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璋

四川历史文化名人扬雄，是汉代蜀郡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人。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颇高的建树，成就独到。

一

《汉书·扬雄传》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覽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

这段记载非常重要，是我们认识扬雄，了解其人生志趣和价值取向的重要而宝贵的资料。“少而好学”，是其学识淹贯的基础。“不为章句”云云，则是其喜于学习，勤于思想，领悟要旨，形成自己见解的学习方法。班固为什么特别强调“不为章句”呢？这与汉代学术界的不良风气有关。汉代俗儒学习重门派，讲师承，轻创见，斥异己，以致章句之学盛行，琐碎支离，释章句而忘义理，正所谓“章句之学，破碎大道”也！而扬雄则“不为章句”，始能成就其学术业绩的辉煌。

应该说，扬雄《太玄赋》是他“默而好深湛之思”形象的最好写照与诠释。其开篇云：

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曒曒著乎日月兮，何俗圣之暗烛！岂愒宠以冒灾兮，将噬脐之不及。若飘风不终朝兮，骤雨不终日。雷隆隆而辍息兮，火犹炽而速灭。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极。奚贪婪于富贵兮，迄丧躬而危族。

辞赋从《易经》中的《损》《益》二卦中着眼，认识到客观世界损与益的存在与相互转化之必然规律。《杂卦传》云：“损益，盛衰之始也。”韩康伯注云：“极损则益，极益则损。”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此。“倚伏”之谓，即《老子》五十八章所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与福并存并相互转换，和损与益道理相通，同样为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必然规律。

同样为人们日常生活常见的忧虑与喜悦、吉利与凶险，也与损益、祸福一样彼此以对方的存在而共生，并且在客观条件具备之后相互转化变换。令人遗憾的是如此明白的道理，愚昧之人却视而不见。扬雄这里所谓忧喜共门、吉凶同域之语，也就是《鹖冠子》所云“忧喜聚门，吉凶同域”之意。如此明白如日月之理，人们却视而不见，岂不悲哀么？

扬雄是赋所言贪婪云云，是说贪欲迷乱人的心智，人们冒身家性命于不顾，汲汲于功名利禄，结果是可悲而代价沉重。贪婪于富贵，不仅自身处于危险境地，也连累家人。这就是扬雄在《解嘲》中回答他为何“为官之招落”时所说：“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族也”之意。

《太玄赋》继之对丰盈、名誉、荣华富贵进行思考，指出“丰盈祸所栖兮，名誉怨所集”的残酷现实，认为丰富而圆满的状态是让人羡慕和追求的目标，然则却隐藏着危机;过多的财富聚敛其后果则是危殆。诚如老子所言：“多藏必厚亡”。同样的道理，名誉太大太多，必然招致怨怼与妒忌。对此，作者指出，香草因其自身香气被人烧燃，膏以其肥而被用作燃料使用，翠羽太美而被拔取供赏玩装饰，蚌因其腹中之珍珠被剖杀取之……这一切皆其自身的特殊价值而引来的麻烦。这正如《庄子·人世间》所言：“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御览》引《苏子》亦曰：“兰以芳自烧，膏以明自炳。”

《太玄赋》继之又云：“圣作典以济时兮，驱蒸民以入甲。张仁义以为纲兮，怀忠贞以矫俗。指尊选以诱世兮，疾身殁而名灭。”此谓统治阶级制订礼法典章及相关制度规范民众，标举仁义忠贞来改变世俗风气，辅之以选贤举能措施，给予相应的利禄荣名，劝诱世俗为爵禄而奔竞。对于这一切，作者虽然能清醒地窥探其用意与玄机，无奈世俗之徒仍争逐于名利场而乐此不疲，悲夫！

于是，扬雄遂寄幻想于超然物外的神仙世界：

岂若师由聃兮，执元静于中谷;纳傿禄于江淮兮，揖松乔于华岳。升昆仑以散发兮，踞弱水以濯足。朝发轫于流沙兮，夕翱翔于碣石。忽万里而一顿兮，过列仙以托宿……茹芝英以御饿兮，饮玉醴以解渴。排阊阖以窥天庭兮，骑骍騩以蜘蟵。载羡门与俪游兮，永览周乎八极。

作者在这里想象出一种超脱名利羁绊的生存方式：独往独来，与高士为伍，同圣哲结伴，慕追神仙之超逸，随松乔游灵虚……

扬雄著述甚丰，《太玄经》虽为摹拟《周易》，却“道同而法异”。司马光《说玄》指出：“《易》画有二，曰阳，曰阴。《玄》画有三，曰一，曰二，曰三”。也就是说，在《易》之“乾”“坤”即阳、阴的基础上，扬雄将其发展为“天、地、人”，认为人是客观世界中的批评主体。由此可见，扬雄《太玄》绝非简单地沿袭前说，而是有创新发展。《太玄》是哲学著作，深奥渊宏，以至“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众人之不好也。”而《太玄赋》则为文学著作，易于为读者接受。

《太玄赋》中不求闻达名利，只求恬淡自安的表述，是作者孤寂耿介价值取向的剖白。此赋似应撰写于扬雄在朝为黄门侍郎二十年不升迁之际，时在西汉末年。《汉书·扬雄传赞》：“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为门下史，……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王）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结合扬雄《太玄赋》中不慕荣名，视贪功躁进为险境的相关内容，此赋大抵撰于王莽篡位前后之初始、始建国元年之间，即公元8-9年间。

王莽篡位前后，政局动荡，人心惶惶，仕途隐藏着尖锐矛盾和许多未可预料的风险。如果站错了队，虽可获一时之得意与荣名厚禄，却暗藏有难料的隐忧。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扬雄虽然难下决心离开朝廷，但以为取理智而恬淡的方式以静观其变，不失为上策。

于是，我们看到了《太玄赋》结尾部分超越现实社会，漫游太空，夜宿仙境，聆听清音，欣赏仙女轻歌曼舞的喜悦，茹食仙芝精萃的滋味，饮玉液琼浆的陶醉，驭千里健足凌云飞奔的畅惬，与众神仙结伴逍遥于汗漫的欢愉……总之，他展现想象的双翼而飞升天际，远离尘世繁嚣和人世竞奔，去充分领略无拘无束的神仙世界之逸乐。

二

《太玄赋》在扬雄的宏丰著述中并不十分突出。扬雄在汉赋中的地位与影响，主要由描绘都市的《蜀都赋》及四大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等铸成。而《太玄赋》是其哲理性抒懷咏志之作，因此往往为研究者不太注意。其实，此赋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地位与影响是值得深入发掘的。

《太玄赋》对损益的重视，对祸福、喜忧的警惕，对吉凶的审慎，对丰盈、名誉的理智，几乎成为后世文学作品咏唱不衰的母题。该赋最具价值影响的是结尾处对神仙世界的构想。其天马行空，腾云驭风的飘忽，对魏晋之际游仙诗的兴盛，可谓其导夫前路。

我们看曹植的《仙人篇》诗：“仙人揽六箸，对博太山隅。湘娥抚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飞腾逾景云，高风吹我躯。回驾观紫微，与帝合灵符。阊阖正嵯峨，双阙万丈余。玉树扶道生，白虎夹门枢。驱风游四海，东过王母庐……”

诗中的仙人如湘娥、秦女、韩终、王乔皆能驭风飞腾，万里之遥不足为虑;又有阊阖嵯峨、双阙天庭，玉树傍道而生，白虎蹲夹门枢，玉樽盛桂酒，河伯献神鱼，听仙乐，凌太虚……这与扬雄《太玄赋》所描绘的场景大同小异。嵇康《游仙诗》亦如此，如“乘云驾六龙，飘飖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

晋代张华也有《游仙诗》四首，其中第四首：“游仙迫西极，弱水隔流沙。去傍鼓雾柂，飘忽凌飞波。”诗中弱水、流沙意象以及其前三首诗中“飘登青云”“湘妃”“云娥”，均可见扬雄的影响。以《游仙诗》驰名晋代的郭璞写有十九首游仙之作，诗中“山林隐遁”是其追慕的生存状态，诸如“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灵妃顾我笑，灿然启玉齿”“放情凌霄外，嚼药挹飞泉”云云，都在讲与神相遇的仙灵虚幻之境。这不仅是对扬雄游仙情景的展衍与发挥，还反映出魏晋之际的动荡时局，以及士大夫面对朝不虑夕的生存危机的忧虑。

钟嵘《诗品》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他批评其时诗歌中过多地谈玄论道，文学性被冲淡，有一定的道理。《文心雕龙·明诗》亦云：“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应当注意到游仙诗的存在，是受魏晋玄学风气的浸润，也是动乱时局士人避祸的特定方式。当年扬雄向慕仙灵世界，是为寻求理想的生存乐土;而魏晋之际的玄风大炽，《游仙诗》流行，也是对战乱频仍、时势多艰的规避。这之中前代扬雄《太玄赋》的示范意义无须多言。

唐代诗人李白，也向慕神仙并正式入了道，“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草创大还》）。他的游仙诗写得既多又很好。在其《游泰山》六首中，神仙出没频繁：“玉女四五人，飘飖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其一），“山际遇羽人，方瞳好容颜”（其二），“偶然值青童，绿发垂云鬟”（其三）等等，不胜枚举。他的《古风》五十九首中也有不少游仙题材，这里不再赘述。

古代文人仙游之作，秦博士《仙真人诗》可视为滥觞。清人沈德潜《古诗源》载《巴谣歌》即有：“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猎嘉平。”诗题下注：“茅盈内传，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鹤，白日升天。先是时有巴谣歌辞云云。始皇闻谣歌而问其故。父老具对曰：此仙人之歌谣，劝帝求长生之术。于是始皇欣然，乃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月嘉平。”

至于扬雄《太玄赋》里的神仙世界，还可在更早的《楚辞·远游》里寻到先声：“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而谁语！”战国时代群鹿逐雄，广大士庶生计艰辛，只好求仙慕道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在古人看来，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解决的难题，可以到神仙世界里去寻求超然物外的答案。

扬雄《太玄赋》为我们展示了作者的哲理眼光和淡泊名利的价值取向。其时烈火烹油般的权贵王莽，篡夺汉室而至九五之尊，却结局悲惨，遭斩首、肢解。汉哀帝的宠臣董贤骤进暴贵，官至大司马，与孔光并为三公，操纵朝政，敛财无数，宅第豪奢，“不异王制，费以万万计，国家为空虚”，而后仍落得“自杀伏辜”（《汉书·董贤传》）的下场。彼时扬雄与王莽、刘歆并为黄门侍郎，又与董贤同官。“莽、贤在哀帝、平帝朝皆为三公，权倾人主”之际，扬雄则“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并不羡慕二人的暴贵。班固称扬雄“恬于势利乃如是”，保持了人格的独立与平静的心态。班固还讲扬雄“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自有大度，……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所以，扬雄虽没有大富大贵，却能以文章传世，以人品留芳。

扬雄的人生志趣，孤寂而不修廉隅。班固说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扬雄寂寞于当时，见赏于有识者;垂名于后世，遗馨于中华文明史册。其一生无憾也！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