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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性”: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镜像

2020-12-19曾庆娣

关键词:现代性资本主义人工智能

曾庆娣

(1.广州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

人工智能技术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创造了复杂性图景:这不仅包括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分布式计算等被纳入意识形态生产系统的技术手段,还包括算法意识形态、大数据意识形态等新概念的涌现。这一时代图景的实质被研究者认为是“资本、权力、技术的控制者利用人工智能操控意识形态”[1],甚至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就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2]。这些观点无疑有助于我们辩证审视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人类“逐鹿意识形态的新场所”[2]的隐性特征,但是相比较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深深植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可计算性”思维图式更是应受瞩目的意识形态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可计算性”思维图式以何种方式塑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更具深层意义的问题,而学界对这一问题却鲜有探讨。“可计算性”思维图式是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最具统摄性和阐释性的关键概念,通过这一概念可从本质上透视资本意识形态镜像,从而破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一、作为意识形态思维图式的“可计算性”

对人工智能的把握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应深入其深层的思维图式,进而才能把握其作为意识形态的规定性。人工智能所遵循的主导性思维图式是“可计算性”,“可计算性”原本是一个含混的日常性、直观性概念,但自从20世纪30年代之后,得益于哥德尔等人的工作,尤其是丘奇—图灵论点的提出,使得这个概念成为一个精确化和严格化的数学概念。丘奇—图灵论点确立了“可计算性”的数学含义,即“凡是可计算的函数都是一般递归函数(或是图灵机可计算函数等)”[3]。一般说来,凡是可计算的,都是可记录其过程的。因此,凡可从初始符号开始,在有限的步骤内得以计算的函数都是递归函数。丘奇—图灵论点有助于我们透彻认识“可计算性”深刻的数学内涵,但本文要考察的是“可计算性”在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上具有的重大意义。事实上,随着电子计算机的迅速普及和发展,计算思想迅速渗透到其他领域,“可计算性”概念也随着进一步泛化,目前已上升为一个哲学上的本体论范畴。正如沃尔弗拉姆(S.Wolfram)所指出的:“‘一切皆为计算’将会成为科学中一个极富成效的新方向的基础。”[4](P1125)这里所蕴含的“可计算性”观念,其含义不再是抽象的丘奇—图灵论点意义上的能行可计算性,而是变成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的信息加工过程,其背后隐藏了一个基本的本体论预设,即世界在本质上是计算的。这就意味着一种新世界观的形成,即世界的基本要素是计算。从“可计算性”角度来审视世界已成为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思维方式,“可计算性”是架构意识形态的思维基础,其内核是计算思维,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把握计算思维的本质。

1.计算思维的根基是计算。“计算”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数学概念,最早从计算的视角审视问题的却是哲学家,例如,霍布斯把思维的本质视为计算,莱布尼茨认为思维是符号的形式操作过程,但真正把思维理解并实施为计算的是人工智能科学家,图灵在1950年发表的论文中有力地论证了心灵的计算本质。在他的影响下,麦卡锡、明斯基、西蒙和纽厄尔等人开创了人工智能科学,形成了物理符号系统假说和心灵的表征计算理论等学说,这些学说的共同点是认同心灵的计算本质。人工智能以及计算科学带来的巨大影响,就是计算的概念不仅与人的认识活动相联系,还可泛化到自然界。计算的主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理系统或机器。图灵就认为,任何可计算的函数都可由机器完成。因为计算就是“从一个已知的符号串开始,按照一定的规则,一步一步地改变符号串,经过有限步骤,最后得到一个满足预先规定的符号串,这种变换过程就是计算”[5]。可见,“计算就是映射或基于规则的符号串的变换过程”[5]。符号是特定的物理状态,计算就是从一种物理状态向另一种物理状态转换的过程。同样的道理,可以把特定自然规律的运作过程,视为执行特定算法的计算过程,自然界到处都是“自然计算机”,其中,生命和心灵最有特色。

2.计算思维的本质是抽象化。计算思维的抽象化不同于逻辑思维的抽象化。计算思维的抽象化表现为研究对象的形式化以及这种形式化的机械性、有限性与程序性。这三者是计算思维区别于逻辑思维的关键。计算思维的抽象化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特征:一是细致的分析性。运用信息知识与技术解决问题时,从分析问题入手,将复杂问题细分为若干容易解决的简单问题,直至计算机可以解决。二是整体的结构性。从整体结构看问题,既能看到问题的不同层次,也能看到每个层次上不同的单元。三是严谨的推理性。从问题求解,到问题解决,需要运用缜密的推理能力。四是精确的计算性。人工智能时代的计算思维,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借助强大快速的计算功能和巨量的数据存储功能,对问题进行精确详细的数据分析,实现科学、准确地表达概念。从计算思维的这些特征可以看出,计算思维是运用计算机科学的思想方法进行问题求解而形成的一系列思维活动。在信息活动中,计算思维既表现为采用计算机能够处理的方式界定问题、分析问题并建立结构模型,也表现为在判断、分析与综合信息资源的基础上,运用合理算法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还表现为将计算机求解问题的过程与方法迁移到相关的其他问题解决中。

3.计算思维能够拓展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强化了计算思维。虽然计算思维与计算机科学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它不是计算机科学专属的思维。计算机的出现带来了计算思维的根本性的变化。计算机程序作为一种思维表达方式,采用了各种技术和手段,比如,在描述语句方面,采用了中断和跳出、递归结构、循环结构等;在数据组织方面,采用了树、队列、栈等,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形式语言理论、检验理论、优化理论和编译理论,这些理论和技术都属于计算思维的核心要素。计算思维不仅为编程所使用,还被广泛应用到其他领域。只要能被精确描述为工程组织或工艺过程的领域,都可采用计算机程序那样的思维表达方式。计算机拥有快速处理信息和符号的能力,这极大推进了计算思维的表述、形式与内容的深入探索。在这一情境下,计算思维被广泛关注和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计算思维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计算思维无处不在,使用计算思维来求解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事实。当计算思维真正融入人类生活时,它不仅为人类理解世界提供智力工具,还为人类改变世界提供有效工具。

计算科学和工程的发展,推进了诸如“什么是计算”“什么是可计算”“什么是可行计算”等问题的研究,由此推进了计算思维的发展。不仅是计算思维的概念、格式和结构进一步明确化,而且计算思维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可计算性”思维图式,以计算隐喻心灵、生命乃至整个宇宙,把物理世界、生命过程甚至人的心智都视作可计算的,这就使得以“可计算性”思维图式不仅改变着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还改变大众的思维和问题求解方式,从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

二、“可计算性”的资本现代性根源

从计算思维的相关论述可知,“可计算性”思维图式是一种形式化理性,这种形式化理性是现代性的重要侧面,理解这一点对于把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是至关重要的。本质上说来,所谓现代史,是作为物质力量的资本与作为精神力量的“可计算性”亦即形式化理性的汇流。借助科技,资本将擅长形式化、抽象化、合理化和数量控制的形式化理性,转化为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并由此建立了全球性霸权。在此意义上,资本与作为形式化理性的“可计算性”的联盟,是最具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既将资本改造为由形式化理性武装起来的现代资本,又将形式化理性重塑为凭借资本力量而不断发展的意识形态。

1.现代性的后果之一是“可计算性”成为衡量价值的准则。现代性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概念,也并不意指任何一代人对其所处时代的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本质在于,它是启蒙思想运动的想象性建构产物。从根本上说来,它是对启蒙精神的弘扬。从根源上来回溯现代性之缘起,可以说现代性的发展遵循这样一条嬗变之路:由启蒙开启的理性崇拜,拉开了现代性演进的序幕,而现代性演进的历程也是启蒙理性不断片面化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提出三个重要观点:其一,“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6](P4);其二,“形式逻辑成为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它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算计世界的共识”[6](P4);其三,数字成为启蒙精神的准则。同样的等式也支配着资产阶级的正义和商品交换。可见,理性仅仅成为通过可计算的方式建构体系的工具。理性计算精神是现代性赖以存在的基础。计算理性是工具理性的体现,它秉持科学精神,崇尚效率,保持价值中立,但是由于计算理性的泛滥,导致价值理性的旁落,这也为现代性危机埋下种子。作为一种计算形式化程序,理性化不仅获得自身的长足发展,还被扩展至人类实践诸多领域,并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实现了统一。

2.“可计算性”逻辑的灾难性后果是文化工业机制的计算化。这种计算理性贯穿于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即“在现代社会中的支配地位使得可计算性成了绝对标准,它成了衡量所有过程与观点的真正价值的惟一合法的尺度,任何无法计算的事情都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7](P81)。计算理性贯彻到文化领域的结果是催生了文化工业,计算性原则体现在文化工业总体性运行体制中。“计算化”的现代性意识不仅体现在文化生产中,还体现在文化消费中。阿多诺在《文化工业概述》中指出:“尽管文化工业毫无疑问地诉诸它所关注的成千上万的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大众却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是被计算的对象和机器的附属物。”[8](P158)阿多诺在这里揭示出现代性的图景:启蒙之后,伴随着神学形而上学的终结,文化不再是关于“神启”的阐释;相反,文化把大众当成了可计算的客体。

3.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以“可计算性”来调节生产和管理社会。这种方法甚至被扩展到一切社会生活。物化的、可计算的、具有数学或自然科学精确性的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典型特征。现代性的原则是主体性原则,也就是个人的独立和解放,但在卢卡奇看来,这样一种主体性原则也是虚假的。因为“在市场上的商品运动,它的价值的形成,一句话,每一个合理计算的现实回旋余地不仅服从于严格的规律,而且要假定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严格的规律性作为计算的基础。因此,个人的原子化只是以下事实在意识上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9](P159)。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理论,资本主义把经济领域中的可计算性思维方式渗透到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就是说,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渗透到经济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作为一个学术观念,现代性起源于对历史事实的断裂性描述,也曾成为社会批判理论家的核心范畴工具,如今再度用以描述为资本和人工智能技术共谋所表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态势。

三、“可计算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效应

通过考察“可计算性”的资本现代性根源,我们发现“可计算性”构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隐秘逻辑。如果说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倾向是世界的神秘化,那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是通过“可计算性”解蔽这种神秘化来为世界祛魅,并以此来确立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自然科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共同确证了“可计算性”的思想倾向,这个倾向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话语基础。一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自然甚至整个世界被视为可量化、可计算的因而可为人所理解和把握的:开普勒的天文学充分显示了自然科学精确的预见性;伽利略的物理实验将自然的运行机制转换为可计算的过程;牛顿力学证明了空间及其属性的可计算性。由此,自然科学取得的成就使得人的理性不断膨胀,因自然的神秘性而栖居于人的思想中的神灵丧失了存在的根本依据。正如韦伯所言说,“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10](P29)。另一方面,“可计算性”的思维方式也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比如,笛卡尔哲学开始引入数学思维方式。此后,以数学方法来建立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成为时代潮流。可计算原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也得到了精致的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突出贡献是将劳动价值化和可计算化。由具体劳动向一般劳动的抽象化再向劳动时间的量化,导致商品和劳动的价值是可量化、可计算的,这就意味着商品的质的差异性被抹平,只有量才具有现实意义。由此,一切存在都被资本主义纳入普遍的商品形式中,因而一切存在的价值都是可计算并且可由货币来衡量。货币能把所有不可计算的价值进行通约并转化为可计算的量。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拜物教的阐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也就是商品交换的形式。这种商品交换的形式,实质上就是工具理性意义上进行计算的形式。

2.奠基于“可计算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构成了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基础。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主张是自由、平等和民主,从根源上说来,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奠基于“可计算性”原则上的。“可计算性”直接抹平了所有个体的人的质的差异性,只将其看作量上可计算的、平等的,这种平等的政治表现就是民主政治。由于商品生产与交换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形式,“可计算性”具有一种吞噬一切的魔力。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这种魔力“把政治变成可计算性的形而上学命题”[11]。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激发了平等和自由这样一种政治诉求。通过对劳动时间的量化,从而使劳动和价值成为可计算的,即可由货币来计算,这就为普遍的商品交换提供了理论基础。可以说,以劳动价值论来表述商品交换,是对个体参与商品交换时享有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的抽象的理论表达。“可计算性”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政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形式上的合理性而实质上的不合理性。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形式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可计算的’裁决,以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行政管理, 对无财产的群众并不合适。当然,在他们眼里,司法和行政似乎应起到把他们与有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机会平等化的作用。但是,只有司法和行政现出非形式性质的时候,它们才能执行这种功能。”[12](P89)可见,“可计算性”肯定效用性而排斥实质上的平等、自由和民主。因此,可以说,奠基于“可计算性”原则的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和民主,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排斥任何实质性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关怀,其实质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保障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只有资产阶级才能真正从这种形式化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中获得利益。

3.可计算性原则还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构成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话语基础。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抑或日常生活领域,“可计算性”都表征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独特特征:可计算性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支配性地位,因而强化了形式合理性,发展了借由一种精确计算的、可量化的方式去实现各种各样的目的,而无论其是否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可计算性”仅着眼于各种方法更具有效果性,而对于何谓“应当”、何谓“正确”、何谓“幸福”这些日常生活重要议题则漠不关心,也无力判定。总体说来,“可计算性”原则在两个方面构成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话语基础:一是“可计算性”导致资本主义无论是在经济、政治乃至精神文化上都呈现为一种对于道德和个体价值需求的漠然和无能。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可计算性”要求生产的高效性,只有那些能制造最大利润的消费意愿,才能被视为有效需求。“可计算性”原则实际上不考虑所有具体需求,除非这些需求能在市场上具有充足的购买力。二是“可计算性”塑造着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价值观——功利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根源上可追溯为“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归结为一种抽象的金钱和牟利的关系”[13](P114)。功利主义者把获得最大幸福作为道德目标,而衡量最大幸福的标准是利益最大化。在这里,效率、利润与幸福等三个概念紧密相连,幸福也成为可计算的了。

四、人工智能“可计算性”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新发展

21世纪以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与互联网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推向全新的发展轨道,“可计算性”作为统摄这些技术实践的一种理念和世界观,开始深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因而在理念、思路、方法、工具应用等方面都比传统时代更为先进和复杂。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是由算法权力规训与数据化的个体实践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的。

1.计算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可计算性”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数据化是“可计算性”理念的实践工具。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出,大数据是“指一种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的过程。数据化和数字化大相径庭”[14](P104)。数据除了数字这形态以外,还有诸多形态,比如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可见,数据化是数字比特的结构化集合。以“可计算性”为底层逻辑建构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天然地具有数据化生产的特征。人工智能时代活跃在网络空间的数据化生存个体,其一切行为都被进行数字化的比特转换,进而通过复杂程序的计算,最后以数据化形式存在和呈现。可见,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数据输入的过程,数据化意识形态隐秘地塑造着大众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数据化意识形态不断地建构主体。意识形态是为了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而采取普遍化形式的思想体系,“普遍化”这一属性决定了意识形态必须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言,这一共同的逻辑结构是由“可计算性”建构的。虽然资本现代性的发展进程实质上可视为一种以“可计算性”理念为内核的量化演进史,但是随着资本逻辑和可计算化趋势的发展,“可计算性”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逻辑结构,也发生了由理念外化为实践的巨大转变。

2.“算法是一个与计算具有同等地位的基本概念”,“一个问题是不是可计算的,与该问题是不是具有一个相应的算法是完全等价的”[15]。人工智能的基本要素包括算法、数据和算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成为蕴藏巨大价值的意识形态战略资源,而算法决定人工智能技术意识形态的深度和功效。资本一旦掌握了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和大数据,资本权力就转化为算法权力开始逐渐在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和全球意识形态霸权竞争中发挥重要的功效。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成为蕴藏巨大价值的意识形态战略资源,而算法决定人工智能技术意识形态的深度和功效。在数字化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行动轨迹转化为数据被传递到各类应用平台,并存储于云端,成为投喂各种算法的资源,只有经过算法的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才能实现。“可计算性”理念愈来愈显示出它在各个领域的威力,从“可计算性”的角度来审视世界,也成为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殊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的运作机制通过建构物理世界、生命过程和人类心智甚至整个宇宙都是算法可计算的这样一种世界观,从而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基础。尽管“可计算性”理念受到不少质疑,即使在将来强人工智能可以实现的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人与物理世界的偶然相遇,依然是不可完全计算的,但是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通过充分借鉴物理学、生物学与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人类计算的疆域将会得到进一步拓展。

因此,“可计算性”不仅对于理解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隐性逻辑至关重要,还带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新课题。当大数据、算法关涉资本、权力时,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就变得更加激烈。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指出:“我们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16](P72)当人们深锁于“可计算性”数据结构中,依据“算力”“数据”“算法”来思维、判断和抉择时,应警惕为隐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霸权所操控。人工智能时代要实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基本目标,必须精准把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及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新挑战,并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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