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一种文明论的视角来阐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需要超越单纯的“实力逻辑”而将这百年来的民族之伟大飞跃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景中，以一种更为本质的文明视域来定位这一伟大飞跃的历史内涵，进而揭示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实现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所开创的新文明类型。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所实现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國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构成了新文明类型的内在进步逻辑，对于传统文明自身的守正创新和现代资本技术文明的批判吸收构成了新文明类型的外在超越逻辑，在此基础上所追求和实现的“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民性”构成了“伟大飞跃”所开启的新文明类型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伟大飞跃;文明阐释;进步超越;人民性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12-0001-0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个自信”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所具有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同时也暗含着对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开创和坚持。本文立足中国自近代以来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实现“伟大飞跃”的历史统一来揭示百年历程所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内外逻辑和本质特征。

一、“伟大飞跃”的文明内在进步逻辑

文明是一个大词，它往往指涉在人类历史性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物质和精神形态，具有进步逻辑含义。究其根本，作为文明表现形式的文化精神形态是在人类物质性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原理要求我们从人类实践活动及其产生的具体社会物质形态来理解文明本身。从这一角度来看，对文明之理解就要立足人类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诸构成要素的特性来考察其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性解放的进步逻辑。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历程中，中华民族实现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构成“伟大飞跃”文明之内在进步逻辑。

1.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奠定文明内在进步逻辑基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1]马克思客观描述了自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一切民族和国家的统治，这种带有压迫剥削性质的文明传播在其所到之处破坏了一切旧有生产方式及其文明形态，以强制必然的资本逻辑推动世界文明发展。中国在近代以来遭遇西方科技文明时，只能在资本主义文明席卷世界的浪潮中被迫开启自身现代化历史进程。就外部条件来看，带有“资本逻辑”的西方文明植入中国的目的是以“剥削和统治”为主，根本不允许中国独立探索和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文明道路;就内部环境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首先需要完成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任务，国内封建势力、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因其自身局限性而无法承担。中国在近代以来需要进行的带有历史必然性的现代化文明历程自然落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性革命实践上。五四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一条彻底的反帝反封反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才实现真正意义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历史性成就彻底清除造成中国自近代以来陷入“内忧外患”存亡危机的诸多不利因素，彻底结束“两半社会”的被动消极局面，彻底废除使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和霸权，以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制度重新将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走上独立自主的崭新发展道路，创造中国实现现代化文明的重要条件，为中国开启自身现代化的文明历程奠定客观基础。

2.国家富强实现文明内在进步逻辑要求。无论被动还是主动，中国进入现代化历程，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现代化转变，中华文明在守正创新中转型升级，都是历史发展大势所趋，具有历史必然性。民族独立实现社会稳定统一，人民解放创造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环境，在此基础之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是中国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内外客观要求。不同于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进行自身现代化建设，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属性和方向前提下积极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可能实现的路径。在生产力极低的国情下，中国共产党制定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规划和目标，建立独立自主和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之后面对新的历史使命和国内外环境，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更为本质、深刻、长远和整体的规划和认识，进而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两大“中国奇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顿局面”到现在“富强景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实践实现着中国现代化文明关于国家富强的内在进步逻辑要求。

3.人民幸福体现文明内在进步逻辑本质。幸福是个动态概念，它的内涵随着时代条件变迁而变化。就人之存在本质而论它有一个最高规定，即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状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奋斗的最高目标。百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自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反资的伟大历史使命，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发展奇迹，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一种新文明类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国内实际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管有曲折困难，但前进道路却从未中断。从1953年“一五计划”制订到2021年“十四五规划”出台，68年时间里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十三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十亿人，建成惠及十四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这伟大成就来之不易，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通过改革促进发展，以发展来践行社会主义本质和共产主义理念，极大促成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人之存在的最高幸福状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目标，也是正在开创着的新文明类型的最高本质。

二、“伟大飞跃”的文明外在超越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历程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所实现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飞跃”，从内部历史发展条件看符合中国自近代以来历史内在进步逻辑的必然要求，是近代中国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外部环境看，是以西方资本技术文明所主导的现代文明全球化的结果。内外因合力作用使得中国自近代以来必须走出一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官僚资本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彻底的革命性、广泛的代表性和最高的先进性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它既是对于自身传统文明的守正创新，也是对于现代资本技术文明的批判吸收，是对于传统和现代的超越。

1.在守正创新中超越自身传统文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孕育了辉煌的文明。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和走向，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文明类型。“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框架结构和社会体制的最终定型。秦以后的中国古代文明框架表现为政治体制官僚化和经济体制的地主—小农经济化。”[2]自近代以来，西方资本技术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架构，传统的文明类型被深刻动摇，在内外因合力的作用下中国传统文明类型开始向着现代文明类型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3]在守正创新中超越自身传统文明，首要的是坚守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本土性。文化的民族性和本土性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源和血脉，是其传承和发展的本源和内力，它包含和塑造着一个民族内在、持久和深沉的生存机理、存在经验、精神禀赋、思维方式、价值理念、道德内涵和情感方式。百年历史征程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奠定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基础。这一“伟大飞跃”不仅是中华传统文明基因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文明发展的逻辑必然，是在守正创新中开创新的文明类型。

2.在批判吸收中超越現代资本技术文明。肇始于西方资本技术文明的现代化将古老的东方中国抛入到现代资本文明体系当中，这使得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道路表现为两重路径：一方面要积极吸收现代资本技术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而为我所用，充分服务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对现代资本技术文明的“异化力量”进行批判和超越，在吸收和超越现代资本技术文明的基础上进行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资本的本质在于实现自身的无限增殖而获取最大利润，因此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推动下，现代资本技术文明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深刻变革了社会生产关系，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这是资本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面。与此同时，资本的增殖逻辑是以尽可能多地创造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实现要经过两个重要的环节：生产更多的商品和刺激更多的消费。实现无限的生产是以开发和占有更多的资源为目标，刺激更多的消费是以释放人无限的欲望为前提。所以资本对于无限剩余价值的追求是以开展无限的生产和消费运动为前提，这就导致在现代资本技术文明中人成为无限欲望的载体和强制消费的工具，自然成为无限生产资料的供给者。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实践历程中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立足于中国实际而又超越现代资本技术文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中国开始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现代资本技术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之举，自此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积极吸收西方现代资本技术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驾驭资本的增殖逻辑，超越现代资本技术文明中的“异化现象”，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开创新的文明类型。

三、“伟大飞跃”开创的新文明类型

“伟大飞跃”在守正创新中超越了自身传统文明，在批判吸收中超越了现代资本技术文明，开创了既不同于传统文明又不同于现代资本技术文明的新文明类型。该文明类型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百年历史实践中开创而来，人民性是其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人的问题始终是一切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和归宿，它聚焦于符合人性的现实存在何以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同时提出了实现“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所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其百年历史实践不仅肩负着中国自近代以来需要完成的自身文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且承载着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是自身现代化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有机统一。肇始于西方资本增殖逻辑和技术异化逻辑的现代资本技术文明以“强制占有和刺激消费”将人纳入资本单一的增殖逻辑中，人成为单维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工具”。纵观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从深层哲学进路来看就是一部从“神义论”到“人义论”再到“物义论”的“人性”逐渐降解过程，直到今天的现代资本技术文明全球化，人类已经走上了“去人化”的非生物智能时代[4]。随着资本与技术的强强联合快速推动现代资本技术文明发展，一方面物质世界极大的丰富，另一方面关于“人是什么，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较之于以往时代却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一种“对于人之本质的真正占有”“合乎人性的存在方式”和“真正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人民性”发展方式来代替现代资本逻辑中单维的“强制占有和消费”，在面向合乎人性自然内在发展中实现人的进步和解放，超越现代资本技术文明，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5]人的物质性生产活动决定了人的现实生活方式，文明基于此而孕育生成，同时又是对于人的物质性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实现以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必然要求。尽管无数思想家提出了关于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诸多美好愿景，但由于缺乏具体现实的考量而只能沦为空想。马克思以人的现实解放为目标，深入考察和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条件下“人性异化”的原因及其解放之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6]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自然界而生存，但同时人又是具有自主意识的自由活动主体。人可以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自主地创造多种可能性的生活方式来彰显自我内在丰富的生命力，这也是共产主义关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涵。但是在西方資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劳动”却将人自主、自由地实现自我内在生命丰富性的劳动活动贬低为获取生产资料的手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活动变为资本对于自然的无限索取和单方面掠夺，将技术的自然技艺性剥离而强制转化为实现资本无限增殖的冰冷工具。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的两极分化与资本的逐利本质导致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人与自然的危机”。作为先发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异化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并随着全球化的过程蔓延到其他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推进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以社会主义的力量来驾驭资本，在利用资本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消除资本产生的“异化现象”。“以人为本”，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协调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强调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存。以社会主义的强大制度优势摒弃建立在“占有逻辑”之上的人与自然对立关系，主张“绿色生活”，让美好生活建立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上，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并存，构建起一种符合人性和自然性的美好生活方式和生存之道，更好地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张旅平.文明的冲突与融合[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4]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收稿日期：2021-09-23

作者简介：魏其兴，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