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楠

张墨研

中国园林的海外输出工作开展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前海外还未有完整的中国园林出现，至今在海外的中国园林也仅有100余座，而在海外相关学术和文化活动的开展更是未成规模[1-3]，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尚未从整体上产生中国园林“走出去”的计划。因此，从国家战略导向到文化自信需求，中国园林“走出去”的必要性几乎是不需要讨论的议题，而“走出去”每一步的方向与力度都有赖国人的探索与实践。本文正是出于此目的，从“他山之石”的视角为这一工作提供参考与佐证。日本园林的“走出去”迄今已具有了令世人瞩目的规模与成就，甚至成为其国家整体文化输出中有机而举足轻重的一环。这某种意义上的成功绝不仅是某个单方面的因素，而是在历史性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形成的。实际上，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园林“走出去”，日本园林海外传播的历史与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学习，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园林在“文化综合体”的输出中成绩斐然，另一方面，更因为中日园林之间有着不可比拟的亲缘性。由此，本文从社会学量化分析到政策与文化研究等几个方面入手，试以对日本园林“走出去”历史全貌的鸟瞰及其成功逻辑的审察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起到引玉之意。

1 日本园林“走出去”实绩

1.1 历史发展

日本园林向海外的传播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期，当时到访日本的传教士就初步做出了日本园林与欧洲园林风貌、特色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且表达了对日本园林的欣赏[4]。而此后长达200余年的“锁国时期”致使日本与海外的交流降至冰点，也直接导致了明治时期(1868—1912年)以前在日本国土之外没有正宗日本园林的建成。随着锁国政策的终结，1867年，第四届巴黎世博会中，作为临时展园的日本亭及其配套池塘，第一次得以在日本诸岛以远的土地上展示。直至1873年，由新组建的日本政府出资在维也纳世博会上修建的日本园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园林要素，包括池塘、园灯、植被和神殿等，由此正式拉开了日本园林在海外建设的序幕(图1)。此后在一系列世博会和各类博览会——费城(1876)、巴黎(1878)、巴黎(1889)、芝加哥(1893)、旧金山(1894)和巴黎(1900)等中都不难发现日本园林的身影，这些博览会上的日本园林伴随着日本艺术与手工艺品等的展示营造了浓厚的日本风情，也让西方人得以身临其境，亲身体验到此前只能在“浮世绘”中看到的景象和设施，即掀起了19世纪末期席卷欧洲的“日本风”(Japonisme)，也称“日本热”(Japanese Fever)[4]。受这阵风潮的影响，访日的西方人数也随之增多，越来越多的访客进一步生发出对日本建筑与园林风格的喜爱，在回到本国后购买从日本进口的建筑材料、园林产品和家具等，修建私人的日本园林，甚至雇佣全职日本工人为其日本园林进行维护和管理。同一时期，伴随着世博会的成功和日本国内游乐园(pleasure garden)的兴起，在美国也兴建了多座公共开放的日本园林(往往为修建于游乐场或度假区内的日本茶庭)。需要注意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和美洲建设的日本园林仍以私家园林为主，作为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权贵人士的私人收藏。

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二战”的爆发，日本的法西斯行径导致其本国文化、艺术成为被谴责的对象，并且受战争影响，世博会等大型博览会一度停办，因此日本园林早期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也随之封闭。但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超过百万美国官兵驻扎日本，客观上造成了日本本土首次接纳大规模、长时段生活的外国人[4]，且随着战后国家的重建和经济复苏，大量日本人赴海外寻求发展，这2类“人口迁徙”也为日本园林的传播带来了深远影响，为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日本园林在海外的大规模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

图1 第一次正式在海外展示的日本园林(维也纳，1873)[4]

此后，在政府、公共团体和私人的支持下，日本园林的海外建设呈井喷式发展。其中，既有围绕和平与纪念主题的建设；也有参加博览会作为展园的建设，如参加中国、德国、荷兰等国的国际或国内级别的园林博览会；更多的则是伴随着文化交流和政治交往，以日本文化中心、大使馆官邸、“友好城市”纪念地等为目的的修建，如罗马的日本文化学会所在地，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研究中心和日本驻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柬埔寨等国的大使馆等，其中借由“姐妹城市”而修建的日本园林就超过200座。伴随着日本园林在海外的建设，与之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产品的出口、学术研究、文化活动等也在日本国内外积极开展起来。

1.2 成就

1.2.1 规模

据统计，截至2020年10月，现存的在日本国土外公共开放的日本园林已达500多座，覆盖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5]。本文通过文献检索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相关资料，共研究整理出其中的564座园林的相关信息。通过分析可知，日本园林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其中以美国数量为最，其余依次为中国、德国、巴西、英国、澳大利亚和法国(图2、3)。纵观历史，“二战”前在海外建设的日本园林至今还保留有47座，其中有17座于20世纪以前建成，而大部分的日本园林则在“二战”后建成，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和外交关系的建立，在海外的日本园林建设于20世纪末达到高峰，1985—1990年新建66座，1991—1994年新建43座，1995—2000年新建61座，近20年更是以每年10余座新建公共开放公园的速度增长[4-5]。

1.2.2 影响

自19世纪末受“日本热”影响以来，与日本园林相关的书籍和杂志层出不穷，如Morse E和Conder J的著作《日本住宅和其周围环境》(1880)和《日本的景观园艺》(1893)，当时的园林或园艺杂志常以介绍日本园林和植被为主题，这一时期海外关于日本园林的出版物达200余部[4]。大批文献也为海外日本园林的修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和指导，如19世纪末英格兰出现的大量日本园林、比利时皇家花园中修建的日本塔(1901)、中国台北宾馆的花园(1901)等[4，6]。此后，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设计师与建设人员等做了大量关于日本园林的深入研究，并有从不同角度出版的各类书籍、杂志，囊括历史、艺术、宗教、造园术、养护方法和园林要素等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日本园林专业信息得以传播，包括日本园林的整体与基础信息(有些网站专为海外的大学课程准备，如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的日本园林数据库、鲍德温学院的日本园林网)，以及分类信息(如京都日本园林、东京日本园林、西方人建的日本园林，以及日本园林相关术语辞典等)。

随着日本园林在海外的广泛与深入传播，越来越多的机构组织自发地在海外产生，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欧洲的日本园林学会(JGS)和北美日本园林协会(NAJGA)，二者周期性地举办年会暨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发表论文等研究成果。此外，还有温哥华日本园林协会(VJGA)、日本园艺组织(JGO)等，尽管其开展的活动不具有周期性，但也组织过大规模的学术或文化活动。另外还有多达几十家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荷兰等地的各类日本园林组织，以及与日本园林、文化相关的组织，包括竹林、锦鲤、置石、杜鹃花和盆景等主题的学(协)会、俱乐部等。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为满足市场需求，很多机构、组织也开辟了日本园林的相关体验活动，并深受大众欢迎，例如美国波特兰日本园林的培训中心除周期性组织小型论坛活动外，还有关于日本园林建设工法的培训课程，让大家置身于日本园林中享受亲自参与建设的过程；美国的日本园林杂志(JOJG)除周期性地出版日本园林的宣传手册、组织大量园艺技术课程外，每年还会组织若干次去日本的赏园旅行，伴随着对日本传统建筑和园林的参观，在2周时间内还会集中体验茶道、花道、日料、书法和锦鲤欣赏等文化活动，参与园艺、木器和竹器制作，以及植被修剪等实操体验，可谓一次依托并聚焦日本园林的对日本文化的整体鉴赏。

2 日本园林“走出去”的经验与启示

2.1 国家文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日本园林的“走出去”能够得到不断发展，并取得当今举世瞩目的规模和影响，与其一直以来将文化输出定位为国家战略息息相关，由此文化传播得以在国家经济、政治和外交等的政策制定和实践中实现。

首先，经济方面。风景园林的建设与运维本身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在海外修建日本园林更甚。在这点上，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与战后所谓“日本奇迹”时期，不仅在资金的储备而且在资金的倾斜上为日本园林的建设提供了大力支持，但同样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经济政策的导向既具宏观视野又重视门类特征，深刻意识到了风景园林海外传播作为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将在更长时段内对日本经济提供润物无声且绵延不绝的反哺。

日本不惜代价、不遗余力地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本国园林。以世博会为例，仅1862—1910年，明治政府(1868—1912)就曾指派日本代表团参与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博览会88次[7]。19—20世纪初，借助世博会这样一个当时“最高流量”的全球性大事件，日本的园林、建筑、手工艺产品，乃至民族文化都得以展示在世界各国面前，极大地扩大了其影响范围，其导致的“日本热”至今仍可见一斑。“二战”后，日本园林参加的博览会逐渐趋向于园艺类的专业博览会，赞助单位也由原来的国家政府转向地方政府或企业和个人，可见其国家政策在地方层面的深化。尽管在博览会上展览的日本园林绝大多数为临时展园，会后予以拆除，但也有很多设施得以在海外其他场所移地保留，如英国邱园日本园内的“敕使门”则来自1910年伦敦世博会的日本展园。

在海外修建日本园林的成本不仅体现在建设方面，后期养护甚至修缮恰恰是需要长期进行的重要经济投入。借由外交需求修建的海外日本园林仍占绝大多数，而这类园林的修建和养护费用均为日本各级政府承担(表1)。此外，对于由外国人自发在本国修建的大量日本园林，其中很多经典庭园已因岁月变迁年久失修，为避免文化遗产的流失，日本政府及受政府政策宣传影响的机构、企业也积极承担了修缮和后续养护的费用，如位于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内的新渡户纪念花园(Nitobe Memorial Garden)和维也纳美泉宫公园(Schönbrunn Palace Park)内的日本园林等。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人向海外移民和出访的增多，以及日本文化的传播，在世界各地的日本餐厅、茶屋、日本人开的公司，以及面向日裔客人为主的以日本文化为背景的商业场所也逐渐增多(表1)，各种主题公园或度假区也将其作为一个典型园林类型而收纳其中。大规模修建的需求也同时带动了本国的园林产品和技术的相关产业发展，充分体现了文化软实力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其次，政治与外交。如战后时期，日本首先面对的是国家形象的修复、与亚洲邻邦的外交修缮。作为日本美学重要载体的日式园林有效地起到了传递友好信息、调节国民关系的作用。比如，日本政府、企业机构在多个地区和机构修建日本园林，以表达和平的美好愿景，并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其中，有日本政府在塞班岛、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地修建的一系列日本园林风格的战争纪念园；也有捐赠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机构的日本园林，如修建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花园(UNESCO Garden)和修建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和平钟花园(Peace Bell Garden)等。

在目前所有“走出去”的日本园林中，绝大多数都是以外交需求为建设动机而修建的，这包括日本驻外大使馆、驻外机构、缔结姐妹城市的纪念园，以及捐赠给特殊机构的日本园林。据2006年统计，当时的432座海外日本园林中就有152座姐妹城市园林和189座驻外使领馆和常驻机构(文化中心等)的园林[4]。日本长期以来将缔结姐妹城市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外交手段，以此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来对国家间的往来做出有益的补充[8]。从图3来看，在日本园林分布较多的国家中，均有大量因姐妹城市而修建的项目，包括中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西等。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以来，日本与海外城市结成“姐妹城市”友好关系的地方政府正在减少[8]，势必会对未来的姐妹城市纪念园的建设数量有所影响。

再次，移民。且不论日本海外移民本身是受复杂的经济、政治原因影响。虽然带有被迫性，但日本长期致力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整体话语建构，相当程度上在国民内部实现了一种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日式文化的领导权(hegemony)，这种在国家形象与国民文化层面互动互进的文化建设，使得全世界流散(diaspora)的日裔人口自觉甚至自动地成为国家文化和美学的实践主体，而兼具商业、文化利益的园林又成了许多人的自然选择。比如，自明治时期(1868—1912)起长达一个世纪的若干次海外移民潮[9]，使美洲出现了大量日本人聚集区，而随着“二战”后新一代移民的涌入，日本园林在这些移民国家有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如位于圣何塞凯莱公园(Kelley Park)内的日本友谊花园、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勒莫公园(Palermo Park)内的日本园林和加州日裔美国人文化与社区中心(JACCC)内的日本园林等。这类花园主要作为日裔人士的精神和文化寄托场所存在，也有的是为纪念某一位在海外作出卓越贡献的日裔人士而建的，如位于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新渡户纪念花园等。

从大文化的角度看，如同风景园林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园林本身既是载体，又是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园林成功的“走出去”首先与其国家层面对文化战略的重视高度和整体性理解相关，其次与其策略设计中对园林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综合体”的特殊性的深刻理解有关，最后，在这种一般与特殊的辩证中，日本园林的传播与“回报”进入良性循环，其承载力和推动力又呈现出与日俱增的态势。

2.2 技术保障

如果上述内容主要关系园林“走出去”的宏观层面，则具体的技术环节同样值得借鉴。

2.2.1 地域适应性问题的解决

海外日本园林的修建往往面临复杂的地域适应性问题。择其要者，是遭遇当地园林相关管控制度和要求的问题。许多国家，尤其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管理体制较为完善，对园林建设的管理从法律、法规到标准、规范有着复杂且细致的要求，涉及包括防火、防震、无障碍、环保和保障人身和生态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由此，园林建设者会在保持日本园林风格的前提下，积极、灵活地调整工程的设计和材料的选择以适应当地的管理要求。另外，在园林材料的获取方面，尽管已有较多成熟的日本园林材料的供应商在海外建立，如明治初年成立的日本苗圃商横滨植木(Yokohama Ueki)和古董商Yamanaka Shokai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景观材料需求，但其供应能力和可选择范围在实际建造中毕竟有限，日本在缺乏相关经验参考的前提下，往往能以对传统园林美学的秉承为基础，以工艺、地方实际情况为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多方面因素制约中统筹推进项目建设。

现阶段，在海外日本园林的建设中，为降低运输成本和保证种植成活率，基础石材和植被等往往就近取材。比如，1987年建成于芬兰的丰田汽车公司庭院项目，由于北欧气候相较日本本土差距过大，而芬兰本地的植被又难以与项目本身需求相匹配，在经过不断的尝试和探索后，该项目的植被选择了从荷兰进口的树种；又如，2001年的阿曼Al Naseem公园项目，由于当地气候炎热，适宜的苗木资源极其有限，该项目转变思路，改为以山水为主要景观，配合灯光设计营造整体气氛，产生了超出预想的效果，为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个享受夏夜清凉的地方，赢得了口碑。

2.2.2 养护与修缮

园林项目的特殊性使得必须在项目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养护管理的落实。由于大量海外园林为捐赠项目，为控制后期维护工作所需的持续性成本，在前期的整体设计中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如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庭院设计中，为降低水体养护成本，庭院中的小溪长度减半，降低瀑布高度，缩小水塘面积，部分水域用卵石浅滩代替；在越南和柬埔寨大使馆中，则主要运用枯山水式园林，用沙塘替代水塘。

项目建成后，根据项目类型，日方负责的养护频率有所区别，重要机构场所(外交机构、重要花园)中的日本园林养护频率较高，通常日本方面采取年度性地由专人赴现场进行养护管理；相对来说，这一频率在开放公园中的日本园林较低些，根据植被生长阶段，建成后约5年一次，再之后约3年一次[4，10]。而在日本捐赠的项目中，同样为控制长期成本，日方往往会在建设过程中就开始培训当地相关人员。建成后，也会为当地人员提供英文的养护说明手册(图4)，详细指导未来的养护工作，并且会周期性地对场地进行视频监控，同时进行养护管理的指导。换言之，针对园林所必需的养护与修缮，日本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派出负责人和对当地人员的培训两方面相结合的方式解决。

2.3 制度化的学术研究

日本古典园林在海外的大量建设已经成为了2 0 世纪日本风景园林领域的一大成就。成立于1972年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The Japan Foundation)作为日本唯一专注开展综合性国际文化交流的机构，在日本园林的海外推广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伴随着“走出去”的日本园林的大规模建设，在日本国内也随之产生了若干针对海外日本园林的研究团体，其研究成果也已具相当规模。如2000年日本成立了海外日本园林研究与出版物筹备委员会(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f Japanese gardens outside of Japan)，作为日本造园学会(JILA)理事会的一部分，详细调查和研究了日本园林在海外的建设情况，并出版了相关英文报告，公开于官方网站[4]。2012年，东京农业大学成立了国际日本园林研究中心(NODAI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Japanese Garden Studies)，致力于对现代日本园林在日本和海外的建设发展情况进行学术研究，并建立了日英双语的日本海外园林数据库[5]。

表1 海外日本园林的建设背景和现状功能

众所周知，现代学科制度的建设本身与相关领域的现代化程度紧密相关。可以说，将日本园林的海外建设本身作为专门学术类别加以研究，甚至形成制度化，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便是日本对其园林“走出去”工作重视的一个重要表征，而这一方面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效果也早已显露无遗。

2.4 商业层面的完善

从19世纪末起，不论是企业家为了其商业运营而修建，如酒店或日本餐厅的配套庭院建设、游乐场中修建的日本茶园等，抑或是国家驱动的宣传活动开展，如参加世博会等国际展会，在海外修建的日本园林往往结合着一系列文化和商业活动而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产品——搭配家具、植物(包括盆景)、饮食和纪念品等的展示与售卖，伴随着身穿和服的日本女人热情周到的服务，呈现出浓厚的异域风情，向世人展示日本文化，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为之着迷。这一文化商业主义(cultural-commercialism)的理念至今仍体现于海外的日本园林中，在传播日本园林，以及文化的同时也为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此外，在海外的日本外交机构、文化场所，以及大量盛行的“姐妹城市”日本园林在修建的同时，日方也借助场地在当地节日、事件纪念日，以及场地开放日等节点配合举行一定的文化活动(茶道、花道、柔道表演等)，以增强两国人民的文化交往，在当地官员与民众中传播日本文化。

海外兴建的日本园林在诸多方面是本土园林的新版本，实现“在地”的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和谐[10]，首先就是对园林建设者智慧与胆识的考验。在克服了地域条件限制之后的建设、养护和修复过程中，又体现出了对项目管理的责任意识；在这样整体流程的不断试错与成功中，日本海外园林形成了一整套适合当地地方文化和需求的技术系统，当然，这样成熟的营造与管理也反过来影响着日本文化作为整体的形象输出，日本文化也随之在海外获得了更高的认同感，它能再次为物质和技术层面提供便利，这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正是日本“走出去”且“站得住”的重要密码。

3 结语

日本园林受中国园林影响颇深，然而经过1 000多年的发展，日本园林已成为一个重要且被广泛接受的日本文化表征，而我国园林的海外输出工作在规模和影响上均与日本园林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通过了解日本园林“走出去”的经验，可供我国园林在海外的建设与传播借鉴。文化战略层面，日本文化整体的传播效果自不待言，而这种整体性本身具有将园林这一文化实体纳入整体战略中加以整合的能力和经验；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性的发展中，日本能充分认识到园林这一文化形式的特殊性与价值，不仅提供专门化的政策引导，也致力于并善于调动其特色予以发挥。在技术资源方面，日本园林的海外传播已经形成了项目实践与学术研究有机互动的完整体系。如项目初始对当地情况的充分调研(政策要求、自然条件、材料供应条件等)为项目设计提供了完备依据，确保建设的顺利进行；对园林养护的培训不仅保障了园林项目本身，而且在文化传播链条上成为重要环节，借助园林项目的特殊性建立的长效合作机制为日本文化的海外影响创造了时空条件；基于大量实践成果构建起了针对日本海外园林的科研机构和组织，其科研成果为日本海外园林的建设、养护和运营，以及文化传播提供了更有力的依据和指导。这一过程与其对自身园林技法的充分总结与传承密不可分，相对而言，我国传统园林工程技法和技术经验的总结还存在不足。此外，借助日本海外园林项目开展的相关经济、文化活动也有许多值得参考之处。

日本园林取得现有成就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甚至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客观历史因素，且与其帝国主义侵略史有着不容回避的历史关系。然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日本园林“走出去”对我们的启示绝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一个辩证的扬弃过程。中国园林在世界园林的百花丛中独树一帜，在创造维度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系统的造园思想及手法承载和汇集了我国传统文学、绘画、工艺、音乐和建筑等众多艺术门类的精华；在接受层面，中国园林本身集功能性、文化性与艺术性于一身，可以提供视、听、触、嗅、味的多重体验，是内涵丰富的文化综合体。因此，尽管中国园林“走出去”起步较晚，但在国家战略层面有整体性的政策导引，在园林自身的发展中既有更为悠久和辉煌的传统，又有经济发展和制度优势的现实条件，作为中国园林人将这一文化宝藏推向世界不仅责无旁贷，甚至应具有“当仁不让”的自信。而在实践中，虚心学习仍然是对传统精神的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今天，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一方面中国园林作为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有了更多的推广渠道；另一方面，中国园林的“走出去”既应该也能够为我国的整体文化发展提供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