原成具体科学问题的能力与主观意识整体偏低的原因。

结合循证实践的理念和上述阿莫·奈特等作出的操作性建议，受限于实践资源，运动心理学工作者先要设定具体化的实践问题，这些问题应貌似于某种情景条件下（项目类型、技能水平、参与人员），采用P方法（比如呼吸放松法）应对某个问题（例如赛程推进阶段的紧张）取得的成效相对于Q方法（比如正念、自我谈话技术等）是否效能更大，实质上就是分析对比哪种干预方法应用阶段更加高效[6～8]。

在具体问题明确化以后，实践者要通过查阅、专研文献资料，基于现存有关证据去对比呼吸放松和他类放松方法的应用效果，并择选出证据质量最优良、成效最为明显的放松技法进行使用。在具体实践中，还需结合自己面对的问题实况，综合分析多方面因素对这些干预方法成效的适用性、可行性进行测评。该步骤一方面能为运动科学实践过程提供更可靠证据，另一方面在采集、解读证据的过程中也能为将要执行的干预方法在计划构思与设计方面提供参照。

随后，便步入循证实践的下一步，在该步骤中会采集证据和解读产出的实际效果，将其和实践应用过程有机整合。该步骤内实践者不仅会应用现有证据提供的结论，在采集与测评证据阶段，实践人员能更全面的感知到影响干预成效的各类因素及条件，进而在自身的实践历程中有意识的促成有益条件的实施过程，及时规避或调控负性条件，进而取得最优良的实践成效[9]。

在循证实践的下一步中，要求实践者不能满足于当下干预方法取得的成果，严禁出现停滞不前的情况。在整个实践历程中需要确立时刻采集形成的各类新证据的主观意识，并深度剖析有现实意义的部分，结合学术沟通的规范要求将这些新证据及时反馈给知识共同体，一方面提升了循证实践证据的共享效率，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循证实践过程的完整性。

当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循证实践历程中单个的研究结果很难形成有效的证据支撑或者证据力度偏低[10]。结合干预方法类型的层次规划以及所依照的证据，从宏观层面上我们可以把基于该项研究证据的干预决策纳入至“可接受的干预”类型中，但是如若有充足的初始研究凭据，再采用系统综述与元分析法采集、整理这些研究，循序渐进，很可能建设出完善化的运动科学实践的循证体系，推动运动科学实践活动朝向更科学、更高效率的方向前进，最大限度地提升训练的科学化水平。

四、结语

当下，国内运动科学实践中开展循证实践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可能是因为运动科学实践自身的特征，小样本干预为常见范式，针对一些干预方法应用成效的测评需要历经较长的时间等。以上问题均会对初始研究证据的数目与质量形成不良影响。在运动科学实践领域后续发展阶段，应加大循证实践理念优势的宣传、提倡与推进，制定更为完善化的行业规范，并基于循证实践的框架体系更全面、深入的专研与整理该领域内形成的科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