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惠， 储德银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就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民生工程，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检验窗口，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助推剂和稳定器。2020年新冠疫情使得本年大学生就业成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国家逐步细化就业政策，多次推进就业帮扶。然而，部分95后大学生并未把握机遇、趁势就业，而是选择了暂缓就业、延期就业等“慢就业”行为。当代大学生“慢就业”日趋盛行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反思。深入剖析“慢就业”的成因，积极探寻破解之道，成为落实国家就业创业政策、推动高校就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基本概念界定

1.精准治理

精准治理由精细化管理演化而来。精细化管理最早源于管理学之父泰勒的管理思想，强调通过规范化、精细化和个性化来提高管理效率。基于企业精细化管理的显著成效，公共管理领域尤其是政府治理提出了精细化治理理念，并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相比于精细化管理，精细化治理强调多主体协同，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通过管理过程标准化、执行细节化和服务人性化来实现绩效目标[1]。实践证明，精细化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滋生了政府“过制度化”等系列危机[1]。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扶贫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从此，“精准”代替“精细”，精准治理成为各领域重要的改革话语。精准治理和精细治理的主要区别在于“准”，“准”体现在时间、空间和形式三个方面：纵观时间维度，从治理对象认定到治理问题识别，从治理对策实施到治理效果评估，各项流程是无缝对接；着眼空间层面，不仅强调治理主客体的协同合作，也强调治理客体的分层、分类细化，治理个体的线上、线下融合；从形式而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大数据平台技术的建设，为精准治理的实施提供了可行性和便利性的空间。综上所述，精准治理即在治理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客体多元化需求为出发点，以大数据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准确认定对象和识别问题为前提，鼓励多方主体协同合作、分类治理、精准施策，从而提升治理客体的内生动力和满意度。

2.慢就业

“慢就业”可追溯至国外的“间隔年”现象。所谓“间隔年”是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贵族的“壮游”之举，后来其范围扩大到海外志愿服务[2]。我国于2009年引入“间隔年”一词，主要指青年群体毕业之后不急于就业，通过旅游等获得精神的蜕变。近年来，随着95后大学生步入社会，选择暂不就业而提升自我的毕业生越来越多，这种与“间隔年”有着相似行为目标和相同发展趋势的行为被称之为“慢就业”。本文中“慢就业”主要是指大学生毕业之后，通过旅游、考研“二战”、陪伴父母、考公考编、酝酿创业、赋闲在家、支教或志愿服务等方式，以实现自我需求满足、自我成长沉淀、自我发展探索等目的，选择暂不就业或者延缓就业的现象。需要明确的是，“慢就业”不仅慢在就业的行动和速度，也慢在就业的观念和态度。毕业生可能是拥有就业机会和就业能力而选择暂不就业，可能就业意愿不强烈或者就业定位错位而推迟就业，也可能因为就业能力不匹配或者就业信息不对称而延缓就业；“慢就业”有一段时间的就业缓冲期，一般为半年到两年左右，但不等同于“懒就业”或“不就业”，这种“慢”与初次就业率的“快”口径形成对比，一般高校的初次就业率截止时间为毕业当年的8月底，在这之前未实现完全、稳定就业的行为均属于就业“缓慢”。

根据“慢就业”的态度和行为差异，“慢就业”可分为主动慢就业和被动慢就业[2]。主动“慢就业”是指毕业生有能力却主动放弃就业机会，在待业期间采取积极行动参与社会，提升自己的储备能力、思索自己的职业方向，为迎接和把握更好的就业机遇做准备。被动“慢就业”是指因职业规划欠缺、就业能力不足等困境导致想就业却暂时无法获得机遇。根据“慢就业”的各种选择，“慢就业”可分为“准备创业型”“理想备考型”“志愿服务型”“体验生活型”和“休养调整型”。无论哪种类型的“慢就业”，都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我们不能武断批判、指责或者盲目从众、追捧，而应理性分析、全面考量。

二、大学生“慢就业”现象解析

1.大学生“慢就业”的现状

第一，大学生“慢就业”呈现不均衡增长趋势。

对比2014年至2018年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不难发现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连续五年呈下降态势，2018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1%，比2014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下降了1.6%；相比于本科毕业生“受雇工作”比例的持续下降，选择“准备考研”的学生却逐年增多[3]。已有研究显示，“北京2015-2018届高校毕业生选择‘慢就业’的人数逐年增加，选择‘慢就业’的同学中，倾向‘二战’考研或出国的比例增长最快。”[4]伴随着考研热度的酝酿发酵，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的增长比例远远超过扩招比例，“二战”考研以实现自我价值成为本科毕业生“慢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从根本上激化了95后大学生“慢就业”的增长趋势。此外，“35.36%的受访大学生赞成支持‘慢就业’，16.59%的受访大学生明确会选择‘慢就业’，44.20%的受访者表示可能会选择‘慢就业’。”[4]“慢就业”逐渐被95后大学生认可并接受，成为当代青年群体流行的就业选择。

“慢就业”在全国各类本科高校蔓延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平衡发展趋势。双一流院校毕业生选择“慢就业”比例较低，而师资薄弱、排名靠后的本科院校“慢就业”比例相对较高；家庭较为富裕、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毕业生选择“慢就业”的可能性要高于家庭贫困、父母文化程度较低的大学生；职业规划模糊、自我评价较高的大学生选择“慢就业”的意愿强于职业规划清晰、自我评价较低的大学生群体[5]。

第二，大学生“慢就业”凸显青年就业价值观。

大学生的“慢就业”选择是其内在就业价值观的外化体现。已有调查显示，“只有36%的被测大学生选择毕业后直接就业，11%的大学生倾向于自主创业，19%的被调查者准备考公考编，24%的被调查者选择继续考研或出国，此外还有10%的大学生表示没有任何打算。”[6]无论是“准备创业型”“理想备考型”“志愿服务型”“体验生活型”还是“休养调整型”，都体现了大学生的生活态度和价值理念，是大学生将就业价值观融入未来生活愿景的真实写照。在对同一批大学生的择业观念和就业影响因素进行调查时，得出将近一半的被测大学生认为工作的意义在于实现人生价值，只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大学生认为工作的目的是养家糊口；超过25%的被测大学生注重求职岗位与自我兴趣的匹配度，分别有19%和15%的被调查者优先考虑薪资待遇和工作氛围[7]。由此看来，95后大学生“慢就业”行为的背后，也凸显了他们择业时不仅关注自我价值，注重求职方向的兴趣化，而且关注物质层面，存在目标功利化、标准利益化等问题。这是市场经济实用主义的刺激，也是当今大学生个性特征的彰显。他们不会拘泥于传统的国家责任意识[7]，选择暂时就业委屈自己，而是基于长远规划，注重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的双向结合，期待在时间沉淀和厚积薄发中提升个体的就业质量和职业幸福感。

2.大学生“慢就业”本质解析

“慢就业”选择是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和就业心理外显为就业选择的体现，是就业外界环境和大学生主观内因共同酝酿的结果。

第一，“慢就业”是毕业生家庭期望过高和就业市场限制过度的产物。

我国“慢就业”最早以社会议题的形式出现在报纸或者网络上，而真正涉及到其现状、问题及对策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则集中在2010年以后，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95后毕业生的离校达到高峰。“慢就业”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毕业生及所在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日益增长的美好就业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大部分家庭有能力并且有意愿充当毕业生暂不就业的经济后盾。据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调查，68.1%的受访家庭愿意为缓解子女“慢就业”过渡期压力提供经济支持[7]。基本生存等低层次需求得到原生家庭的保障之余，父母对大学生的求职注入更多期待，或是更加稳定、一次就业定终身，或是薪资优越、为世所需，或是希望孩子实现梦想、体现价值，或是要求子女就近求职、长伴膝下……种种融合了薪资待遇、社会地位、发展空间、地理位置的过高求职期待，导致了大学生在等待更好的就业机会中错失了“先就业再择业”的机遇。大数据智能化的推广提升了各行各业的工作效率，缓解了传统行业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也召唤着更多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人才的输入，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加速了毕业生的“人才过剩”，出现更多的毕业生“等待机遇”。与此同时，就业市场作为求职双向选择的优势方，设置过度的专业限制、性别限制、学历限制等求职壁垒，激化了新时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为大学生“慢就业”行为的滋生提供了成长空间。

第二，“慢就业”是高校人才培养错位和就业服务缺失的体现。

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认为“就业竞争激烈”和“自身专业水平欠缺”是影响“慢就业”的重要因素[4]。大学生“慢就业”行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大学生、学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衔接障碍[5]，是高校人才培养供给和就业市场人才需求的矛盾呈现。高校产学研用一体化机制尚待完善，本科生人才培养专业的设置与市场前景背离、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与社会需求脱节，导致人才输出时缺乏专业技能竞争优势，难以有效应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另一方面，高校提供的就业服务呈现一刀切、一把抓的局面，全面性和系统性欠缺、精准性和针对性不足，偏重就业指导而忽视职业规划，侧重毕业生班级而忽略低年级学生。“毕业之后还没想好打算”以及“对未来想从事的行业未曾了解”的大学生更倾向对“慢就业”持中立和赞成态度[6]。就业观念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滴灌过程，尤其在本科生低年级时更容易塑造，而高校的就业服务却错过了这一最佳教育时机，造成了事倍功半的后果。相比于就业技巧的获得，大学生职业生涯唤醒和生涯探索是基础，缺乏有效的生涯关注和积极的生涯好奇，生涯控制和生涯自信必定大打折扣，这些都是导致大学生“慢就业”的直接因素。

第三，“慢就业”是大学生就业能力不足和择业观念偏离的结果。

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高校教育，都是影响大学生“慢就业”选择的外部因素，而真正激化大学生“慢就业”的内部原因则是其本身的就业能力不足或者就业观念的偏离。95后大学生自我意识强烈，在职业地域、薪资待遇的基础上，他们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兴趣的释放，片面追求就业岗位的“幸福指数”，忽视了生涯成长的“长期性”和能力匹配的“现实性”。部分大学生求高、求稳、求精的就业预期与“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现实形成鲜明的落差，他们既不愿降低就业预期而迎合就业现状，又难以快速有效地提升就业能力以获得更好就业机会的青睐，导致有限的就业机遇转瞬即逝、擦肩而过。受限于传统应试教育和包办家长制的成长环境，部分大学生长期处于被动等待状态，生涯唤醒迟缓、生涯探索被动、生涯选择犹豫，他们一心依赖家庭、学校等外部力量的支持，缺乏主动求职的热情和积极性，难以快速地将学生身份切换到职业角色。此外，囿于大学期间实践、实习岗位的稀缺，大学生职业核心能力未得以充分挖掘，能力短板未及时发现并予以弥补，信息搜寻能力的不足、面试技巧的缺乏以及能力与岗位匹配度过低，导致毕业生求职中自我认同较低，抗挫折能力较差，出现“一次失败、全盘放弃”的逃避心理。这些源于大学生自身能力的不足和内在认知的偏差，直接导致他们成为“慢就业”群体中的一员。

三、精准治理破解高校“慢就业”

无论何样的就业美好愿望，都需要行动付诸实践，研究高校“慢就业”的化解路径迫在眉睫。教育部在2016届至2020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相关通知中均明确指出要加强就业服务的“精准化”[8]，通过精准推送就业服务机制、精准对接服务平台等系列措施，推进新时代高校就业工作的稳步发展。新时代，大数据和智慧平台的建设与推广，为高校“慢就业”的识别和破解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得精准治理成为应对高校“慢就业”的根本着力点。

1.精准识别、科学认定

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究竟是否属于“慢就业”、属于何种类型的“慢就业”，都需要全面摸排、精准定位。高校可借助于大数据技术、依托就业动态数据库，实现大学生就业状态的精准摸排，完善辅导员班主任、院系就业服务科室和校级就业指导中心三级就业动态监控体系。重点筛查待就业的大学生是积极主动待业还是消极被动待业，是受限于主观能力和内在认知而选择慢就业，还是牵制于信息不对称等家庭、社会客观原因导致“慢就业”。结合大学生的求职意向、需求和难点来区分不同类型的“慢就业”；对大学生“慢就业”的程度和状态也要进行准确分级，根据大学生是否有求职意识、是否准备好求职材料、是否参与招聘和求职、参与求职的次数和结果、自身能力和预期目标的匹配度等来综合权衡，科学划分“慢就业”的轻重等级。根据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慢就业”行为，分门别类地确定服务对象，为后期有针对性地开展精准服务做好铺垫。

2.精准施策、整体布局

第一，多方主体精准介入。

政府、企业和高校既是造就大学生“慢就业”的影响因素，又是贯穿大学生就业过程的服务主体。本着“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全员育人”的理念，政府、企业和高校要明晰职责划分、增强协同治理，在大学生就业一条龙服务中守好自身的“一段渠”，种好相应的“责任田”。对政府而言，主要是从宏观方面加强政策倾斜和责任督导，促成全省乃至全国大学生就业智慧平台一体化建设的加速实现，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求职搜寻障碍，降低求职时间、金钱成本的同时，提升求职行为的收益，鼓励和刺激大学生的求职行为。企业要强化大局意识和长远意识，加强与高校的校企实践合作，协助高校制定专业对接融洽、供需契合度高的人才培养方案，指派政治强、业务精的技术骨干担任高校的企业实践导师，建立大学生定期实习的长效机制，在查漏补缺中提升大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高校作为大学生的直接培养单位，要注重第一课堂丰富专业知识储备、第二课堂强化职业通用能力培养，配备专业、充足的生涯咨询师队伍来建立、健全大学生生涯成长档案，及早唤醒大学生生涯规划的意识，定期提供生涯探索的技巧和机会，鼓励大学生结合兴趣特长、个性特征和职业前景将生涯愿景落地实施，加强大学生认同和追求求职中个体社会资本的关键作用[9]，营造“先就业再择业”的积极氛围。

第二，网络技术精准应用。

大数据技术的推广使用是高校就业工作精准治理的技术保障。无论是“慢就业”对象的识别和衡量，还是“慢就业”动态的跟进与改善；无论大学生求职需求的发布，还是企业岗位供给的推送，都可以借助大数据一体化信息服务系统实现。在该系统中，政府、企业、高校和大学生通过相应的子系统融合为一体，其中，大学生的就业信息库和企业的岗位数据库是核心。大学生从大一入校起，就可以在该系统里逐步补充、完善基本信息、专业技能、实习经历、实习意向、求职意向等信息；而所有合法工商注册的用人单位则及时在系统内增减企业基本介绍、行业需求趋势、实习生需求、招聘岗位、招聘条件等信息，根据学生就业信息的匹配度自动推送给求职学生；政府安排专员负责政策的推送、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招考、就业市场的监管以及相关政策咨询解答；高校主要通过系统检测学生求职的动态变化，分类筛选学生的各类需求和困难，分阶段培养学生的生涯规划和求职技能，对于重点关注人群安排“一对一”咨询帮扶[10]，对于普遍存在的就业难点和痛点提前预防、重点化解、持续跟踪。全国一体化就业智慧平台的打造，不仅节约了人力资本和时间成本，提高各项流程的透明度和时效性，而且有助于打破地区和院校的界限，实现全国大学生均等享有就业机遇和就业信息的目标，促进就业服务的均衡、充分发展。

第三，服务内容精准对接。

大学生的就业并非始于大四找工作、签约入职环节，而是贯穿于整个大学阶段，覆盖了职业生涯规划、就业信息搜索、简历撰写投递、面试签约解约、满意度跟踪反馈等多个流程。一方面，高校要基于生涯适应力和成熟度的提升来增强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预见性，引导大一学生生涯唤醒、鼓励大二学生生涯探索、坚定大三学生生涯选择、号召大四学生生涯行动，将生涯发展和就业指导紧密结合，尤其重点关注“慢就业”学生群体，真正了解其内在原因，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通过家校沟通、合作，有针对性地转变家长观念，与家长形成合力一起做好“慢就业”学生群体的就业帮扶、引领工作；另一方面，完善就业智慧平台电脑端和手机APP的同步建设，根据大学生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结合企业和政府的信息发布，做到供需精准对接、人岗职能匹配。

3.精准评估、持续跟踪

“慢就业”现象的消除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数量从多到少、程度从重到轻逐渐缓解的过程。因此，要建立精准评估“慢就业”成效的工作机制，及时总结“慢就业”工作中的成效和不足，做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慢就业”的评估体系要权衡治理经费与人力的配备投入、人岗的匹配度、治理的成功率、学生的满意度等多方面因素，基于定性、定量两方面结合过程和结果进行综合考察。通常一届毕业生为一个周期，周期中的阶段考察要及时反馈并予以改进。一届学生“慢就业”的完全攻克并非代表整项工作大功告成。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届学生的精神成长和就业价值观不同，就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有差异，导致了“慢就业”化解工作的持续性和变化性。在总结前期大学生“慢就业”破解成绩的基础上，也要持续跟踪“慢就业”化解中存在的问题，挖掘“慢就业”工作规律，做到提前预防、积极应对，从根源上切断大学生“慢就业”的滋生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