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立福，郭智莉

(1.淮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2.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年有学者在核心期刊发文，较为详细地梳理了中医药译介四十年(1978-2018)的研究态势，涵盖中医药翻译理论、中医药应用翻译、中医药翻译技术、中医药口译研究、中医药翻译史及中医药书评译介等六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后不无遗憾指出：当下中医药译介传播研究“缺少时代命题，国家战略需求关注不足”[1](P60)。为补此憾，本文置于当代时代背景和国家战略需求，着重横向探讨中医药译介的最新成果，并纵向梳理中医药际化化的实际进程，以期为国家及社会进一步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提供些许启迪。

一、中医药译介最新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不断保护、完善、革新中医药，一步一步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中医药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人不仅提出了一系列中医药发展新思想，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中医药的国际路指引方向。随着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学术上中医药国际化研究渐成热点，陆续取得了一些成果。现从主题视角，横向探讨2000年以来中医药译介的最新成果。

(一)思想先行，前瞻性地阐明中医药对外传播的原因及意义

采取形而上的视角，中医药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赖以创立的思想理念与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哲学及文化等都甚相吻合，相互影响并相得益彰，其基础性作用以及独特性价值，一如北京大学知名教授楼宇烈所言“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如果不懂得中医的话，我想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把握不住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也是体会不到的。”[2](P1)就目前对中医药译介传播原因及意义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内部审视，认为中医药有着悠久的历史及自身独特的优势，如医疗成本低、中草药毒副作用小、防治疑难杂症和慢性病效果好等，而这些特点及优势可为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保驾护航，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医药的独特魅力。[3-5]二是从外部审视，认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国际化发展能够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国家地位、民族自信等多方面带来积极影响，也能给世界其他国家及其人民带来不同福祉和利好，进而促进各国及其人民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进而有利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6][7]一言以蔽之，中医药已经发展成中国传统知识创新的一个优势领域，当下国人理应有责任、也有信息去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国际化。

(二)分项落实，细节性地探讨中医药译介的策略及技巧

采取形而下的视角，中医药是炎黄子孙与传染病斗争数千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具有治标更治本的相对优势，具有迥然不同的绝对原创性，与中餐、武术等一同积淀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成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领域。进而言之中医药国际化既是一个历史进程，更是国人的奋斗方向，最终都要落实于中医药的对外译介。这个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医药翻译策略、技巧的探讨，当下得到普遍认可的常用翻译方法及技巧主要有音译法、直译法、意译法、注释法、音意结合法。许多学者进一步指出，只有了解医学英语的行文特点、掌握一些约定俗成的技巧和多种翻译方法，才能在中医药翻译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为今后从事中医药翻译的学者提供学习经验。[8-11]此外，还有学者聚焦于医药翻译工作中既存问题及对策研究，他们通过梳理中医药翻译史，发现其在著作、教材、典籍、翻译理论及标准等方面已取得突破性成就，并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提出了从政策、理论标准、教育、国际化规范等方面的相应对策，不断创新改革中医药翻译。[12][13][14]

二、中医药国际化传播进程

中医药自形成起，便在对外交往的基础上开始了最为朴素的国际化传播，可谓历史悠久。2010年6月20日习近平在墨尔本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鲜明地指出了中医药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15]习近平讲话内容及精神可视为中医药国际化传播进程的一个脚注，下文即以习近平新时代为界，分两个时期纵向探讨中医药国际化传播的历史进程。

(一)历史上中医药国际化进程有一定积累

(1)强力辐射周边邦国。国内知名中医药译介专家李照国先生曾指出“早在秦汉之际,中国的医药学就已传入东南亚诸国”[16](P39)。其中有一个里程碑事件，即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遣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出泽被后世的丝绸之路，随后“各国商旅使者在丝绸之路上难免染疾，离不开医学的介入，从而促进了中医药学与西域各国医药学之间的交流，如印度医学、希腊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等”[17](P1261)。到了魏晋时期佛教盛行，大量印度僧侣来到中国，翻译并传播了大量印度医学，由此“印度医学和佛教术语渗透到了中医学体系中”[17](P1261)，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医药，进而促进了中医药国际化进程。隋唐时期中国成为亚洲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中医药相继传入印度、越南、阿拉伯和阿富汗等国；需要突出强调的是，期间日本和朝鲜为了学习中国文化，曾多次派出遣唐使团交流学习，并将中医药方面的知识带回本国。综观秦汉、魏晋及隋唐，中国综合国力领先世界，中医药发展相对完善，首先传入西域及东南亚各国，强力辐射周边邻邦，在给邻国人民带来了福祉的同时初步扩大了中医药的国际影响。

(2)初次远播欧非各国。有学者考证，宋元时期“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中草药传至亚欧非地区”[18](P234)。此处所言“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以闽、粤两省的主要城市为枢纽，从海路上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19](P53)。这条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前文张骞通西域开辟出的陆上“丝绸之路”差不多同期成形，只是秦汉至隋唐时期中国对外交流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仍是通过“丝绸之路”开展的陆地交往，期间南方相对落后。然而宋元时期中国南方得以进一步开发，经济兴盛起来，工商业发达，造船及航海技术亦得以显著提高，诸多因素促使“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直至鼎盛、渐而取代陆上“丝绸之路”。应该说，宋、元时期中国依然在亚洲起着引领全球的主导作用，中医药借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播欧非各国及地区；即使后来明朝实行海禁，却仍存有特许贸易、走私贸易及“借贡兴贩”等海上贸易活动，中医药仍对外传播着。综合来看，这个时期中医药在欧非各国的传播对后世影响甚微，留下的相关译介书籍也少，所以本文称之为“初次远播欧非各国”，主要经历宋、元、明等时期，以在时间上与第一阶段“强力辐射周边邦国”和第三阶段“初次远播欧非各国”相吻合。

(3)中医药译介续结硕果。自神农尝百草起，华夏先民便以阴阳五行等传统理论为基础发展出自成一体的中医药，其代表性成果有《神农尝百草起》、《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及《本草纲目》等。中医药在理论源头、认知方式、药物治疗等重要方面，与西医药都存有本质差异；另一方面，汉语与拉丁语、英语等西语也存有巨大差异。这就使得，相关中医药著作如果不译成外语，就难以在英、美等外国持续发挥应有的效用，到了英语成为强势语言的近现代更是如此。自明末、清代、民国至中国改革开放，这一阶段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西学东渐，西方相关哲学、数学、物理、地理、经济、政治、文学、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大量著作涌入中国；另一方面，一些相关中医药著作被译成英语，实质性地促进了中医药国际化进程。具体而言，17世纪到19世纪中医药学传播到了欧洲，始现实质性成果，期间“先后翻译了156部有关中医药的书籍，针灸学占63部”[20](P43)，译语多为英语，随后相继加入拉丁语、法语、德语、荷兰语、意大利语、俄语；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中医药与西方医学进一步深入交流，据不完全统计“这时期共有近200部有关中医的书籍或杂志问世”[13](P548)，翻译重点逐渐从针灸学转向医学史、药学，一些中国学者跃跃欲试中医药对外译介工作。

(二)新时代中医药国际化进程正在加快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国际交流提供了平台，我国中医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对外翻译工作广泛开展，期间中医药国际化传播可谓硕果累累，对此具体论述将在下文相关“国际化进程中中医药的译介成就”部分进一步开展。为呈现最新进展，此处集中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相关内容。

党的十八大成功召开后，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做出重要指示“小康提速，康也包括健康，要全民健康”[20]，“全民健康”的实现，需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医药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21]。

为推动中医药进一步发展，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着手顶层设计，“不仅倡导‘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还制定《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对未来15年中医药发展进行部署”[22](P6)。此外，习近平书记还积极推动中医药立法，2016年12月25日正式通过了首部《中医药法》，“对中医药服务、中药保护与发展、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药科学研究以及中医药传承与文化传播等方面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规定，从此中医药开启有法可依的历史新篇章”[23](P6)。

为拓展中医药国际化空间和扩大其国际影响，党中央和政府抓住一切机会为中医药国际化代言并献计献策。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积极献计献策，“对中医药海外发展也进行谋篇布局，提出‘开展健康丝绸之路建设’‘100个康复助医项目’，这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良好机遇和广阔空间”[24](P2)。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突出传统医学是重点合作领域；2018年再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传统医学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强调要加强双方合作，进一步推动双方在传统医学领域的合作。

2019年5月25日《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在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其中建立了以中医药为基础，兼顾日韩传统医学内容的病症分类体系，推动了传统医学150多条疾病和196条症候条目纳入ICD-11传统医学章节”[25](P35)；2019年12月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中医药发展论坛于北京举办，“论坛以‘让中医药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医药’为主题，通过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以中医药促进‘一带一路’国家民心相通，提升人民健康福祉”[25](P35)。这是新时代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两大里程碑，将极大地推动中医药对外传播并发挥更多作用。

此外，近年来依托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等项目的不断推进，中医药海外传播已经搭建起多重平台。迄今为止，在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提倡与推进下，“中医药不仅在中国获得长足发展，在全世界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运用，中医药服务已遍及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6](P386)。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一如既往的努力与国际间医疗合作及交流的开展，中医药传播国际化将会进一步加快。

三、结语：新时代“文化自信”大旗下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

纵览历史，以中医、中餐、武术、先秦诸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民族及文化自信亦是源远流长，即便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意欲“破”传统文化而“立”适应现代化要求之新文化，也“并非要把整个传统连同其中的精华都要抛弃掉，并没有完全丧失对传统文化的信心”[27](P58)。新中国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季羡林等先进人士相继倡导“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大起，党和国家领导陆续在许多场合阐释并倡导新时代的“文化自觉”。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文化自信”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8](P33)，并高瞻远瞩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8](P41)。概而言之，我们所论“文化自信”本质上就是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并践行，会以一种潜隐、软性的力量影响主体价值观的塑造，能在“更为深入地提升主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29](P5)，从而非常有助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及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通知》，其目的就是“为明确未来十五年我国中医药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30]；2019年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31](P1158)。这两个基础性文件于中医药国际化尤为重要，前者为推进中医药国内规范化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性保障，进而为中医药国际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后者为中医药国际良性化竞争发展提供了机制性保障，进而为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中医药国际化将是必然的趋势，但仍需我们尽最大努力去发挥主观能动性。限于篇幅笔者决定抛砖引玉，目前我们尚须在以下三大方面努力促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1)增强文化自信，认同中医药的特质及其不可替代的多重作用，甚至可以说“否定中医，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一个否定”[2](P1)。这种自信与认同至为关键，是推进中医药国际化的重要基础，有助于“进一步弘扬中国文化”[32](P13)。(2)振兴与译介并重，在国内全面振兴中医药健康发展的同时把中医药准确无误地翻译并介绍至海外。译介中医药就是要传播至海外乃至在海外传承下去，实是一项庞大而又细致的工作，大到整体性宏观译介，小至特定中医药术语翻译，甚至还包括海外的中医药发展，这确实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海内外先进人士相继接力。(3)与日本、韩国等中医相对发达国家联手，推动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及中医药研发，进而与西药同台良性竞争，相互吸收、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以期给认可中医药的世人带去可预期的福祉——此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由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