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平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政治和法律教研部，甘肃 兰州 730071

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补齐“三农”领域短板工作

2020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出台《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这是21世纪以来中央连续17年聚焦“三农”问题而出台的“一号文件”，文件出台坚定而清晰地表明中国最高决策层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一以贯之。“一号文件”指出，对于中华民族而言，2020年是中国两大目标实现之时，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要成功完成精准脱贫[1]。“一号文件”明确，2020年的“三农”工作，是集中力量坚决完成两大重点任务，既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又要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脱贫攻坚的最难任务必须完成，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的突出短板务必补上[1]。补上“三农”领域的突出短板，需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从农民群众个体观察，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问题是农村基础设施不足、农村公共服务落后。从城乡发展状况判断，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最突出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最集中的不充分是农村社会的发展不充分。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描述存在的具体问题，详细列举了当代中国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即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水保障、人居环境整治、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等[1]。补齐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就是要补上这八个方面的短板。

就在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冲刺时，湖北省武汉市等地陆续发生新冠肺炎疫情。2019年底以来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全国各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强全国防控工作[3]。

2020年4月，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作重点转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世界范围的疫情却在不断扩散，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世界各国的治理能力和水平，考验着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水平，冲击着全球经济分工和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4]

国内疫情防控中，广大农村是防控短板。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补齐“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的任务艰巨，应对疫情的冲击和挑战，补齐短板的目标更加紧迫。目前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包括交通、餐饮、旅游、娱乐、零售等。与较大规模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及其务工人员的影响更为直接。尽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但是疫情对“三农”领域的影响更为深远、时间更为持久。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医疗条件简陋，医疗水平较低，医护人员较少，农民防范意识欠缺，防范能力薄弱，农村富余劳动力依赖外出务工经商增加收入程度高，流动性强，管理难度大。疫情防控中，全国农村各地普遍出现空前严厉的管控措施。春节过后，农民外出务工交通不畅、信息不明、风险难测，农民进城务工出行难，农村防护用品少。农民获得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尽管智能手机在农民中已经普及，但是农民中年纪较大的群体对手机的功能使用较为有限，对信息的捕获、整合、判断弱于城市居民，对疫情防控行程、患者同乘接触者查询、疫情风险等级查询等程序的认知和使用需要一个适应过程。部分基层政府落实中央疫情防控政策的进展不平衡、执法不统一。尽管政府倡导“点对点”包车接送农民外出务工，但是对更多农民而言，外出务工是个体的选择，充满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农民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生活放大了维持生计的生活压力、养家糊口的紧迫需求，农民外出务工需要不断适应疫情防控政策的变化、城市务工需求的变化，农民外出务工无论选择交通工具、还是车间集体劳动，都难以缓解病毒感染的心理压力。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沿海出口导向型的企业订单减少，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外贸出口和国内需求受到影响，企业用工需求萎缩，农民务工的岗位受到挤压，企业复工率高和农民就业率低的现象同时并存。农民务工的疫情防控下的农村两大产业中，种植业结构调整难、培育产业难；养殖业饲料运入难、产品卖出难。农民的增收载体比较脆弱，农民的增收能力有所削弱。

二、继续促进农民增收

补齐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首先要多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农民收入组成的四大类别，分别是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大多来自种植和养殖两大产业。要做深做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质量，提高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富民乡村产业，打造特色鲜明的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设各类产业园区基地，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推动农村电子商务，提升农产品供应链体系。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打造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提升农民生产经营效益。

工资性收入基于农民务工劳动而获得劳动报酬，促进农民增收，要确保进城务工道路无阻，人员车辆正常通行，稳定农民务工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开发城镇就业岗位，培育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疫情防控中，农民外出务工存在诸多不确定风险，政府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农民进入本地或者附近地区的企业和建设项目，就地就近进入企业务工。政府要落实“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转移性收入是各种转移支付和收入转移，实践中主要通过“一卡通”发放各类惠农补贴资金。这些来自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是农民收入中最为稳定、最具保障的收入来源，要保持国家“三农”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使年年增长的转移性收入坚定农民收入信心，稳定农民收入预期。

财产性收入的增加，需要继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持续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让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民，提高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能力，释放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潜力。管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政府简化审批审核程序，通过入股、租用等方式直接用于乡村产业，满足乡村产业发展用地需求。

三、积极发展农业现代化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正在形成，但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靠天吃饭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持续改造传统农业、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稳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过程。努力健全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逐渐强化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务必要兜底保供给，保障粮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稳定、有效供给。

在全球疫情扩散的背景下，越南等部分粮食出口国宣布暂停大米出口，引发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担忧，我国已经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连年获得丰收，实现了口粮完全自给，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部门主任罗布·沃斯认为，“中国也没有理由担心立即出现短缺。”“据我们了解，中国似乎拥有10至13个月的小麦和大米储备——按照通常标准，这被认为是相当大的规模。”[5]审视当前，粮食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常消费需求，能够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考验，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粮食安全形势最好的时期。[6]着眼未来，从中长期看，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长期坚持而不动摇，必须长期警觉而不松懈。确保粮食安全一要确保种植面积，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农业机械化。二要确保粮食产量，高标准农田的粮食生产全过程实现高质高效技术模式，以良种、机械化、社会化三位一体作为有效支撑，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其主要内容表现有三，首先是生产全程的机械化，其次是投入品施用的精准化，再次是田间管理的智能化。三要调整结构，调优品种结构，提高产品品质，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四要未雨绸缪。运用底线思维，预判农业气象和可能灾害，制定防灾减灾预案，提高种植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水平。加强灾害监测，推进科学抗灾，减轻灾害损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引导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产业组织形态。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农业市场化、服务社会化、经营产业化、农民组织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四、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

较之城镇现代化进程，农村现代化进程存在的问题更为复杂，过程也比较缓慢，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义务教育体系、养老保障制度和农村的整体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相对落后。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有序、无缝对接。农村现代化既涵盖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又意味着精神层面和农村主体的现代化，从制度层面看，还应当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探索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和智治支撑五种治理方式相结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造就一支真正懂农业、真心爱农村、真诚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