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博

新时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推动了全球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也使得文化产业的空间区位选择更倾向于大都市中心区、旧城地区、高校周边、郊区村落等传统意义上的“非生产空间”［1-2］.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文化产业主要分布在洛杉矶、伦敦、米兰、东京等国际化城市和区域大都市；同时，在富有传统技艺、文化遗产、名胜古迹等文化资源的地方，也可以培育和形成文化产业集群，例如印度孟买的宝莱坞影视娱乐产业集群和厄瓜多尔的西格乔斯手工艺品集群［3-5］.这些文化产业集群汇集了全球文化产业的主要企业和研究机构，形成了基于分工协作的有机文化产业组织网络，具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竞争力，对本国和地区的经济贡献更大［6-8］.作为现代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之一，电影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在整个文化产业集群过程中显得格外突出［9-12］.特别是随着我国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各地影视经济的集聚和带动效应也逐渐出现了较大差异［13-15］.然而，目前对中国电影经济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时空演变的相关研究不多，仍处于起步阶段［16］.因此，笔者希望在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电影产业积极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基于相关产业数据，利用产业地理学方法，对我国电影经济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探索其时空演变特征，为优化电影经济空间格局和开展跨区域产业合作与竞争提供参考.

1 方法与数据处理

1.1 研究方法

区位熵又称专门化率，最早由Haggett 提出并用于区域经济分析，是一种用来分析产业效率与效益的定量工具，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和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在产业结构研究中，可以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17-18］.其优点是统计数据较易获得，实用性较强.其表达式为：

其中，qij为j地区i产业的相关指标（如产值、就业人数等），qj为j地区所有产业的相关指标，q为全国范围内i产业的相关指标总值，qj为全国所有产业的相关指标总值.一般来说，LQij的值越高，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就越高.当LQij＜1 时，表明j地区i产业的发展强度低于全国同类产业的平均水平；当LQij≥1 时，表明j地区i产业的发展强度相当或高于全国同类产业 的 平 均 水 平；当LQij＞1.5 时，表 明j地 区i产业的发展强度在全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1.2 研究对象和数据处理

根据我国的行政区划内容和数据可得性，将研究对象选定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330个地级市.电影经济的主要数据来自《中国电影市场报告》（2010—2017）、《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报告》（2010—2018）、《2016年电影市场大数据报告》，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

2 测算结果

2.1 省级尺度的空间集聚

（1）基于电影票房的集聚.2010—2017年，省域电影票房的区位熵在0.3～3.8 之间，大部分省区的区位熵小于1（表1）.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区位熵虽然持续下降，但始终大于1.5，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广东、重庆、海南、四川、浙江和湖北的区位熵始终大于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发展优势；海南的区位熵虽然先降后升，但始终具有明显的发展比较优势.内蒙古自治区、青海、江西、山东、河北、吉林和山西的区位熵逐渐上升，且青海、吉林、山西和江西增长幅度较大，接近平均值1，发展势头较好.安徽、辽宁和甘肃的区位熵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升至平均水平或以上，陕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则在平均水平上下波动.可见，北京和上海的电影票房区位熵保持了显著的发展比较优势，海南的发展强度上升，其他省区的发展比较优势有升有降，超过一半的省域电影票房区位熵低于平均值.

（2）基于观影人次的集聚.2010—2017年，省域观影人次的区位熵在0.2～6.9 之间，大部分省区的区位熵小于1（表2）.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区位熵虽然持续下降，但始终大于2.9，具有十分显著的比较优势；广东和浙江的区位熵始终大于1.5，且较为稳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天津、重庆、湖北、辽宁、海南和江苏的区位熵始终大于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发展优势，但天津、重庆、辽宁有下降趋势.陕西和四川的区位熵在平均值附近波动，河北虽持续上升，但仍小于0.5；青海、甘肃、山西、江西、安徽和河南的区位熵稳步上升，已超过0.5；福建的区位熵持续小幅增加，已从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发展为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可见，北京和上海的观影人次区位熵保持了十分显著的比较优势，天津、重庆和辽宁的发展强度持续走低，其余大部分省区的发展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2 地市级尺度的空间集聚

表1 省域电影票房的区位熵

表2 省域观影人次的区位熵

（1）基于电影票房的集聚.2010—2017年，地市电影票房的区位熵在4.2 以内，大部分地级城市的区位熵小于1（表3）.其中，海口的区位熵始终大于3，成都、三亚和西安的区位熵始终大于2，发展强度显著；武汉、杭州、昆明、等城市始终大于1.7，深圳、广州、银川、厦门等城市始终大于1.5，发展比较优势明显；除三亚波动上升之外，其余城市的区位熵均有所下降.宁波、金华、东莞、南京、郑州、福州、温州、呼和浩特、长沙等城市始终大于1，强于全国平均水平.金华、东莞等城市波动上升，南京、哈尔滨等城市持续下降，郑州、福州、温州、呼和浩特、长沙等城市波动下降.嘉兴、苏州、大同、汕头、蚌埠、桂林、恩施、河源、眉山、营口、遂宁、台州、荆州等城市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升至具有一定发展优势，且恩施、河源、眉山、营口等城市增长幅度较大.珠海、丽江的区位熵从在全国平均水平附近徘徊不断上升到具有明显优势，西宁、赣州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断发展到具有显著比较优势.常州、德阳、株洲、济南从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下滑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乐山、湛江、绍兴、佛山、无锡、扬州、淮安、淮南在全国平均水平附近波动.可见，大部分地级城市的电影票房区位熵有不同程度上升，部分城市出现下滑，具有显著发展优势的城市基本没有特别大变化，比较优势明显的城市的空间分布从点状逐渐向连片分布发展，东部城市的发展优势显著.

表3 市域电影票房的区位熵（部分城市）

表4 市域观影人次的区位熵（部分城市）

（2）基于观影人次的集聚.2010—2017年，地级城市观影人次的区位熵在8 以内，大部分城市的区位熵小于1（表4）.其中，深圳的区位熵始终大于4，武汉、南京、广州和杭州的区位熵始终大于3，海口、成都、厦门、大连、西安、沈阳、郑州、佛山、苏州和无锡等城市的区位熵始终大于2，发展强度显著，且苏州小幅波动上升，其余大部分城市波动下降.乌鲁木齐、昆明、珠海、宁波、东莞、合肥、太原、呼和浩特和兰州始终大于1.7，三亚、贵阳、福州、湖州始终大于1.5，发展比较优势明显，且三亚、湖州呈上升趋势，其余大部分城市均有下滑.舟山、江门、淄博和惠州始终大于1，强于全国平均水平，惠州波动上升；马鞍山、莆田、泰州、衢州、温州、洛阳、台州、宜昌、淮安等城市在全国平均水平附近波动.嘉兴从具有明显的发展比较优势下滑至平均水平附近，株洲和金华从具有明显的发展比较优势下滑至平均水平以下.德阳、湛江、景德镇和石嘴山从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下滑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且石嘴山下滑幅度较大.包头和鞍山从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下滑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但后两年回升至平均水平.芜湖、黄石、嘉峪关、仙桃、阳江和柳州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升至具有一定发展优势，西宁、盘锦和南通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断发展到具有明显比较优势，但南通后两年回落至平均水平.可见，大部分地级城市的观影人次区位熵有不同程度地下降，只有个别城市呈波动上升趋势，具有显著发展优势的城市基本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比较优势明显的城市整体依然呈现点状分布的空间特征，东部城市的发展优势相对较显著.

2.3 时间尺度的集聚格局

2010—2017年，月度的区位熵大部分在0.5～1 之间，每年都约有五个月份的区位熵大于1，部分年份有1～2个月份的区位熵大于1.5（图1）.其中，11月的区位熵全部小于1，表明该月的电影票房发展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劣势.除2017年之外，2月的区位熵全部大于1，且大部分年度大于1.5，表明该月的电影票房发展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其余各月的电影票房的区位熵在不同年度均出现过发展表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但大部分时间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1 月度区位熵分布

3 结论

综上所述，在省域尺度，北京和上海的各类区位熵都保持了显著的发展比较优势，海南在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方面的区位熵不断增强，而天津的各类区位熵均持续下降，其余大部分省区的电影经济发展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和中部省份的发展比较优势相对显著.在市域尺度，海口、成都、三亚、西安、昆明、武汉、杭州、深圳、兰州、贵阳、广州、厦门和太原等城市的各类区位熵均大于1.5，具有明显的发展比较优势.但是，在大部分城市的电影票房区位熵有不同程度上升的同时，少数城市的观影人次区位熵却有不同程度地下降.整体而言，具有显著发展优势的城市基本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电影票房的区位熵在空间上有连片发展的趋势，而观影人次仍呈点状分布，东部城市的发展优势显著.在时间尺度上，11月的电影票房发展强度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劣势；而2月的区位熵几乎全部大于1，且大部分年度大于1.5，表明其电影票房发展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其余各月的电影票房发展表现在大部分年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可见，我国电影经济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时间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地理空间和时段的差异性，即区域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越大，地理区位条件越好，政策支持越充足，其电影经济的发展比较优势就越显著；而越是邻近和处于大型节假日时段的月份，发展比较优势越明显，即基本呈现出“东、中较强，连点成片”的空间格局和“2月强，11月弱”的时间分布特点.因此，我国电影经济的长远发展应以此空间格局和时段特征为基础，在强化优势地区和月份的溢出与集聚效应的同时，促进有条件的区域和月份时段不断发展提升.主要对策包括：第一，依托区域自身优势，紧抓“互联网+”的有利机遇，促进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第二，有效利用独具特色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条件，结合电影经济的开发和创新技术，促进电影经济与旅游、艺术等人文活动的融合发展；第三，采取适当的创意营销模式，形成良性循环的电影经济利益运行机制，推动区域影视文化品牌和价值提升，扩大对外吸引力和渗透力，进而赢得更多的支持和发展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