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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丁宝桢信札识“天津教案”

2021-01-06袁愈高

文史杂志 2021年1期
关键词:丁宝桢天津地区刘杰

袁愈高

丁宝桢关于“天津教案”的一件手书信札,是笔者于1995年10月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举办的一场小型拍卖会上购得的。

这件丁宝桢手书信札,给后世留下了有关“天津教案”的重要史料;同时,还为后世评价丁宝桢的人品政绩,留下可靠的依据。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大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夏以来,天津地区天气酷热,瘟疫爆发、流行,死者无数,其中儿童的死亡率为最高。外国教会在天津地区开办的孤儿院、育婴堂,将死亡的中国儿童遗体陆陆续续送往郊外埋葬。就在天津地方当局处置瘟疫无力,老百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之际,传来一条十分荒谬的谣言:“天主教育婴堂将中国儿童的心脏、眼睛等器官用来做药……”谣言在天津地区疯传后,让老百姓更加惶恐不安,更加憎恨洋人及洋人所办的慈善机构。恰巧这时,天津抓获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他因罪行严重被判处死刑。判决后,此人贩子为了求生,竟然谎称是法国天主教会让他拐骗儿童,卖给教堂里做药的。武兰珍的这番口供,在天津地区引爆了一场针对外国教会和外国人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校罢课,人们义愤填膺。

1870年6月21日上午,天津知县刘杰押着人贩子武兰珍去天主教望海楼教堂调查对质。质证的结果证明,该人贩子的口供全是胡编瞎说的。刘杰等人在返回官府的途中,巧遇刚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处要求派兵镇压群众,却遭碰鼻的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丰大业大骂刘知县,并开枪打伤了刘知县的随从人员。此时,天津地区早已民怨沸腾,群情激愤,社会秩序大乱,地方当局无法掌控局面。愤怒的人们将丰大业打死,并将怒火指向法国天主教在天津开办的慈善机构——望海楼教堂。人们疯狂地冲进去打砸抢烧,见人就杀。随后,怒气未消的人们,竟然又跑到法国驻天津总领馆,一把火将其烧毁。此次事件中,三小时内共造成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5名法国和俄国侨民,以及30多名中国天主教信徒被杀死;还有6座法、英、美等国开办的教堂被焚毁。这就是“天津教案”的大概情况。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俄美等国立即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其于十天内处死天津知县刘杰以及肇事者并赔偿损失。他们还派出几艘军舰直抵天津大沽口海域,作好了炮轰天津的临战准备。管辖天津府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接到清廷指令,临危受命,于6月28日火速赶到天津,查办此案。曾国藩经过十多天时间实地走访调查,确认外国教堂并无诱拐伤害儿童之事,遂与法国等西方列强协商,于7月20日作出了对此次教案的处置决定并上报朝廷:处死杀人者马宏亮等20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革职,充军黑龙江;赔偿法国等列强49万两白银。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置方案遭到朝廷内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反对,认为曾国藩的处置方案是错误的,曾国藩系卖国贼、汉奸;坚决反对杀中国百姓为洋人偿命。全国老百姓也痛骂曾国藩卖国求荣,是洋人的奴才、走狗。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的决策者慈禧太后既要避免与洋人决裂、开战,又要安抚朝廷内主战派和全国老百姓的情绪,只好撤换曾国藩,派李鸿章接手查办此案。

李鸿章接办此案后,将判决死刑的20人,减为16人,另外4人缓刑;将赔偿款减为46万两白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革职,充军黑龙江。对李鸿章的这个改判方案,法国政府考虑到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加上他们国家正在与普鲁士激战,无暇顾及,也只好认可。据后来有关报道称:“天津教案”中被砍头的16人,并非马宏亮等人,而是处决了另外犯死罪的其他16个人。李鸿章这个“狸猫换太子”之计,把洋人给糊弄了,只有那46万两白银,才是货真价实地赔给了洋人。另外,清政府还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專程赴法国赔礼道歉。

至此,震惊世界的“天津教案”终于算解决了。但这个事件留给我国的教训太多太深刻了,值得后世执政者和全国人民深刻反省。

时任山东省巡抚的丁宝桢,在当时(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即1870年8月17日)写给同僚的信札(即笔者所购这件)中写道:“天津滋事之案,法使必欲将府县抵偿该领事丰大业之命,曾相(即指曾国藩)不从,仅将府县撤任而渠,犹不愿,复奏请交部治罪;而彼犹必欲就近在津办抵,其强横无理可谓极至。现在议恤赏(偿)人命、赔修教堂、缉凶抵偿,而该使以府县不能如其所欲办理仍哓之不置。昨闻,曾相查办复奏,该堂(指法国在天津开办的天主教望海楼教堂)挖眼剖心各事,全无实据。”

在丁宝桢这封简短的信札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曾国藩在查办天津教案中“尊重事实,就事论事”的处置方式,是持赞成态度的;对西方列强在中国强横无理的劣行,是反对和憎恨的。

在这封信札的末尾,丁宝桢了解到“东省(指山东)春末夏初,雨泽缺少,麦收大减,极为焦虑。幸五月以后,雨旸应时,秋成可期中。”从寥寥数语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晚清名臣丁宝桢关心民生疾苦的赤诚之心。这在晚清时期官场普遍腐败的大环境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人品和政绩,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缅怀崇敬。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附丁宝桢(1820-1886)仕途简历: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今贵州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科,考中2甲笫22名进士(时年33岁);咸丰十年(1860年),任湖南岳州知府,不久调任长沙知府;同治二年(1863年),升任山东按察使;同治三年(1864年),转迁山东布政使;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山东巡抚;光绪二年(1876年),升任四川总督,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任上逝世,享年66岁。丁宝桢逝世后,清廷谥其“文诚”,以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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