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馨琳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学界向来都十分重视对《典论·论文》的研究。笔者以学界常用的门户网站“中国知网”(CNKI)为基础，检索有关涉及曹丕《典论·论文》研究论文百余篇，并查阅一些文学批评史，现就该文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创作时间研究

关于《典论·论文》创作时间，学界有以下几种说法：建安十六年(211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至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初、二十四年(219年)、建安二十五年(亦即黄初初年，220年)。其中以郭绍虞为代表的观点：创作于建安二十二年的观点学界比较认可。

首先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亦即黄初初年说：高敏认为曹丕在曹操(220年去世)在世时是不会对曹操政敌孔融颇有赞词的，以此《典论·论文》的创作时间不可能早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之后；其次，曹丕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创作《与吴质书》中提到过六子，则曹丕若在建安二十三年之前创作《典论·论文》的话，就不会再说“七子”了；除此之外，《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所载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给大理王朗的信可证《典论》作于黄初初年(1)高敏：《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其次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亦即太子时期说：郭绍虞、朱东润等认为《典记·论文》创作时间可定位于建安二十二年左右，因为《典论·论文》中曾写道“融等已逝”，除孔融和阮瑀外的七子皆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冬的疫疠，曹丕性格敏感细腻，故作《典论·论文》，所以《典论·论文》创作时间大约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冬至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初(2)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3页。，此说法得到学界较广的认可。

再次，建安十六年(211年)：持此观点的孙明君以“ ‘融等已逝’一语与全文之意不相连贯(3)孙明君：《曹丕〈典论·论文〉甄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以下孙明君者与此注相同，故不再作注。”，且《艺文类聚》也未收录此句，认为这句话是后世流传时所加，并提出此作议论七子文章，必作于绝大多数七子在世之时。又根据文献中七子的生卒年，最终定于建安十五年诸子聚集于邺下之后，也就是邺下文人活动最密集的建安十六年。

除以上观点外，亦有人提出《典论·论文》作于建安二十四年(219)之后，如张振龙，他认为《与吴质书》中所云“顷撰其遗文 ”为曹丕系统了解除孔融外六子创作总体情况提供了基础，是故 《典论· 论文》写于《与吴质书》之后，即建安二十四年之后(4)张振龙：《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年代与创作目的》，《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二、文本研究

(一)“文本同而末异”

《典论·论文》中，“文本同而末异”颇具争议，一般争议内容在何为“本同”、而何为“末异”，两者间又有什么关系，学界探讨较少。

1.“本同”

就“文”的一般规则来说，郭绍虞、张少康、敏泽等认为，“本”是人企图通过文章来表达思想感情，“本，指一切文章的共同性(5)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也就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内容(6)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都是人们思想意识的表现，从这一根本之点看，一切形式的文章都是相同的(7)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此说在学界影响最为广泛。

其次刘运好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观点来看，认为“ ‘ 本’就是指传统文学批评中常用的术语‘质’(8)刘运好：《论曹丕之“本”与“本同”》，《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且认为陆机的《文赋》中的“文本”思想来自于《典论·论文》，且提出两者之间关系需要达到“文质彬彬”亦即“‘辞达而理举”。

而从文章功用来看，多有学者认为，“文本同而异末”是曹丕儒家思想的产物，朱全庆等认为“文本同”之意是言文章之作用是相同的，而文本“绝不会是今人所谓文学的本质，“‘ 曹丕的本同’是指一切文章作用相同，他视文章的作用为‘本’，而文章的作用便是经国济世，没有超出儒家功利文学观的范畴”(9)朱全庆，王兆才：《曹丕文学观的思想渊源及价值取向》，《东岳论丛》2001年第2期。，无独有偶，孙明君认为“这个“本”就是儒家政治思想与伦理规范”，是把文章归附于政治的一种手段。

从文章发展源流来说，郭英德认为所有的文体都来自于一个本体，而“本同”之本就是这个本体。认为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本同而末异’，“精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文体观念： 所有文体的本源和内质是相同的、一元的，由这相同的、一元的本源和内质，派生出功能各异、形态有别的各种文体(10)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任竞泽同意其观点，并指出“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是指后世所有文体都源出五经(11)任竞泽：《<典论·论文>文体学思想甄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以下任竞泽者与此注相同，故不再作注。。”

2.“末”与本末关系

“末”以及本末之间关系，学界探讨较少，就笔者整理资料来看，有以下几种观点，朱东润、郭绍虞等认为“末”，是由于文章功用不同，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有“内容特点和形式特点两方面的意义(1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3页。以下郭绍虞者与此注相同，故不再作注。”。而本末两者是共性和个性关系。郭英德和任竞泽认为“ ‘本’和 ‘末’之间的关系实则是 ‘源’与 ‘流’的关系”。任竞泽则进一步指出，后世文体都是五经的发展衍生的产物。

(二)“文气”

文气说同样是《典论·论文》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学界对于“文气”的看法向来众说纷纭，学界约有以下几种观点。

才性说：“文气”乃是才性，其主要代表人有朱东润、陈钟凡及李泽厚等(13)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36页。李泽厚，刘纪纲：《中国美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他们认为所谓文气就是作家的才性，如朱东润所说“又《典论》称 ‘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与吴质书》言‘公干有逸气 ’，其所指者，皆不外才性也(14)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以下朱东润者与此注相同，故不再作注。”。此观点在学界影响较为广泛。除此之外，郭绍虞认为“文气”指气势才性合二为一，“ ‘所以刘勰称公干所谈颇亦兼气’，而陆厥亦云 ‘刘祯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可知时人论气，本混才气与语气而为一”，又言“所以严格而讲，文气之说，不过指行文之气势耳！”并认为近人的才性说“仅见其一未见其二”。

元气说：张长永认为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来自于王充的“元气说”，所谓元气是指天地自然最微小的物质，是化生万物和人类的本原，而“这种元气禀赋于天，决定了人的寿命、体质、贵贱、善恶”。而清浊则是指阴阳之气(15)张长永：《论曹丕<典论·论文>》，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生命力说：还有学者认为文气是指作者在文章展示出的生命力，如叶朗认为“文气”是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1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同样，徐复观认为：“由作者的品格、气概所给与作品中的力地、刚性的感觉(17)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8页。”，还可用“骨”字来象征。余福智认为《典论·论文》中的气是指“生命气息”，这种生命气息“是文艺上的一种有无之间的生命气息(18)余福智：《〈典论·论文〉之“气”的生命美学诠释》，《佛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并认为曹丕所崇尚的文风，就是展示出作者的生命素质。

除以上观点外，罗根泽认为文气是音律的前驱，“文气暗示着文学上的音律，但那是最自然的，不可捉摸的音律，不是有规矩可循的音律”，并认为曹丕的“气”是源自于孟子，而气用于文，“则大概由于译读佛经(19)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72-173页。”而起。亦有刘朝谦提出“文气”是“文章创作本体论”，是一种哲学形式，“文以气为主”则是号召文人为政治服务(20)李天道主编：《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2-206页。。

(三)齐气

除了“文体”和“文气”之外，学界还多有研究“齐气”的说法也向来众说纷纭。唐代的李善以《汉书·地理志》中所谓齐诗有“舒缓之体”，而注“齐气”为“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21)《昭明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0-2271页。”。而后世则多有学者如郭绍虞，持相同观点。

除此之外，考究“齐气”者，多有考据文字以求其意，李长青据《说文通训定声》，认为“齐”字乃是“齋”，而“齐气”乃是“斋气”，认为“齐气”是“严肃庄重之气(22)李长青：《〈典论·论文〉之“齐”字说》，《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项念东认为“气”是指作家之才性，又根据齐向来训为“平”，认为“齐”应该是平端之意，而“齐气”即“端直之气(23)项念东：《〈典论·论文〉“齐气”研究略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1辑。”，“徐干时有齐气”乃是其个性在文风上面一种平直的表现。

其次是据徐干的文章及精神品格，范子烨认为“遒劲是徐干的文风”，且徐干“是一位清心寡欲、志洁行芳的名士”，故“齐气”当是“逸气”之讹，其意是“俊逸之气、奔逸之气(24)范子烨：《<典论·论文>“齐气”发覆》，《中国文化》2013年第1期。”，关于为何两字字形之间差距较大仍会出现讹误，范子烨指出“逸”与“齐”音近，导致了这种讹误。黄晓令以曹丕诗文缠绵悱恻为主，故与徐干之气不相容，因此，他认为“齐”乃是齐等之“齐”，继而引申“齐”气为俗气(25)黄小令：《<典论·论文>中的齐气一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再者，还有学者据齐地之风俗，来斟酌“齐气”之意。曹毓生认为齐地临海，其民风文风向来荒诞不稽，故谓“齐气”是谐隐，也就是“怪诞的思想”与“滑稽的风谏”(26)曹毓生：《<典论·论文>“齐气”辨》，《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第4期。。吴承学认为“齐地舒缓之民俗，影响了这一地域作家的审美理想，从而形成了创作上独特的‘齐气’，故认为齐气乃从容不迫之作风(27)吴承学：《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三、思想研究

(一)政治意识

东汉末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世家大族拥兵而起，战火不断。经学已经无法满足统一社会思想的要求，其所指引众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崩坏。而曹丕称帝后，以何来代替经学之位置，以完成对新王朝的建立呢？这是曹丕的一项重大任务。故多有学者认为曹丕创作《典论·论文》是有自己政治意图的，其政治意图具体有以下几种。

曹丕和曹植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手足之间的骨肉相残(28)董家平：《骨肉相残孰是孰非》，《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学报》2001年第3期。”的太子之争，而邺下文士据此分为“拥丕派”和“拥植派”，孙明君、乔守春、刘文勇等认为，《典论·论文》可以“缓解文人之间由于政治划派的紧张气氛(29)刘文勇：《曹魏政治与〈典论·论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加强彼此间的团结与合作”，规避由于文人相争而导致的朋党政治之患。

除此之外还可“摒弃文人怨愤情绪(30)乔守春：《曹丕创作〈典论·论文〉主观政治意图管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以下乔守春者与此注相同，故不再作注。”，孙明君、乔守春、姚可等认为，邺下文士心中怀着对建功立业的幻想，却只被委以“篇籍翰墨工作”，难免埋怨愤恨，而曹丕撰写此文，提高文案工作的地位(31)姚可：《〈典论·论文〉与曹丕的政治立场》，《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8期。，可以起到劝导和安抚他们的作用。

再者，将文章提高到经国之大业地位，继而摧毁汉代士大夫的精神堡垒，曹操掌握实权以来，提出“举贤勿拘品行”政策，乔守春和刘文勇、汪春泓(32)参见汪春泓：《论曹丕的〈典论·论文〉》，《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认为曹丕的“诗赋欲丽”是对曹操唯才观念的延续，推翻了儒家不重视诗赋艺术特征，只注重实际功用的观念。以此麻痹汉末企图反抗“以曹代刘”的“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读书人”“消除文人建功立业的志向”。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章提高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又言“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言下之意作文才是避免祸患、留名百世的途径，乔守春、孙明君和刘文勇以此认为，《典论·论文》实在警告文人不要干预政治，诱导他们立言而不是立功。

以往多有学者认为《典论·论文》是东汉末魏晋初人自我意识、文章意识的觉醒，但孙明君否认了《典论·论文》是人和文章的觉醒，认为其仅仅是一篇劝告诱导文人之作，是一篇政治论文，批评“人文觉醒”的观念为“‘六经注我’式的发挥”，而刘文勇却折中了两种观点，则认为《典论·论文》是符合东汉末年思潮演变的。

除以上观点外，吕金洲则以曹丕评价徐干“成一家之言”，而徐干之思想“大体上遵奉儒家旨趣，多祖述先王、孔、孟之言”，以此认为《典论·论文》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用，这种教化的核心是“儒家的政治理论观念(33)吕金洲：《试从〈典论·论文〉看文学的政治功用》，《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二)文章大业观

曹丕的文章大业观，将文章提高到“经国大业”位置，关于文章究竟为何，观点有所不同。首先，有些学者认为文章是指文学类的诗赋，其中影响较广的是郭绍虞，他认为所谓文章，主要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孙明君认为曹丕把文章归附于国家政治，而并非提高文学地位，则文章“也就是说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所有文章皆是治理封建国家的重要工具”。

其次，牟玉亭则认为文章指的是政治理论作品，“并非指文学作品而言，而指社会政治理论著作”。同时，她指出“曹丕与一些轻视文学作品的汉儒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不能把文学的作用估计过高(34)牟玉亭：《释〈典论·论文〉的三个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四、价值研究

东汉末年，经学已经无法完成对人们思想的统一，打破思想牢笼之势已不可挡。《典论·论文》正是曹丕顺势之作，他对人生、文章的思考皆灌注于此文中，一破前世对文章之观念，而其价值，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问题。

首先，郭绍虞、朱东润等皆指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观点，并以自己的审美观点对诸家之气皆有评价：“孔融体气高妙”，“徐干时有齐气”，并根据文体、文气之理论得出“能之者偏”“为通才能备其体”的结论。其次提出了文本同而异末的观点，因为其本末、文气如上皆有探讨，故不赘述。除此之外，郭绍虞指出曹丕的《典论·论文》中的文体论“始为文体之区分”，朱东润指出“其后有陆机之十分法”。再次，《典论·论文》开启了文学家们的品评之风，郭绍虞指出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文学批评之嚆矢，在《典论·论文》之后如《文心雕龙》《文赋》皆受其影响。

曹丕将文章提高到经国之大业，朱东润认为，“曹丕认识到了文章的重要性”，继而有学者附之。俞冰、廖治文指出它将文学提高到与事业功名并列或者更重要地位上，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同时鼓励作家要有“不托飞驰之势”的气势去创作文学作品(35)廖治文：《“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第一块里程碑”——浅谈曹丕〈典论·论文〉》，《群文天地》2012年第12期。”，“大大提高了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社会地位，对当时和以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36)俞冰：《“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第一块里程碑——浅议<典论·论文>》，《黑河学刊》2010年第12期。”。而孙明君却则否定了它是文学的觉醒、人的觉醒。刘文勇的态度则更为中肯平和，认为《典论·论文》中，并不是处处都和曹魏政治有关系，主张从社会思潮语境和政治语境中去考虑《典论·论文》的价值。

五、比较研究

《典论·论文》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开山石，其在中国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作用，学界一般认为《典论·论文》前继承刘邵，后开刘勰、陆机。

(一)前承刘邵《人物志》

潘世东认为，曹丕反对“文人相轻”是对“刘邵以己观人论的批判思想和精神在《典论·论文》中的具体化和深入化”。其次“刘邵依乎五质说直接孕育了《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此外，他提出《人物志》在哲学思维方式方面也启迪了曹丕，甚至直言“没有它辩证思维方式的鼓舞和启迪，没有其坚实厚韧的哲学的力的感发，就不会有《典论·论文》思想的活泼敏锐，思维方式的灵犀生动和思维视野的开阔宽广以及思维质量的高度和深度(37)潘世东：《试说刘邵的<人物志>对曹丕<典论·论文>的影响》，《郧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

(二)后启刘勰《文心雕龙》

丁彦和姚勤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文学批评态度、‘文气’说、文学价值与地位等方面，对《典论·论文》有着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关系(38)丁彦：《论刘勰对〈典论·论文〉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刘勰继承了曹丕反对文人相轻的态度，阐述了知音难觅的的悲叹，对产生文人相轻的原因“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又提出了方法论，较之曹丕的理论，更加完善(39)姚勤：《论刘勰对曹丕〈典论·论文〉的接受》，《怀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其次“文气”说贯穿于《文心雕龙》中的气，是对《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的延伸。再者，刘勰对文章价值的认可同样也是继承了曹丕的文章大业观。

(三)后启陆机《文赋》

赖雪芳认为陆机的《文赋》继承了曹丕的文体说(40)赖雪芳：《〈典论·论文〉与〈文赋〉的相关性研究 》，《电影评介》2014年第12期。，并且进一步将文体分为10类，除此之外，陆机所崇尚的文风同曹丕所崇尚的是有相关性的，但在文章中作者并没有言明此相关性。

六、结果与讨论

综上所述，《典论·论文》以文本、价值、思想研究居多，时间研究和比较研究次之，其中，文本研究硕果多出，众说纷纭，难以统一，创作时间研究以太子时期影响最为广泛，多被后之学者引用，此研究方向较为深入，甚至陈天佑已经将时间“精确定位于建安二十二(217)年十月至二十三(218)年二月三日之间(41)陈天佑：《〈典论·论文〉创作时间之我见》，《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思想研究同价值研究之文章同样硕果累累。

但《典论·论文》的研究依旧有不足之处。文本研究多探讨“文气”“文本文末”“齐气”，但对于“清”“浊”之气却没有专门论述，只有张长永《论曹丕〈典论·论文〉》，余福智《〈典论·论文〉之“气”的生命美学诠释》中尚有涉及。“文气”之说以朱润东、郭绍虞之作家“才性说”影响最为广泛，在其余方向论文中也多被借用，那么才气分为清浊作何解释呢？并没有对此的专门论述。在价值研究和思想研究方面，继1998孙明君发表《曹丕〈典论·论文〉甄微》立新说之后，又有刘文勇折中了传统观点和孙明君之观点，自此之后的思想研究皆没有冲破两者之藩篱，同质化倾向比较严重。《典论·论文》的比较研究方面尚未多被涉及，笔者认为仍有可以探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