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伟

摘 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文化自信”的内涵与重要性，更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指出：“（文化自信）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但是，如何在语言研究中做到文化自信，或言之在当前英语研究乃至翻译研究中，如何贯彻文化自信仍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德国异化思想发展而来的“异化策略”从文化角度出发，认为译语应保留原语的文化“他异性”，以刺激读者主动了解原语文化，这对当前文化自信事业中的翻译工作有很强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翻译;异化策略;文化自信

一、异化策略与文化自信

1990年，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巴斯内特（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fevere）在其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这一观点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转折点。文化研究引领了翻译研究领域的浪潮，冲破了语言学派二元对立式封闭、静态的研究模式，为译界引入了许多新的理论视角，从而促成了翻译研究领域学术流派层出不穷的局面。其中最为代表性的是美国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著作《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Short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提出的“异化策略”（foreignization）。异化策略认为，翻译应“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差异”。

作为一种翻译策略，“异化”固然是在阐释一种翻译策略。但之于原语作者以及持原语语言的译者而言，异化策略更是对其母語文化的保留。尤其针对当前“讲好中国故事”、“翻译河南”等项目、工程来说，选择的翻译原则、策略、方法决定了其译文的目的、功能、效果。

二、异化策略之历史渊源

其实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自信”渊源甚早。“异化”翻译思想最初由德国翻译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提出。施莱尔马赫曾认为，翻译能够跨越空间、时间、文化、语言等因素的限制，实现远与近的联系、古与今的交流。一方面，当时的德国，译介希腊、罗马的文本时，不愿直接从希腊语、拉丁语翻译成德语，而借由其时普遍认为的“古典语言与德语的中间语言——法语”作为媒介，先译成法语，再译入德语[1]。另一方面，受普法战争的影响，彼时的法国致力于入侵德国文化，同归使用“归化”的策略，大规模影响其殖民地，并将其纳入法语文化之内。当时包括国王在内几乎所有的普鲁士王国贵族使用的都是法语，而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识到了本土文化衰弱的事实，意识到了民族文化振兴的重要性，因此率先提出“异”、“异质”以及“异化”等思想，试图从翻译工作入手，在译文中保留原语文化的文化、语法等特征，让译作与本土作品有所区分，保留原文的他异性，即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本土作品乃至本土文化的自我特色[2]。同时，施莱尔马赫也希望借助异化的方法，保留原语特有的语法、文化等因素，转而补充处于文化弱势，且语法、语言不够成熟的德语体系。

三、异化策略之于中国

从历史因素来看，当时，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试图将普鲁士征服，并假借武力、文化等手段，将德国等一众潜在殖民地从军事、文化等方面完全征服，这才促使曾在1813年亲身参加了普鲁士反对拿破仑战争的施莱尔马赫对祖国文化命运进行思考、抗争。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国内也曾有类似的思想风潮，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鲁迅先生的“硬译”、“宁信而不顺”等思想。在鲁迅先生翻译生涯早期，所用翻译方法仍是沿袭清末主流的“意译”。而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先生曾携弟周作人译介编纂《域外小说集》，后来更是陆续翻译凡尔纳《地底旅行》、雨果《哀尘》、果戈里《死魂灵》等作品。这一阶段，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逐步由意译转变为直译，即其口中的“硬译”。鲁迅先生曾如此解释：“（硬译的译文）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刻眼的，所以有的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可见虽然不“削鼻刻眼”，但仍旧改换了衣服——做了更换语言文字、调整句子的工作。总而言之，正如鲁迅和梁实秋等人的论战中所反映，鲁迅先生所谓的“硬译”或“宁信而不顺”绝对不是死板的“字对字翻译”，而是“忠实为主，通顺次之”的思想[3]。

其次，在给瞿秋白的回信中，鲁迅如此写道：“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从中可探知，鲁迅先生遭遇了和普法战争时期德国译者相似的问题——本土语言体系不成熟。民国时期虽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由进步人士推广白话文，但整体的白话体系是不成熟、不完善的。面临如此状况，借助外来文本、外来语法、外来文化对本土语言加以补充是必要的。

而在当前，翻译中的异化策略则承担相反的功能。“文化自信”的中心思想在于发扬优良的传统中国文化，提升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甚至进一步加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一阶段，“异化”的呈现渠道更可能在于传统文化对外语的译介。

异化策略认为翻译中的异化能够让译语以陌生的姿态呈现在译语读者面前，因而实现表达上的疏离感，从而刺激、促使译语读者探究原语文化。这一点恰恰符合了当前典籍外译、文件外译、政策外译等工作的要求——吸引译本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反观文化自信的要求——提升文化软实力，不难看出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在于提高文化地位，让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实现文以化人、文以载道的目的。

因此，异化策略对于文化自信事业的作用，或许不仅仅在于单纯的作品译介，不在于作为某种翻译策略为译者所取，而是在于作为一种文化导向，作为一种文化的抉择，促使译者尽最大可能保留汉语的“原汁原味”，凸显中华文化的“异域情调”，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化。

四、结语

文化自信作为当前中国各项事业，尤其是文化事业的主要基调，必然会得到充分的实践应用与理论补充。而对于外语学习者、翻译工作者来说，“文化自信”除了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信仰、信念、导向之外，更是一种翻译的方向、态度、选择。“异化”与“文化自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必会藉由政策的导向、文化的助力、翻译的潮流实现更加紧密的结合。

总而言之，“异化策略”作为一种并非太过新颖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必然因其适宜的时代背景差异产生不同的侧重及效用。而在当前大力提倡“文化外译”、“典籍外译”的时代背景下，异化必将因其“刺激译语读者了解原语文化”的特殊功能在“文化自信”事业的建设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刘军平，施莱尔马赫异化翻译策略之历史文化成因探究，武汉大学学报，Vol.68. No.2 2015：pp114-120

[2]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r’s Invisibility： A Short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8

[3]贺爱军，鲁迅“硬译”的文化解读，《上海翻译》，2009：pp7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