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余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一、 贫困的性质界定： 可行能力与资产视角的理解

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处于贫困状态以及贫困的程度有多大，取决于如何测量贫困。一般来说，测量贫困的最重要的标准有三种形式，分别是包含了主观效用的个体福利水平、个体占有或支配的商品数量，以及阿马蒂亚·森的可发展能力指数等。(1)[美] 马丁·瑞沃林.贫困的比较[M].赵俊超,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哪一种贫困测量方式更有启发性、可操作性以及政策干预的价值呢？

显然，从可操作性来看，以个体所支配的商品数量或者简单说可支配的收入水平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贫困以及测量贫困的程度是相对容易的，尤其是对测量一个地区有多少贫困人口这样的总量问题更是非常便捷。而个体的福利水平和其所支配的物质资源或者收入水平存在关联性，但是由于福利水平存在一定的主观特性，不同个体之间的福利水平并不能直接简单地进行比较，其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争议。这意味着从个体福利水平理解贫困问题相对而言还缺乏可操作性。那么，阿马蒂亚·森的可发展能力指数应该如何理解和运用呢？

如果从理论的启发性或政策干预的有效性来看，我们研究的关注点可以从是否贫困以及贫困的水平测量转移到为什么会贫困的解释性目标上，那么，我们就需要对上述测量贫困的概念标准进行重新定义。如个体支配的物质或商品数量应该区分为生产性的资源要素数量和消费性商品数量，而阿马蒂亚·森的可发展能力则可以定义为个体将自身所控制的资源要素转换为可以带来持久收入流的资产的能力。(2)Amartya Sen. On Ethics and Economics[M]. Wiley-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个体控制的消费性商品数量就和其占有的资产或者收入流建立了联系或相关性，其中，个体的福利水平是其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函数，而个体消费的商品数量是其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同样，个体的可支配收入则是其将要素转换为资产的能力以及其控制的资源要素的数量等因素的函数。(3)Sherraden, M.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1.在个体层面上，对于一个社会中正常的公民而言，个体所占有和支配的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和社会关系等各类资源要素的规模以及其可发展能力越强，则其收入和净收入越强，从而其在教育、技能培训以及营养和社会关系领域的投入也越多，这样又会增加其对各类资源要素的占有和支配量。(4)赵德余.基于扩展型资产概念的社会政策模式及其来自中国的经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种可行的政策方案设计[C]//第七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论文集,2011： 170-190.一旦个体在上述的正向循环反馈系统之中运行并且其净收入始终处于贫困线水平之上，就不会陷入贫困之中。但是，一旦个体由于其特殊的如吸毒和赌博或懒惰等个体特征，或者灾害、残疾、疾病等事故性外部冲击，以及特殊恶劣的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支配的资源要素以及其非常弱的可发展能力造成其收入很低，或者支出过高，从而造成该个体净收入跌至贫困线之下并陷入贫困之中。在此状态下的个体如果随之对家庭教育、技能培训、生活营养健康以及社会交往等投入大幅下降或者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之下，那么，这种困厄状态势必会恶化其对劳动、技能以及社会关系等资源要素的占有水平，再加上随之恶化的可发展能力等共同作用，最终会降低个体的收入水平。这就意味着个体层面的贫困发生机制触发了，个体将陷入恶性的贫困循环陷阱之中。

可见，从贫困的性质出发，可以重新理解和定义贫困的类型以及贫困发生的因果循环机制，从而针对各种不同的贫困陷阱背后的因果恶性循环机制展开反贫困的政策干预，特别是需要区分发展型反贫困干预机制和福利型反贫困干预模式，以便于对症下药或分类施策以缓解甚至彻底解决贫困的恶性循环陷阱难题，真正走向精准扶贫。

二、 贫困陷阱的因果循环反馈机制： 各类冲击叠加的可发展能力退化

对于不同地区不同个体而言，贫困发生的具体原因可以说千差万别，而且不同区域不同的贫困个体或家庭所拥有的初始要素资源状况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和城市地区的贫困家庭所拥有的资源要素和生产生活环境无疑存在区别，作为贫困户的农民通常会拥有承包土地和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其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而城市的贫困户虽然缺乏土地等农业资源却有可能拥有一定的就业机会，但作为贫困家庭，其与贫困农民的相同或类似困境都是收入比较低，且低于诸如贫困线等某种标准以下。

从贫困发生的因果循环机制来看，个体贫困发生原因大体上涉及贫困家庭或主体的资源要素、可发展能力、遭受的外部冲击以及环境约束等四个层面。假设任何贫困家庭比较低水平的初始资源要素禀赋和环境约束状况不变，则影响或决定一个家庭或个体贫困发生的关键机制或链条结点正是受到其可发展能力和遭受的外部冲击这两个至关重要因素的作用。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四个反贫困政策干预的策略模式或命题假说：

1. 对于仍然存在或保留潜在的可发展能力的贫困对象而言，打破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的关键是提升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可行的发展能力，包括城市就业岗位的工作能力和农村地区农民将其控制的各类资源要素转换成可以产生持久收入流或资产的能力。考虑到农村的情形比较复杂，我们把如何提高农村地区贫困农户的可发展能力问题留到下一部分专门讨论。

对于一个城市贫困家庭的收入恶性循环反馈系统而言，其可发展能力或工作收入比较低下以至于限制了其家庭资产积累的能力。财产性收入、工资收入、低保金收入和养老金收入等可能构成贫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这些收入在扣除家庭支出之后的家庭净资产理论上又会产生财产性收入，于是，一个积极的正向反馈循环逻辑形成了。但是对于贫困家庭而言，初始的家庭收入降低必然导致财产性收入降低，从而又进一步降低家庭收入和支出相对比的净资产积累水平。当然，对于这样的循环，客观的态度不是立即否认这种情形的存在和合理性，而是寻求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资料的分析和论证，以判断这样的循环逻辑强弱如何以及是否可靠。

2. 对于仍然存在或保留潜在的可发展能力但却遭受大病或意外事故冲击的贫困对象而言，打破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的关键是完善各种社会保险制度和大病医疗救助等保障制度以降低遭受大病或意外事故冲击的人群长期陷入贫困陷阱的风险。

这类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造成家庭陷入了临时性甚至长期的健康支出恶性循环反馈系统或陷阱中。大病和残疾慢病等会使贫困对象的健康受损，从而影响其就业机会和能力，进而降低其获得工资收入和参加医疗保险的概率，造成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过重和难以利用医疗卫生服务，最终又进一步降低了其健康状况。这是一个健康恶性循环陷阱。对于政策工程师而言，政策评估的关键点是寻求证据以判断低保的各种医疗救助政策是否有助于缓解和遏制这种恶性循环陷阱的运转和恶化。

3. 对于仍然存在或保留潜在的可发展能力但却遭遇特殊的社会排斥难题或存在严重性格和心理缺陷的贫困对象而言，打破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的关键是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各种社会矫正机制以降低遭受社会排斥的人群长期陷入社会关系型贫困陷阱的风险。

对于一部分已经获得释放的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人员或存在性格缺陷的人，其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培训或易被社会排斥而不能融入社区关系网络之中，其就业机会和收入渠道就会缺失。如果存在某种抽烟、嗜酒或赌博恶习的话，则其过大的生活支出会进一步恶化其净资产积累能力。对于这样的贫困对象，与社会孤立的恶性循环陷阱会加剧其对贫困救助的依赖性而难以独立生存。如果要打破这一类型的贫困循环陷阱，那么，如何评估这样一类贫困对象群体及其所受到的社会排斥问题将会面临较大的挑战。

4. 对于缺乏可发展能力的贫困对象(如智障、残疾或其他原因丧失劳动能力者)而言，打破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的关键是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及社会慈善救助系统以确保其获得有尊严的社会生活水平。

贫困人口的初始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在智力障碍或残疾等冲击之下和就业能力弱一起构成了弱的可发展能力恶性循环陷阱。对于这种循环，一种形式是较低的家庭财产积累会降低贫困对象对家庭成员或自身的人力资本式教育培训的投入，这降低了贫困家庭的就业能力，从而制约了其家庭获取劳动力市场工资收入的水平。而如果考虑到某些隐性或非正规就业的存在，这些贫困家庭成员自身可能人力资本投资激励不足，但却积极对其家庭成员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最终，其子女未来家庭收入会大幅度提升，从而间接地增强贫困家庭整体的收入积累能力。对于这两种形式的循环系统而言，饶有趣味的是这两种反馈情形可能会同时存在，关键的是需要证明哪一种循环系统是占主导作用的。

三、 农村地区基于农民可发展能力的发展型反贫困模式

应该说，以上的贫困发生机制或恶性循环陷阱也同样适用于对农村贫困发生原因的解释。但是，考虑到农村地区农民所拥有的初始资源要素以及其面临的社会制度环境约束和城市相比所存在的差异，有必要重点讨论一下在放宽资源要素和环境约束不变的假设条件下如何构建基于农民可发展能力视角下的农民反贫困模式。

对于农民而言，其可以控制或拥有的核心资源要素包括土地、房屋、资金、劳动力、技术、人力资本和乡村环境乃至社会关系等，而一个贫困户或农民之所以陷入恶性贫困陷阱之中的关键原因是其可发展能力弱或者说将上述资源要素转换为持久收入流的能力不足。而发展型的社会反贫困政策干预的出发点正是提升农民的可发展能力，但其具体如何实现农民可发展能力的提升则又需要相应的组织制度创新以及乡村社会环境的治理或改变作为保障。这一模式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即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如何转换为资产，其本质也是一种针对性强的区域性项目开发式扶贫模式。以下仅仅以农民可控制的几种代表性资源要素转换为资产的具体案例为例分析农民可发展能力提升对于打破乡村贫困循环陷阱的潜在途径和空间。

1. 土地、资金和宅基地房屋资源的资产化： 内置金融型合作社的精准扶贫模式

土地对于农民摆脱恶性贫困循环陷阱而言无疑是最为关键的资源要素之一，珠江三角洲地区推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将土地要素转换为可以产生持久收入流的资产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试验。应该说，广东许多地方尤其是珠三角发达地区的农村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可以比较大规模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从而有助于区域性地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陷阱。

除了土地股份合作之外，土地要素和货币资金以及环境要素等也可以组合起来通过土地整体规模化转租、宅基地及其民房改造出租、合作金融以及乡村旅游等产业综合发展，来提升土地、资金和环境等要素向资产转换的能力。如湖北张远村的内置金融合作社(即村社内置“金地融托”经济服务社)，在地方政府的100万和乡建院20万的种子资金资助下设立运转，该村成立了土地托管中心收储土地，累计托管了16个村民小组中14个小组的1 700多亩连片土地。经过申请土地平整项目之后，1 700多亩地变成了2 000亩地。早期农户之间转包土地的平均价格是88元/亩(张远村土地高度分散，荒得非常严重，水利条件也不好)，农民的土地以小组连片进入托管中心的价格是220元/亩。不过，随着内置金融服务支撑农业大户发展现代农业，土地转租价格上升为300多元一亩，而武汉当地的一个龙头企业要搞有机稻生产和蓝莓基地，土地转租价格又增长到450元一亩。于是，农民土地托管给村集体经济服务社之后可以获得更高的土地出租租金回报收入。(5)李昌金.乡村振兴： 鄂东南张远村样本[EB/OL].(2018-04-16). http：//www.zgxcfx.com/xianxianglianxian/201804/109280.html.

当然，除了农业经营土地之外，农民的宅基地及其房屋出租交易需求也在乡村旅游、民宿以及农家乐等服务业发展带动之下迅速增长。于是，张远村的内置金融合作社开始探索收储和改造农民的宅基地房屋，并将其房屋使用权出售或出租给外来的各类经营者，而这一点又促进了合作金融服务社的抵押贷款业务的发展，其贷款规模已接近600万。在乡建院和地方政府初始资金的扶持之下，张远村各类土地、资金和房屋资源通过集约经营实现了向资产转换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村土地和房屋等产权的交易和流动，同时，村民除了外出打工之外，一部分贫困户也可以在村集体经济社会服务社以及其合作的龙头企业获得就业机会从而打破其贫困恶性循环陷阱。张远村内置金融经济服务社内设扶贫基金，其开展的扶贫工作使该村成为鄂州市精准扶贫的示范村。

2. 劳动力的价值提升： 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扶贫模式

农村劳动力怎么转换成资产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陷阱？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劳动力就业水平和劳动工资。(6)[美]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例如东北的四平市政府人力资源部门将包括农村贫困人口在内的剩余劳动力统一组织起来进行培训，并以劳动输出形式定点输送到浙江和江苏昆山等地区就业，让贫困农民赚取比较高的工资从而摆脱贫困。当然，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也可以组织贫困人口到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成为长期护理或家政等服务行业工作人员，上海家政服务工资一般为每个小时30—35元，而长期护理服务每小时40—45元，很多农民在上海一天打工10个小时收入两三百元，一个月就达到八千多元左右，几乎比在农村的任何工作收入都要高。上海还有一个NGO组织妙心公益家政，是由一位企业家成立的公益家政组织，专门对外来的贫困农民工进行培训，并统一租赁居住小区的复式房子在给予一定补贴之后提供给家政工作人员，租金相对便宜。(7)陈宇廷,潘临峰,吴海.Double慈善活动影响力[J].商学院,2007(01)： 72-75.于是，农民工在城里从事家政或护理服务不断获得的劳务收入事实上变成资产，而这正是来源于农村贫困户农民工的可发展能力的提升。

3. 技能扶贫： 浙江安吉一片茶叶带富一方百姓

对农村贫困地区植入技术要素也是提升农民的可发展能力和打破恶性贫困循环陷阱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当然，农村实用技术种类繁多，其可以依托农民自身的学习和经验习得掌握，也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农民个体而通过企业组织承载。对于前者，农民本身对于技术具有比较强的控制力，而对于后者，农民则缺乏对于技术本身的控制和掌握。一般而言，很多农业特色经营项目的发展需要参与的农户自身掌握种植或养殖技术。如2018年4月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捐赠1 500万株茶苗帮助湖南省古丈县等3省4县的3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作为受捐对象的贫困地区群众脱贫。(8)陆培法.一片茶叶带富一方百姓[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08-08(05).其中，接受白茶茶苗捐赠的贫困地区的农民种植管理白茶的技术显然就需要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委派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给予培训和指导，以确保贫困地区农民能够切实掌握白茶的种植经营技术，真正实现白茶茶苗和特殊的土壤等自然资源向白茶产品产量和品质提升的资产转换。除此之外，也有的技术类型如光伏发电则并不需要农民直接掌握，而是由一些电力企业为贫困地区村民提供光伏发电设施，政府扶贫基金以及村民和企业共同出资承担光伏发电项目的投入成本，其发电产品销售收入则由企业和贫困户农民共同分享。由此，光伏电力技术的引入也可以实现贫困地区的闲置土地空间和大自然光照资源向电力产品的资产转换，从而使得贫困户可以获得持久的收入流以打破贫困恶性循环陷阱和摆脱贫困。

4. 教育扶贫： 支教岛与太阳村模式

教育对于农村贫困户的意义是提高其人力资本含量，从而提高贫困人口掌握技术乃至驾驭市场和社会关系的能力，以最终增强其可发展能力和打破恶性贫困循环陷阱。教育扶贫的策略目标或对象可以选择农村贫困人口本身，也可以聚焦于潜在的可能成为贫困人口的特殊类型儿童或青少年，如父母服刑的或者智障和残疾的青少年。当然，具体教育扶贫策略甚至还需要拓展到对乡村学校教学资源尤其是贫困地区教师的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培养等。(9)王淑荣,刘梅敬.信息化： 搭建教育扶贫“快速路”[N].中国教育报,2020-08-22(03).如由青岛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民进会员李淑芳2005年创办的支教岛(前身为琴岛教师成长工作室)是全国首个致力于农村地区学校发展及教师成长的公益组织。多年来，支教岛将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切入点，聚焦农村地区的教师成长和优化贫困地区的教育生态。(10)支教岛： 扎根农村15年 打造教育扶贫的青岛模式[N/OL].(2020-08-17). http：//zsqd.app.qing5.com/mobile/content/237617?app=powerqd.舒城县万佛湖镇以开展教育扶贫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措施，将“双包工作”、高校主题党日、素质教育等深度结合，如汪湾村与中国科技大学MBA党支部“结对子”为每一位贫困学子搭建通往高级学府的“桥梁”。(11)舒畅,雷科.舒城： 教育扶贫，点亮脱贫“灯塔”[N/OL].新华网,(2020-08-22). http：//www.ah.xinhuanet.com/2020-08/22/c_1126400486.htm.不过，相比较而言，太阳村最早专门针对父母服刑的青少年开展的教育组织模式对于孩子的影响最为深刻，毕竟这些在太阳村接受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青少年相互在一起生活和学习的时间很长，并且经历了相对独立的生存能力锻炼。显然，这些孩子经过太阳村的抚养和教育之后多数至少将来可以走上相对正规的工作岗位，从而为其摆脱潜在的贫困陷阱和获得可发展能力创造了可能的条件。

5. 社会关系向社会资本的转换扶贫模式

社会关系既可以是农民个体意义上的，也可以是一个地区或村庄层面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式，包括信息、资金和市场交易方面交流关系等。作为一种特殊的要素资源，社会关系可以增加乡村贫困户的劳动就业机会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甚至其经营的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渠道包括品牌价值等。而对于地区和村庄层面来说，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资源以及政治领导人参观或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无疑会提升该区域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关系资源的价值，如延安的梁家河村和安吉的余村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或工作参观提出“两山”理念的焦点事件有关，它们无疑会积累和获得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提升其知名度和旅游产品吸引力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见，对于革命老区等具有潜在社会关系资源的贫困地区而言，可以挖掘其本地的潜在社会关系网络，如历史名人和当今成功的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家、作家或政治家，包括扶贫攻坚战中对贫困村设置的结对帮扶或驻村扶贫第一书记等联系机制等，充分利用这些特征性社会关系要素资源的影响力价值，刺激贫困地区的相关产业发展以提升贫困农民的可发展能力，从而最终打破其贫困恶性循环陷阱。

四、 反贫困干预的社会福利政策： 贫困医疗救助与最低生活保障

对于各种贫困类型及其背后的恶性循环陷阱而言，缺乏可发展能力的尤其是遭受意外或先天性重大疾病冲击的贫困人群，需要给予特殊反贫困干预措施。显然，这类群体短期甚至长久丧失获取持久收入流的能力，最佳的政策干预工具无疑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为其提供福利性质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从而帮助其摆脱生活的绝对贫困状态。

不过，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对于那些遭受重大疾病冲击或存在支出性贫困的人而言还是不充分的。重大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支出一般由三个部分(三段)组成，其中，第一段是医疗保险支付段，约占医疗保险可报销部分60%—70%，第二段是患者自负部分，即医疗保险可报销部分的30%—40%，第三段是患者自费部分，即医疗保险不可报销部分，约占医疗总费用支出的30%—40%。对于城镇或农村居民而言，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有的地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还没有合并的话，则城乡分别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两种制度模式的公众所享受的保险报销待遇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或区别。不过，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都是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购买城市居民医疗保险或农村合作医疗有困难的贫困人口的参保费用有时候会由民政部门统一支付。对于贫困人口享受医保的起付线，许多地方医保政策也给予了降低，使贫困户直接享受医保(无起付线)。可见，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医疗费用支出部分的第一段由医保承担是直接缓解或降低贫困家庭支出负担的重要保障。其中，对于第二段负担而言，医疗费用自负部分一般是医保政策可报销范围内有一定限制的药品、材料以及医疗服务(即医疗过程所需要的乙类药、设施和服务)，患者要支付一定比例或部分费用的，而这一部分对贫困家庭会产生一定的支付压力。总体而言，贫困医疗救助政策可以解决部分甚至全部的自负段支出负担，如上海市杨浦区涉及该部分的医疗救助项目种类众多。

对医疗费用的自费部分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明显缺乏有效的政策干预手段，而这正是因病致贫或支出性贫困的一个关键原因。这些高额的医疗费用自费部分影响了许多患者及其贫困家庭的生活，这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得到了细致刻画。应该说，随着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推广和改进，特别是部分特种药物也开始逐步纳入医疗保险的保险范围内，患者的特重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尤其是自费部分支出压力还是有所缓解的。当然，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和特种药物报销制度并不完全针对贫困人口，事实上，这是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制度安排，其涉及几乎每个患者或公众。有关贫困人口的特重大疾病医疗费用支出负担问题，除了以上医保制度改进或政策干预之外，还需要鼓励设立各类特重大疾病的医疗救助基金，充分调动社会慈善力量或社会资源介入，以便为贫困人群打破恶性支出性贫困循环陷阱提供更多的社会性资源支持。

五、 结论与讨论

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在于识别贫困发生的恶性循环陷阱或其内生的循环反馈机制，并寻找如何打破恶性循环陷阱的突破口。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出发，如何塑造和提升贫困人口，将其控制的土地、劳动力、房屋甚至技术要素以及其他不可控的环境和关系等要素结合起来，以创造出持久的收入流和不断积累其资产建设的能力，这才是突破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的治本之策。其中，提高贫困人群的可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意味着给贫困对象重新塑造造血功能。不过，必须认识到贫困的发生机制在农村和城市还存在一定的区别，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的贫困者缺乏可以盘活或转换为资产的土地、房屋和其他自然环境资源等要素，这意味着城市的反贫困需要更多地聚焦于贫困对象自身的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劳动就业能力的提升。农村地区的反贫困则可以因地制宜甚至因人而异地发掘贫困村或贫困户的各种潜在的可供开发的资源要素包括自然环境要素的价值，由此需要将贫困户的反贫困策略纳入村镇经济发展系统或模式之中统筹考虑。对于那些具有一定的可行能力的贫困户而言，反贫困策略应尽量避免将贫困户的发展和乡村整体的发展策略割裂、孤立或对立起来，显然，脱离了乡村整体发展环境和系统的反贫困策略也难以可持续开展下去。对于发展型的反贫困策略而言，无论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房屋资源，还是社会关系和环境资源，都需要在一定经济组织和企业家的推动下以创造性的产业经营组合方式才能够转换为带来收入流的资产。可见，提升乡村贫困人口的可发展能力的关键是培养贫困地区乡村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机制和乡村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机制，毕竟，技术和制度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可以显著提高各类资源要素向资产转换的放大效应或效能。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都具有足够的资源要素特别是可发展能力，如严重残疾智障甚至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政府打破这一类人口的贫困恶性循环陷阱只能采取长期的社会福利保障型的反贫困策略，即健全社会大病等意外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应该说，多年以来持续推进的脱贫攻坚战对于以上不同类型的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的打破以及按照分类施策原则形成有效的和有针对性的脱贫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