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得民心”百年实践钩沉

2021-01-02谭培文陈伊璇

桂海论丛 2021年3期

谭培文陈伊璇

摘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亦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陶冶的中国共产党，深谙“得民心”的内在精髓，并将其付诸百年实践以服务于人民。政党得民心并非易事，取决于政党的性质、宗旨、任务和使命，而重在其践行。中国共产党得民心的百年实践经验，体现在对人民的认识符合中国的实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了人民根本利益，党的品德作风获得人民普遍认同。面对新的挑战，总结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得民心，就必须要获得人民的利益认同、观念认同和形象认同，得民心更是中国共产党以百年实践历程昭示世界政治文明未来走向之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得民心；百年实践；经验；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1）03-002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世界意义”（20AZD010）、广西八桂学者项目“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大问题研究”（2019[79]号）、“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项目”。

“民心”亦称人心。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就是一个“得民心”的百年实践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现代政治文明是政党政治文明。政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得民心”的先进政党是政治文明进步的突出标志。民心何以可能成其为政党政治之最大者？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亦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陶冶的中国共产党方能深谙“得民心”的内在精髓，并将其付诸百年实践以服务于人民。“得民心”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世界政治中凸显的中国实践特色，“得民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铸就的中国风格，“得民心”是中国共产党以百年实践历程昭示世界政治文明未来走向的中国方案。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得民心”论述

“得民心”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底蕴，而马克思主义赋予了“得民心”的现代政党政治文化新内涵。“得民心”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经典表述，诸如《三国志》中有司马懿对其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嘱托，有贞观之治中魏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谏言，还有康乾盛世时康熙曾把民心看作是真正的万里长城的感慨。“得民心”在儒家思想中最为经典的论述出自孟子。孟子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得民心”阐述最具代表性的思想理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尧舜仁政之风式微，桀纣暴戾恶行大行其道，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孟子对《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进行了深层阐发。《孟子·离娄上》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2]这里的“得天下”是统治者所要获得的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但是，孟子“得民心”的论述蕴藏了极为丰富的传统优秀文化内涵。

（一）欲得天下者必先得其民。孟子的意思是说，谁如果想要获得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一定有规律可循。这个规律首先是必须得到这个国家的民众或老百姓之心。“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相反，一个国家虽然有了地域的国家版图，一个诸侯即使登上了王的宝座，但如果这个国家的民心并不属于你，那就等于你实际上还没有得到这个国家或宝座。这就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根据孟子的这一见解，一个国家的根本不在地域之广阔、财富之丰富，一个国家的根本是民。尽管这里的民是指那些奴隶主与自由民，而不包括奴隶，它与我国当代以人为本中的人的内涵不同，但这些都是我国古代以人为本思想的最初起源。

（二）欲得其民者必先“得民心”。孟子认为，得天下之道，在于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民与得其物是不相同的，比如土地、城池的占有等。占有即所有，未占有就非你之所有。但人与物不同，得其民不是指简单地占有就可以了。“得其民有道”，这里的“道”，就是指途径与规律；“有”不是有无之有，而是指存在，“有道”就是存在内在固有的规律。得其民的途径与规律就是得其心。得其心，方可得其民。得其身而不得其心者，则不为得民。孟子所说的得其心的“心”，就是指从心里认同、同意、认可、支持和拥护的意思。用现代语来表述，“得民心”，即获得人民的价值认同。孟子赋予了得民心的特殊含义，并把是否得民心，即民众是否认同、支持和拥护一个王朝，看成是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存在的支柱。这在我国古代，的确是十分难能可贵，也突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优秀文化理念。

（三）孟子论述了民心向背，即人民的价值认同对国家兴亡的重要作用。孟子的创新在于提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杀伐征讨，血流遍野，夺城掠地，王道仁政不兴，霸道暴力张扬而备受推崇。孟子一反传统偏见，把得天下的根源归结于民心向背。孟子看到了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所谓民心向背，就是指人民是否同意、认同、支持和拥护。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孟子的思想成为历代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要思想资源，它受到了历代开明君主与诸侯士大夫的推崇。

（四）“得民心”的途径是“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认为，得民心不是空头许诺，欺骗民众，愚弄老百姓，它有规律可循。他说：“得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所欲”就是指老百姓的利益需要与要求，“与之聚之”，即为其聚积的意思。孟子所指的“欲”不是主觀的东西，而是一种客观的需要；从满足这种需要的外在因素来看，孟子这里的“聚”，就是指作为客体的利益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孟子通过三个“道”，把问题一层层深化，揭示了得民心的途径。即对于老百姓的利益需要与要求，要帮他们聚积（或实现）起来，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切不可做那些损害民之切身利益的事情。如果违背了民心，对民示之以戾行，施之以恶德，就必然失去民心。得民心并非是不可及与做不到的事情。“得民心”很简单，就是民之所欲求的东西，要尽量帮助他们去实现。相反，民之所厌恶的东西，绝对不要强加于他们。

从历史经验看，失去民心，必然灭亡；获得民心，必然胜利。孟子关于“得”与“失”的论述，包含了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思想。暴君与明君、善政与恶政是相互对立的一个矛盾，一方失去民心，另一方就得到了民心；一方对民众做尽了坏事，等于帮助了那些为民众做好事的明君；一方坏人驱赶民众，等于帮助了好人团结了群众。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坏人做坏事，是恶；可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坏人的恶，结果成就了好人的善。坏人无意中帮助了好人。黑格尔在论述辩证法时，提到了“理性的狡计”就是这个意思。

由是观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即欲得天下者必欲先得其民，欲得其民者则必先得其民心，民心为得天下之本根。民心更是一个政党执政合理合法性之本根。以中国古代文化“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来看任何一个政党的成败得失，兴亡交替，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是，“得民心”作为一种优秀传统文化观念而内化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与执政理念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得民心”即是得到人民的认可、同意、认同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获得人民认可、同意、认同和拥护，首先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哺育。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说：“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3]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始终与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利益一致，始终心连心，心心相印，命运与共。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当代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得民心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文化心理、文化底蕴等又深藏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并作为一种文化血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流动和传承。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赋予了“得民心”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之新内涵。

二、中国共产党“得民心”百年实践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得民心”的百年实践，大致可以区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最初由几十个人组成的政党，发展为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决非偶然，中国共产党因何成为和能够成为执政党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得民心”。政党得民心并非易事。它取决于政党的宗旨、性质、任务和使命，如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以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为最高目标等。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党的践行。总结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执政实践，即使数部鸿篇巨著，亦翰墨难书。以中国共产党“得民心”的百年实践历程来看，主要有3个方面经验值得总结。

（一）对人民的认识符合中国的实际。得民心者，首要的问题是“民”的概念。这个问题似乎简单，其实并非如此。在政党制度的现代世界，不同性质的政党就有不同的“民”的概念，同一性质的政党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民”的内涵。毛泽东同志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4]人民就是居民的大多数，人民是指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成员。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政治范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人民对于任何一个革命阶级，实质是一个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问题。在阶级社会，对于革命的阶级，民的问题就是一个谁是革命阶级的依靠与团结的力量，谁是反对的对象问题。民的不同内涵，还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内容与使命。比如，在一个社会，民是资产阶级，这就决定其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内容就是推翻封建地主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革命的领导阶级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得民心的主体是人民，以致得什么民的民心的理解是一个政党首先要准确把握的第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民心，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民”的认识符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深刻地说明，依靠中国的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必须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中国现阶段“民”的具体状况结合起来。毛泽东通过调查和考察农民、工人、资产阶级等的经济、政治状况，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的内涵。他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5]9针对陈独秀等否定农民运动的错误，毛泽东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6]37毛泽东不仅矫正了当时关于农民问题“右”的错误，而且以阶级分析方法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概念的科学内涵，以此为前提首次正确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阶段的一些基本问题。毛泽东关于“民”的内涵的确定为新民民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与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左”倾的思想干扰，阶级斗争扩大化，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基于我国作为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已不存在，从而取消了人民内部阶级成分的划分。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所谓得民心就是得全国人民的心，它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商、学、兵和知识分子与所有劳动者等。

（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这两个阶段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一是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二是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离不开农村、农民与土地。农村问题首先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又是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纲领。但是，“左”倾错误路线却忽视这一点，主张城市中心论。毛泽东反对和批判当时“左”倾错误，认为废除封建制，必须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1928年12月，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制定了第一个《土地法》。《土地法》第一条就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并分配给农民使用和耕种。1934年毛泽东说：“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5]136-137如果这些工作做好了，群众就会拥护我们。这是十分正确的。在这些工作中，土地革命处于核心地位。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的基本要求与需要。这里的农民，在农村不仅有贫农、中农还包括富农。1935年12月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乡、区），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5]375由于中央苏区政策深得民心，红军以弱胜强，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中央苏区由井冈山逐漸扩大为以瑞金为中心的湘赣闽三省广大地区，中央红军由几千人扩大到了十万多人。在解放战争阶段，按国民党的逻辑，打仗就要增租。但是，共产党在解放区不仅不增加农民的负担，反而，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减租、减息有利于农民，并且也保障地主能够生活。发展生产，改善了民生和保障了军队的需要。1947年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使解放区一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胜的可靠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不仅从政治上获得了翻身解放，而且中国的农民开天辟地第一次实现了世世代代以来都无法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得到了全国人民地空前响应，其间受“左”的思想干扰，虽有波折，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肯定和恢复了党的“八大”路线，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国情根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解决了温饱问题。如何实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和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了21世纪初我国面临的新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获得人民的认同。胡锦涛同志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7]所谓坚持以人为本即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造福于人民。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体现了人民根本利益与实际利益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8]。这就是说，党的路线与政策不只是停留于理论，更为重要的是要落到实处。2018年我国GDP达到90.03万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71元/人增加到2.7万元/人[9]。“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10]

（三）政党的品德和作风获得人民的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历来就具有共产主义品德和作风。这种品德与作风，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代，都经过实践的检验，获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战争年代，在处理军民、敌与友的关系上，严格地规定和实践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处理官与兵、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上，实行了官兵平等、民主与集中的原则。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就曾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11]解放以后，由于党的地位、作用发生的重大变化，执政党内一些思想改造不彻底的人，就可能忘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把个人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胡作非为，腐化堕落，蜕化变质，走向人民的反面，重现历史上“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现象。比如，1951年就出现了以刘青山和张子善为典型的贪污腐败事件。为了防患于未然，使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们醒悟过来，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处理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严厉打击了党内出现的贪污腐败分子。针对解放以后党内出现的贪污腐败等现象，在全党开展了一场群众性教育活动，即1951年在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毛泽东同志写了《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文。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为了彻底地消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同时要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人物和单位。这些措施，保障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党的廉洁和健康，防止了执政党的腐败。这一系列活动，纠正了党内在全国胜利后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端正了党的作风，保持了党的纯洁性，获得了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价值认同。

反腐倡廉是事关我国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代表的上千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法规制度。21世纪开始，党中央也特别强调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了首部规范党内监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是党内监督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成果。尤其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反腐倡廉不仅在制度建设上逐步完善，而且在实际打击各种腐败现象中都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得到了人民的认同。

三、中国共产党“得民心”实践的当代启示

“得民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之基本经验。“得民心”是任何社会统治阶级执政合法性的前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得民心”即获得人民的价值认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执政党不同，既要在形式程序上合乎法理，更强调在内容实质上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可、同意和拥护。根据我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得民心”的文化内涵，总结反思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结合当代实际，执政党得民心，就必须获得人民的利益认同、观念认同和形象认同。

（一）要把获得人民的利益认同作为得民心的根本途径。利益认同是对执政党的路线、政策是否体现了人民利益的认可、同意和拥护。问题是，究竟如何才能体现人民的利益？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是认为，人民的利益是指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种看法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实际得到的好处。其实，这两种理解既有一定的正确性，又都有一定的不足。如果只讲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讲人民的实际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成为了一种无实际内容的空头支票；但如果只讲实际利益，不讲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实际利益就会放大为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或原始平均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的实际利益是相互统一的。所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指以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利益。认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要把握好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而且要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关系。比如秦始皇修的万里长城、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都是举世无双的大事，但是，因为它严重超越了人民的实际承受力，危及与伤害了人们的生存底线和实际利益。它不仅未能获得人民的利益认同，而且人们揭竿而起，很快地推翻了其统治。这就是说，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不损害人民当前生存与发展实际利益为前提，当前的实际利益更不能超越国家实际财力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孟子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的论述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这里所说的“所欲与之聚之”就是指人民所欲求的利益需要，国家与政府应该帮助他们去实现和满足。帮助他们去实现，即国家通过制度、体制机制的协同创新，激发每一个劳动者全面发展的活力与潜能，提升每一个劳动者劳动致富的能力与水平。

（二）要把获得人民的观念认同作为得民心的思想保障。观念认同是人们对执政党执政理念的看法和认可。观念源于感觉、经验，也高于感觉、经验。高于感觉经验，是说感觉的东西往往是易逝的现象，理性、观念才可以概括事物的本质，才可以把认同逐渐上升为意志与信念。认同离不开知、情、意、念、行，认同的基础是由人们的感觉、经验开始的认知与情感，观念认同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意念的肯定与信念的坚守。在现代社会，获得人民的观念认同是一个政党争取执政地位的精神力量，是执政党巩固和维持执政地位的思想保障。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相反，如果执政党失去了人民的觀念认同，也就可能失去人民对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认可、信仰和守护。在信息时代，网络传媒技术高度发达，不同社会制度的观念混淆，边界模糊，各种网络流行语眩人耳目，抢占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比如，苏联剧变以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实质就是以颜色为标志来混淆与颠覆这些国家共产党执政的观念。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要获得人民的观念认同，一是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地提出适合时代的要求和符合人民利益需要的愿景、理想、价值观念，并要努力用实践来证明这些愿景、理想和价值的正确性和观念的科学性。二是要以创新理论和观念，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色、文化底蕴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的话语体系。三是要通过各种传媒载体学习宣传，使其入耳入脑和深入人心。

（三）要把获得人民的形象认同作为得民心的现实范式。执政党的形象是党展现自己的作风、修养和品格的现实范式。执政党是群众作风、修养和品格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就是形象的力量。执政党的形象直接影响民风、社风和政风。这就是说，执政党的作风不是无关紧要的小节，而是一个直接影响执政党的民心向背、兴衰荣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1945年7月初，在毛泽东的延安窑洞中，黄炎培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12]“忧劳兴国，逸豫亡身。”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其主要内容是说执政党作风问题。所以，要获得人民的形象认同，一是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和各级政府、组织、机构树立好的形象。执政党的形象并非看不见、摸不着，执政党的形象是每一个党员、干部和各级政府、组织、机构具体的作风、形象的整体统一。人民对执政党的认同，是通过一个个体的微观认识发生的，只有每一个党员、干部和每一个政府部门有好的作风，执政党才有好的整体形象。二是要建立作风形象榜样的奖惩机制。形象认同是通过榜样的认识来认可的。榜样是学习的模仿，榜样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榜样有好坏二种。好的榜样有好的形象示范作用，坏的形象也会成为坏的例子，如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所以，要获得人民对执政党的形象认同，必须建立一套榜样形象的奖惩机制。奖励好的榜样，惩处坏的作风形象。三是要有制度化作风形象执行监督规范。形象是一种模型，模型就体现一种结构的稳定性。执政党要获得人民的形象认同，必须养成长期的一贯的作风。这就要有制度化的作风形象执行监督规范，即通过法律规范具体规定执政党的党员干部、公务员等行为作风形象，并对其进行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四是反腐倡廉。反腐是大事，倡廉也决非小事。倡廉主要是指政府工作人员清正廉洁，节约公共财政开支，建立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反腐倡廉对于政府是一个政风党风的政治问题，它与人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一个事关人心向背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13]可见，不仅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执政党还必须反腐倡廉，清正廉洁，作风优良，防止自身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利益阶层。否则，人民对党就会失去信心和信任。党如果失去民心，党就失去了合法性的根据。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政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为了服务人民。“得民心”是现代政党政治文明进步的突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任务和使命体现了民心所向、民心所依、民心所同。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始终“不忘初心”，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想民心之所想，急民心之所急，为民心根本利益所向而为，开创了人类政治史上政党政治文明的新类型，以此区别于近代以来政党政治只为政党私利争夺总统宝座而缠斗、角逐、纷争之政治。在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百年实践历程昭示世界政党政治文明未来发展之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