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旭，张 蕾

(烟台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 烟台 264005)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成为城市升级转型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与稀缺资源[1]。人才的有序流动逐步成为一种积极的利益共享推动机制，对于城市的领导决策者而言，能够吸引一定量的人才资源成为获得城市竞争力和提升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

一、新时期我国人才流动的主要特征

我们可以模糊地将大专及以上级别的人统称为人才，他们的聚集促成新一轮知识储备和城市创新网络的搭建，并从长远角度逐步转化为城市发展中的不竭动力。

各地市自2017年打响的新一轮“抢人大战”长期占据了国内城市新闻头条。从经济学范式中的人力资本等观点中可以得出，人力资本在各种具体形态的资本中对地区GDP的贡献率最大，因此，人才方面的投入与经济发展呈明显正相关。进入到新时期，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直接导致人口红利逐步降低，为此各地区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文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大人才争夺力度。例如武汉发布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成都出台了鼓励人才落户的12条新政，广州、长沙、青岛、厦门等诸多城市都相继出台了类似政策。这反映出我国人才流动和地域格局的一些新动向。

(一)从历史角度而言，改革开放后国内城市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沿海地区借助空间区位优势率先发展，由此产生的不均衡现象助推了人才向这些地区汇集。因此，我国人才区域流动趋向长期呈现“孔雀东南飞”特点。并且近些年逐步形成了较发达地区的人才环流态势，即这些地区在取得一定先发优势基础上，通过反哺机制进一步扩大优势和吸引力，从而形成人才流动过程中的“马太效应”。而与此对应的，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表现出明显的人才流动逆差。

(二)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地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才流动还展现出一定新时代特征

客观来讲，这些变化引发了更多现实问题。从积极方面讲，人才流动符合个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同时刺激了区域消费升级和供给侧改革进程，有助于国内一些地区加速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占据一定优势。而从消极方面讲，人才流动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城市之间的已有差距，使得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地区的趋向成为“人往高处走”的代名词。而这也进一步影响了各地区之间协调发展，使得“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

二、人才流动与空间资本的辩证矛盾

(一)新时期人才流动的主要动因

人才流动的可能动因有很多，主要在于包括区域经济、消费、权力、声望等不平衡造成的差异性吸引力[2]。这其中，最为核心的可以归结于包含经济竞争力、产业结构、就业机遇、收入水平等因素的经济驱动力。此外，大部分学者研究表明，教育和医疗条件、社会风俗和价值认同、文化底蕴和城市形象等在人才流动中也有重要的推动力。此外，随着高端人才在人口比例中的逐年增长，人才流动中个人选择的差异性更加明显，因此，如何追求个人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合力成为领导决策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在当前各地相继出台人才新政情境下，政策驱动也成为人才流动动因中的有力增长点。这些人才新政确实短期内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果，例如天津发布新的人才引进政策后20小时内就有30万人申请落户，深圳、广州、西安、杭州等城市2018年度人口增量30万以上。行政政策的引导势必对当前一段时期人才流动产生较为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会逐步转变到经济、社会和区域发展变化上。

(二)空间批判理论中的资本逻辑

当代西方学者大卫·哈维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结合地理学相关知识背景提出了新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他认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资本积累、空间生产和地理景观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三者是不可分割讨论的。因此，在全球化阶段，资本通过无血性地滚动，从发达地区流入更易获得利益的欠发达地区以不断创造新的价值，这种无理性的价值追求推动资本逐渐向有增值潜力的地区流动，例如当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转移现象。这些分工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中后期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进一步追求暴利，同时推动全球空间地理格局进一步差异化，从而对包含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地域城市发展、人才流动等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最终推动“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的有机融合。

因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空间资本”的概念内涵。其一，从“资本空间化”角度来讲，诚如哈维所言，资本增值本身需要具备一定的生产空间，无理性、无血性的资本单纯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而向更具备发展潜力的地域流动，从而形成一种资本的空间化现象。其二，从“空间资本化”而言，我们可以将地域范围内的吸引力和驱动力体现于城市整体形象当中，也就是空间成为了一种包裹多样化因素的“资本”。进而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与空间二者在全球化范围内逐渐成为一种密不可分关系，有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当代社会中的资本即空间、空间即资本，所以我们可以用空间资本代指这两者之间构建的复杂性关系。

在此视野下，资本流入地意味着绝对的发展潜力，所以空间资本可以称为人才流动的十分客观的评定标准。因此，我们判断人才流动的驱动力时，基本等同于判断城市未来发展潜力。虽然我国情况与世界整体经济局势有一定区别，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运作规律在所难免。所以当前我国各地市的“抢人大战”实际是领导决策者通过人才新政主动引导人才流入，为城市构建人才蓄水池，不断创造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价值，从而形成人才与产业投资之间良性循环。

所以“抢人大战”背后支撑的还是资本逻辑的运作需求。而进一步对人才流动和空间资本的辩证矛盾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人才流动趋势，而且对于现实中领导决策、制定后续城市发展规划与政策等都有重要实际价值。

式中θi为旋转角，由θi=s(αi,βi)Δθi确定，通过Lookup表查询的方式得到。Lookup表如表1所示。

从当前我国的现实角度来讲，哈维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模型参照。从GDP增速来看，我国欠发达地区增速整体上高于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但总量上仍存在不小差距。而且今年来人才流动中从一线到二线“回流”现象，也表明了非一线城市逐步为人才提供了较其以往更好的发展条件。

但这其中仍然包含一些短期内无法克服的矛盾。第一，从长远角度来说，资本的空间流动必然推动其流向欠发达地区以获取高额利益，但当发达地区仍有较好发展机会时，资本的这一流动过程是十分缓慢的，也就类似于我们前文提到的发达地区的自我升级与马太效应。目前我国新一轮人才流动的获益者大多为起步较早的二线城市，而非一线、非二线城市对人才吸引力仍止步不前。这就说明了，人才流动是一种个体追求回报的过程，人们为享受较好医疗教育条件、获得更多工资住房收益等，较发达地区仍旧保持着在新一轮人才流动中的吸引力，这一现象将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持续。第二，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发展后期全球整体范围作为考察的，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性，因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各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驱动力效应。

(三)唯物史观视野中人才流动与空间资本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社会存在主要包含三个有机联系的要素，即物质生产方式、人口因素和自然地理环境。三者中，物质生产方式或简称生产方式，它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是一切社会存在及其基础上发展进步的决定力量。而人口因素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和承担者，对社会发展起到加速或延缓的制约作用。自然地理环境及其生态平衡对于社会生活也起到相当重要的影响。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变革，这三个要素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1.人口因素逐渐转变为对人的文化负载、受教育程度、职业技术水平、智力发展水平和知识储备量等的追求，简言之也就是对人才的追求。这一方面表明社会历史进程和社会物质积累从以人口量的增长为主转变为以人口质的进步为主，另一方面也表明人才流动成为新时期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2.物质生产方式和自然地理环境通过我们上文论证的“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变为空间与资本的统一体。空间资本对内作为物质生产方式存在，对外又表现出整体地域特点和城市形象。所以地方不再只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把自然环境、建筑环境和社会系统(经济、文化、政治和人口等因素构成的系统)统一起来的相对独立的实体[2]。

但从本质上讲，它们这些新变化仍旧是社会存在的内部结构和要素转换，这是资本主义中后期发展的必然，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不论怎么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物质生产方式、人口因素和自然地理环境都没有单独成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起绝对主导作用的独立实体。而即使是将自然地理因素融入物质生产过程中，空间资本也不能完全取代其他相关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力。所以可以说，新形态的空间资本仍旧是社会存在范畴中的最重要要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它不能完全替代和等同社会存在、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进而我们需要站在一个新起点上重新看待以人才为中心的人口因素与空间资本的关系问题。

所以实际上马克思和哈维是从两种不同角度来回答人才流动与空间资本关系问题的，二者是一个理论语境问题，而不是理论内核冲突。哈维理论更好解释了当今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一些新变化，但仍旧没有从根本上超脱马克思所言的社会存在范畴。即从哲学本质上我们仍坚信马克思，而对于现实中一段时期具体问题的特殊表现形式，还需要借助哈维理论来解释和理解。这样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基础上，结合当前新形势、新变化做出正确的领导决策。

三、现实对策分析

人力资本是国家知识资本的先决条件，流程资本支持并外化了人力资本输出，市场资本增强了创造和扩散知识能力，更新资本建基于研发投入、产出与现代化能力上，是国家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保证[3]。我国所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市场有着本质区别。这就意味着，在我国的空间结构变化中，城市空间的领导和决策者可以通过一定政策来调节资本的无序流动。最显著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对人才流动的政策性引导，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我们应当坚持扬弃的态度反思哈维空间批判理论对当前人才流动与空间资本之间关系的判断，从而在一个正确方位上做出相应的现实对策分析。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可以基本认同哈维理论中的某些观点，如资本的逐利性流动、空间与资本的融合进程等，进而应当清晰认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资本操纵市场的基本特征，以及这些新动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变形和转化。

现阶段的各地人才新政从总体上来讲属于一种被动性质的应对，在短期取得一定人才引流效果的同时催生出更多新型矛盾。不同于高精尖的高端人才专项引进计划，我国大部分地市的人才新政是明显为了应对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而做出的调整。而近年来一些人口不断流失地区，也寄希望于通过提升待遇条件来吸引新一轮人才流动中本省、本市原籍人口回流，但是这种同质化的新政无法取得新时期人才流动中的独特优势。因为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借助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发展基础，以更便利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的待遇条件留住了相当一部分人才。

最近几年，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一些上层设计力图规避人才大量从中西部地区涌向东部地区。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支持中西部地区稳定人才队伍，要求发达地区不得片面通过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特别是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挖人才；此前教育部办公厅2017年已经在《关于加快直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坚持正确的人才流动导向，鼓励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流动，不鼓励东部地区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各地方领导决策者还需要全方位加强本区域综合竞争力和吸引力，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一)差异新政、长效驱动

解决人才流动中市场调解失灵问题，维持城市空间现有竞争资本。继续保持现有人才新政，保证在新一轮人才流动过程中不掉队，并且随区域经济发展逐年提高引进待遇，加快基础设施和交通建设，升级城市配套和保障体系，逐渐提升城市空间资本因素内涵价值。

逐步探索差异化政策驱动力，降低公共政策失范风险。从长远角度规划制定人才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将差异化驱动力打造成金字招牌，摆脱旧有经济发展基础制约，依托后发优势弥补当前短板。

(二)综合发展、服务转型

促进城市空间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耦合。在吸引投资和加强基础建设工作中不断改进作风和服务水平；推动校企合作和科研成果本土转化，提前搭建人才与社会对接桥梁；以区域友好型和宜居性建设为突破点，稳步提升本地区人民生活环境和质量，适应新时代人才综合性需求。

(三)培育人才、留住人才

人才流动中既要输血又要止血，因此，在新一轮人才流动中吸引人才流入是一方面，如何培育自有人才、稳定现有人才结构并减少人才流失率是另一途径。

首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培育过程中的作用。增强社会服务意识在育人过程中的导向作用，让人才在培育过程中参与到城市规划与建设，使其真切感受到所在区域的未来潜力和自身发展的匹配度，从而将个人成长路径与城市社会发展同向同行。其次，注重隐性的嵌入型教育。高等教育阶段对于人才成长来说是很好的“脱嵌期”，即通过融入受教育地区文化而脱离原生环境影响，从而成为受教育地区的新市民。此时加强隐性的嵌入型教育，使从其他地区来本区域求学的人才逐渐认同本地文化，大大降低人才培养过程结束后流失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