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林

(1 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院 江西 景德镇 333000) (2 玉林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广西 玉林 537000)

前言

“元史”七十四卷记载：“中统公元(1260年～1263年)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公元1321年)始建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1]可知，元代初期帝王冠服车典倶并从金、宋之旧俗，而宫廷供奉、祭飨之器是“杂金宋祭器而用之”，既有金、宋时的旧祭礼器，又有元代初期添置的新祭礼器，且其材质类别之多。据“元史”载神殿影堂有核桃木质的碗、碟，象牙匙、箸，还有青瓷牲盘等。

自至元十五年(1278年)置浮梁磁局后专门掌烧瓷质祭礼器为宫廷供奉、祭飨之器，如元代内廷玉宸院定烧“玉”字款高足杯[2]，太禧宗禋院定烧的“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故，下文将以元代“玉”字款高足杯、“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为对象，主要从款识铭文、异样纹饰等特征研究瓷质祭礼器体现的元代御用瓷遵循的设计制度。

1 元代御用瓷款识铭文制度

元代卵白釉瓷是这个时代的重要器形。从考古材料可知卵白釉瓷不仅宫廷及贵族使用，还外贸出囗到朝鲜，而众多传世和考古出土的精品卵白瓷杯、碗、盘等大多有以模印手法表现的铭文，形成了元代陶瓷款识铭文规范与特色，其铭文一般模印在盘、碗器物内壁口沿下，且有一部分款识铭文体现有国家机构或官府名称的简称。考古发现“枢府”款简称比较多，诸多学者研究认为：太禧款、玉字款等为宫廷机构祭礼器款识，枢府款、东卫款、宪台公用款等为官府公用机构使用款识，福禄款、福寿款、以及寿、福、良等单字款为吉祥语款识，昌江款、江夏款、白王款则为贵族阶层标记款识。

从以往元代卵白釉瓷款识铭文研究可知：“玉”字款高足杯为元代内廷玉宸院[3]定烧的有宫廷供奉、祭飨功能的礼器，而“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为元代太禧宗禋院定烧的国家祭礼器。因此，本节旨在以“玉”字款与“太禧”款相关款识铭文进行释读，探究其设计制度特征，进而梳理元代御用瓷的设计制度。

1.1 玉宸院祭飨的“玉”字款高足杯

高足杯又名“马上杯”，是适应草原马背生活的器具，元代大量使用且出土数量多。近年来新出土的“玉”字款高足杯又为元代御用瓷研究提供了新课题，在景德镇湖田窑出土三件残缺的高足杯，内壁模印云龙纹且模印的“玉”字款[4]铭文，而江西上饶元代窖藏出土带有“玉”字款的完整器高足杯[5]，此款铭文高足杯与模印云龙纹、八吉祥纹同时出现，从而使单“玉”字款确定下来。景德镇刘家坞窑址“玉”字款高足杯[6]其杯底心模印变形莲瓣纹，莲瓣纹内绘杂宝,杯内壁模印五爪龙纹，在一云龙纹的龙爪趾间模印楷体“玉”字款，并残留有鎏金装饰。胎体白胎施卵白釉，器体侈口且弧腹下垂，喇叭形高足且足部残断。口径11.7 cm、残高5 cm。

经过有关行业专家考古鉴定，景德镇刘家坞窑址标本出土于元代早期地层，“玉”字款高足杯为元代内廷玉宸院[7]定烧产品，“玉”字即为元代宫廷玉宸院简称，元代玉宸院(1271年～1282年)存在于元代早期。据“元史”载“元代玉宸院，元至正八年(1271年)，由仙音院更名而来，秩正四品，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至正二十年(1282年)，改仪凤司，隶宣徽院。至正二十五年(1288年)，归隶礼部，大德十一年(1307年)，改升玉宸乐院，秩从二品。大至四年(1311年)复改仪凤司，秩正三品”[8]。

可见元代玉宸院品秩之高，为宫廷执掌乐工、供奉、祭飨诸多礼典仪活动，从“玉”字款与五爪龙纹、八宝纹、宝相纹同时出现，可初步看出“玉”字款高足杯是元代宫廷重要的瓷质祭礼器。“玉”字款高足杯系出土于元代早期地层，而结合文献再探究会发现，其五爪龙纹、鎏金装饰与“通制条格”中禁止臣民使用双角五爪龙纹、“元典章”中禁止民间使用描金瓷器的命令相印证,可以肯定:该类器物是只有蒙元帝王或宫廷才能享用的所谓“御用器”。

故从上述“玉”字款高足杯款识铭文的考证得出：一方面，元代宫廷机构“玉宸院”在供奉、祭飨之时已形成以“玉”字铭文作为重要标识功能的设计制度；另一方面，景德镇刘家坞窑址出土“玉”字款高足杯其“玉”字铭文与五爪龙纹等同时模印于杯内壁，“玉”字铭文制度即是“浮梁磁局”掌烧元代御用瓷遵循的御用瓷设计制度。

1.2 太禧院祭祀的“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

“元史”之“舆服”载：“至英宗(至治1320年～1323年)亲祀太庙,复置卤薄。”从“亲祀太庙”可知：元英宗时期开始按儒家政治文化模式以帝王亲祀仪典来祭祀皇家宗庙；从“复置卤薄”：可知英宗时有关重大国事活动已形成典章制度，如车驾次第、祭飨器用等规模、数量、等级已形成文字典籍。故，对元代帝王亲祀之器(祭礼器)的设计、规范、管理等当是元代将作院等设计机构工作的重点。

另外，“元史”关于祭礼器记载有“至治初(公元1321年)始建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9]可知元代帝王从至治初年因重视祭礼器的造作，特在江浙行省重新造作祭礼器(金银器、瓷器等)，由此可知，太禧院祭祀之用的“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必然就是元代御用瓷设计机构(将作院、浮梁磁局、画局)在这一大背景下成造的“供御”之器。

元代“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已知有四面留存至今，北京的颐和园、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的赛格勒博物馆、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各有其一[10]。故宫博物院“太禧”款的卵白釉印花盘高2.3 cm,口径17.8 cm,足径1.4 cm,胎体坚细洁白,器形规矩周正。内外施釉且釉质乳浊,呈色白而微青。盘内装饰为阳纹印花,盘心是祥云中腾舞五爪龙,内壁为缠枝莲托八吉祥,铭文模印以“太”、“禧”两字相对,出现在莲托八吉祥之间，盘外壁以刻画的变形莲瓣纹十八只环绕一周，故该盘又称之为“太禧”盘。

文献研究表明“太禧”是掌管先帝、先后祭祀的太禧院、太禧宗禋院的简称。蒙古人崇敬祖宗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将先帝、先后御容供奉在藏传佛教寺院里并设有神御殿(影堂)，供奉御容由专职画师绘制，且在影堂供奉有蒙古习俗的多种祭礼器。

太禧院初设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时名太禧院，次年更名太禧宗禋院。“元史”载“太禧宗禋院，秩从一品。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日辰禋享礼典。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其长官品秩为从一品,远高出的正三品六部尚书。后至元六年(1340年)被元顺帝裁罢，可见，“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是供奉在元代中期神御殿(影堂)之重要祭礼器。是专门为神御殿诸多礼典仪式而成造的瓷质祭礼器。“太”、“禧”两字铭文体现了元代御用瓷设计机构(将作院、浮梁磁局、画局)成造太禧宗禋院祭礼器同样遵循了款识铭文制度。

元代“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款识铭文体现“供御”瓷质祭礼器遵循的设计规范，不仅能直接反映出元代宫廷瓷质祭礼器的使用机构与功能特征，还能对我们探讨元代御用瓷的设计制度等内涵大有裨益。“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玉”字款高足杯均以模印手法表现特定汉字，既用“太禧”、“玉”字铭文标识了元代太禧宗禋院、玉宸院等内廷机构之简称，又以“太禧”、“玉”等铭文凸现了元代宫廷使用机构的独特性和权威性；这就是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者酌取汉法而形成的设计规范,从而形成了一种体现元代国家机构、官府名称之简称的款识铭文范式，这种款识铭文范式正是元代御用瓷遵循的设计制度。

2 元代御用瓷纹饰制度

上文研究可知“玉”字款高足杯、“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均为元代宫廷用瓷，尤其是高足杯与印花盘上的诸多纹饰组合特征是不可忽略的。下面就以“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为例来探究其纹饰组合制度。如故宫博物院“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高2.3 cm，口径17.8 cm，足径1.4 cm，胎体坚细洁白,内外釉质乳浊且色白而微青有如鹅卵之色。

从“太禧”盘由内而外的纹饰组合特征可见层次分明、层级明显：盘心是以印花形式表现祥云中腾舞五爪龙的，盘心龙头自东向西，龙头与五趾双爪呈品字形状，龙身与龙尾环绕其上；盘内壁装饰为阳纹印花,以缠枝莲托八吉祥纹样,铭文“太禧”二字相对而且呈现在莲托之间，八吉祥纹样分别为长、螺、轮、盖、花、珠、鱼、伞等蒙古法器纹样环绕；盘外壁以刻画手法表现宝相纹(变形莲瓣纹样)，数量为十八只呈二方连纹而环绕一周。

若由內而外解析以上纹饰组合，则可分为三大主题：双角五爪龙纹样(盘心)、八吉祥纹样(盘内壁)、宝相纹样(盘外壁)。可知毎种纹样主题、位置、数目等均蕴含有不同的內涵，现从两个视角解读：

2.1 纹样主题呈现的设计制度

双角五爪龙纹样：故宫博物院“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盘心之中模印双角五爪龙纹，龙头以张口状由东向西而来，龙头与五趾双爪呈品字形，龙身与龙尾环绕于上部。可见于盘中重要位置模印双角五爪龙纹样之特殊意蕴。

“双角五爪龙纹样”在“元典章”中特指“异样”纹饰，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皆禁用“异样”纹饰，可见其“御用”性质明显。据“元典章”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人匠提举崔世荣首告，采御膳使臣阿迷奴丁成造去龙凤样制床一张，未知曾无进献除外。今后出使人员非奉上司文字，所在官司并不得随从成造异样生活”。可见早在元代早期对龙凤样制“异样”是非常重视的，非奉有上司文字指令不得成造龙凤纹样的器物。

另外，延祐时期编撰了典制文献“通制条格”，这是元朝政府颁行的法令文书汇编“大元通制”中的条格部分，且在“通制条格”仪制卷、衣服卷有很多禁用双角五爪龙的禁令。如“通制条格”载有大德元年(1297年)中书省奏“街市卖的缎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则少一个爪儿，四个爪儿的织着卖有”的奏报。如当朝的完泽右丞(1246～1303年)就下了禁令，并行文书禁约不许教织五个爪儿、甚至四个爪儿也不许。[11]

到元代中后期对“双角五爪龙”纹饰进一歩规范并形成元代成造器服的设计规范，据“元史—顺帝二”记载至元二年(1336年)夏四月丁亥之禁令尤为明确：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12]可知，有元一代元帝王对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等“异样”纹饰之文书禁约很多，这些有关“双角五爪龙”文书禁约同样也是元代御用瓷遵循的设计规范。

八吉祥纹样：也称八宝纹，始见于元代。八吉祥是喇嘛教佛前的供品，由轮、螺、幢、伞盖、花、罐、鱼、结八种吉祥物组成[13]。“太禧”盘的内壁装饰八吉祥,这是在表现藏传佛教的八种法物,它们分别为长、螺、轮、盖、花、珠、鱼、伞。随着蒙古族阪依藏传佛教,八吉祥就成了较早传人汉地的藏区装饰。

目前所见卵白釉瓷装饰有八吉祥纹的极少，如江西高安元代窖藏出土的卵白釉“玉”字款高足杯和传世的“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其八吉祥纹通常搭配五爪龙纹组合，显现出器物的高器用等级。“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是太禧宗禋院在景德镇定烧的御用瓷，太禧宗禋院是元朝负责最高祭祀事务的官府机构，因此饰有八吉祥纹的卵白釉瓷多为高等级祭礼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喇嘛教在元朝的国教地位。

宝相花纹样：即变形莲瓣纹样，是指把莲花的花头作变形的艺术处理，使之图案化并程式化[14]。“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外壁以刻画手法表现宝相纹(变形莲瓣纹样)，数量为十八只呈二方连纹而环绕一周，“太禧”盘装饰的宝相花形式是立面层叠形，以层层淀开的半侧面勾莲瓣构成。莲花被奉为佛教的圣花，视为佛门“净土”，所以宝相花纹也可看做是喇嘛教因素的宗教纹样。作为佛门圣花的莲花，其本身及变体都是重要的佛教因素纹样，喇嘛教对其也很尊崇。元代卵白釉瓷纹饰中与莲花有关的纹样主要有莲瓣纹、变体莲瓣纹、宝相花纹、缠枝莲纹。宝相花纹主要作为一种辅助纹饰，装饰于器物内底。

故从“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由内而外纹饰组合特征明显——三个层级，以双角五爪龙纹样为核心布置于盘心，以八吉祥纹样为蒙古喇嘛教八件法器图式符号均衡的拱卫于盘内壁，盘内壁以宝相纹样代表藏传佛教圣花十八只环绕一周。由此可见，“太禧”盘纹样主题、布局层次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强烈的设计秩序与设计规范。

2.2 纹样数制呈现的设计制度

一般认为元代皇家祭礼器选用卵白釉瓷遵从于蒙古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的色彩习俗，而作为有元代皇家祭礼器功能的“太禧”盘上诸多特异纹样的个数是值得关注的，它更体现了元代皇家器物使用上特殊的数制习俗。

笔者以故宫博物院藏品“太禧”盘为例[15]，盘外壁阴刻出宝相花纹18只，这与蒙古族对“九”与其倍数的偏爱习俗有关[16]；而内壁印花八吉祥纹样出自蒙古族信仰的藏传佛教8件法器图式符号，可见18、8等一系列数字形成的风俗体现了蒙古族的数制习俗。蒙古贵族特别看重“九”：认为“九”是个吉祥数字。所以成吉思汗立国建“九游白旗”,答刺罕备得宠便享受“九罪弗罚”的特权，帝王登基则先受佛戒“九”次，君主赏赐礼物又常常数目为“九”。故连带着“九”的倍数也象征着吉祥。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每逢四方朝贡白马、金帛等,其数目都是“九”的倍数,可见蒙古族重九仍被一语道破。据“元史”记载：至元六年(1267年)忽必烈封喇嘛教领袖八思巴为帝师，并统领宣政院。喇嘛教遂行于蒙古各地，元朝皇帝、皇后及诸子都要受喇嘛教灌顶礼。可见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元朝一直享有崇高的国教地位，受到元朝上层统治者的尊崇。所以在皇家祭礼器中反映喇嘛教的纹样主题、数制习俗就成为元代御用瓷遵循的一种设计规范。并在此数制习俗的影响下,元代后期对重要器物之数制专门行文禁约。如“元史”卷三九“顺帝二”记至元二年载：“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可见到元代后期顺帝时对很多数字都作了禁限。

3 结论

(1)元代宫廷机构使用“太禧”款、“玉”字款铭文与元代众多官府机构的“枢府”款、“东卫”款、“宪台公用”款等款识铭文特征体现了有元一代卵白釉瓷的设计规范。尤其是从元代宫廷等职能机构以机构简称之手法将其汉字模印于御用瓷的显要位置，此法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言：“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17]。

故在御用器物上刻款铭文之制，就是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者酌取汉法而形成的设计规范,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种体现元代国家机构及宫廷机构之简称的款识铭文范式，故本研究把这种设计规范之范式称之为元代御用瓷款识铭文制度。

(2)元代御用瓷纹饰组合制度。元代御用瓷既体现了以崇尚汉族儒家政治文化“王天下”之帝王象征符号化的“双角五爪龙纹”主题，又含有藏传喇嘛教宗教图式符号“八宝纹”、“宝相纹”、数制“九”等纹样主题，可以说“玉”字款高足杯、“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中的纹饰组合制度被汉族儒家政治文化、蒙古族喇嘛教宗教文化所影响、所把持。而作为元代御用瓷的将作院、画局、浮梁磁局等等宫廷造作机构，正是在这两种文化交融的进程中“历代相承,互有损益”从而成造“供御”之器。

综上所述，上文中“玉”字款高足杯、“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均为元代有祭祀功能的御用瓷，其款识铭文、纹样主题、数制习俗等构成了设计规范，这就是元代御用瓷的设计制度，元代将作院、画局、浮梁磁局等宫廷造作机构成造元代御用瓷(皇家瓷质祭礼器)正是在遵循了款识铭文制度、纹饰组合制度，从而生产出盛行元代宫廷的御用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