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鑫森，李 化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生产及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2020 年2 月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时指出，“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是党和国家现阶段的重大任务。

2019 年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疫情防控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众志成城、同舟共济，这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内涵基本一致。 本文立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经验教训，尝试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研究视角，研究分析疫情暴露出来的典型社会治理问题，再有针对性地提出精准有效的疫情防控对策。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含义与建设路径

作为党在社会治理问题上的新探索，“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社会建设领域的重要突破，是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进一步创新和丰富。 当前学术界直接将“社会治理共同体”一词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还非常少，下面对其含义与建设路径进行简要阐述。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含义

“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 在其1887 年发表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引入的。 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 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1]当前，“共同体” 的形式与内涵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仅出现了“地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带有外在取向的实体性的共同体概念，还出现了“情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等带有内在取向的隐含的共同体概念。

目前， 学者们纷纷从各自的角度研究社会治理共同体，给出了各自不同的定义，但不同的定义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要素， 如都认为现代中国社会治理将迈入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共同治理的新局面， 治理主体多元化但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而且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包容性； 各方主体有自己明确的职责分工， 实现了从以往单纯政府负责向“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共担责任”的转变；治理的成果也是共同享有，突出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价值取向，强调“共同体”成员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归属感。[2]

（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保证、 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如何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做出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战略部署。

关于具体的建设路径，学界的观点基本一致，都是围绕中央的部署安排分析阐述的。 本文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具体实践， 从四个方面来探索建设路径，即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重点从协同治理、法治保证及科技支撑三个方面着手，扎实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暴露的社会治理问题

（一）参与疫情防控各方主体的意识和能力有待增强

党政领导干部、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社会组织以及广大居民都是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主体人员，每个人都应该在这场全国战“疫”中尽职尽责。然而， 有部分组织和个人无论在防控意识或能力上都有待进一步增强。

有些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时经验和能力欠缺，表现为反应迟缓、应对不力，在媒体镜头面前低头念稿、 答非所问； 有的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担当意识，作风漂浮、推诿扯皮、失职失责。

对于医护人员， 全社会习惯于通过职业道德和医护责任方面动员他们投身疫情一线， 却忽略了个体需要，尤其是在安全防护、家庭安抚、心理健康和待遇保障等方面重视不够。

当前行业自治组织和群众性组织发展不充分，在推动疫情防控方面的表现还不突出。 有的社会组织如湖北省红十字会， 在此次疫情中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严重失职失责，对慈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害。在一些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区， 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较弱，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淡薄，对于疫情宣传动员无动于衷，而社区又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这为整个国家层面实现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挑战。

（二）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1.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存在漏洞

虽然目前科学界还不能确认新冠肺炎病毒就是来源于包括非重点保护在内的野生动物，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等法律条例在禁止和限制食用野生动物方面的规定尚不清晰。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第二十二条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且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 因此立法漏洞的后果是只要有人取得相关许可证， 猎捕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完全被许可， 这使野生动物保护变得很困难，而且会让野生动物成为疾病宿主，导致传染病疫情发生。

2.我国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的立法漏洞

2013 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确立了国家建立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2015 年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新颁布的《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将法规内容进一步细化，但二者均不涉及医务人员个人警示性言论发表的问题， 除非是类似散布谣言、披露患者隐私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也就是说， 法律没有禁止医生对接触到的传染病真实案例进行传播， 法律甚至要求医疗机构将疫情信息通报一线医护人员，但李文亮医生作为“吹哨人”却受到了公安机关的训诫。 这次事件暴露出我国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的立法漏洞， 即一线医务人员面对接触到的传染病真实案例向同行或亲友小范围披露到底算不算违法。

（三）疫情防控工作的科技支撑需增强

1.将科技运用于疫情防控的思想意识欠缺

人对科技的认知程度决定了科技的应用能否成功。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有些中西部的农村地区近乎本能地采用了挖断道路、 在路上堆砌石块这样简单粗暴的“土方法”，还有的封门焊死，企图切断人员流动； 湖北省地方红十字会的救援物资还仍然依靠纸笔记录和纸质介绍信分配，导致物资配给、分发严重滞后，工作效率十分低下。

2. 在疫情防控中运用科学技术的水平和能力不足

当前， 我国信息化和大数据技术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但在此次疫情中信息化和大数据等科学技术的运用却表现得不尽人意。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将其与疫情防控有效结合、发挥其最大效能。如疫情通报的时效性较差， 患者疫情信息的分类登记和管理能力不足；救援物资配给、分发以及各地资源协调中技术运用能力不足； 政府部门的数字政务早已落地实行，但面临突发疫情仿佛失灵。

三、疫情防控工作中加强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强化防控责任意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样，也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必须强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各类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主体，与党和政府共同承担责任与义务，共同享有胜利成果。 为此必须做到：

第一，党员、干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把疫情防控工作成效用来检验和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成果， 时时刻刻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还要带头值守、深入一线，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一心一意地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做实做细。 对思想不重视、防控不及时、执行不到位等失职失责问题， 在特殊时期要依法依规从严从快处理。

第二，激发各类社会组织团体和全体居民的参与热情及“人人有责”的主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 其含义就是共同体中的所有组织和个人都是主体成员， 前途命运都紧密联系，因此做好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人人必须尽责。

（二）完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多方主体协同汇聚合力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任何单个组织或个人都无法应对，只有多方主体协作起来、提高协同治理能力，才能汇聚强大的防控合力，最终集中优势资源战胜疫情， 这也是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优势所在。

第一，坚持党的统一指挥和统一调度。党的领导是我国发展的核心优势和根本保证， 在国家非常态形势下尤其需要发挥好党的统一领导作用， 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并且把资源的配置效率达到最大化。 全国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统一安排，压实防控责任，采取更加周密精准、有效的防控措施。广大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冲在一线，动员社会工作者、 社区志愿者以及普通居民等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

第二，加强政府主导的纵向与横向协同防控。纵向上， 在特殊时期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信息和数据传递系统，减少中间的垂直层级，实现直达网格化的城市和农村社区。横向上，不仅政府各职能部门抑或跨区域之间，要出台涉及范围广、系统性强、照顾面多的“组合拳”政策，以此促进重要医用物资（如口罩、防护服、防护眼罩等）跨部门、跨区域无障碍快速集中、调配和使用。

第三，完善政府、社会和个体联防联控机制。 疫情爆发后， 我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发展都受到了严重冲击， 各类社会组织和居民都希望尽快战胜疫情，使生活和生产恢复到常态。各级政府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实行群防群治，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配合支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自觉做到不串门、不聚会，还要畅通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紧紧依靠群众，形成全民战“疫”的强大合力。 对于各类社会组织特别是专业社工机构， 要积极配合街道社区开展疫情预防、治疗和控制的宣传工作，协助街道社区为居家隔离者提供心理咨询和情绪疏导、 陪伴和支持等服务；慈善机构要衔接好社会资源与疫区社区的通道，其自身要完善信息公开机制，提升社会公信力。

（三）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第一，尽快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修改完善。在特殊时期可采取“急用先立”原则，由相关部委先出台《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管理办法》，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从严从重查处交易、运输、制售或食用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相关部门应当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 向社会发布食用野生动物的严重危害性和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若干具体规则规范，进行系统的“禁食野生动物习惯”养成培育，提倡文明健康的饮食方式。

第二， 尽快弥补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的立法缺陷。 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由国家或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公布， 但一线医务人员面对接触到的传染病真实案例向同行或亲友小范围披露， 不能轻易地以“造谣”为由追究责任。 对已在民间出现并小范围内传播的的疫情信息， 相关部门应通过公开透明渠道将正确科学的信息公布于众，而不是一味地封杀。

从“吹哨人”合法权益保护角度来说，一套系统的“吹哨人”保护制度专门立法需要建立。 我国当前各个监管机构基本都建立了举报制度， 但没有系统的保护“吹哨人”的专门立法。 因此，应具体化“吹哨人”的保护制度，尤其是如何保护、防止被报复以及遭受不公平待遇后的处理和责任分担等问题。 还要落实对“吹哨人”保护的执行，如规范“吹哨人”传播信息的程序，可建立“吹哨人”信息绿色通道，在制度设计时免除“吹哨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等。

第三，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站在保护生物资源和人民生命健康、 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 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对生物安全保护作出系统性体制安排、 制度构建和机制创新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保护生物安全的态度立场和制度化对策。 还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四）筑牢智慧治理技术支撑，实现疫情防控精准高效

第一，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精准投放和获取重大疫情防控信息。按照“科学、精准、严密、高效”的要求，根据受众的年龄、性别、地区、学历和职业等信息， 进行差异化重大疫情防控信息投放和获取。 例如， 借助三大移动通讯运营商可以了解所在区域内手机的漫游情况， 筛选出近期到过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居民， 为疫情防控的精准施策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开发“疫情防控服务”微信小程序，居民自己可以通过手机自主完成个人信息申报， 可极大提升疫情排查工作效率， 也可以减少工作人员与居民交叉感染的风险。

第二，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减轻一线医护人员压力。 面对疫情，广大医务工作者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服务社会，成为抗击疫情的中坚力量。我们更多的人可利用信息技术搭建“互联网+医疗”线上服务平台，提供包括主动申报、线索提供、在线问诊、居家和集中医学观察等在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免费服务。

第三，广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降低疫情传染风险。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人既可以给隔离病人送餐，还可以借助摄像头、麦克风、听诊器等工具为隔离的病人进行诊治， 降低医务人员直接接触病人的感染风险。

第四，运用当前热门的区块链技术，提高疫情防控的效率和安全性。区块链技术的特点有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开透明等。[3]通过疫情数据上链，可实现全网节点疫情披露共识机制，让信息公开透明；同时实现协作处理，机构、个人和智能医疗设备成为数据采集器，达到病毒溯源目标。通过区块链溯源特性，可建立全社会的防控体系，并加入防疫数据链节点，将疫情数据与防疫体系实现融合并联，实现点对点防控。通过区块链匿名特性，可保障疫情数据信息安全，并可对个人数据隐私予以保护，防止政府、医院或科研机构及工作人员非法泄露、恶意传播。通过建立基于区块链的防篡改和透明性的上报数据追责存储机制，可完善追责体系，给管理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一个透明化监督和事件追责的数据依据。

在物资资源调配中区块链技术也有很大用途。重大疫情区域单位接收捐赠物资后， 借助分布式账本、 非对称加密和共识机制的区块链技术可实现物资实时查询， 安全可靠， 既缩短了物资中转流通环节，又降低了其中可能蕴藏的腐败风险。

四、结语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防控工作仍存在短板和漏洞，但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从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及科技支撑等方面着手，建设好同心同德、人人参与的疫情防控共同体，就一定能将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巨大的效能， 彻底击败病毒、战胜疫情。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