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今互联网、短视频这样的新媒介生态下，纪录片如何生存发展？能否有轉机和生机？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做出有价值的探索，它在创意表达、贴近观众、市场运作等多方面均有突破，并且传播正能量。它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纪录片有传播才能生存，有创新才有发展。

关键词：新媒介生态 纪录片 网生代 短视频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一档介绍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住在日本的中国人的旅行式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简称《我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好评，其导演竹内亮还两次得到外交部的点赞。基于《我住》是一部较为成功的网生代纪录片，笔者通过分析这部纪录片探讨在新媒介生态中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

一、网生代纪录片：是纪录还是娱乐？

在当今这个手机和短视频时代，纪录片还有戏吗？它该如何生存和发展？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纪录片发展史。纪录片诞生于电影时代，因为追求真实性，纪录片是不能虚构的，所以很难有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由此沉闷乏味似乎成了纪录片的代名词，纪录片也因此成为一个小众的影视类型。不过，由于纪录片的真实性和思想性仍然使它获得特有的艺术地位和存在价值。

中国纪录片的大发展始于电视的兴起，作为大众媒体的电视让纪录片迅速普及，然而成也电视败也电视，上世纪九十年代短暂的纪录片热潮，涨潮快退潮也快，在收视率的挤压下纪录片很快就被打回原形。在电视时代，尽管有政策扶持，尽管不乏获奖的精品，但作为大众文化的纪录片发展依然举步维艰。客观来讲，中国纪录片无论是制作理念还是运营模式都没有大的突破。从整体来看，纪录片还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仍然比较有限。前面说到纪录片无论是电影时代还是电视时代都是一种小众的影视类型，那么到互联网时代会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呢？在长视频时代，不管是门户网站还是视频网站，纪录片仍然扮演着配角。微博、微信的微传播倒是为纪录片推广出了一把力，但互联网的碎片化传播似乎让纪录片的日子更加难过。

互联网和短视频兴起会不会给中国纪录片发展带来契机呢？随着媒介生态的变化，纪录片的样态和业态会不会也发生变化？纪录片能不能做得既有意义也有意思？在《我住》主持人阿部力的开场白：“是做纪录片？还是做娱乐节目？我也不知道。”笔者认为恐怕越不像纪录片越有出路。其实中国纪录片已悄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网络时代，出现了网生代纪录片。有学者认为：“当下，中国纪录片正进入‘网生时代’，呈现出产业格局上的‘融媒化’，生产创作上的‘网络化’，内容形态上的‘网感化’和观看受众上的‘年轻化’相结合的特质。”[1]

随着网络视频、微电影、Vlog等新媒介新载体的出现，纪录片的创作方式和表达方式也发生了不少变化。Vlog与网络微纪录片都是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和表达方式，Vlog更多体现在自我记录与自我表达，是一种带有纪传、说明、引导等功能的日记体叙事影像模式;网络微纪录片区别于传统纪录片的第一要素就是基于网络创作的微时代下的区块纪录，侧重于精英影像和时代情怀。”[2]《我住》具有越来越多Vlog的叙事风格和美学特征。在接受《北京周报》采访时，竹内亮说：“如果用一个词总结我的2020年，我大概会选择‘出圈’吧。”竹内亮所说的“圈”不只是指文化圈，也指传统纪录片的圈子。

竹内亮导演是按做短视频那样做纪录片，按传统标准三十分钟以上算长纪录片，于是竹内亮把一个故事分为两集来讲，每集18分钟就变成了短纪录片。《我住》是一部网络纪录片，观众都是网民，因此在纪录片表达上带有不少娱乐元素和网络文化特征，搞笑、吐槽、逗比，在不正经中谈论正经话题，在戏谑中表现严肃主题。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不仅需要明星还需要网红，人气爆涨的竹内亮导演已成为中国的网红，他和他采访的名人都会给纪录片带来流量。而这些流量自然成为他与平台合作的前提，也给他的纪录片带来较好的收益。所以说如今要成为成功的纪录片人恐怕要成为网红。

感觉纪录片导演竹内亮更像一个自媒体人，一方面他打造自己的IP（《我住》+和之梦+亮叔），各种标签使得品牌更加立体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他比任何纪录片导演都会传播，充分利用各种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和传播渠道推广《我住》。从线上到线下，从中国到世界，还开发出各种衍生产品。竹内亮导演，你确定是在做一部纪录片吗？有时感觉是在做一部旅游观光片，有时感觉是在做中国或日本的文化推广。画风常变，有时感觉你是做一个美食节目或谈话节目或网络综艺。在特别篇里既有粉丝见面会也有各种好玩的对决，感觉你无时无刻都在做连接。《我住》体现了一种让网友亲近的“草根性”，因此深受“95后”“00后”众多年轻网友的喜爱。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有的称之为良心纪录片、有的把它看作vlog，甚至还有叫电视剧的。和之梦或许并不把自己看作纪录片人，而是自媒体人。他们的纪录片创作和运营充分调动各种新媒体手段，表达可以更自由更有想象力，同时它与观众可以有更加紧密的连接，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定义纪录片，或许我们需要重新编写纪录片教材。

二、纪录片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这类异国他乡题材的纪录片其实早已有之，1997年《寻找他乡的故事》（简称《他乡》）是由香港亚视于香港回归祖国后斥巨资拍摄制作的人文主义高水准之作，是一部反映当代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拼搏奋斗经历的40集大型纪录片，在香港播出时，好评如潮，曾获得当年最高欣赏指数电视节目冠军。此后，内地电视台纷纷制作这类海外题材的纪录片，如中山台的系列纪录片《海外中山人》。但此类纪录片有两个特点，一是故事雷同，都是讲述中国人在海外奋斗，看一个故事就知道其他;二是只能在华人圈里传播。“让镜头拉进我们与世界的距离”，《我住》与《他乡》相比立见高下。笔者曾经通过比较中日两个版本的《新丝绸之路》发现两种文明观，人们常说“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笔者认为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国的。”然而，中国纪录片“走出去”仍然任重道远。

相比“走出去”，纪录片走进大众其实更难，这取决于纪录片如何走近观众如何激活被记录者。纪录电影有两大流派：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前者强调制作者不介入纪录过程，后者可以激活被纪录者，但制作人也不会像竹内亮那样介入，既是导演也是演员，这种叫自我反射式纪录片。前苏联纪录片导演，“电影眼”理论的创始人维尔托夫的代表作《持摄影机的人》是最早的反射式纪录片。反射式纪录比观察式纪录不仅让纪录片更好实现导演意图，而且通过导演作为演员进入纪录现场可以加快节奏增强效果。

我国在纪录片中引入演员这一角色最早是从《望长城》开始，当时还特邀了著名演员黄宗英，满头银发的演员兼作家黄宗英给长城带来了厚重感。在记者型演员上，《我住》走得更远。刚开始时是中日混血演员阿部力，后来是竹内亮导演亲自披挂上阵。其实在NHK的时候，竹内亮导演也是躲在摄像机后面的，但在短视频传播中，身体在场却显得异常重要。竹内亮导演是一个很会调动观众情绪的主持人，他还不时根据内容需要让更适合的人客串主持人，有时候是节目组其他人，有时候甚至是他曾经采访过的朋友，比如说重庆话的憨态可掬的美国人Ben。

帅哥与大叔谁更好？相比帅气演员阿部力，“非典型”日本人竹内亮更有观众缘。短裤，泡面头，人字拖、还有没有仔细修剪的拉茬胡子，简直像个邻家大叔。他从不试图去掩饰自己的缺点，相反，总是大大方方承认自己丢三拉四，说话太直，还戏称“蹭吃蹭喝”是自己的爱好，可骨子里却依旧恪守着日本的礼节。在拍摄进入别人家时，习惯地脱下鞋子。而在电话中，他会固执地要求每个人做正规的自我介绍，并记住名字，不忽视任何一个人的感受。亮叔这一人设也与《我住》调性高度匹配，相得益彰。在片子里，竹内亮具有多重身份和符号意义，有时是好奇心很重的八卦记者，有时是引领文化之旅的热心导游，但更多是无时不忘推介《我住》的形象大使，他是《我住》的灵魂。

互联网时代，内容生产于传播之中;短视频时代，纪录完成于互动之中。微博和B站是《我住》两个最重要的平台。在《我住》的采访中，微博可以让网友给节目提供节目线索，还可以征集网友给主人公提的问题。当纪录片遇见弹幕，粉丝便参与了创作。互联网造就了互动式纪录片，网民和粉丝成就了《我住》。B站对中国纪录片的贡献就是引进了弹幕，那是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开始的。“当《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传统纪录片节目遭遇二次元文化 B 站，传统文化基因与互联网文化基因发生碰撞，传统文化在二次元的解构与建构中，产生了奇妙的文化融合，主流文化经历了一场文化裂变，在网络化的过程中被赋予新的内涵。”[3]

传统媒体时代，纪录片离观众很远;新媒体时代，纪录片可以与观众零距离。不仅有线上的弹幕评论，还可以有线下的粉丝见面会。过去高冷的纪录片变得平民化接地气，这是从小众走向大众的开始。但这里还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变人们对纪录片沉闷冗长的刻板印象，片长、节奏、介入、叙事只是创作层面的问题，重要是传播理念上要创新，在创意上要别树一帜。真正吸引观众的还是《我住》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文化差异会让纪录片带来戏剧冲突。这种冲突来自三方面，一是主人公与异域文化的冲突，二是节目组内部的文化冲突，三是观众介入带来的文化冲突。节目组时刻通过微博、微信与观众保持联系和互动，而且还组织了专门的粉丝答谢会和见面会，甚至节目组的员工有80%都是来自粉丝的直接加入。跨文化传播既能产生冲突也能增进融合，通过求同存异可以实现文化认同;“亚文化”的群体既神秘又有趣，会形成某种戏剧表演的张力;多元文化还带给了观众一种文化上的审美体验，陌生而新鲜，有趣且刺激，观众正是从这种紧张与松驰中感知世界感悟人生，而这正是《我住》持续走红的魅力所在。

纪录片的真实其实是一种真实感，它不仅追求本质真实，还需要体验真实。在《我住》中，主持人往往都要体验一把主人公的工作和生活。“数字时代的纪实文化是一种立足于数字媒介技术可供性，通过塑造和动员情感公众的话语和消费潜能，以及对文本意义和解读实践的严格规划与控制，来追求一种对真实的体验式、情感化再现的媒介文化。这种纪实文化实现良性发展有两种方式：在类型化创作的基础上建构数字时代的纪实创作理论，并在数字纪实语言与宏大历史与社会进程之间建立关联。”[4]

三、短视频风口上的纪录片

2019年，中国纪录片总产值为 66.6亿元，增长率为 3.3%。“近 10 年来，中国纪录片市场规模大幅增长，但以定制市场、委托制作市场为主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一半靠政府，一半靠市场。完全依靠市场（ 包括版權和播映权销售、观众付费观看）和注意力销售（广告销售） 收回成本的纪录片凤毛麟角，健全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5]在市场经济和快餐文化的冲击下，纪录片自身一些特点成了缺点而且放大了，主要集中在纪录片生产经营上，纪录片制作周期长、资金投入大，而有限播放渠道和单一商业模式使得投资人很难收回投资。由于媒体得不到理想的收视效果和经济效益，纪录片逐步边缘化。国外纪录片有较成熟的产销体系，发展还算比较平稳。但国内纪录片就只能为评奖而存在了。进入短视频时代，纪录片能否在传播和运营上找到出路呢？

在竹内亮看来，要靠纪录片赚钱依然很难。他现在采取的策略是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做其他经营，他所经营的团队已经开启了全新的创作平台，“专攻”日本娱乐情报，并通过他的知名度来接广告和赞助商。为了经营自己的公司，他甚至还做过直播带货、演讲和粉丝互动，还经常在自己的微博上“哭穷”，博取粉丝“同情”，久而久之粉丝们也默认了他是个“很穷”的导演。

由于纪录片自身属性所限，中国纪录片市场发育不好，纪录片发展一直受资金困扰。过去中国纪录片的投资者主要是媒体，2003年创办的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引进了预售这一商业模式。但这类作者纪录片往往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即使是一些国际获奖纪录片也因缺少播出平台而在国内鲜为人知。笔者作为评委也曾多次参加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看到大量优秀纪录片，但这些纪录片仍然是小众的，有人戏称“纪录片是一群精英做给另一群精英看”。尽管央视设立了纪录片频道，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电视走向衰落。纪录片面对互联网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住》大量采用商业影视制播方式。季播：这是美剧的做法，也适用纪录片商业运营;制作：加入许多网络综艺的视听元素，比如音效和字幕;弹幕：这是B站的做法，加强了与观众的互动，尤其网综式的创意字幕，起到喜剧效果的作用。如今短视频的崛起使得纪录片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纪录片也可以用类似于短视频的方式来呈现。《我住》在豆瓣上是五星，9.3分，远胜过许多电影。当今纪录片，有传播才能生存，懂运营就有发展。

传统纪录片是采用电影工业的运营模式，先投资一大笔钱然后才慢慢去收回投资。《我住》则是采用滚雪球的方式来运营纪录片，而且是用“互联网+”来做纪录片，先有需求再做产品，先有用户（粉丝）再有营收，是用互联网思维来多元化经营。纪录片经营不能只经营纪录片这一个产品，要通过打造自己的IP，开发出更多的衍生产品。竹内亮不只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他还是和之梦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板。和之梦旗下有网站（会员服务）、论坛、淘宝店，还有民宿。竹内亮在片中时常掏出来的酒就是他们在淘宝卖的产品。目前和之梦主要收入来源还是商业赞助，考虑节目与广告的适配度成了他们获取赞助的一大门槛。因此，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经营路径便成了这个年轻的团队要着力思考的问题。

纪录片的思想性、艺术性与商业性、娱乐性并不一定是对立的。什么叫良心纪录片，就是“三观”要正，传播正能量，要对得起观众，同时也要找到自己的生存发展之道。《我住》现在虽然还不能说很成功，但其富有创新的商业模式已让我们看到希望。我相信纪录片不仅可以做得好看，还可以赚钱的。与其说竹内亮成就《我住》，不如说短视频造就纪录片的新生。竹内亮的实践和探索告诉我们，纪录片应该要换一种活法了。从电影工业到信息社会，从传统媒体到网络生态，纪录片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表达方式和生存之道。由此推斷，纪录片制作方式和创作理念恐怕需要一场革命。此外，我们也欣喜的看到，来自民间的纪录片正成为影视市场的一支新军，成为短视频大潮中一股清流，也成为正能量传播与过度娱乐化对冲的一股力量。

本文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我国新媒体理论创新整理与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 释：

[1]韩飞.中国纪录片进入“网生时代”——2019年中国网络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J].传媒，2020（4）（下）：38.

[2]卢伟，张淼.记录与纪录：记录性Vlog与网络微纪录片的边界探析[J].当代电视，2020（5）：101.

[3]聂莉.主流文化在青年社群传播中的裂变与再建构——当传统纪录片遇上二次元（OL）.B站，2020（4）：31.

[4]常江.从本质真实到体验真实：论数字时代纪实文化的流变[J].现代传播，2020（2）：113.

[5]张同道.2019 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J].现代传播，2020（7）：112.

谭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媒体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新媒体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央视CTR媒体融合研究院专家、广州华商学院特聘教授、未来媒体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