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安 谢婷

摘要：谢六逸的文学思想与新闻思想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在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谢六逸从文学领域进入新闻领域，再将新闻理念融入文学思想，译介了大量日本和欧美的文学和新闻学论著。在借鉴吸取外国文化的基础上，谢六逸秉持中国文化本位，致力于构建文学与新闻思想兼备、启蒙意识与审美趣味共具的现代文化思想。

关键词：谢六逸 文学 新闻 外国文化

谢六逸是中国现代史上卓有成就的翻译家、文学家、新闻学家，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享有“文坛宗匠”“教界耆宿”[1]5的盛名。谢六逸的文学活动涉猎广泛，在外国文学译介、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以及儿童文学等领域均有所涉及且取得突出成就。192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组扩建为新闻学系，谢六逸担任第一届新闻系主任。从文学领域转向新闻领域，相较其它新闻学家，他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学素养选择了一条更为特殊的路径诠释新闻。在新闻教育方面，他在正确认识到当时中国新闻教育现状的情况下，提出新闻教育不能一味学习西方国家，应结合实际情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新闻教育理念。在新闻实践方面，谢六逸主编的《立报》副刊《言林》和《国民》周刊在当时获得了业界的肯定，“言林”体正是他将新闻与文学联系起来的具体体现;以“无奇不有”为编辑方针的《国民》周刊则体现了他对报业大众化的追求。全国抗战爆发后，谢六逸携家眷辗转回到故乡贵阳之后，在《贵州晨报》上出版副刊《每周文艺》，担任贵阳文通书局负责人，主编《文讯》月刊……为推动贵州文学、新闻与出版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学界关于谢六逸的研究，分别集中于文学领域和新闻学领域，虽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纵观谢六逸的文化活动，其文学思想与新闻思想是相互贯通、相互推助的。他从文学领域进入新闻领域，再将新闻理念融入文学思想，对其文学思想与新闻思想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和发现其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本文着眼于谢六逸文学思想与新闻思想的综合性研究，力图从谢六逸接受国外文化思想影响的角度，打通文学与新闻两大领域的界限，探讨其文学与新闻思想的总体格局与现代性特征。

一、译介国外文学与新闻思想

清末西方列强欺凌，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改变了闭关锁国的状况，有识之士得以放眼看世界，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谢六逸完成中学学业后，远赴日本留学，接触学习日本以及欧美文化。谢六逸秉持 “多读、深思、慎作”[1]36的理念，积极从事外国学术译介活动。在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谢六逸从文学领域跨入新闻领域，在借鉴吸取外国文化的基础上，秉持中国文化本位，致力于构建文学与新闻思想兼备、启蒙意识与审美趣味共具的现代文化思想。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清末明初的科技翻译以及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翻译构成了我国翻译史上的三次高潮。晚清时期译介活动受到政治因素与文化语境的影响，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将西方文学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结合起来：使用文言文翻译、将西方小说改为传统章回体形式、在译文中夹杂作者带有主观意识的评论与解释。正如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一文中论述的，晚清的小说翻译是一种“‘未来完成式’的叙事方法：套用西方科幻小说的模式经历中国历险奇想，并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进行新知识改造。”[2]“五四”时期的译介活动建立在晚清对外国文化译介的基础上，却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代性意识。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真正地去了解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并在此基础上端正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谢六逸于1919年10月发表了第一篇译作，翻译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长期徒刑》，1920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学的表象主义是什么？》一文，得到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与认可，这给他很大的鼓舞与动力。以此发端，译介活动成为他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于晚清时期译介活动巩固传统政权和文化的目的，“五四”时期的翻译致力于在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形成能够拯救国家与社会的新文化，带有强烈的启蒙现代性意识。

谢六逸凭借在日本留学的便利条件坚持文化译介事業，连载《平民诗人惠特曼》（1922），介绍了惠特曼的生平并概括其基本文学观念;发表了有关歌德的回忆性文章《纪念歌德杂感》（1922），以风趣幽默的方式指出了这位被世人称赞的大文豪的缺点，并赞赏了歌德的品行及贡献;介绍了俄国作家果戈里和屠格涅夫，发表了《屠格涅夫传略》（1922）和《郭果尔与其作品》（1922）等文章。谢六逸译介外国文学并不遵循外国文学史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也是“五四”时期译介活动的鲜明特点。他在译介活动中追求趣味性与通俗性，将悬置在神坛上的文学作品以及文人学者生活化、世俗化。谢六逸在译介过程中根据具体需要选取意译和直译这两种翻译方法，将西方思潮与中国民间文化结合起来，赋予译介作品与人物新的生命，让民众更容易理解并接纳。在此基础上，加大外来文化的传播范围与力度，实现文学的启蒙教化功能。

谢六逸译介活动范围广泛，从日本文学到欧美文化均有所涉及，重心主要放在日本。谢六逸于1922年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的建设，著有《南方熊楠这人》（1927）、《坪内逍遥博士》（1933）、《<草枕>吟味》等文章。他从文艺观念与创作风格等方面出发，介绍日本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介绍的作品与人物具有世俗的气息与生命，在叙述过程中既提及了文学家怪异的癖好，又肯定了他们作出的努力与贡献。谢六逸的译介活动始终以向民众介绍和传播新文学为目的，其译介风格风趣幽默，让枯燥乏味的文学作品与高高在上的学者大家走入民众的生活。他认识到日本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所起的过渡作用，对日本文化的译介涉及内容与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小说、神话传说、文学理论等方面，有《小说神髓》（1935）、《源氏物语》（1926）、《日本传说十种》（1927）等。

新闻在近现代中国属于新兴的文化领域，致力于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谢六逸，敏锐地捕捉到时代新风尚与新需求。因此，翻译和介绍国外新闻思想也是谢六逸文化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部分。1931年2月，他在《新学生》杂志上翻译日本文学家平林初之辅的《Journalism与文学》一文，由此引发谢六逸自身创立的“报章文学”观念。平林在文章中论述了“新闻学”（Journalism）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他借助美国评论家奥普赖茵对新闻编辑与美国短篇小说家关系的论述，指出了新闻的发展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文化标准化、文学通俗化、文学过分追求“刺激”与“流行”、迎合读者阅读趣味，造成了西方现代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这样的观点沟通了文学与新闻的关系，启发了谢六逸关于“新闻学”作为一门现代性学科特殊性质的思考。同年5月谢六逸在《青年界》发表《美国新闻大王哈斯脱》一文，从报纸杂志售价、新闻记者、新闻消息、新闻文体等方面论述哈斯脱办报成功的原因与经验，这与谢六逸随后在新闻教育、新闻写作之外，积极从事的新闻出版实践活动无疑有密切关联。1933年2月，谢六逸的《国外新闻事业》一书由上海《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出版，该书专门介绍国外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概况。他将文学译介风格延续到新闻译介领域，以通俗晓畅的方式实现文学与新闻的大众化，强调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力求架起文化与民众沟通的桥梁。谢六逸在译介著述的过程中开始文化活动，在介绍和吸收外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新文化，其文化思想的孕育与形成离不开译介活动中对外国文化的批判与吸收。

二、日本文学与新闻思想的影响

中国与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两国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至今仍存在日本文化与汉文化“同文同种”的观念。谢六逸在贵阳完成中学学业之后，于1918年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经济学专业，建立了与日本文化的紧密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谢六逸在日本期间与归国之后，对日本文化的译介与吸纳，没有放在经济学，而是集中于文学和新闻领域。日本文学与新闻思想，对于谢六逸文化观念的形成，影响十分显著。

谢六逸既不同意对日本文学持过于轻视或者敌视的态度，也反对全盘照搬日本的做法，主张要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研究日本文学。他所思考和实践的，是如何吸收日本文学中的有益养分，建设中国新文化。谢六逸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十分丰富复杂，笔者在本文中无意全面涉及，仅从谢氏接受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艺观念的角度，分析日本文学对他的文化思想产生影响的性质与特征。

坪内逍遥（1859—1935）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小说家、翻译家，其《小说神髓》一书被视为日本写实主义的开端。坪内逍遥在论述西方文艺观念的过程中确立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社会中的特殊意义与重要價值，提出了小说创作的“法则”：“人情、世态风俗、真。”[3]7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神髓》中主张小说应真实地描写现实，是为了解决江户戏作文学中小说内容、结构形式、以及思想低下等问题，坪内逍遥并未反对小说宣扬道德及其被赋予的教化作用。

无独有偶，中国传统文艺观念受到封建政教思想的影响，存在文学作品均采用文言文创作;文艺远离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高雅文学成为传统主流文化等问题。直至“五四”时期，写实主义成为主流文学思潮，一方面，承认文学创作对描写现实问题以及展示社会风貌的作用，宣扬优秀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肯定文艺寓教于乐的功能，在潜移默化过程完成对读者的教化，满足了“五四”时期的启蒙意识。坪内逍遥与谢六逸文化思想的形成均离不开时代思潮的影响，结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与中国“五四”时期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将两人放置于文化转型的宏观视域中，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谢六逸文化思想中的日本元素。

《小说神髓》一书中既对小说创作者提出了要求，又注意到了小说接受群体，通过小说文本将两者联系起来。相似的是，谢六逸的文化思想中也存在着鲜明的读者意识。坪内逍遥与谢六逸均结合社会问题，主张文学家应创作写实的文学作品，给创作主体规定了创作方向。不同的是，两人所提及的接受主体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群体，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默认的接受主体是有学术修养、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中上层资产阶级，而谢六逸主张文学作品和报刊读物应针对普通人民群众。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坪内逍遥专注于建立新的日本文学史;谢六逸则致力于将“写实主义”从文学进一步扩展到神话学、新闻学等新兴学科领域。例如，谢六逸于1928年出版《神话学ABC》一书，结合西方学者对神话学的研究总括神话学的产生与发展， 将神话视为文学艺术的材料来源之一。[4]125《小说神髓》 “小说的变迁”[3]67一章中，坪内逍遥同样将神话视为小说与传奇的发源。然而，两人却对神话的价值持不同的态度。坪内逍遥将神话视为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被淘汰的文学样式，批判神话的虚构性;谢六逸则将《神话学ABC》视为启蒙大众的教育性读本，多方位、多角度地论述了神话学的发展历史。《神话学ABC》虽然未达到《小说神髓》成为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开端的高度，但体现了谢六逸对完善学科发展、启迪民智、实现文学大众化上的思考与贡献。

日本文化对谢六逸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文学领域，还渗透进其新闻思想中。谢六逸十分重视日本的新闻学研究，贯穿其新闻思想的将新闻视为精神交通机关的观念便来源于日本新闻学家栋尾松治氏。在其专著《实用新闻学》一书中，谢六逸就明确提到栋尾松治“新闻的本质，即社会精神之交通机关”[5]20的观点。日本新闻思想对谢六逸的新闻思想产生了影响的同时，日本新闻事业的发展也为其提供了现实的借鉴价值。《日本的杂志》一文中谢六逸指出日本杂志之“杂”，即内容与形式避免单调刻板，力求种类繁多，并称赞日本记者“忍、狠、等”[1]338的品格。在谢六逸的报刊编辑生涯中，他始终避免报刊杂志的单调刻板，甚至提出“无奇不有”的编辑方针，正是受到日本杂志的影响。他将新闻生产视为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双向交流的过程，强调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与新闻记者的良好品格息息相关。《日本的学生新闻》一文虽是主要介绍日本学生新闻发展的现状，却从编辑、通讯、经营等方面概括了新闻事业的主要流程，也从侧面体现了他对国内如何更好地发展新闻事业的一系列思考。谢六逸指出学生新闻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有知识卓越而又固定的读者。”[1]334读者作为新闻生产中的消费者，直接决定了报刊杂志的存在与否。他在报刊编辑生涯中十分重视报纸杂志“通俗”的特性，既是受其文艺观念的影响，也是基于新闻领域读者即消费者这一特殊现象的思考。日本学生新闻中存在的编辑分工不合理;经营不当;受制于人，缺乏言论自由等现状也是现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研究日本新闻为谢六逸针对国内新闻界发展的缺憾提供了诸多启示。

三、欧美文学与新闻思想的影响

谢六逸以日本为中介接触西方文化，欧美文学与新闻思想对其文化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是间接地接触西方文学，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首先散见于其译介作品与文学创作之中。他对待西方文化的眼光始终是开阔的，避免故步自封。《精神分析与文学》一文中介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有关“恋母情结”的思想，他认为此种观念为文艺批评提供了新的动力。谢六逸也将这种思想融进介绍外国文学与文化名人的作品中，他毫不避讳地指出文化名人的怪癖：暴露癖、嗜酒癖等。正是因为他深知一切癖好都是精神在作家身上的外现，与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作品融为一体。

《欧洲中古文学一瞥》一文从 “绪论、中世史诗、中世抒情诗”[6]三个部分论述被史家称为“黑暗时代”的中古时期的欧洲文艺。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欧洲文艺创作是宗教狂热的封建制度下产生的文学，宗教制度抑制文学艺术的发展，使得理智情感均被摒弃，故中古欧洲文艺无从发展，形成了感情单纯、形式单调的中世史诗。此文中谢六逸虽主要概况欧洲文艺的发展，却也是基于自身文学观念的介绍。他始终推崇表现人类共同情感的艺术作品，将文学视为情感的释放与寄托，因此他指出欧洲中古文学作品正是因为缺乏情感而黯淡无光。受此观点的影响，谢六逸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到明清时期深受封建制度的桎梏，从文体、形式到内容都过分固定死板，终将走向消亡。因此他提倡建立贴近民众，富有情感的新文学。

西方文学对谢六逸的文学思想的影响不仅散见于相关文学作品中，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观念体系，主要涉及民众意识与平民教育两个方面。1920年谢六逸于东方杂志发表《社会改造运动与文艺》一文论述文学艺术与社会改造的关系，明确指出：“文学艺术实有益于社会改造，为社会改造之‘力’。”[7]文中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出发，论述文学艺术在特殊的社会改造时期，一方面涉及世界的发现;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人间的发现。两者的发现促使了知识的解放与感情的解放，共同催生了民众意识的勃起。因此，谢六逸将民众的社会生活视为连接文学艺术与社会改造关系的纽带。如何通过社会生活更好地将二者联系起来？谢六逸提出了“生活艺术化”的观点，并将之具体为“生活快乐化与劳动快乐化。”[7]由此，谢六逸将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以及社会改造紧密联系起来，暗藏着西方文学在文艺复兴思潮影响下浓郁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出鲜明的民众意识。

谢六逸凭借自身思想的包容性与丰富性转向报刊编辑领域，带着知识分子的文学素养以及文学追求开始了在新闻领域的探索。新闻作为新兴领域，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響，谢六逸的新闻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借鉴外来文化与结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博采众长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形成的。

纵观世界新闻学的发展，“经历了由术到学的学术进步过程。”[8]26新闻学的起源与新闻教育紧密相关，密苏里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学校相继开办新闻学院，推进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同时也开启了新闻理论的研究开端。受到以新闻教育为主要目的的影响，美国新闻思想主要以实用新闻理论为主。新闻教育作为世界新闻学的发端，也是谢六逸新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复旦大学新闻系是继192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系成立后中国的第二个大学新闻系，谢六逸担任第一任系主任。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刘大白在接受谢六逸的建议之后，在文学系内设立新闻学组”，[1]434比北大新闻系的成立还早了两年，可见其新闻教育思想的前瞻性。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开展新闻教育的过程中，谢六逸首先就强调报纸的社会舆论功能，并且指出了社会生活是新闻消息的重要来源材料，强调新闻的真实性。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构成整体，在此基础上，他主张跨学科的新闻教育理念，了解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是新闻从业者的基本素养。新闻理论知识的学习是谢六逸新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除此之外，他还强调实务技能的培养与形成，他主张新闻是一门务实的学科，要将一切发展落到实践过程中。由此观之，谢六逸的新闻教育思想是在借鉴欧美新闻理念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报刊杂志作为新闻发展最初的媒介形态，新闻学的发展建立在报学的基础上，逐步深化延展。中国近现代报业理论的发展深受西方影响，在这样的渊源背景下，谢六逸新闻思想中也蕴含着欧美新闻思想的元素，但他并非全盘照搬西方，而是批判性地吸取与改造。《国外新闻事业》中，谢六逸认识到报刊杂志事业具备的商业属性，“现在是资本主义的时代，新闻受了经济势力的影响，它脱离政治的羁绊，变成一种产业，这是当然的发展。”[9]563由此观之，他并不排斥报刊的商业属性。这一观点贯穿于谢氏的新闻实践之中，在他主编的《言林》等报刊中，力求多刊登通俗易懂之作，符合大多数读者的审美趣味与看报需要;对销量和阅读率的重视，体现谢六逸对新闻大众化的追求。《国民》周刊是上海生活书店《生活》的系列杂志之一，谢六逸作为《国民》周刊的编辑，规定了该刊是为最大多数人创办的，是“以广泛读者为争取对象”[1]378的综合性刊物。但在另一方面，谢氏却并未一味偏重新闻的商业性，反而是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只考虑商业效益，采用“流水化作业”的新闻生产方式提出了批判。《报章文学》一文中谢六逸首先指出“报章文学”发展受到轻视的现状，为之正名，指出培养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是改善报刊编辑事业现状的必行趋势。如何才能培养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他认为欧美国家的记者受到资本主义新闻大规模机械生产的影响，“太忙”，所以写不出好文章。

结语

综上所述，纵观谢六逸先生的文化学术活动，新闻思想与文学思想是相辅相成、融会贯通的，将两个方面割裂开来研究不利于对其文化思想进行全面和深刻的分析。作为中国现代优秀的知识分子，谢六逸在学习国外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自身，在具体的文化活动中完成对本土文化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日本文化思想与欧美文化思想作为谢六逸文化思想的重要来源，中国、日本、西方国家三者之间特殊的身份话语交流对其文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谢六逸将文学思想与新闻思想贯穿联系起来，既是个人价值取向的选择;又是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建立和发展新文化的体现。谢六逸响应时代的召唤，将文学与新闻联系起来，立足于对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跨学科思考，其中彰显了对中国现代鲜明而又独特的人道主义、启蒙主义以及革命主义等层面的张扬与反思。就此而言，从新的高度总结和评价谢六逸先生文学与新闻活动的意义和价值，探讨谢六逸文学与新闻思想中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启蒙与审美、为人生与为艺术、实用性与超越性、个体性与民族性等重要内涵，仍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 释：

[1]陈江，陈寅初编.谢六逸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36，338，344，378，434.

[2]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98.

[3]坪内逍遥著，刘振瀛译.小说神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7，67.

[4]谢六逸.神话学ABC[M].上海：上海书店，1990：125.

[5]谢六逸.实用新闻学[M].上海《申报》新闻函授学校，1933：20.

[6]谢六逸.欧洲中古文学一瞥[R].摇篮[N].1930（1）.

[7]谢六逸.社会改造运动与文艺[R].东方杂志[N].1920（17）.

[8]童兵，戴元光编.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6.

[9]谢六逸.国外新闻事业[M].贵阳：书林书局，1933：563.

（杜安，博士，教授，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贵州省谢六逸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谢婷，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