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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

2020-12-19唐小林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年2期
关键词:文论符号学符号

唐小林

创新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

唐小林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不仅是进入信息社会,卷入高度符号化时代文学发生历史性巨变,创新文论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而且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悠久传统,又有深厚的中国基础,还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资源。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需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系统清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知识谱系,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切入文学,进入文化,深入社会,抵达经济基础,开展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三是基于中国文学的现实、历史和未来回应世界文学和文化思潮的挑战,解决中国问题,走中国道路。设想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既具文学性,又具批判性,更具建设性,目的是推进当今中国文学的符号生产力。

文艺理论;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当代中国;高度符号化时代

一、引言

当今中国文论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两个:一是如何面对高度符号化的时代,二是如何重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现实维度,立足中国问题,走中国道路。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因应时势需要更新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是重要方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今天遭遇的许多困境都与文论话语未能全面及时更新、与时俱进有关。

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与现实条件。这一方面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历史悠久。自经典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符号学的思想与方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与方法之一,至今大潮汹涌,方兴未艾。另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不仅是符号学思想大国,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表现出与符号学融合的趋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呼之欲出。再一方面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资源相当丰富,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想象空间被无限打开。

二、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始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传统深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或符号学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形态各异,署名的、匿名的都有,分布于不同的文化领域,阵容不可小视。符号学分析方法原本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早在现代符号学奠基者索绪尔、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之前就已诞生,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无疑是天才地运用了符号学的思想与方法,如《资本论》的大厦即是建筑在对商品的符号分析上。马克思(2004:110)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中就明确指出:“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这里的商品已经不是单纯的物,而是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联体,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意义建构的基础,即最核心的意义要素和意义单元。马克思正是经由对商品这一符号的意义关切才揭示了货币的实质,发现了剩余价值,洞察了利润的秘密,批判了商品拜物教和异化劳动,切入了生产关系,构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层级社会结构(苏国勋、刘小枫,2005:59-18),建立了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三元模式(同上:23-42),找到了社会变革的动力,描绘了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和人类解放的远景。可以说马克思是通过对商品的符号分析搭建起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建构模型,从而给予这个社会以清晰的理论秩序。因此,有人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看作是“未亮明身份的符号学(cryptosemiotic)”(胡易容、陈文斌,2016:40-41)。

经典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或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更是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欧美的一股强劲的文化思潮,是“以观念的名义而形成的学派”(张碧、唐小林,2016:3)。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应用了符号学的方法,而为数众多的符号学家也在学术上接近马克思主义。活跃在20世纪上半期的有俄国的巴赫金、伏罗辛诺夫、梅德韦杰夫,下半期的则有美国的詹姆逊、法国的鲍德里亚和德勒兹、英国的贝内特、爱沙尼亚的洛特曼和伊凡诺夫、东德的克劳斯、波兰的沙夫和佩尔茨、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奥地利的伯纳德、意大利的罗西-兰迪,近年来还有美国的伯吉森、科克尔曼、温纳林德和英国的杰索普、克雷斯、霍奇等。这份名单远远不全,他们进入马克思主义或符号学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符号学的思想与方法对全球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进行观察、研究和批判方面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唐小林,2016)。

是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或符号学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仔细观察。有的符号学家生前坚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人们在习惯上并不这样认为,巴特就是一例。29岁的巴特有过一次特殊的疗养经历,在那时他接受了“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卡尔韦,1997:66),后来他即声称自己变成“萨特的支持者兼马克思主义者”(卡勒,2014:10)。读了马克思的《神圣的家族》,“在政治上他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描述现实世界的不可替代的工具,是新社会的希望”。(卡尔韦,1997:74)后来创作了《零度写作》,又“谨慎地参考了马克思和萨特”(同上:268)。可以说巴特的一些著述与马克思的有关文本构成了互文本(卡勒,2014:106)。1955年,他以《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参加与加缪的论战,公开宣称自己是左派,认定自己在政治上只能以“马克思主义方式思考问题”(卡尔韦,1997:121-123)。多年以后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他特别强调“一种符号科学能够刺激社会批评,在这一理论设想中,萨特、布莱希特和索绪尔可以携手合作”(卡勒,2014:59)。《神话学》等系列著述就是这种社会批判的最好实践。他根据符码理论和神话学思想,从摔跤运动到广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谎言和意识形态伪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唐小林、程天悦,2018)。在某种意义上,巴特是把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有意结合起来的符号学家,这正如他称“布莱希特是一个思考过符号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卡尔韦,1997:113)。在巴特看来,布莱希特“是将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关于意义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对符号的效果进行过深入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巴特本人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面被符号学家的盛名所遮掩(卡勒,2014:40-41)。要清楚地辨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或符号学马克思主义者,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还需要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

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当代中国

中国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国,又是符号学思想大国。在当代中国,尤其在当今高度符号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事实上,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符号学思潮再次卷入中国,刚进入90年代,这种结合就露出端倪。到了21世纪,特别是近几年,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已成大潮之势。

中国符号学思想源远流长。位于六经之首的《周易》以符号体系解释世界,影响至深至远,给整个华夏文化注入符号模因。先秦时期的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的《指物论》和《名实论》诸篇无疑都是中国符号学思想的经典文献。秦汉的五行术数、唐代的唯识宗禅宗、宋明理学心学等构筑起独一无二的中华符号学思想宝库。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1926年的符号学大纲(吴宗济、赵新那,2002:177)于索绪尔、皮尔斯之外独立提出自己的符号学概念,开启了中国现代符号学大门。1930年,瑞恰慈在《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上发表了《意义的意义》,中西符号学思想开始对话融通。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大卞之琳诸公直接受益于瑞恰慈、燕卜荪等西方符号学文论先驱。在他们的感召和影响下,穆旦等中国诗歌派的诗歌创作以及袁可嘉、郑敏等人的诗论都留下了符号学思想的踪迹。20世纪80年代,西学再次卷来,符号学热潮涌起,在语言学、逻辑学、哲学、媒介学、传播学等诸领域渐次掀起巨澜,使而今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符号学强国。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关联与整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受到国内学界关注。章建刚1993年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符号概念》,“目的只在确立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符号概念”,指出任何文化研究都需要符号概念,也只有符号概念的引入才可能使一般的文化研究最终上升为一种文化哲学。而一种以符号概念为特色的文化哲学首先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出发。以往的文化研究也注意到了符号学或符号论,但存在按图索骥、照葫芦画瓢等许多缺陷与弊端,核心是离开了物质实践。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归到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一个高度抽象的符号概念和比较系统的符号理论,但马克思的实践学说、唯物史观却是符号概念生长的最大语境。“符号概念将从实践概念那里获得其最基本的含义,符号将在实践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及马克思在论述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很多天才设想使用的某些重要概念与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都贯穿了符号学的思想与方法,“已完全有可能改造各种符号概念并进而构建一个符号理论体系”。文章还从作为实践及其主客体之间普遍中介物的符号、对工具的超越——符号的诞生以及符号的发育与文化的进程三个方面努力刻画马克思主义符号概念的基本含义,并大致预示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心概念之一的重要意义(章建刚,1993)。可以说这是国内学界建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最初也是最有效的尝试。

第二年章建刚又发表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符号理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把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符号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增长点,指出马克思把工业的可感历史,即其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当成一个文本来对待:“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要完成对这本书的理解与批判,首先就要有一套解释或符号还原的方法,不仅要从技术或有用性方面来理解人类的全部制品,而且要从对人的意义的方面来理解它们。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对此马克思本人已从三个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统一科学的论述已经为符号学确定了总的目标,二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提到的不同掌握世界的方式问题正是作为一种文化哲学的符号学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三是马克思讨论货币时已经直接使用了“符号”、“象征”等术语。他称纸币为“单纯的价值符号”,称货币为“作为商品的商品的象征”,类似的表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大量存在。马克思不仅运用了符号、象征等概念,而且这类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有较普遍的含义。马克思深刻指出:“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是它自身价值的单纯符号。”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中介环节的符号的增生对社会的构成与发展具有普遍的形式意义。“符号可能具有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必要中介环节的一般特征,甚至可以说,符号就是实践的普遍中介手段;进而,作为实践普遍中介手段的符号必定是与意识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它是使意识成为可能的东西。”文章最后指出:“有了马克思这样一些基本观点和看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已经是可能的并经过相当严格规定了的,已经具有了充分扩展的巨大可能性,剩下的应该是艰苦细致的构建工作。”(章建刚,1994)

笔者认为,章建刚在国内学界之所以比较早地论及构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这个问题,显然是基于他把符号学当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公分母、方法论,相信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能够使之成为“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卡西尔,1985:45)。他断言:“由于文化氛围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由符号构成的,因此深入到文化问题中去的一条有效途径便是符号学或符号理论。”文化科学或人文学科所处理的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对象就是符号。符号概念大大超过语言和文字的范围,符号中不仅保存着人类全部的知识与价值观念,符号功能本身就是人性的证明和人类自由、尊严的保证,符号是人的特权、特殊能力或特殊行为方式。人的全部文化是由符号所承担的,那个以一套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完整观念体系即文化就是由全部符号构成的整个意义系统。只有凭借符号概念才能逐步理解“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才能读懂“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才能理性地阐释“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才能进而统一地理解、批判和继承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全部文化遗存(章建刚,1994)。章建刚的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颇富洞见。

马克思思想中的符号学含义或符号学方法论含义正如章建刚所指出的,著名符号学家艾柯已经看得很清楚,在他的符号学论著中也早有论及。但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这是在马克思之后“在今天世界及中国的特殊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真尝试之一”(同上)。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论域正在全面拓展,成效最为显著的主要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张碧(2011)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第一次尝试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系统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张碧,2013),对巴赫金符号学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考辨(张碧,2015),并从符号学角度重新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诸如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张碧,2014)。毕芙蓉(2014)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符号化,认为“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在哲学领域影响深远。形成于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语言学转向的潜在推动者,它在20世纪乃至当今的发展也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巨大影响,出现了符号化倾向。这种符号化倾向肇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经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成为一种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崭新形态。”毕芙蓉所说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与本文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并无严格的界限。还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符号变迁的角度审视思想建党的历程,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社会理想符号化、现实主体符号化、现实行动符号与理论符号统一化、符号价值化的阶段,而这种符号变迁历程给予思想建党以新的认识和理解”(胡晶晶、葛涛安,2015)。

构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最有力的推动来自川大符号学派。这个学派2016年推出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出版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张碧、唐小林,2016)、《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胡易容、陈文斌,2016)、《诗性语言的革命》(克里斯蒂娃,2016),明确提出“回到经济基础,回到商品分析,回到社会关系,回到未来朝向”,构建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唐小林、饶广祥,2016)。这个学派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专辑》,倡议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唐小林,2016),发表了《为什么马克思提出“商品是一种符号”》(陈文斌,2016)、《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Petrilli,2016)、《马克思辩证法视野下的符号-意义论》(宗争,2016)、《重回葛兰西的“情感维度”》(谭光辉,2016)、《克里斯蒂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解读》(张颖,2016)、《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当代价值》(唐小林、饶广祥,2017)、《论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形式符号美学》(傅其林,2016)等一批海内外学者的文章。2018年7月23日,《光明日报》集中发表了三位学者的文章,就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前提性问题(赵仕发,2018)、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意义(唐小林,2018)、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文化话语研究(施旭,2018)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总之,经过20多年的努力,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学术基础正在夯实。

四、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关系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分析中天才般地运用了符号学的思想与方法,符号学就此作为文化模因贯穿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可以说越到后来符号学的影响越深,发挥的作用越大。尤其在语言学转向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分析愈来愈成为一种符号批判、话语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逻辑关系在这种符号学操作下发生了某种翻转。这种翻转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特征,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症候,值得我们在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时深入研究,具体分析,在批判中另辟新路,重新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经济基础的正途。

马克思主义已经跨越三个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有相当长的发展历程。1996年,伊格尔顿(1999:109)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分为四种模式,即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某一区域展开,但它们之间也有交集。从普列汉诺夫到考德威尔以及费舍尔《艺术的必然性》所代表的是人类学的潮流。这股潮流始于第二国际时期,表现出实证主义、功能主义和生物主义倾向,它把艺术观念放到青年马克思称为我们的“物种的存在”、自然历史或曰物种语境之中(伊格尔顿,1999:110)。进入布尔什维克时代,从列宁论托尔斯泰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政治走上历史前台,文论不再是思辨的和学术的事,而是成为一种论战和干预,文学到底是镜子还是锤子成了一个大问题。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问题部分成了更深层的政治问题的符码”,“文化的作用就是塑造与革命现实相适应的主体性形式”(同上:111-112)。随后法西斯主义兴起,巴赫金等人被赶到地下,马克思主义文论发生转移,掀起第三次浪潮:意识形态批评。代表人物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几乎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系,卢卡契、葛兰西、布洛赫、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考德威尔、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等都在其中。这一派意识形态批评家越来越脱离政治派的轨道,不断靠近经院化,成为“椅子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上:114-116)。而与此相反的潮流一直存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第四个向度:经济的模式。文化的生产方式成为核心议题,“它关心的主要问题既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也不是抽象的社会构塑,而是生产文化的全部物质设置这一中间领域”,诸如剧场、印刷机、文学小圈子、资助人制度,关注文学生产者和接收者的社会语境,其方法很难与文学社会学进行明确的区分。本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为这种方法破土奠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最终发展为文化唯物主义(同上:116-118)。

早在1992年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2002:3)就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了划分,但与伊格尔顿不同,他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划分为三种相位。第一种相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属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一直强劲地持续到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这派文论家除马恩本人外还包括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葛兰西、考德威尔等人。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奠基时期(马尔赫恩,2002:3-10)。第二种相位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它形成于欧洲第二个30年代战争的动乱之中。卢卡契、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萨特、戈德曼、威廉斯等是代表人物,他们“对时下公认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批判”,“学术活动和精力主要指向文化领域,特别是艺术和文学方面”,并以深刻的非批判的方式传播,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学科范围,影响深远(同上:10-13)。第三种相位是批判的古典主义,得名于对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批判古典主义的效忠,在其后的10年间广泛传播,然后在唯物主义和反人文主义之类的宽泛名目下迅速发展演变,至今不衰。这一派在阿尔都塞回归马克思的一系列思想指令下聚集了马歇雷、伊格尔顿等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马尔赫恩,2002:14-20)。

上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划分似乎与符号学无关,其实不然。笔者特别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1993年,伯吉森(Albert Bergesen)发表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一文对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四个阶段的划分与伊格尔顿、马尔赫恩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划分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伯吉森发现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就是经典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逻辑翻转的四个阶段,即葛兰西阶段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逻辑的早期翻转,阿尔都塞阶段是意识形态逻辑向下扩展,与政治逻辑融合,进入普兰查斯阶段,融合意识形态与政治领域逻辑后继续向下扩展,以吸纳经济领域逻辑,而如今的拉克劳和墨菲阶段已将曾经由社会生产关系构成的马克思主义重铸为由主体身份之间语言关系构成的新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话语构成(胡易容、陈文斌,2016:5)。伯吉森对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描述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历史大体吻合。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学说,更是一场跨越三个世纪的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一词“不是指某种不变的本质”,更“表示一系列的家族相似”(伊格尔顿,1999:105)。符号学几乎是形式论的共名,其松散程度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转向后的文论大都可以纳入符号学文论的范围讨论,而文论与文化批评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就不能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统而言之,伊格尔顿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第三种、第四种模式大体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形式论或符号学文论。伊格尔顿直接把意识形态批评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这种批评“着力于文学作品与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既避开了关于文学作品的单纯的形式主义,又避开了庸俗社会学”,认为“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文学批评虽然从“政治经济转到了文化哲学”,已经拉开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但也从“书页上的词语”进入到了社会的意识形态,马歇雷的著作就是典型(同上:114-116)。以经济概括第四种模式在伊格尔顿本人看来也是粗疏的,这一派实际关注的是特定媒介如何生成文学的特定意义。说到底就是研究文学的意义是怎样媒介化为符号的,或者通过媒介化、物质化的考察来重建文学的意义(同上:116-118)。在伊格尔顿那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第三种、第四种模式所采用的是形式论、符号学的方法。

而马尔赫恩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第一个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奠基时期。这里的科学主义就是形式论的别称,它由当时俄国的两股创新思潮汇流而成,一是什克洛夫斯基、提亚尼洛夫、艾享鲍姆、雅各布森等人领导的语言和文学研究,二是未来主义的先锋派诗歌。这两股潮流直接开启了巴赫金、伏罗辛诺夫和梅德维杰夫等人的后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成为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关键词(马尔赫恩,2002:3-10)。其间的两个组织,即创立于1915年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1916年的圣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不仅是符号学肇始期两个里程碑式的组织,而且也为日后符号学布拉格学派埋下了伏笔。

马尔赫恩描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第三个时期仿佛是第一个时期的某种轮回,“标志仍然是科学”,一个共同特点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格外倚重。沃尔佩1960年出版的《趣味批判》就是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审美趣味作出系统分析,他的追随者莫莱蒂的《被当作奇迹的符号》也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总体来讲,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语言学与心理分析的征引”常常以阿尔都塞式的语调“较多地出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马尔赫恩,2002:15)。法国颇有影响的泰凯尔派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符号学三位一体的分析方法,对此伦敦的《银幕》季刊“作出了最深入、最集中的探索”(同上:16)。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三部曲”:《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其中不少内容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1985年秋,詹姆逊在北京大学为期四个月的讲学期间还创造性地运用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鸲鹆》、《画马》与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作了精彩的符号学分析,他在给中国带来后现代文化的同时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后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在中国的这一历史巧合太过意味深长。

五、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设想

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体系完全是进入信息社会,卷入高度符号化时代的迫切需要,完全是因应数字化生存这一历史大变局文学发展、文论更新的迫切需要,完全是符号消费背景下推进当今中国文学符号生产力的迫切需要。当世界已经编码化,符号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最具现实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得不处理符号问题,就必然是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就不能不成为时代课题。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有人指出当今马克思主义批评自身所遭遇的许多困难,原因“即它的关注所向从未与那些传统美学的关注清晰地区分开来”,而对形式主义著作的批评性重审可以部分纠正这个问题(本尼特,2011:3)。也就是说,符号学等形式文论完全有能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在高度符号化时代的全面更新。

符号化生存越来越成为我们的最大现实。农业社会和前三次工业革命中人类不过是使用符号的动物。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突变,人类与符号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翻转,人类不得不被符号所使用、所创造,甚至被符号控制、统治和奴役。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神经科技、纳米技术、量子通信等的极速跃进,不久的将来人类就将跨入人机合一的后人类时代。这个时代“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孙周兴,1996:1305),“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技术”(Ellu,1964:14),“技术世界的意义遮蔽自身”(孙周兴,1996:1240),“世界转变为编码问题”(Haraway,1991:164)。一个全符号化的人类社会中文学的形态、类型、质地等必将发生深刻变化,文学不再是符号反映,也不仅是符号生产,更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创造。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体系正是为这一现实所催逼。而我们必须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阴影与陷阱中走出来,把颠倒过的基础与上层的关系再颠倒过来,有效地面对和阐释世界编码时代新的文学生态,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触及早已被符号层层遮蔽的社会关系、经济基础,并在符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动中摸索朝向人类未来的可欲的文学道路。为此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复杂,限于篇幅,这里只作简单构想。

笔者认为,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首先需要系统清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知识谱系。运用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自觉不自觉地将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结合起来,在文论领域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累积起极其丰富的文论遗产,它们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重要资源。“过去是现在的前历史,作为传统,它本身又是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没有历史的理解,我们既无法解释现在,也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马尔赫恩,2002:2),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过去的全面了解、深刻理解和创造性转换,就不可能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体系。这方面的工作已有先行者。例如,汪正龙从美学的角度论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及符号学问题,描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形式主义从冲突到对话再到结合的全过程,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结构主义相互激发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出一个从洪堡到马克思再到巴赫金和哈贝马斯这样一个对话与交往的语言学传统(汪正龙,2014)。傅其林(2015)最早系统论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符号学维度,对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纠结、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符号学失语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符号学维度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效性”。当然目前清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知识谱系最基础且最紧迫的工作是全面译介、整理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文献,尤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文献,同时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实践进行符号学的开掘、阐发与转换。

其次需要奠定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实践基础,也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立场和方法分析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开展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当然不可能包打天下,包罗万象,还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等其他的符号学文论存在。只是笔者主张构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特点,它既是文学性的,又是批判性的,更是建设性的。在方法论上它走的是一条不同于黑格尔式的内容决定形式的道路,从形式进入文学,切入文化,深入社会,最后抵达经济基础,揭示文学意义建构的规律。这样的分析更接近文学本身,说到底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是“有意味的形式”,在全面吸收语言学转向后文论成果的基础上扎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织就的关系网络,而不至于陷入庸俗社会学的窠臼。它的批判性则体现在两个方向:一是对当今文学符号异化现象的深刻揭露,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仅停留于话语分析的系统纠偏。所谓建设性,是指它对这个时代的符号持同情性的理解,特别关注符号在意义生产、建构方面的作用,力求扭转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符号一味批判的倾向,不走简单的意识形态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老路子,而致力于推进当今中国文学的符号生产力。它既可以对当今中国文学进行符号商品、符号资本、符号生产、符号交换与符号消费的分析,又可以对当今中国文学的符号操作阶层展开研究,还可以揭开阻碍文学符号生产力发展的“异化符号消费”的面纱。

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尝试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必须基于中国文学的现实、历史和未来,必须回应世界文化思潮和时代的挑战,解决中国问题,走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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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A

1008-665X(2020)2-0001-12

2019-12-08;

2020-02-24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高水平学术团队建设项目“符号媒介学”(SHGT201601)

唐小林,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符号诗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责任编辑: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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