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霞 刘良超

《曲行殷墓志》，2013 年10 月出土于荥阳市豫龙镇翟寨村， 曲行殷的两个儿子曲彦饶、曲彦韶的墓志也在同一墓地出土。 三件墓志的形制基本相同，尤其是志盖，几乎一模一样， 仅尺寸略有差别， 本文不再赘述，仅叙志文[1]。 志文详细记述了墓主人曲行殷的生平事迹和家族谱系， 是研究唐末至宋初社会政治形态的重要史料。

一、墓志录文

志文正书37 行（封二）。 文曰：

故延州行军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曾国曲公墓志铭并序

乡贡进士郑悦撰

夫岳降冲灵，神滋间气，始则会风云而致用，终则腾竹帛以垂名。 景行弥芳，茂来叶于不朽；令德愈峻，播休烈于无穷。 以至翼子贻孙，自家形国，克蕃洪绪，爰昭庆宗，资定乱者慕李广之英风， 务封侯者效班超之奋迹。 谅为箕为裘之不坠，盖乃文乃武以相连，或熊轼隼旟，皆金昆玉季，苟非刊云础，则曷志人英。

公讳行殷，字德濬，幽州人也。 禀锐气于析木，善武略于崆峒。 壁立彝伦，行止不群于乡党；川凝伟量，周旋期利家邦。 况精六艺于躬，莫抑四方之志，遂离燕土，爰届并门，获事主于雄藩，乃尽节于列国。 于时补充可岚军使。 奉上而公忠积誉，临下而威爱储休。 砺智刃以剸烦，则事皆适中；莹心镜而烛物， 则理无不明。 遂擢充北京绫锦使。 龙泉协王，故靡碍于奇锋；牛鼎烹鸡，奚足劳于大器。 方期君子之豹变，旋值晋祖以龙朔，扈銮驭而离太原，从翠华而抵京洛，附凤之功劳著世，飞鸿之羽翼逢时，虽符竹以未封，俾令茅之往替。 于月授延州行军。戴仁抱义，弼政化于六条；振纬张经，俟享荷于百禄。 历数载而承，昭命忽亘以归，帝庭未及，周星复膺光泽，乃再授延州行军。郊迎官吏，咸庆重来；路接军民，争钦风惠。广仁人而腾懿望，宗理治以播通规，良时而定□谁封，赋命而流年莫与，倏灾缠晋竖，俄梦奠丘楹。 日观峨峨，先动云颓之叹；严松落落，后兴其坏之嗟。 因寝疾而殁于延州公署，享年五十有七。

祖讳斐，字文熙。 摅五色之龙章，折桂而尝陪邦彦；摛九苞之凤藻，依莲而荣副宾阶。 任平卢军节度判官而终。 父讳述，字显忠。 周文武之才，播仁风而作牧；洞经济之略，敷德化以行春。 任顺州刺史而薨。 有男六人。长曰行周，字余庆。官列象雷，恒戴星而勤王事；时推偃草，能驯雉以洽编氓。 任博平县令而即世。 次曰行诲，字希范。 鉴洞人伦，才丰王佐，祖励翼而戴，元后矢昌言而裨。 圣谟静难清氛，负长短纵横之术；兴利除害，晓进退存亡之机。 唐帝用为虎臣，庄宗赖其雄略，能宣智而宣力，遂赐姓以赐名。 联玉叶之辉华，荣兼九族；贯银河之宗浱，运契千年，异宠□于一麾。 初专博郡，分忧寄于四岳；旋刺忻州，洎鼎祚方新。 明宗御极，诸侯受赐，本姓遂还，仍荐被于纶恩，俄就迁于隰郡，遄惊不幸，而薨于是州。 次曰行筠，字秉操。 抱庞统之逸才，帙推展骥；蕴罗合之丽藻， 任洽题舆。 为幽州别驾而亡。次曰行益，字德广。环意琦行，夺敬康之公才；左方右圆，得弘羊之心计。 自定州节度副使兼黄安银冶都监。 利国利民，公私听命；令问令望，朝野倾风。 授青白两池榷盐制置使洎朝。 北阙，奄谢东京。 公有弟曰行从，字福及。 从职贝州，颇彰英干，为有规矩，动克谦和，而夭亡于是。公有子四人。长曰彦饶，字智广。 强兵战胜，素熟韬钤，授律即戎，远镇藩阗。授河西军节度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 因染疾于凉府，乞就治于泾州， 宋开宝二年岁在己巳八月二日薨于是藩，享年五十有八。 次曰彦朝，摄延州长史而亡。 次曰彦瑶， 摄延州司马而卒。 季曰彦韶，虎捷右第七军第四指挥使。智练殊时，音钟骇，俗始则向。天庭而历职，中则委军旅以治戎。 自供奉官充虎捷指挥使。 周显德六年于扬州屯驻而殁。 公有女一人，出家于东京崇夏寺，师号曰“精进”，法名曰“道坚”。 慈航遂意，超彼岸于无穷；惠日凝光，照法界于至极。 公有犹子二人，即故榷盐制置司空之令子也。 长曰彦璘，开封府随使军将副行首。 澡行浴德， 慎君子之枢机；砺节砥名，作侯王之心腹。 次曰彦贞，字永节，龙捷右第五军第三指挥副指挥使。 以勇列为业期，休命赏于止戈；以射御为功异，洪伐荣于仗钺。 公有犹女一人，即故隰州太保之令女也。 适故侍御史清河张公讳诩，封陈留县君。 虽夫天之早失，保妇道以弥高，心齐虹玉以无瑕，性比骊珠而绝类。 公之夫人，河南县君韩氏。 洽三从而成懿范，俾六亲以慕贤风。 良金夺贞，应难类其志；寒筠挺操，恐未如其心。 宋乾德二年三月在博州寝疾而亡， 今祔葬于郑州荥阳县高阳乡敦义里刘村北坛山堽大茔，礼也。 噫！ 公之德行如是，遭遇如是，而禄不至于二千石也，良可痛惜哉！ 公有孙二人。长曰咸煦，字仲熙，前摄沧州别驾。 次曰咸素，字仲景，前摄齐州防御推官。 皆故虎捷司空之爱子也。 家闻孝悌， 丽金向比于奇珍；人仰俊能，昆铁即成于利器。 将烈祖之茂绩， 特见托于志词， 勉而毫， 贵遵嘉命。 铭曰：

豫章之木，栋宇之材，大用勿及，良工可哀。 河岳之灵，公侯之气，睿主虽逢，景命不至。 长天漫漫兮昼复昼，寒月亭亭兮愁更愁，伤令人之百行，葬英骨于千秋。

开宝三年正月十四日建。

曲行殷，其传不见于史书，根据墓志可知，他字德濬，幽州人。 因“禀锐气于析木，善武略于崆峒”，离开家乡后便开始了“获事主于雄藩”的武官生涯。 从他“擢充北京绫锦使”可知，当时他供职的地方应该隶属于后唐时期的石敬瑭麾下。 经历了“龙泉协王”的争斗，最终“晋祖以龙朔”，即他所跟随的石敬瑭取得了胜利，他得以“扈銮驭而离太原”，而这也是后晋得以建立的关键一步，天福元年（公元936 年）石敬瑭称帝时，他被授 “延州行军”， 连任此职不久谢世，“享年五十有七”。

二、曲行殷何故“效班超之奋迹”？

由当时社会风气所致 五代时期的社会延续了唐朝的“尚武”之风，即使到了风雨飘摇的晚唐，“尚武” 的冲动和热烈依旧不减，如诗人杜牧的《樊川诗集》中有不少关于士兵征战的描述。 加之，五代时期政权多因武力更迭， 使得尚武轻文成为社会的共同选择。 上至君王亲上战场，（后唐）“庄宗好战，勇于大敌，或临阵有急兵，行钦必横身解斗翼卫之”[2]925-926， 下到出身低微者的奋勇杀敌以至高位，皇甫遇“善骑射……累从战有功……迁邓州节度使”[2]1259。 而曲行殷的出生地幽州则是那一时期群雄逐鹿的战场， 此地的豪侠之气无疑会在社会大势的催化下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曲行殷的从军选择就不难理解。

官宦家庭的熏陶 志文记载，其祖“任平卢军节度判官”，父“任顺州刺史”，均为地方中级官吏。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考虑， 开始大量设立为朝廷执行监察、军事、戍边和恢复国家秩序职能的藩镇[3]，到了晚唐，藩镇林立已成定局，随之地方官员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这意味着曲行殷的父辈已为他的仕途提供了样板。 而五代初期他兄弟们在地方上的大显身手，则让他看到了“利家邦”的契机。 此外， 父兄在地方上的官宦经历也使得他即便没有功名也能在地方谋得一席之地，因为自晚唐以后，在地方的官员任命上，藩镇首领具有很大的决定权， 他们也多提拔自己的亲属、幕僚等。

三、曲行殷父子为何能长期在延州供职？

墓志记载，曲行殷二子彦朝“摄延州长史”，三子彦瑶“摄延州司马”，根据长子彦饶由其举荐成为“出使殿直”，即皇帝的侍从，笔者推测彦朝、彦瑶亦是如此。 曲行殷作为后晋“附凤之功劳著世”的开国之臣，获封“延州行军”。 延州地望在今陕西延安一带，唐代为中都督府，五代沿袭，自北周至北宋素为边疆重镇。 行军即行军司马，《旧唐书·职官志》载：“节度使：天宝中，缘边御戎之地， 置八节度使。 ……节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4]行军司马的地位仅次于节度使和副使， 能在重镇担任高职说明当时曲行殷应为石敬瑭信赖的近臣， 他的推荐被后晋政权采纳也就顺理成章。

从墓志可知， 曲行殷的兄长供职的朝廷从唐末延续至后唐， 而他的儿子则跨越后晋至北宋， 所有健在的人基本都做到了平安过渡，这在充斥着“国灭臣亡”的中国古代史而言实属罕见。 笔者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 其一， 五代时期战乱和动荡，既为武人提供了展现武艺才能的舞台，也决定了君臣关系的淡薄。 虽然当时的政权建立全部依靠部将的南征北战， 部将也多被统治者引为心腹，但所谓心腹之人，也是此时为亲信，彼时却反叛；今日尚在军前效力，明日却投降他人而去。 社会价值的定位主要是以军功的大小为依据， 所以五代时期绝少不仕新朝的“忠臣”[5]。 其二，延州的特殊地位， 源于石敬瑭割幽燕十六州于契丹。 虽然割让行为让石敬瑭得以称帝，但也让他的后晋丧失了防御屏障，延州这个“东带黄河，北控灵夏”的“形胜之地”[6]作为军事前沿的地位再次凸显出来。 为了防止北部游牧民族的突袭， 继后晋之后的所有政权不得不高度重视此地的管理。 曲行殷连任延州行军及再任时 “郊迎官吏， 咸庆重来；路接军民，争钦风惠”，说明他的施政策略是较为恰当的，能够保证当地的稳定，这在政权更迭频仍时期非常重要。 所以即使他们父子三人经历了政权更迭， 应该也不会被调离。 其三，曲氏家族的影响力不足以威胁中央政权。 曲行殷与同一时期位极将相的符彦卿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 符彦卿的父亲符存审凭借“为将，有机略，大小百余战，未尝败衄”[7]，不仅使自己拥有了高官厚禄，死后“追封秦王”，而且还为符氏家族赢得了政治地位和对军队的控制权。 作为四子的符彦卿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五代，从其十三岁仕后唐庄宗开始，其权势和地位都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 在入宋之后，符彦卿依旧手握节钺，位高望隆，盘踞在经营了十几年的天雄军[8]。 五代时期帝王与藩帅互相倚仗的共生关系决定了诸如符彦卿之类的藩帅才是帝王拉拢与防范的对象，而其他人员则是保持原状。

四、何谓“犹子”？

“犹子”语出《礼记·檀弓上》：“丧服，兄弟之子，犹子也。 ”五代时期，武将中有不少“犹子”，如张承业的犹子张瓘等，而张瓘投奔张承业的前提——“唐天祐中，承业佐唐武皇、庄宗有功，甚见委遇，瓘闻之，与昆仲五人，自故里奔于太原，庄宗皆任用之”[2]1395。说明那一时期的武将亲属出于取得利益或生存所需会投奔军营， 这对于依靠亲兵的藩镇来说是一拍即合的双赢行为。 从曲行殷二犹子的官职来看即使他去世、政权易主，他的犹子们依然享受了他的庇荫。 笔者认为，除此之外的亲情及家族的抱团取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诸姑伯叔，犹子比儿”的耳濡目染， 也使得曲行殷与他的犹子们存在脉脉温情，加之兄、弟的离世和亲子的早夭都使得他看到了乱世中家族的凋零， 依靠血缘凝聚人心是不错的选择。

五、余论

曲姓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姓氏， 来源于历史上鞠姓的姓氏字形简化， 翻阅各种文献可以看到唐朝初期以前并没有曲姓，只是在唐中期以后才出现曲姓。 但到了南宋时期曲姓又从《百家姓》中消失，为该姓氏平添几分神秘，本期望《曲彦饶墓志》的发现能为曲姓的来龙去脉探得蛛丝马迹，但华美辞藻堆砌下的志文并没有涉及， 思之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曲彦饶的身份尴尬。 虽然他在后晋时期曾经身居要职， 但撰写志文时却已是北宋，尽管所有既往官员一切如旧，但是以前的丰功伟绩与当时的局势已经格格不入，大书特书只能招致新朝廷的猜忌。

第二，家族记忆的集体缺失。 这可能一方面与其家族非为名门有关， 在官吏讲究门第出身的唐朝， 曲行殷祖辈没有攀附望族，而是对此进行了回避。 另一方面是曲行殷兄弟所经历的五代时期是个“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 宁有种耶”[2]3004的尊卑观念崩塌时代， 自然他们也就没有了溯本追源的心思，待子孙撰写志文时，年代的久远早已模糊了家族记忆，就更难以说清。

第三，当政者的策略调整。 志文书写于“开宝三年（公元970 年）正月十四日”，这一时期的著名事件“杯酒释兵权”已过去近十年， 标志着武将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已经去而不返，“文治”成为定局。 而曲氏子孙的武将身份决定了其将逐步被边缘化，前途的茫然让整个家族在子孙单薄的晚景中无暇顾及增饰其先人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