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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时代V-MIL教育的内容模型与实践路径

2021-01-04申灵灵周灵吴文涛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1年6期
关键词:素养教育视觉实践路径

申灵灵 周灵 吴文涛

摘要: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助推了媒介技术的迭代更新和媒介形态的不断演变,媒介融合成为时代发展趋势。以视觉为中心的多种媒介技术的深度融合,对人类的生活与教育產生了深刻影响,引发大众在传播环境中“观看”逻辑、“认知”结构和“参与”方式的转变。以视觉素养为先导、融合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视觉—媒介信息素养”(V-MIL)作为一种新综合性素养,为媒介融合时代的大众素养教育提供了新视角。基于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研究所在视觉、媒介和信息素养教育方面的实践探索,提炼出一种包括知识融合、认知能力和价值意识三个维度的V-MIL教育内容模型,为V-MIL教育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未来有效推进V-MIL教育的创新实践可以参考如下三条路径:一是要协同多元主体,系统设计V-MIL教育;二是要打通学科壁垒,创新V-MIL教育分段体系;三是要拓宽参与体验,丰富V-MIL教育教学形式。

关键词:媒介融合;视觉—媒介信息素养;素养教育;内容模型;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21)06-0040-09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21.06.0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微教育’模式研究”(17YJC88008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教学方式变革研究”(19JYB017)。

作者简介:申灵灵,博士,讲师,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周灵,博士,副教授,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吴文涛(通讯作者),博士,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助推了媒介技术的迭代发展和媒介形态的不断演变。媒介正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进行多样化融合,引发媒介传播生态发生了深刻变革,彰显出媒介不仅是一种信息载体,也是一种技术体系和文化体系(姚姿如等,2021)。媒介文化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甚至演变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潜移默化地重塑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与认知。与此同时,媒介的内涵和外延也已发生结构性嬗变,媒介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从早期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到现代“图像化传播成为媒介融合的典型特征”(秦红雨,2012),尤其是近年来智能技术在媒介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视觉场域的意义建构更加突出,促使以视觉为中心多种媒介深度融合的趋势愈发显著。由此可以发现,曾经被分别加以研究的视觉素养、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内涵需要拓展融合,否则素养教育就难以跟上社会发展需要。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研究所在归纳多年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一种以视觉素养为先导、融合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新型综合性素养,即“视觉—媒介信息素养”(Visual-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V-MIL)(张舒予等,2021)。V-MIL教育已经在南京师范大学实际践行并取得良好效果。V-MIL教育有无可能成为突破大众素养教育格局的风向标,值得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本文通过分析V-MIL教育的学理依据,构建V-MIL教育的内容模型,明晰V-MIL教育的实践路径,以期促进V-MIL教育的深入推广和价值实现。

一、媒介融合时代V-MIL教育的学理依据

伴随新兴信息技术与媒介的深度融合,媒介技术化倾向成为当前媒介融合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改变了传播生态的各个要素。传播形式、传播内容和传播主体等传播的关键要素已经突破了以往传播中刻板、单一的特征,逐渐走向多元化、开放化和泛在化。这种革新改变了传播环境中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也加速了人的异质化并消解了人的真实存在(汝绪华,2018)。因此,在新的传播生态中,素养教育也要与时俱进,应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独立化走向融合化,从而使受教育者能够自如应对媒介融合带来的挑战。

1.传播形式多元化变革人的“观看”逻辑

如今摄像头、手机、无人机、可穿戴设备等技术产品成为人与社会建立关系的日常媒介,其移动化、视觉化和沉浸化等特征体现了人与媒介的深度融合,即媒介的具身化。媒介演变成一种技术性存在,促使传播形式从单一的图像、文字、声音等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的数字化媒介深度融合,并由此带来人类视、听、触等感官体验的重构。从古至今,“观看”始终处于人类获取信息的主导地位,从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开始,“看”就被视为人类最重要的知觉形态(陈文敏等,2021),直至当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视觉”依然是人类最主要的感官。只不过“观看”不再是生理学上基于眼球运动的自然视觉,也不再是眼睛独有的感官属性,而成为技术催生下各种“视觉机器”借助光学仪器赋能“眼睛”的延伸,甚至是“眼睛”的增强,扮演了视觉假肢的角色(保罗·维利里奥,2014),同时“观看”又在其他多种媒介感知手段的支持下增强了人脑对外部世界、信息和知识的表征与认知能力。因此,技术视域下的“观看”逻辑已悄然发生变化,无论是观看行为还是观看场域都已打破“眼见为实”的客观逻辑,走向“虚实结合”的主观逻辑。

从观看行为来看,人类本能的自然观视逐渐被削弱,取而代之是技术观视的增强(陈文敏等,2021),带给人们“此看非彼看”的新视觉体验。早在20世纪,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便指出“如今是物体在看我”(保罗·维利里奥,2014)。事实证明,当代技术使“不用目光就能获得一种视觉”成为可能。例如智能摄像头可以自动判断场景并拍摄画面。“观看”打破了传统的“主体—客体”单向线性模式,转向“主体/客体—技术—客体/主体”的双向循环模式,“人”不再是观看的唯一主体,而具身化的“视觉机器”逐渐上位,帮助人、代替人甚至篡改和监视人的“观看”。如今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的崛起又带来“视觉迷狂”的特征(屈云东,2019),信息处理变得更加随意,观看变成快速浏览、刷屏、对视、共视(陈文敏等,2021),“看”与“被看”的主客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互看”成为技术观视的显著特征。

从观看场域来看,观看主体与客体的时空关系和虚实界限被打破,观看的真实性被消解,现实概念本身被扰乱。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认为视频通信、全息摄影和计算机制图等技术发明使图像进入“逻辑反常时代”,物体或生灵实现了远程在场(保罗·维利里奥,2014),这是一种跨时空的反常在场。近几年随着VR和AI技术的快速发展,虚实融合视域下的观看为人们带来一种亲临现场和沉浸式的视觉、知觉和体感的全新体验。物体已经脱离了直接或间接的观察,客观现实让位于机器分析,“所见即所得”的视觉思维被颠覆。

由此可见,媒介技术视域下,“观看”开启了一种我们的眼光所不熟悉的移情,创造出一种远和近的相互混淆(保罗·维利里奥,2014),甚至实和虚的错位融合,使得人类感官得以重组和再造。但是,以超高清视频、沉浸式影像等为主要代表的媒介形态将进一步加剧人们感官的不平衡(周灵等,2021)。当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更多、更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想象力的伤害,带来美学内涵和文化仪式的降维,非礼勿视等传统理论将被消解(陈文敏等,2021)。“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诗情画意与网红地打卡拍照、发朋友圈的技术行为发生“断裂”。于是,如何合理利用媒介技術服务于人更好地“观看”,规避技术对人的“观看”的控制和奴役,并深入理解“观看”的技术逻辑是人们面临的新挑战。

2.传播内容开放化重构人的“认知”维度

媒介技术的代际更迭降低了传播的门槛,利用媒介进行传播并获取信息成为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媒介技术带来专业媒体权威话语权的撼动和转移,传播话语权从专业媒体转移到普通受众,信息传播垄断被打破,信息生产与消费机制随之发生变化,对大众的信息认知产生了极大挑战。

一方面,信息生产实践变革引发信息洪流,致使人的注意力和理解力衰减。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5G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生产实践活动的意见表达和权利诉求更加便利,人人都是传播者,轻轻点动手指便可以通过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发布和分享自己或他人诸多方面的信息。用户生产内容开始成为互联网时代信息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月等,2019),信息容量和传播速度急速增加。传播内容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严肃的公共事件或时政新闻,还包含海量的政治经济和天文地理知识、丰富的娱乐生活和私人活动,甚至是博眼球、赚流量的不实信息和低俗内容。因此,大众在拥有话语权的同时也催生了信息泛滥和传播泛化等弊端。此外,信息的视频化也进一步刺激人们的信息消费欲望,使人处于“无尽的点击—恍惚”状态,沉迷于视觉和信息狂欢带来的快感,导致信息消费目的与结果背道而驰。与此同时,碎片化、速成化的阅读成为习惯,人们对于发布的内容多是快速浏览而鲜有理性和深入分析,导致深度思考和注意力频频降维。正如澳大利亚学者罗伯特·哈桑(Robert Hassan)所言:人们在信息面前的软弱正日益变成一种病态,即慢性注意力分散,这对认真思考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罗伯特·哈桑,2021)。

另一方面,信息消费模式转型带来被动消费升级,致使人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趋于固化。信息消费是“直接或间接以社会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何李新,2014)。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消费模式由传统的图书、报纸、书信等跨时空的单向消费转向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新闻、社交应用等无时不在的交互消费(魏晓燕,2017),这对人们的信息认知与加工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复杂的社交关系网络促使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快速,任何重大新闻事件在极短时间内便会“刷屏”,信息传播的内容不仅是具体的事件描述,往往还会附加传播者非逻辑、非理性的表达,这使得人们很容易不加辨析地获得强认同感,甚至忽略事实本身而产生感性“共情”。因此,盲目相信不实信息、轻易质疑权威信息或者“先分享后思考”(楚亚杰,2020)等已成为认知常态。其次,智能推荐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的信息消费偏好为其推荐内容,使人们重复获取同质化的信息内容,形成“信息茧房”蒙蔽他们对内容的认知和理解,进而固化甚至扼杀人们活跃的思维。

总之,在信息生产和消费开放的背景下,媒介技术赋能信息传播“有为”的同时也带来人们信息认知方面的“无为”,因此,人们需要不断提升认知扩容、深度思考等方面的能力以避免陷入数字化认知的陷阱。

3.传播主体泛在化颠覆人的“参与”方式

当今人类已进入智慧社会,机器、人和网络形成了一个比人类社会网络还庞大的复杂网络空间,这也包括媒介传播网络、信息传播网络以及知识传播网络。智能技术与媒介传播的深度融合对传播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传播网络中的主体呈现泛在化趋势,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从以往以人为中心的模式转向人机共存的模式。人不再是传播的唯一主体,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智能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属性日益凸显,这意味着人与智能体在传播网络中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单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甚至无法区分传播的主体是人还是智能体(Montal et al.,2017)。特别是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自动化新闻技术、社交机器人(Peter et al.,2018)已被新闻机构、政府部门、商业机构广泛接受和采用,在媒介传播网络中出现了一大批机器人记者(Carlson,2015)、机器人编辑、机器人博主等。例如,《华盛顿邮报》采用自动化写稿软件Heliograf对2016年里约奥运会进行报道,它对源源不断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后,把这些信息跟事先定制的新闻模板里的对应词句进行配对,然后组成新闻稿,发表在不同的平台,如果发现数据异常,它还会提醒记者注意。可以看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智能体在媒介传播网络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影响也越来越大。

正是由于传播主体的泛在化趋势,引发媒介与受众的关系从疏离走向融合,造成媒介传播网络中的主体出现“人机难辨”的现象。未来人类在媒介传播网络中将长期面对“与机共舞”的情景,人在传播网络中的“参与”方式将发生颠覆性变革。一方面,媒介传播将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是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交流,这表明人与机器从人机交互的被动单向关系转变为人机协同的主动双向关系。另一方面,移动计算技术的普及化和低廉化极大增强了人在媒介传播网络中的接入、感知、创作和传播能力,人们纷纷涌向社交媒体展示自我,寻找认同并彰显自身的社会价值(顾洁等,2020)。人在传播网络中的参与程度将从“浅层参与”演变为“深层互动”,通过多维度、全息式的感知创作手段促使信息、知识、思想更加顺畅和高效地传播、交流和演化,这对当代的人们提出了更高的综合能力要求。

综上可见,人在传播环境中“观看”逻辑、“认知”结构和“参与”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人与媒介的融合关系在加深,人的媒介权利在逐渐扩大;但同时也导致过度的媒介依赖、信息认知偏见、伦理道德消解等诸多问题。面对媒介技术对人的改变,人也要具备更加优秀的素质以适应视觉、媒介与信息互相交织、不分彼此的共生环境。因此,我们亟需实施 V-MIL这种综合性的素养教育,以应对媒介融合时代传播格局的变革。

二、媒介融合时代V-MIL教育的内容模型

开展V-MIL教育是时代的发展需求,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研究所以学科专业特色为支撑,以传统文化为主题,已经实行并验证了V-MIL教育的价值(肖婉等,2016),但是如何将V-MIL教育推广普及并发展为面向大众的素养教育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研究所设计的V-MIL教育的主题内容,笔者从知识融合、认知能力和价值意识三个维度构建了V-MIL教育的内容模型(如图1),以期推动V-MIL教育实践的广泛落地。

1.V-MIL教育的知识融合

对于素养教育而言,实践过程完全可以從知识结构的构建开始,在知识与思维的双重协奏中,促使素养的生成(冯友梅等,2021)。V-MIL教育作为技术发展、媒介融合催生的时代产物,其知识学习要超越传统视域下视觉资源认知、媒介形态理解、信息工具使用等内容,借助融合思维在新的技术范式中融合传播格局、观看逻辑和认知结构等知识,从而厘清技术、视觉、媒介、信息与人的关系的本质属性以及各种角色社会职责的重新定位。

首先,技术升级背景下信息传播格局转换的知识融合。传播构造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串联模式,技术升级背景下人在传播中的角色、人与媒介的关系、媒介的本体形态、信息的表现形式等都已颠覆原有理念。受众需要在技术逻辑下理性感知传播模式的变革,例如了解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对传播范式的作用机理与现实影响;掌握基于算法的信息生产机制、信息推荐机制与信息分发机制等;理解视觉技术(如视频直播技术、VR技术)重塑媒体形态和信息形式的现状和内涵等。只有掌握技术与传播的深度关联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媒介融合的原理,以及视觉、媒介、信息与人的有机关系,从而帮助受众提升信息加工的能力。

其次,技术传播视域下观看逻辑转变的知识融合。人类基于媒体的信息加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视觉(李晓静,2017),随着全视机器的出现,观看方式已经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观看不再是基于眼睛的自然观视,而是逐渐转向人机融合的技术观视,换言之,观看由自然逻辑转向技术逻辑。于是,观看的主体与客体也失去明确的界限,人们在观看的同时也处于被观看甚至被监视的境地。特别是在全民短视频的时代,人们对视觉信息的依赖程度达到空前的高度,甚至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因此,面对观看逻辑的转变,受众需要理解观看逻辑的特点、观看的生理与心理机制,以及影响观看的技术动因、心智要素、社会制约等。只有了解视觉信息依赖的成因与解决方法,才可能帮助我们借助视觉技术和视觉信息生成有效知识,进而避免被视觉化奴役。

最后,技术思维逻辑下认知结构变化的知识融合。随着碎片化、视频化阅读的普遍化,以及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荐的常态化,人们的信息加工过程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尤其体现为人们的专注力衰减、深度思考消解、过度视觉中心化等问题,同时也带来了网络成瘾、认知固化、认识闭塞等问题。因此,分析总结媒介技术背景下认知结构的特点、问题和成因,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身信息加工存在的缺陷,从而避免在信息洪流中迷失方向。

总之,在以视觉为中心的多种媒介融合时代,V-MIL教育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多维融合性知识,帮助人们感知当今媒介形态变化、传播模式更迭以及认知结构变化的特点与问题,进而深入理解技术视域下的信息加工机制,避免“信息茧房”陷阱以及网络传播的负效应。

2.V-MIL教育的认知能力

认知心理学认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唐挺等,2007),是对信息进行判断、筛选、分类、排序、分析、研究和组织等一系列思维过程(石共文等,2014),目的是对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媒介融合时代,人们处于信息海量庞杂的复杂环境中,由于人的认知具有有限理性的特性,信息在变动速率和方向两个方面同时推高了认知的不确定性(邹云龙,2020),这就对受众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提升受众在复杂媒介传播环境下的认知能力是当务之急。基于对媒介融合背景下传播格局的变化、人的认知发展要求以及信息加工过程要素的综合考量,笔者认为V-MIL教育中的认知能力应包括感知能力、理解能力和参与能力。

所谓感知是意识对内外界信息的觉察、感觉、注意、知觉等一系列过程。在认知科学中,感知被看作是一组程序,包括获取信息、理解信息、筛选信息和组织信息。从人的感知本能看,在未经专门训练的情况下,人对外界事物的注意与对信息的处理往往会自然地集中于单一的感知目标上。但是信息的泛滥以及媒介传播形式的多元造成人的注意力过度分散,进而使得人本能的深度注意力日趋退化,随之而来的便是人在复杂媒介传播环境中认知能力的下降。过度注意是指人的视觉注意力在多个焦点间不停跳转,偏好多重信息流,追求强刺激水平,对单调沉闷的忍耐性低(陈文敏等,2021)。这在媒介技术发达、视觉信息丰富的环境下表现更为明显。由于视觉信息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具有优先性,在抖音、快手盛行的全民短视频时代,人们很容易沉迷于视觉信息洪流带来的感官刺激并失去理智。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认为“理智的自由来自于选择”(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1989),如何在信息海洋中筛选出需要的信息则是人们面临的新挑战。在媒介愈加融合的时代,我们既要排除诸多无关信息的干扰,又要避免误入算法推送信息的“茧房”,还要分辨出失真、失效甚至隐私信息。这无疑需要受众提升相关知识水平,完善知识结构,不断加强信息加工的感知能力。

理解是在感知的基础上对信息进一步加工,并将其转化为知识的一种认知过程,其强调人脑对外在环境中的事物进行深入地分析与研究,以期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理解能力是一种通过领会、把握经验以达到对理智的控制能力(陈文敏等,2021)。由于人类大脑具有与生俱来的认知缺陷,而在复杂媒介传播环境中信息又具有深度不确定性,因此人类很容易由于理解上的偏差而产生认知偏见,进而产生习惯性怀疑或随意性盲从。在当今“后真相时代”,媒体讯息很容易被嵌入价值观、刻板印象、个人偏见等主观附加内容,而且大多数媒体信息被建构用来获取利益和权利(维克托·C.斯特拉斯伯格等,2018)。个别媒体或个人为利益所趋而歪曲或捏造事实,提供错误的价值导向,这将误导受众的决策判断,甚至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由此可见,理解力不应局限于简单的批判和思考,更要让受众学习和掌握复杂媒介传播环境中理性、深入地进行分析研究的思想、方法以及工具,从而帮助他们有效地判断与评估信息的真实性、价值性、倾向性等,并保持思维的独立性和开放性。

参与是新媒介场景中的显著特征,也是其超越传统媒体偏重于认知发展的另一方面。个人对媒介的使用已转移到使用媒介参与社会实践的层面,互动成为复杂社会网络中显著的媒介文化构成。然而参与能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而是在感知、理解并把握信息本质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应用重构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媒介乃至人与社会的逻辑关系的发展性能力。

3.V-MIL教育的价值意识

价值意识是人脑对信息的好、坏、应当、不应当等进行判断和内化的活动(韩东屏,2012),大致可分为价值知识、价值观念、价值理想和价值智慧四种形式。媒介技术的发展集合了社会价值观、国家意识和公众对待技术的态度,包含着重要的价值维度(李凌等,2021),影响着人的价值意识。因此,面对负载海量价值观的信息洪流,人们的价值意识变得更为复杂,V-MIL教育需要帮助受众树立正确积极的价值观念,规范伦理道德并实现自我管理,在思想、规范和行为方面进行合理引导,有效防御低俗、虚假信息并矫正道德失范的显性问题。V-MIL教育的价值意识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人在自己头脑中已经明确确立起来的有关各种事务有何价值或对他们应当如何的固定而牢靠的看法(韩东屏,2012),能够为人的实践提供指导。随着近年来自媒体的普及以及信息传播的便捷,网络环境中的伦理失范问题源源不断,各种“毁三观”的信息和言论层出不穷,导致受众在虚拟的空间中模糊了价值观念。例如网络上频频爆出的犯罪讯息不断挑战受众的心理底线,甚至对自己的生活观、婚姻观等都产生了较大冲击。因此,消解错误的价值引导,坚守正确的价值观念是V-MIL教育首先需要重视的内容。

第二,加强规范的伦理道德建设。近年来,信息安全监管不够到位,信息盗窃、信息污染、信息暴力、网络诈骗等伦理道德问题愈演愈烈,有的甚至威胁到生命并扰乱社会秩序。无论媒介如何发展、技术如何先进,都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保持媒介向善、技术向善的总体指导方向。因此,开展伦理道德教育,帮助受众鉴别信息污染,保护个人隐私,学习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并构建伦理道德评鉴体系等(李景春等,2018),引导受众坚守诚实可信、尊重他人的原则,树立正确的信息伦理道德观念并规范信息行为,这是加强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路径,也是V-MIL教育的重要目标。

第三,实现严格的自我管理。随着信息生产的视频化和信息消费的碎片化,受众的感官刺激愈发强烈,无论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还是加强伦理道德建设,终究要落实到受众的日常行为实践中,这就需要提升受众的自我管理能力,将外在的约束转换为自我的监督、评价、调整等,内化到媒介行为中,从而避免盲目的视觉狂欢享受、过度的媒介技术依赖、草率的信息价值认同等。自我管理是价值意识提升的高阶能力,也是V-MIL教育的高级目标。

三、媒介融合时代V-MIL教育的实践路径

素养教育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化工程,无法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难以用考试或分数来衡量。此外,素养教育也不属于学校的学科教育体系,受重视程度远远不足。尽管已有研究者开始探索开展视觉素养教育和媒介素养教育,但是由于政策理念、方式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教学效果甚微。因此,V-MIL教育要总结不同素养教育的经验与教训,立足于我国V-MIL教育的时代需求,探索大众V-MIL教育的创新实践路径。

1.协同多元主体,推进V-MIL教育系统设计

V-MIL教育的稳步推行需要宏观的规划引导,零散的孤军作战不足以推动V-MIL素养教育的全面开展。这就需要政府、学校、媒体机构、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为V-MIL教育提供保障。

首先,政府作为主导力量引领V-MIL教育方向是媒介融合时代的现实需要,也是诸多国家成功的经验借鉴。以芬兰媒介素养教育为例,芬兰教育文化部出台国家政策指南《良好媒介素养:国家政策指南(2013—2016)》(袁利平等,2021),制定了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和原则。因此,推进V-MIL教育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各级政府部门需要通过政策制定、法律保障、资金支持、宣传推广等多维方式来提升V-MIL教育的话语体系和接受程度,并调动多部门协同进行统筹规劃,推动教育实践开展。

其次,政府统筹下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协同参与并明确各主体的教育职责是V-MIL教育落到实处的重要支撑。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V-MIL教育的具体实施在政府统筹规划的基础上,还需要依靠学校、社区、图书馆、媒体机构等诸多部门和机构的共同努力,各自发挥优势为V-MIL教育提供教学、实践、研究等方面的支持。

此外,为了避免教育实践的盲目性与随意性,V-MIL教育的创新实践还需要规划系统化的框架为实践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导方案。政府可统筹管理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V-MIL教育系统规划:一方面,通过建构V-MIL教育的理论体系、建立V-MIL教育的管理机制、健全V-MIL教育的政策法规等,为V-MIL教育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V-MIL教育的有效开展。另一方面,将V-MIL教育列入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教育工程,明确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设计教育内容和教育活动、创建教育环境和教育平台等,全方位进行教育系统构架,为V-MIL教育的落地提供依据。

2.打破学科壁垒,创新V-MIL教育分段体系

V-MIL是一种综合性素养,在充分调动多重感官的基础上突破了学科界限,实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融合。因此,V-MIL的时代特性势必对V-MIL教育提出新要求,V-MIL教育不应局限于独立的单一素养教育,而是要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跨学科融合素养教育,通过全息式的方式渗透于不同的学科教学,在日常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受教育者的综合素养。V-MIL教育还需依据受众的年龄属性、媒介的使用特征、社会的现实需求等创新教育理念,设计分段式教育体系,由此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设置不同的教育内容,从而实现针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跨学科分段教育。

第一,V-MIL基础教育。该阶段教育对象是中小学生,他们的媒介行为多会受到教师和家长的监管,处于他律阶段,尚未形成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因此教育形式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一方面,学校可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制定相应的素养教育目标,针对低年级学生主要培养其基本的视觉—媒介信息知识及使用能力,针对高年级学生主要培养其对视觉—媒介信息的批判、表达能力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基于此,在语文、政治、美术、信息技术等课程中可根据教学的需要自然而然地开展V-MIL教育。譬如,政治课可通过时政新闻帮助学生提升其对视觉—媒介信息的认知、批判等能力,信息技术课程通过实际操作帮助学生理解视觉—媒介信息的生产、消费等知识。另一方面,家庭需要积极配合学校承担起V-MIL教育的部分职责,将V-MIL教育融入生活中。家长可以针对热点新闻帮助学生建构积极的认知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通过以身作则来潜移默化提升学生的V-MIL。

第二,V-MIL高等教育。该阶段教育对象是大学生,他们在媒介行为方面拥有较高的自主权,教师和家长的监管极度弱化,而他们恰好处于从他律转向自律的关键时期,也是价值观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需要正确的引导。因此,V-MIL教育需要学校教育与自我教育并重。学校既可以通过设置专门的V-MIL课程,组织教师专门讲授V-MIL相关知识;也可以将V-MIL教育融入到学科教学中,让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或作业布置中加强对学生视觉—媒介信息深度认知能力及高阶价值意识的培养,提升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实现基于V-MIL教育的自我发展。

第三,V-MIL成人教育。该阶段教育对象是走出校园的成年人,他们在媒介行为方面处于极度自由状态,具有更多的媒介参与行为和发言权,而且成年人是一个庞大且分散的群体,难以进行有效组织并实施教育。因此针对成年人的V-MIL教育难度较大,教育形式以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并重。可以通过加强社会宣传,鼓励工会、社区、媒体机构等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开展V-MIL教育活动,帮助成年人掌握V-MIL中更加专业化的知识以及提升高阶的感知、参与和分析能力,并建立正确的价值意识。

第四,V-MIL老年教育。该阶段教育对象是老年人,他們是媒介弱势群体,因此教育形式以社会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与老年人对媒介的认知速度并不匹配,其结果是很大一部分老年人难以掌控媒介行为,更容易对信息进行盲目依赖或盲目反对,甚至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因此,针对老年人的V-MIL教育需要引起重视,可以社区为主体教会老年人使用手机、分辨视觉—媒介信息的方法,提升其对视觉—媒介信息的认知能力与交互能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子女对老年人进行反哺式V-MIL教育,不断增强老年人的价值判断力。

3.拓宽参与体验,丰富V-MIL教育教学形式

V-MIL具有实践内涵,参与性是其典型特征,因此V-MIL教育不能离开实践场域而独立存在,否则将失去意义。这就需要多部门协同提供教学材料、组织教学活动、提供实践环境等,拓宽受众的参与体验。这些丰富的教育教学形式可以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以主题式教学为例,它就是围绕一个主题,组织受众开展相应的知识学习、技能训练和意识培养。如在“东京奥运会”主题式教学中,面向不同的受众群体可以开展不同的V-MIL教育。针对基础教育的低年级学生,家长可引导他们观看奥运赛事,分析奥运赛事的转播情况、镜头的拍摄方法以及不同镜头画面传递的文化和思想等,以帮助低龄儿童了解视觉—媒介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知识,并培养他们的画面解读能力。上述实践是一种典型的主题沉浸式教学,可内化到日常生活之中,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若针对大学生开展“东京奥运会”主题式教学,则需要使用参与体验的方式,引导他们查看、分析不同媒体发布的视觉—媒介信息,甄别其虚实并判断其价值导向,还可以组织小组进行视觉—媒介信息的创作,总结视觉—媒介信息的生产和消费特征,以期促进他们提升实践参与能力、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并提高理论道德修养。再以讲座式教学为例,其主要是通过讲座的形式传播教育内容或思想。针对老年人的V-MIL教育可以采用讲座式教学,学校、社区、媒体机构等均可承担讲座式教学活动,根据老年人的困境,面对面教授老年人使用新媒体,不断提升他们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和抵御网络欺诈的能力等。总之,V-MIL教育不能局限于课堂教学,而是要根据受众的实际情况通过多种教育方式真正融入实践场域,在真实生活中不断提升其V-MIL。

四、结语

随着以视觉为中心的多种媒介深度融合的媒介传播理念和技术的发展,视觉要素在媒介传播网络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也越来越大,“看”不止于“看”,其内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就需要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重视以视觉素养为先导、融合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V-MIL教育,以顺应新时期人的自我发展需要。同时,我们需要厘清V-MIL教育的核心问题:从教育者的角度,如何通过V-MIL教育提升教育思想的智慧高度、拓展教育方法的有效力度;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如何通过V-MIL教育唤醒人的自觉意识,打开其思想视野,解放其创新潜力并促进其全面健康发展。基于此,本研究从融合知识、认知能力、价值意识三维度建构了V-MIL教育的内容模型,并从系统设计、分段体系和教学形式等方面提出了V-MIL教育的实践路径。然而,这些探索仅是V-MIL教育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未来仍需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并加入到V-MIL教育研究行列中来,推进大众素养教育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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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1-08-05 责任编辑 刘选

The  Content Model and Practice Path of V-MIL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edia Convergence

SHEN Lingling, ZHOU Ling, WU Wentao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iterative update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media forms, and media convergence 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The in-depth convergence of multiple media technologies centered on vision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human life and education, and gen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ewing” logic,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participation” mode of the masses in 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Visual-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V-MIL), as a new comprehensive literacy which takes visual literacy as the forerunner and converges media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mass literacy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V-MIL education by the Visual Culture Institute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 V-MIL education content model is developed,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integration, cognitive ability and value consciousnes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V-MIL education.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V-MIL education effectively in the future. The first is to coordinate multiple subjects and systematically design V-MIL education; the second is to break through subject barriers and innovate the V-MIL education segmentation system; the third is to broaden the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and enrich the V-MI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Keywords: Media Convergence; Visual-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 Literacy Education; Content Model; Practic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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