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张桂梅在云南丽江市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以下简称“女高”）。12年来，她以透支健康为代价，将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

这些学生大多贫困，来自山区，遭遇过家庭变故，有的父母重男轻女。在雷同的不幸里成长，女高教她们以更大的善意面对原生家庭。逃离大山，独立生存，回馈社会，在这个过程里，她们知足于有所改善的生活，也在一种奉献的道德标准下，等待多年的伤口真正愈合。

相似的方法

黄付燕走出那座大山近十年。2015年大学毕业，她随当时的男友一起去了上海。在她住处旁有两所小学，她看到里面的教师简介，老师们或是重本毕业，或是硕士、博士甚至海归。想着自己读的不过是二本的小学教育专业，她瞬间没了自信，转而干起了销售。

拿到第一笔销售工资时，黄付燕曾从这3500元中捐出1500元给女高，张桂梅高兴地收下，开了一张收据。2016年，她以上海私企员工的身份又回了趟母校，张桂梅却觉得她没有正式工作，婉拒了她的捐款。2018年，她第三次回到女高，她那时没有上班，带着丈夫，手里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孩，准备捐3000元给女高。张桂梅再一次拒绝了她的捐款。

现在，她考进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一个乡村小学做特岗教师，教数学，也兼班主任。如今，她看见自己的学生里，有单亲家庭、精准扶贫户或留守的孩子，都会本能地特加关注。她常常会想起，在过去很多个清晨，自己一个人在教室学习，张桂梅给她拿来牛奶和面包。

黄付燕是女高第一届学生，在2008级理科2班。那时她们成绩很“恼火”，每次考试县里排名，女高总是垫底。为提高成绩，她们每天5点半起床，出早操，6点半早读，晚上11点多睡觉，吃饭只给10分钟。她们一个月里只有一周能放一整天假，其余三周各放半天假。生活里只有无尽的知识点、题目和测试。她所在的那一届100个学生，最后毕业96个。

图一：王晓阳在帮农户拆危房

图二：黄付燕在上课

2008级文科3班的叶云（化名），同样从这个教学方式里撑了下来，现在是丽江市永胜县一所乡镇中学的老师，教语文和历史，班上学生多为白族和彝族的留守儿童。她似乎愈发理解了当年的张桂梅，尤其是那种气愤中夹杂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她坦言，自己也会“打骂”学生。有一次，一个男孩从宿舍上铺摔下来，手骨折了。他出院后，叶云有一天看见他在班上玩手机，得知是他赊账买的，想到他的单亲妈妈，气得拿起教室里的笤帚就打他。

她们从学生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又不由得将女高和张桂梅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传承下来。张桂梅教黄付燕感恩和节俭，当时黄付燕觉得她管得太多，好烦。如今，孩子们吃饭时，她也像张桂梅一样看着他们。二年级的孩子年龄尚幼，她就不断给他们讲感恩父母。她始终认同女高的红色教育。

12年来，女高对学生的严格程度也与日俱增。12字校训“刚强、勤敏、宽厚、慈惠、知礼、质朴”的古铜色大字仍旧泛着幽光，周围的墙面已斑驳。学生们要面对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几个红色大字宣誓：“我是女高人，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是女高人，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我是女高人，我要上清华揽月，进北大摘星，同学们，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唯一的稻草

杨珍（化名）不想当农民。活到28岁，她认为最苦的还是干农活。她母亲身体不好，家里没有更多的经济来源，2008年听说有一所免费的女高，她赶紧报考。

女生都期望抓住这根稻草，找寻命运的出路。同在2008级理科2班，王晓阳（化名）是当时的班长，她现在回想，没有女高，她很可能读不了高中。她父母离婚早，母亲改嫁到邻村，基本不来往。家里穷，父亲重男轻女，继母又带来一个妹妹。亲姐姐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王晓阳知道，读书的机会不会落到她头上。

张桂梅再熟悉不过此类情况。她18岁从东北老家来到云南支边，在华坪县教书多年，看到很多家庭贫困的女生不受父母重视，早早辍学，嫁人生子。2003年，她决心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切断悲剧的循环。历经千辛万苦，得到媒体发声支持，各级政府出资，女高开建，面向整个丽江市招贫困生。

机会难得，女孩们愈发勤奋。高中三年，叶云只有寒暑假才回家。她是丽江市永胜县傈僳族人，家距学校170多公里，回一趟要坐5个小时的车。

4岁时，叶云父亲离世，母亲几年后改嫁，她跟着外公外婆长大。路途远，在家乡没通路的情况下，张桂梅曾到她家家访。离去时，张桂梅感觉身体不适，叶云外公牵出家里的马，将张桂梅驮着走了几公里陡坡，才送到马路。叶云很触动，当时就想：“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读出去。”

这些女生获得了学校的诸多支持。张桂梅给叶云找来一位资助人，肖叔叔。这位华坪县农业局的工作人员每月资助叶云200元作生活费，常来看她，给她买牛奶和衣服，告诉她各科如何学习。一次肖叔叔来女高看她，而她的成绩不理想，陪在一旁的张桂梅狠狠批评了她。

张桂梅的严格就是女高的围墙。黄付燕说，为了节省学生的学习时间，张桂梅让教师扫地，给老师们开会定详细目标，要求一定时间内学生成绩提高到某个分数上。她们刚开学几天，就有老师辞职。女高曾出现过17个老师一下走了9个的情况。

近年，女高的教育不断引起争议，有网友评论张桂梅是极端女权。什么是女权？女高的学生由此回忆，她们是自己抬桶装水上楼的。一开始，两个人一起抬，走一阵得歇一脚。后来，女孩们都练得能独自用肩膀扛水上楼。她们说，这就是张桂梅教育她们的，女孩子要独立自强，不要觉得自己是女孩就做不了一些事。对于女权话题，她们没那么感兴趣。

适应大山外

2011年，女高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96名学生有69人考取本科，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成绩可喜，崭新的世界向她们敞开大门，又悄悄放上了门槛。

黄付燕考取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在呼和浩特。第一次坐火车，她紧张得不敢动，实在憋不住了才上个厕所。

班长王晓阳被云南师范大学录取。到了昆明市，她发现跟同学相比，自己缺的是才艺、见识和组织协调能力。大学里有各种文艺活动，而她只会读书，到了表演节目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大一时，她再次当上班长，发现女高的经验不再奏效。

也有女生几步跨了过去。

父亲病逝后，女高2010级学生杨明莲无心学习，最后去了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一个三本院校，学费每年要14000元。办了生源地贷款，揣着母亲给的一点钱，她去了昆明。学校里有钱人家的孩子多，她离得远远的。还好有热心的室友和学姐跟她沟通，不断鼓励她。后来她加入学院排球队，每天和队员一起训练，在全校比赛中获得集体第二的名次。她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

她们努力化为平凡大众中的一员，受到冲击时，又用长久以来形成的吃苦性格去抵挡。无一例外，女孩们都贷了款，做兼职，尽量不向家里要钱。

杨珍高考分数上了三本线，学费贵，她直接去云南保山学院读了大专。支持她读书的母亲意外离世，父亲不让她继续读书。放暑假，她去张桂梅担任院长的儿童之家帮忙。在张桂梅的支持下，她坚定了继续上学的决心。两个月后，她领到大约800元工资，再带上亲戚给的几百元钱和一个阿姨送的旧手机，背着高一入学时女高发的床单被套，从儿童之家启程去了保山。

除了贷款和贫困补助申请，她还去学校移动营业厅当业务推销员。回想起来，当时的她不知道还可以做家教或者找其他什么出路，因为她是“大山里出去的，思维封闭”。

价值标准

离开女高后，杨珍每年都会回去看张桂梅。前几年，她都在还债，是大学时欠的贷款和生活费。她对生活的要求是“吃饱穿暖就好”。她在丽江一家汽车4S店当助理，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看书，上网课。去年，她报了一个专升本。

交谈中，提到女高和张桂梅的教育，学生们说得最多的是“感恩”“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她们在意张桂梅的评价，甚至比亲友对自己的满意度更在乎，但都觉得自己尚未达到要求。她们也认同女高的教育模式，包括引起质疑的填鸭式教育，“我们不是城里的富二代、官二代，农村只有这条路，才能拿到敲门砖”。

杨明莲回到家乡，在当地某医院当药师。她觉得，自己的职业符合女高说的“对社会有用”，不管是日常的开药、采购等工作，还是疫情期间在高速路口执勤，都是在“守护身后一个县的人民”。

在云南文山当了4年大学生村官，王晓阳近来考到乡政府，这几年都在村里忙着扶贫工作。工作中接触到的贫困人群和重男轻女的观念让她感慨道：“命运对我太好了。”但她后悔结婚太早，回馈女高太少，“如果有一天女高有困难需要我们帮助，我会义无反顾地回去。”

女高交出的高考答卷越来越好，2019年的一本上线率是40.67%，本科上线率82.37%，排名丽江市第一。2020年高考，女高159名考生里有150人考上本科，其中70人达一本线。学校不再只有贫困或单亲家庭的学生，也有家境良好慕名而来的孩子。

女高最初几届学生大部分留在云南工作，不少人进入事业单位，多是教师或医务人员。

进入乡镇中学后，叶云同时担任3个班的任课老师，1个班的班主任。她大学毕业后第一年，曾经找不到工作。得知她为参加入职考试要培训，外婆问她有没有钱，要把家里那匹驮过张桂梅的马卖了。叶云哭了，放弃了培训，从此再也不敢与两位老人说自己的情况。

外公那年又生了病，村里的闲话四起，“拼死拼活供她到大学，现在什么工作也没有找到”。想到张桂梅和肖叔叔，叶云的压力更大了。复习一年后，她考到如今工作的乡镇中学。无数次，她都想去看望两位帮助过她的人，但却“不敢”和他们联系。她认为自己过得不好，对不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