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宝凤

(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澳门 999078)

刘大任1960年代即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台大法律系毕业后，于1966年赴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深造，攻读博士期间参与保钓运动并因此放弃学业，1972年进联合国秘书处工作，1970年代中期再度致力于文学创作。他的文学活动和社会运动经历，与台湾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现代主义以及1970年代的左翼运动等思潮均有密切关系，保钓运动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风貌。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浮游群落》出版时，刘大任曾提及“三部曲”的构思:“《浮游群落》是第一部，写的是六十年代中期台北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心理和活动。第二部《溯河洄游》以七十年代初期海外保钓运动为背景。第三部……写海外左翼运动的分崩瓦解。”①作者并未将这三部长篇合称“保钓三部曲”，后两部与原初构思亦有出入，论者根据其题材和主题等方面的延续性作此概括。所引文字出自李怡编著《知识分子与中国:访问录》(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3年)正文后《浮游群落》的广告文案，转引自:https://philbius2.wordpress.com/2010/07/31/%E3%80%8A%E6%B5%AE%E6%B8%B8%E7%BE%A4%E8%90%BD%E3%80%8B/，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11月17日。这个系列的第二部《远方有风雷》直至2010年才面世，晚近的《当下四重奏》尽管与原初构思有出入，但就作品题材内容、人物形象和主题命意而论，可视为接续前作的第三部。这三部曲均以曾参与保钓运动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融入了大量自传性材料，注重对知识分子追寻道路与思想困境做社会历史分析，也展现了作者对20世纪中国历史及两岸分断体制下政治社会生态变迁的思索。本文以这三部曲作为重点分析文本，兼及其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散文与小说，从展示其思想演进轨迹及文体探索实践的角度切入，致力于把握这些作品背后复杂的精神感受与思想脉动，并将其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从知识分子心态史的角度，分析保钓世代的思想资源及其历史意识。

一、《浮游群落》:“同温层”与“精神流亡症”

《浮游群落》创作于1975年，小说以《新潮》与《布谷》两份同人文学刊物为中心，围绕两份刊物关于文学创作道路及其社会效应的反思与论争来组织情节，并穿插青年人组织左翼读书小组，认识中国革命的思想实践，勾勒出1960年代台湾的历史与文化氛围，以及青年知识分子探寻思想出路的时代苦闷。小说的很多素材来自刘大任当时在台湾参与的众多文化活动，而小说的主要人物也有现实原型，如筹组左翼读书小组的林盛隆以陈映真为原型，线索性人物小陶则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

刘大任多次在散文中追述，1960年代前期，他经由阅读有关中国现代历史的书籍及观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脑子里的左翼新中国从感性到理性层面都已成形。1964—1966年间，他和陈映真都参与了《剧场》杂志的编辑，两人的文学和思想探索方向不谋而合，却与主编邱刚健的编辑理念形成分歧。①庄灵:《琐忆〈剧场〉时代》，《人间思想》第6期，2014年春季号，台北:人间出版社，第201页。在小说中，《新潮》和《布谷》围绕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展开的讨论反映了《剧场》内部的思想分化状态，也结合了后来陈、刘二位参与创刊的《文学季刊》的文学思想主张。小说写到柯因和胡浩围绕林盛隆的文章展开的对话，柯因质疑文中“植根于现实”的说法:

第一，我认为这篇文章的整个姿态就是不可原谅的anachronism，用三十年代的solution来解决六十年代的问题，这就是个时代错误，不可原谅。第二，六十年代的起步点是什么?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反对的、扬弃的恰好就是三十年代的浪漫梦呓。②刘大任:《浮游群落》，台北:皇冠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这其中有关于如何理解“三十年代的solution”，以及现代主义文学如何回应1960年代的现实。胡浩在回应中提出了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流于形式技巧层面的“横的移植”，并未能移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直面社会政治语境、深刻反省现实的批判性和穿透力。透彻的客观呈现和社会批判在当时仍有禁忌，因而多数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将知识分子的无力感表达为“存在处境”的问题，而非“历史处境”问题，有微薄的抗拒意味和显见的政治冷感与保守色彩。③吕正惠:《现代主义在台湾——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7页。19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政治光谱在论争中呈现得非常真实:一方面用纯文学的主张来隐晦地表达生命体验，表明其与主流思潮的扞格，如柯因认为所谓的“社会良心”提倡让人想到“军中文艺”的官方文艺路线；另一方面，柯因敏感地察觉林盛隆的文学主张隐隐透着左翼文学的色彩，而对接受国民党“反共亲美”教育的战后世代而言，这是令他们避而远之的禁忌。论争双方关于何谓“三十年代的solution”的理解也存在分歧，《新潮》同人看到的是“浪漫梦呓”的一面，而林盛隆所指的恰恰可能是1930年代文学界的左翼转向与现实关怀。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传统在1949年后的台湾被遮蔽了，这是战后世代所面临的文学传统断层的局面，极易造成知识分子知识视野与历史意识的偏枯。柯因也敏感地意识到，“为什么从反三十年代文学观出发的这一代，竟然又有人回头去三十年代找出路呢?是不是暴露了我们的文学观里有什么内在的弱点?还是因为我们给三十年代文学所做的结论过于草率?”④刘大任:《浮游群落》，第48页。这种关于“问题”与“药方”的反省与追问始终在持续着。

小说详述《新潮》与《布谷》的几次文艺路线之争，林盛隆尝试从左翼视野出发阐述文学作品的美学形式探索与社会现实关怀的联结，但在这些知识沙龙里他的左翼思想只是隐晦曲折地流露，其文艺观点背后暗含的改造社会之主张则是在左翼读书小组的讨论中作清晰表述。刘大任曾在散文中提及，林盛隆组织的这个左翼读书小组有其现实原型，一些细节取材于参与陈映真的读书小组的经验，也掺杂了刘大任后来的保钓活动以及所读过的旧俄小说和1930年代中国小说的印象。有论者指出，这些情节的设置是一种“革命妄想症”，“在那一个知识分子和社会基本上不起互动作用的时光，作者以一个社会小说家的眼光，想要描写出他们之间的关联，想要‘创造’他们之间的关联，因此他就让书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起来‘革命’。”①吕正惠:《“政治小说”三论》，《文星》(台北)第103期，1987年1月，第88页。刘大任自己也曾提到，当时有关文学与社会效应等问题的反思和讨论只是在极幼小的所谓“前卫派”的圈子里酝酿发酵，并未产生大范围的文学思潮激荡。②刘大任:《〈剧场〉那两年》，《人间思想》第6期，2014年春季号，台北:人间出版社，第195页。但就勾勒个体思想轨迹而言，小说追述的保钓前史却不失准确。1967年7月，陈映真被捕，涉案的还有《剧场》和《文学季刊》的同人。刘大任彼时已在美国留学，未受直接牵连，但这次事件对他影响很深。小说中的陶柱国最能表征他1960年代思想转换的轨迹。小陶由波德莱尔式都市漫游者的形象逐渐转向，醒悟到林盛隆所言“反抗”的意义，超越个人主义的自我本位，投入到政治与社会实践中去改造世界，这些思想储备很自然地将把他带入1970年代保钓运动的实践。

刘大任在《浮游群落》日译版序言中如是介绍小说的主题:

反映了现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困境，和他们的心灵挣扎。虽然这批知识分子生活在台湾，而且，由于近代中国史的发展，处境更为复杂，但他们的探索与追求，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民族复兴运动，是一脉相承的。③刘大任:《中日不再战》，《赤道归来》，台北:皇冠出版社，1997年，第127页。

刘大任曾提到1978年写作《浮游群落》时已经历过左翼青年从热情献身到挫折幻灭的过程，在热情与幻灭之间犹豫不定，笔下文字带着轻淡的嘲讽意味。但回望历史现场，他对当时青年们认识到历史断层，并进而积极探索各种思想立场与行动出路、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努力却是高度肯定的:“不论各人想法如何，台湾曾有过一段时期，一批有志者的心胸之中，绝无任何省籍芥蒂，他们的共同理想是，为台湾、中国和全人类追寻美好的明天。”④刘大任:《噩梦》，《冬之物语》，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小说多次写到两份刊物的论争，《布谷》主张关怀现实，《新潮》的眼光则转向西洋，但两者有“同温层”共通的世代意识与五四情怀。小说的情节设置当然体现了作者偏重左翼思想的倾向，但也细致地写出了当时知识界文艺、思想生态丰富而包容的状态:就文艺创作而言，柯因在论争过程中始终顾忌公开打笔仗对《布谷》和《新潮》的同仁乃至整个新起一代可能会有挫伤；林盛隆也思考“现代主义”与“植根于现实”有其融合的可能性，他的批判性姿态“不是为了埋葬现代主义，而是为了重新开拓它，让它有一张中国人的脸”。而就思想成长而言，小说里也隐含了左翼思想的复苏、1960年代前后《自由中国》与《文星》杂志带给知识青年以自由主义思想的洗礼、关于中国现代化议题的辩论等思想动态。郑鸿生先生甚至将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初称为台湾的“文艺复兴”时代，战后新生代对五四运动做了一次演练与补课。⑤郑鸿生:《台湾的文艺复兴年代:七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状况》，《思想》第4辑，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年，第86页。刘大任、郭松棻都曾在杂文中提及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他们的影响，由此可见自由主义、左翼思想、民族主义等各种思想资源在1960年代具有共生、叠合的空间。但随着国际形势与两岸形势的变化，这种思想歧出共生的生态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消失，左翼力量在保钓运动之后未能回到台湾，自由主义的队伍也在1973年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后遭到严重挫伤，随后是乡土文学论战后“本土化”进程的启动，“乡土”转向“本土”，民主诉求也逐渐转向民粹风潮，曾经浸润于“文艺复兴”思想氛围下的作家们的思想与创作也走向分化。今天回望台湾政治形貌的变迁，可以看到1970年代以后文学与政治领域对台湾现代历史的叙述具有明显的化约主义色彩，扭曲与遮蔽了许多原本有助于探寻台湾发展与两岸关系理想出路的思想资源，而《浮游群落》中所呈现的1960年代对重述当代台湾思想界的风貌应有所启示。

在艺术风格上，作者也试图以“大小说”的格局，来呈现大历史视野下台湾1960年代思想生态的切面。他特别提及谷崎润一郎的《细雪》对自己的影响，赞赏谷崎小说处理历史的手法。“谷崎的史诗主角，是社会体制，是民间礼俗，是日本特殊文化形成的价值和习惯，以及活在这些约定俗成传统中的人物行为和心理”，①刘大任:《岁寒读〈细雪〉》，《阅世如看花》，台北:洪范书店，2011年，第190－194页。而这一切耐人寻味的“世间人生的细微末节”背后却隐含着“反战”主题及复苏东方文化“阴翳”美学的努力。刘大任也意识到，“大小说”往往会因追求全景观照而易流于浮泛，但或许由于具有上述美学认识以及深切的思想、生活积累，《浮游群落》相比他的其他小说，可说是最耐心地处理时代“氛围气”了。从时代背景来看，经历过国民党1950年代镇压左翼人士的白色恐怖、1960年对《自由中国》的整肃，1960年代前期台湾的思想状况呈现压抑、禁锢之态。小说多次提到:“夜台北有一股说不出的荒凉，一股说不出的压力，弥漫在灯火氤氲凄迷处”，且开场就写陶柱国的大学室友廖新土在闹市被警察追捕的场景，尾声也以左翼青年被情治人员抓捕作为收束，书中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阅读、集会等活动也带着隐蔽、紧张乃至神秘的色彩。但相对于1950年代的肃杀荒芜与1970年代回归现实的热潮，1960年代是一个包蕴丰富的过渡期。不同于刘大任后期作品沉郁、苍凉的“硬”的风格，这部作品用许多场景、细节去呈现当时台北文化圈的思想动向，如胡浩和小陶所喜爱的柴可夫斯基、帕格尼尼、鲍勃·迪伦的音乐和波德莱尔的诗歌，青年朋友们在牯岭街的旧书铺搜购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克鲁泡特金的《我底自传》、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的《呐喊》以及马克思、毛泽东的著述的情景，及同人刊物的组织与编辑，逻辑实证论与存在主义的风行等。小说先将知识圈生态用诸多细节点染出来，几种知识分子类型、几个以同人刊物为凝聚点的知识分子群落便在这种时空氛围下展开思想观念的对话、碰撞，兼顾了大格局与细节感、理论辩证与感性经验的融合。

二、《远方有风雷》:再思“社会工程实验”与“历史断层”

1970年，美国将联合国交付托管的琉球行政权(包括钓鱼岛列屿海域)交给日本，当时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官僚与无能引起海外留学生的不满，由此引发保钓运动。受1960年代全球左翼文化思潮的影响，海外留学生开始重新认识现代中国的历史，保钓运动第一次游行时即呼吁“全体留学生团结起来，发扬五四爱国精神”。②柏克莱保钓会:《柏克莱保卫钓鱼台宣言》，林国炯等编:《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年，第337页。当时正就读于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刘大任积极投身其中，他后来追述了自己“苏醒反思、怀疑背叛、决志行动”的历程，③刘大任:《柏克莱那几年》，《阅世如看花》，台北:洪范书店，2011年，第40页。也回顾了运动后期中国之行的思想背景，“钓运人士在受挫的心理状态下，认为钓运要深化，必须检讨问题根源，问题根源在许多历史状况都是因为两党的残酷斗争造成的，所以一定要结束分裂状态。”①平路、刘大任:《钓运反思录:青春与反叛的质疑》，杨泽编:《七〇年代:理想继续燃烧》，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1971年9月，各地保钓运动成员在安娜堡举行国是会议，通过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决议，以保钓运动中的左派为主要力量，钓运进入了统运阶段。1974年，刘大任第一次回到大陆，但“文革”后期国内的政治社会现实令他大感震惊，从而经历了数年思想盘整期。他在作品集总序中如是总结:“一九七六年我重拾旧笔写小说，无论什么题材，无论怎么写，总免不了一股莫明其妙的悲凉气氛，大抵与这段有始无终的‘革命’经验有些切断不了的渊源吧。”②刘大任:《杜鹃啼血》，台北:皇冠出版社，2000年，第15页。关于参与保钓运动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祖国的感受，几乎贯穿刘大任1975年后的所有作品。

刘大任曾多次提及对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并接受意识形态询唤的方式有浓厚探究兴趣，《远方有风雷》即聚焦于此，且与《浮游群落》正相承接，着力呈现了陶柱国们由“个人心灵”转向“集体家国”的关切的过程，由此展开对中国左翼思想发展脉络的观察和思考。小说叙述者雷立工是一位历史学者，其父亲雷霆曾经历过1940年代“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及1970年代保钓运动，父亲去世后，雷立工展开了追寻父亲人生与思想轨迹的旅程。小说采用多声部叙述视角，有母亲的故事、父亲的故事、“我”的故事，而“我”作为一个儿子和专业历史研究者又有感性体验与学理分析两种声音，还穿插转引史蒂文森名为《内战盲肠?》的研究保钓运动的论文等，拼合出父母深度参与的美西左翼小组的运作情况，追溯保钓历史，借重建雷霆一生的脉络来梳理保钓知识分子行动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意义。

小说的很多素材来自刘大任的保钓经历，如:1966年与台大同学许登源等成立读书会，一起研究学习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资料；1971年保钓进入低潮期后，与好友傅运筹、郭松棻等借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话剧运动而排演话剧《日出》。小说借母亲的口述提及小组的阅读、讨论、成立话剧社和放映左翼电影的情况，共同经历了钓运的风起云涌，及钓运发展到统运后队伍的分裂。刘大任曾说，他在这部小说中借叙写海外保钓运动来回顾历史，反映“六十年来国共两党对立形成的国家分裂。这个阴影的底层，毫无疑问，是中国文明系统近两百年接近灭绝边缘的巨大阴影”。③刘大任:《远方有风雷·后记》，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23－224页。小说的主角并非某位具体人物，而是“小组”，源于意识到1930年代的左翼革命与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在思想传统上的承接性。

刘大任多次提到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老师弗兰兹·舒曼对他的理论启示。舒曼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革命打碎了原来的社会精英与政治秩序，在革命之后面临着政治整合的问题，“新生的革命政权只有通过组织才能将社会维系在一起，政治上的集权就是后革命组织的一种形式……一个经历了政治革命和重新构建组织的社会，就需要有领导。而原先的精英也在革命中被打倒了，这就要求新的精英能够提出新的发展方向，意识形态恰好可以提供这样的发展方向。”④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转引自闫健:《文革时期的海外中共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第184页。刘大任对这一“组织—意识形态动员”系统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小组”是把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并吸纳了儒家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民瘼的热情，使“小组”成为行动和思想高度统一的单位，而1970年代海外左翼青年的读书小组更像是对这种组织文化的模仿，必然出现个人自由与集体意志之间的调适问题。相比于1960年代，这个时候的阅读和讨论更有系统，但对理论的理解以及思想改造的集体裁判形式等也有教条化、机械化的倾向，而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小组成员的思想分化也更显驳杂剧烈。小说中写到小吴和阿贞婚姻危机的处理，小组讨论后认为要把个人问题纳入大历史框架，从团结本省同胞、弥合历史创伤的高度去理解，以至于雷霆要动员妻子将自己的孩子送给没有生育能力的小吴，以拯救小吴和阿贞的婚姻。这一情节反映了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此后雷霆的婚姻破裂，小组解散，团结各派形成统一战线的构想再难实现，而后来回到台湾的小吴走上“台独”的道路。《远方有风雷》中的相关叙述带着虚无、反讽的意味，但与《杜鹃啼血》时期不同，他的评价变得更辩证:他反思了高度强调集体化控制的革命组织模式可能导致“烈士和殉道意识”以及造神运动、偶像崇拜的狂热；①刘大任:《灵肉灵肉》，《走出神话国》，台北:皇冠出版社，1997年，第68页。同时，他又结合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及社会现实展开分析，肯定左翼小组作为一种社会工程的正面动员力量，认为在政治混乱、社会失调、经济脱序的危机情境下，“激进的政治革命手段似乎成为抵抗强权和改变贫穷落后现状的唯一办法。五六十年代台湾的有志者，跟二三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有志者没有什么两样，秘密集会和结社，不仅是个人人格成长中无可回避的考验，即便是有关人类整体前途的思考，也不能不正面面对这个课题。”②刘大任:《密会》，《冬之物语》，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34页。刘大任区分了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动员机制”和对促进传统社会现代转型至关重要的重整社会组织、重塑民族精神面貌这两层含义，肯定后者的正面意义与能量，并借由雷立工的总结提出了“社会工程实验”的说法。

《远方有风雷》延续了《浮游群落》开出的三部曲计划，但两部作品文体形态截然不同:《浮游群落》是全景式“大小说”的写作方式，较着重特定时代社会形态与思想氛围的呈现；《远方有风雷》则采倒叙回顾式，跨越60年历史时空，让第二代来追寻、回顾父辈的历史，用了较多社会科学与历史分析术语，采取“抽丝剥茧式的侦探手法”，探寻“历史进程中的知识分子行为，和知识分子面对历史的精神状态”。刘大任在作品后记中提及这部作品风格“有点硬”，“大陆背景的‘硬’，是因为对台湾的陌生；台湾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则对小说反映的‘左翼生态’，可能不知所云。”③刘大任:《远方有风雷》，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17－224页。正是有感于保钓运动的意义陷落于当下历史视野中的双重危机，也有感于保钓运动背后所牵连起的历史脉络与思想资源的被遮蔽，作者不惮以介于史学报告、虚构小说之间的“硬”的文风，重新叙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左派的思想探索和政治参与。其多声部的故事并非扑朔迷离的罗生门叙事，而是意在还原历史立体饱满的真相。这种文体形态看似艰涩，实则隐含着对年轻世代的召唤结构。雷立工在小说开篇时断言“终其一生，父亲是个失败的人!”但他在追寻父亲生命轨迹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父亲的一生与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脉络紧密相依，探寻父亲生命的真相也是还原历史真相，这不仅仅是还保钓一个公道，更是反思现代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翼思想的轨迹与历史意义。这一点可说是作者的最大关切，《远方有风雷》延续了《浮游群落》初步展现的知识与思想脉络，并加入更多的历史－结构性分析与反省，如关于两岸“历史断层”，台湾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本土化”转向，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道路与危机的思索，以及推动文明自我更新的“社会工程实验”所体现的社会法则等。

当然，如此繁复的思索与关切浓缩在这部体量并不大的小说中，也使得作者所言这部小说“有点硬”的含义还包括历史意识与美学观点之间充满张力又不无矛盾的融合:一方面以多重视角与侦探式结构让人物之间展开繁复的思辨、对话，以展现“立体”的历史；另一方面依照削、删、减、缩的要求压缩了许多历史细节、血肉。《远方有风雷》中记录了雷霆写于2005年末的日记，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模拟实验”，由革命理想的落寞回想到少年时代的爱人和同志: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还能跟她见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她交代。我能说:我尽力了，但是，时不我予?我能说，我们选择的道路没错，但执行方面出现了严重偏差?我还能像以前一样，继续坚持说:道路虽然曲折，前途一定光明?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①刘大任:《远方有风雷》，第112－114页。

刘大任对这些问题的思索贯穿在其众多小说与散文中，他始终保持着对当代中国发展动态的关注，而且如其所言，多次来大陆旅行考察，不断调整着心目中的“中国”形象:1970年代是“走出神话国，回到人间”的失落、质疑；1990年代归结出官方意识形态退潮，市民文化全面复活的结论；2006年前后评述“和平崛起”和思想文化的新变。值得关注的是，也许是由于经历保钓时期对中国大规模社会实验过分理想化期待的失落，他的作品较少涉及对20世纪50－70年代历史的回溯，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他更完整地理解中国1949年后3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语境，以及社会主义内部危机性因素的显现与克服危机的努力。②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5页。这又使他的“直观中国”一方面表现出对现象与变化的敏感，另一方面在言及市民文化的兴起、个人创造财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释放、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发展脱序等问题时，未能对1949—197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经验，以及这30年与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新时期复杂的历史关联做深入辩证的考察，因而也就不能对改革开放后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信仰崩坏、价值缺失等精神伦理问题做切实细致的分析。③贺照田:《当前中国精神伦理困境:一个思想的考察》，《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此外，他对台湾近30年来政治力量的构成有一个精简判断:“台湾当前的蓝、绿对立政治版块，追根溯源，就其思想的发生成长而言，实脱胎于三十多年前的海外知识分子运动。‘绿’的根本是海外‘台独’，‘蓝’的源头是革新保台，而主张两岸整合、协力抗日的‘保钓’力量，完全缺席。”④刘大任:《晚晴》，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54页。这个表述对海外台湾左派的思想与行动历程的总结失之简化，更详尽的梳理与论述可参郑鸿生:《解严之前的海外台湾左派初探》，《人间思想》第1期，2012年夏季号，台北:人间出版社，第8－48页。这个观察是非常深刻而有意思的，也印证了当前国、民两党在“亲美拒统”意识形态立场上的某种一致性。他也直截了当地指出台湾当代“本土化”历史叙事的缺失与扭曲，如操弄族群撕裂，对“二二八”的过度消费等等。他试图重新启动1960年代多种思想资源在当下的重新介入能力，如在杂文中称许自由主义者坚守知识本位、民间本位、俗世本位的立场，并提出由新兴“民主社会的政党”建构真正民主制度的构想，试图连接党外运动与1940年代民主同盟的历史关联，也与1950年代《自由中国》的组党诉求相通。⑤刘大任:《党外的“历史焦点”》，《走出神话国》，台北:皇冠出版社，1997年，第76－77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国民党也逐渐开始了由改革派与本土政治势力及资产阶级结盟的“本土化”过程，国、民两党都大量使用“台湾意识”“台湾人民”的表述，这一政治转型过程带有强烈的“新国族主义”“民粹主义”色彩，⑥钱永祥、王振寰:《迈向新国家?民粹威权主义的形成与民主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0期，1995年8月，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第26－27页。而中国民族主义认同与将台湾连接到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视野与思想资源恰恰是要被“本土论述”所遮蔽的。刘大任的论述没有对这一动态作切近社会语境的分析，他所提示的思想资源已很难有效嵌入当下的政治论述并发挥纠正作用。文体形态的变化与创作心态、思想进路的调整是互相映照的，《远方有风雷》借描写海外左翼学生运动的历史展开对“六十年来国共两党对立形成的国家分裂”的历史探询，而从《浮游群落》对时代氛围的细密呈现，到《远方有风雷》冷静的社会科学与历史分析，尽管在历史意识与价值关切上有延续性，但后者筋骨思理见长的文体形态使文本对关键历史节点及复杂历史关联较少细腻精微的考察与分析，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其论述介入具体社会、文化语境的启示意义。

三、《当下四重奏》:“反刍民族主义”与追寻文明赓续的“明因”

王德威为《当下四重奏》写的序中称刘大任为“海外左翼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小说的主题内容则犹如“以往留学生文学的养老版”。这个表述概括了这部小说在文体和主题方面的某些鲜明特质，主人公的形象与前两部有延续性，文体上则采用多声部形式来结构小说。小说选取主人公简云松以及与他关系密切的几位人物的视角，通过他们各自的第一人称叙述，共同构筑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形态。作者在后记中说道:

四个人看一个人，包括其中一个人，自己看自己。……我真正在意的，力图攻克的，就是将自己认为看清楚的生命和历史，贯注其中，让它，作为一个整体，活起来!①刘大任:《当下四重奏》，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38页。

尽管《当下四重奏》中有多条线索、多种声音，但并非“复调小说”，四位人物的故事比重不均衡，后三位人物并不特别集中于各自的生命经验，而是从不同角度回顾和讲述与主人公简云松有关的故事。毋宁说，这是一种独特的自传性写作，以多声部的方式来展现人物对历史复杂性的辩证思考及其自我精神世界的困顿跋涉。

《当下四重奏》讲述了退休历史学者简云松的故事。他年轻时曾参与保钓运动并被划入黑名单而长期羁留海外，如今老境已至，平日里莳花弄草、含饴弄孙，淡忘了要写一本研究唐代文化史的夙愿，而且与妻子、儿女在日常生活与思想情感上颇有格格不入之感。但他的园林梦自有寄托，从开篇中国海棠的移植说起，到芍药、杜鹃、梅花、奇石，其家国感怀与文化上的孺慕之情历历分明。而那本最终也未见端倪的历史大书，却可在其他小说中寻见分明的构思脉络，也可照出作者在不同阶段不断调整思想进路的轨迹。

《当下四重奏》与其前作有清晰的主题和情绪连接，如小说中的家族主题，与《晚风习习》《细雨霏霏》等作品一起汇聚出家族漂泊离散的轨迹，更像是一个与近代历史相映照的家国寓言。两代人在历史认知和思想探寻方面的差异早在《晚风习习》中就已涉及:“父亲和他的父亲，两代中国人都在残留的儒家传统中面对自己的死亡。然而这个儒家精神世界，在物质和抽象两个层面，都已千疮百孔。”尽管叙述者自己感觉与父亲在知识路径和思维方式上已有巨大断裂，但实则共同处在近代以来民族危亡和文化危机的问题脉络中:父亲一辈仍认真辨析传统文化在当下语境中的价值意义，精神根底上更依托儒家传统；自己这一代则更决绝地追寻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对西方知识思想的采择更无心理负担，但也显得更无根底。两部小说中的父子对话相映成趣，曾经作为反叛者的“我”成了择善固执的父亲，下一代身上则体现出更多唯实唯利、逐新求变的色彩，不再受困于理想之轭。将上述几部作品联结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一生行事“竭力不违反儒家的教条”的祖父，到自觉承继五四传统、在启蒙与革命的主题下辗转求索的父亲，再到子女一代接纳自然生长的水土，冲决隐藏于生活中的文化“鬼魂”，这是家族离散漂泊史的鲜明轨迹，更是近代以来革命与启蒙、传统与西化、离散与寻根等命题的生动演绎。前文所论的《远方有风雷》也是讲述父子两代人的故事，其中更偏重于呈现关于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世代对话，而上述家族题材的小说连接了更繁复的时空背景，在追述主人公的政治运动实践之外，更多地思考了文化认同及中国文明系统如何再度焕发生机的问题。作者由跟随父亲返乡祭祖的经历提出一个表述:在理性的穷途末路与超理性的雷殛电闪之间，有一个暧昧领域。①刘大任:《晚风细雨》，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62－63页。这一暧昧领域指向对血缘情感、家国乡愁的体认传承，另一方面，暧昧领域也可移用来阐述其多数晚近小说的思想特质及文体特征，即打破了关于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启蒙、主义与迷信等在现代历史中被放置在两端的概念的界限，寻找新的美学形式呈现其向外体察世界及向内安顿身心的感悟。

刘大任1970年代之后关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思考拉开了时空距离，他在2011年“东亚脉络下的钓鱼台:保钓精神的继承与转化”研讨会上作了《反刍民族主义》的发言，引用英国作家芭芭拉·沃德《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的观点，提出从意识形态层面理解民族主义及其对政治运动、社会秩序规划的影响。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有力地推动政治、社会变革，激发经济生产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则要求共同体内人们的价值转向和行动配合，这就会产生组织动员问题。这个提法与他对中国现代革命与政治运动的反思有关，也与对台湾“本土化”乃至“新国族”打造过程的观察有关。刘大任对民族主义动员方式有所保留，但并没有放弃对“文明型国家”主体内涵及其现代转型道路的思考探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理解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与文化认同问题时有必要检讨民族－国家话语的适切性，重新理解早期帝国历史中的一些经验，以及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化的动力问题，澄清不同政治体的概念和类型，这样才不至于让国家概念完全被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所笼罩。②汪晖:《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书城》2008年第4期，第38页。从这一角度可以理解他何以特别强调理查德·杜金斯提出的“明因”(meme)概念，借用来表述文明发展史上代代传承的内在动力与核心理念，比如基督教的“上帝”，佛家的“慈悲”，以及儒家的“仁义”:

发明这些明因的人，比如说，耶稣，已经死掉了。释迦牟尼死了，孔、孟也都过去了。但是他们创造的明因，就跟生物界的基因一样，只要文明存在，他们就能永远活下去。耶稣、释迦牟尼、孔、孟以及我们，不同文明圈的每一个个体，都是这些明因的载体。③刘大任:《反刍民族主义》，《人间思想》第1期，2012年夏季号，台北:人间出版社，第49页。

作者提出应好好理解和传承我们民族自己的明因，思考它与当代文明世界的关联性，并创造属于我们的新明因系统，这与他前作中一再提及我们的文化系统“设计新体制的能力太弱”，但因应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现实语境，不能照搬西方观念与经验的观点相一致，也可以解释何以他多次表达从文明史观的角度对“中国的文艺复兴”充满期待。他晚近的散文和小说中屡屡提及要从历史深处寻找文明系统自我更新的内因和动力，这种思路延续了《远方有风雷》中“社会工程实验”的命题，但更追溯到历史深处。

在《再见棕榈》《再见长城》两节，分别涉及对两岸政治文化生态的观察:

“‘台独’是个问题，但不是核心。”……“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丧失理想。你想想，历史上，有任何一个偏安政权有好结果的吗?理想丧失的偏安局面，当然更加没有希望。”④刘大任:《当下四重奏》，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91－195页。

应该去亲身体验一下，海峡那边，有“理想”吗?……两千年的历史风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冷兵器的肉搏厮杀，烽火金甲悲笳，马鸣风萧刁斗，“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登上长城，所有这一切，立刻蜂拥而来。⑤刘大任:《当下四重奏》，第234－235页。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小说密集提及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和殷墟考古的贡献、史学界重新肯定王国维的“双重证据法”，及张光直将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之根追溯到浙、闽、粤沿海一带的考古学研究，都强有力地回应着当下的政治命题。相比于台湾本土民粹纠缠在族群矛盾、“去中国化”的氛围下割断历史传承，缩小历史视野，大陆则出现文化守成主义史学的回归与“国学热”等现象。“电邮中的祖国”中一群老保钓者也在热烈地谈论“中国和平崛起”，令主人公有更热切的期待，他一再讲到那“龙骨一样的脉络”，二里头文化遗址探源以及在长城上感受的历史风烟都将视野推到历史深处，推到对文明赓续不断的明因的追索。

与这部小说差不多同时期的众多散文创作也屡屡谈及中国崛起的趋势、矛盾和隐忧，如儒教社会的发展“政治抓紧、经济放松”的特性，崛起中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就之外有没有精神气度方面足以推动“文艺复兴”的潜在力量，从“国学热”看“文明复古运动”及其补救信仰崩塌、伦理失序之可能的功用等。他分析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两个观念的时代语境及哲学基础，认为这两套规则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思路并借鉴了新儒家的某些核心内容发展出来的，认为“将发展进程纳入以民族文化生命为轨道的史观，在马列与西方都不免方枘圆凿的当前现实中，未尝不是一条出路”。①刘大任:《有容乃大——中国崛起之四》，《忧乐》，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02－203页。借用金耀基探讨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表述:“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②金耀基:《金耀基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9页。显然，刘大任认为中国崛起正逐渐成为现实，而其清晰的路径是:进入历史深处去激活中国“轴心期文明”的文化传统，发掘文明发展的明因，并在此基础上创化出对当代文明世界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和准则。他自己的思想探索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对新儒家的思想与情怀产生亲和与连接。

刘大任在《后记》中谈到标题里的“当下”所指为“事、物、情的核心本质”，作品贴近作者个人的生命历程，展开对时间的漫溯与空间的铺排，融入对家国、历史与文化的关切和深思，但在整体架构上不追求情节的完整性，由类似禅宗心法的“顿悟片刻”串联起来，在某些暧昧难明的领域让事物的本质突然显现。③刘大任:《当下四重奏》，第237页。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他多次谈到自己文体观的转变，不热衷于“大河小说”，而希望写点“枯山水”，以简朴的方式表达深层的东西，在方寸之间暗示无限空间和可能。他更将这种文体的渊源追溯到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④刘大任:《枯山水》，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18－219页。这种美学思考与其回归历史深处寻找思想资源的方向是一致的。而在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承接方面，他给自己认定的道路是“两周之间”(周树人、周作人)，既追摩鲁迅先生社会历史分析的透彻和沉郁笔力，也醉心于周作人《苦雨斋》《自己的园地》中的冲淡平和与文人雅趣。相较《远方有风雷》中的雷霆，《当下四重奏》中的简云松则在家国关切之外更多了经营园艺的悠然自适心境，作品在精神风度上更有余裕，而思想上的张力却也相应地幽微、弛缓一些。

四、结 语

保钓运动结束后，刘大任逐渐从一个政治的热情参与者变成一个冷峻的观察者。他屡屡在作品中提及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并在书序和杂文中提及瞿秋白临终前的集句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刘大任对这首诗的共鸣，显然也映照出彼时他自己的彷徨、苦闷心境。但尽管对实际政治感到失落，他对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政治现象与中国前途这个大问题却始终关切，他将自我角色定位为:一个关怀国是就事论事的知识分子；一个流放作家兼社会批评者。①刘大任:《知识分子的窄门》，《神话的破灭》，台北:洪范书店，1992年，第156页。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保钓世代面临着双重失落，昨日激情浪漫的左翼运动成为历史，两岸政经生态几经更迭，如何去评价保钓世代的投入，如何去发掘保钓牵连起的历史脉络与思想资源，这是他的作品一再论及的问题。

刘大任在与尉天骢的对谈中提到:“我觉得台湾文学界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走了张爱玲这条路，而把鲁迅忘了。张爱玲也许结合了心理学的某些观察角度，将她对人性的敏感度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鲁迅以学医的背景，用解剖分析的头脑写作，对整体人类文明和中国社会历史，有一个总的观照，却因特殊历史原因，没有被台湾人所普遍接受。”②刘大任、尉天骢:《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尉天骢对谈刘大任》，尉天骢:《回首我们的时代》，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418页。他认为台湾新文学创作紧跟西方的写作思潮，却疏于深度追溯和呈现“自己精神文明的历史脉络”。他特别强调鲁迅把社会科学分析眼光融入文学创作的思想体系之中的重要性，并将这种注重宏观历史把握和切近社会性质分析的思路贯彻到自己的创作中。“保钓三部曲”纵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运动的历史社会脉络，借特定时空下知识分子的思想探寻与政治实践，梳理了1930年代左翼传统在两岸及海外不同的延伸路径与影响，提供了一个深度把握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在各个转型阶段的思想脉络与危机的角度，而借发掘台湾左翼传统在1970年代的延续亦可重新观照被“本土论述”扭曲与遮蔽的历史视野与思想资源。“保钓三部曲”文体形式各异，但又在不同时代的对照、不同世代的对话以及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周旋中，呈现了立体化的历史生态和折冲其间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