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留守的孩子对父母的渴望恳切，有时得知爸爸妈妈要回家了，会忍不住告诉所有人。爸妈回来后，他们会骄傲地昂着头，告诉全班小朋友，‘今天放学妈妈来接我’。”

开办幼儿园后，刘月时常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童年的影子，孩子们因为为爸爸妈妈回家的雀跃、忍不住同小伙伴分享爸妈回家后的喜悦，影影绰绰，和自己童年时的情景交织在一起。

1993年出生的刘月，成长经历暗合了上世纪90年代城乡流动的大势。她出生的河南宁陵农村，外出务工当时已渐成趋势，以男劳动力向外输出为主。“回来几天，又走了。”这位90后，提起童年，父亲的形象多是模糊的。

30年过去了，当初的留守儿童长大了，每个人的成长轨迹看似不同，却有着极为相似的路径。

孩童时代留守，而后离开家乡外出务工或上学，到了适婚年纪，回乡操办婚事，婚后孩子出生不久便继续外出务工。也有少数走出乡村，留在城市，不必经历命运的复刻。但多数人每年往返于乡村与城市，做着候鸟式的迁徙。他们留在家乡的孩子，成为留守二代。

手机里的爸爸

刘月的女儿田野觉得爸爸是活在手机里的，父女两人常态的交流隔着屏幕，当爸爸出现在对话框里，田野会跳起来，拍着手，顺势抱着手机亲一口。一年中为数不多见面的时候，“三维”的爸爸相反变得陌生了。她会躲开，跑到一边，偷偷地观察着。

在一岁半孩子熟悉的场景中，妈妈、姥姥、姥爷和小朋友们是生活的最大圆圈。田野很爱黏着刘月，尤其是午睡后，要妈妈哄才能消解掉的起床气。她也会跟在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后面，课外活动时含糊地喊着，“学霸学霸，清华北大，统统拿下。”

她和他们一样，还不懂这句话的确切含义。

2012年，一份针对1200多名80后、90后外来务工者的调查结果显示，近6成受访者曾是留守儿童，他们的孩子正在或已经成为新一代留守儿童。

不久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中国儿童中心组成联合课题组，奔赴全国28个县开展“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状况调研”显示，根据孩子由谁照看、是否与父母同住、父母多久回一次家等选项综合，3～6岁儿童中，双留守和单留守占比75%，0～3岁双留守和单留守比例约70%。

6岁的王子墨也是刘楼乡的双留守儿童之一。王子墨在刘楼乡实验幼儿园读学前班，见到陌生人，眼神胆怯，赶紧贴着前面的小朋友。放学了，姥姥葛玉英带着两岁的妹妹王子彤来接他。葛玉英是被拉回来救场的。2019年11月，妹妹王子彤满两岁，王子墨妈妈王娟决定再次南下务工，他就成了一个双留守儿童。“我在新疆干活，她公公婆婆走得早，要不我也不会给他们看孩子。”52岁的葛玉英说道。年轻时和丈夫一同去新疆干活，剪棉花、割麦子，三个孩子大半的成长时光都“搁家”里。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潘璐表示，农村人口的城乡流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从青壮年男性为主扩展到年龄周期跨度更大的男性与女性村民。

复刻的童年

刘月2011年从商丘幼师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商丘宁陵县曹西庵村办幼儿园，从一个留守儿童，变成留守儿童的守护者。

幼儿园里，双留守儿童比例大概占70%，20%的孩子妈妈留在家里，其中不少是在照顾二胎，只有10%，父母能够陪伴在身边。

“双留守的孩子无比渴望同父母在一起，有时得知爸爸妈妈要回家了，会忍不住告诉所有人。爸妈回来后，他们会骄傲地昂着头，告诉全班小朋友，‘今天放学妈妈来接我’。”刘月说。

那些被父母归来与离开牵动的心情，刘月也有过。两年前，女儿田野出生，几乎复刻了刘月的童年。10岁，刘月晚上一个人不敢待在屋子里，即使开着灯，也需要人陪着。田野在家，门口有汽车经过，还会躲进妈妈怀里。刘月觉得，女儿的胆量与父亲的陪伴密切相关。爸爸的角色是坚强的，是把孩子高高举起放在肩头，应该是孩子心中的“奥特曼”。但田野3个月大的时候，爸爸便去了江西，一年回家两次。因为父亲的缺席，刘月两岁的时候，还不会叫爸爸。

陪伴是奢侈品。外出务工，是支撑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再回顾儿童时期，受访者多半对当年的留守无意识，“当时都这样”“爸爸是出去挣钱了”。但父亲的寡言、少年期的怅然若失，还是统统装进了记忆的黑匣子里。

自卑，王冰波再剖析时，觉得缺乏父亲陪伴以及父亲的沉默是最大的原因。父女的互动也是稀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父亲没张口问过。那时，王冰波羡慕“别人家的爸爸”。到高中了，王冰波不敢和男生对眼，读大学的时候，干脆钻进图书馆，远离社交。“以后不能找我爸这样的。”她和妹妹暗下决心。

“留守农民工”的新课题

到了为人父母年纪，真正的考验随之而来。

一年级的儿子陈思宇期末考了个位数，把代凯“炸”回了家。奶奶是文盲，孩子带得娇生惯养。陈思宇和陈诗媛兄妹俩，就在军陈村野蛮生长着。

“再走两年，就飞了。”代凯从苏州回家，和孩子的相处成了她的新课题。女儿陈诗媛相对省心，儿子陈思宇则是个老大难。这是一场对双方耐心的考验。代凯回家后，每天都要上演“战争”。有几次，陈思宇偷偷拿代凯手机给爸爸视频，哭哭泣泣地说，你快让妈妈走吧，奶奶在家就行。虽然陈思宇已经8岁，陈诗媛6岁，但在做母亲上，代凯仍旧是个新手。这8年里，有一大半的时间，她一直在浙江、苏州打工。转眼长大的孩子，让代凯有些措手不及。一道道数学题、拼音、写字摆在她和儿子的眼前，她还要再过一遍曾为作业头疼的童年。

有着留守经历的新一代农民工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如何为人父母”的考验，他们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家庭观和人生观将对自己的养育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着新一代留守儿童成长的家庭氛围以及他们的社会化过程。相较于第一代留守儿童，有学者指出，大多数留守二代在婴幼儿时期就进入了留守状态。由于婴幼儿时期父母的缺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替代，导致他们心理和认知存在一定偏差，尤其是在父母的认知方面可能会有严重的后遗症。这是对两代人的考验。

跳出圈子

平日里，代凯说话直接短促，也有一瞬间，生活的万般重压都涌上来，她微微叹了口气，“现在不上学就像是不识字的文盲。”初中毕业后代凯去苏州打工的电子厂已经倒闭了。

葛玉英作为第一代外出务工者，经常给尚在读高中的儿子唠叨：“你看我没文化，就只能出去打工，天热就在外晒着，一天能挣多少钱。还是上学好，以后能坐办公室吹空调。”他们都希望下一代能跳出阶层固化的命运。

刘明福小时候，家里粮食紧张，还需要姥姥送麦。现在的留守孩子，已不再经历父辈的那种苦涩，但仍然重复着相似的流动轨迹。

30年前，葛玉英们去建筑工地掂泥，去新疆种地，到了年轻一代，大多走进工厂，在时代发展最前沿的流水线上工作。工资从一天几元涨到几百元。有钱了，回村子里盖起敞亮的二层小楼，每年春节，在新盖的房子里待两个星期，把孩子留下，然后又是一段漫长的离开。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潘璐认为，农村人口的城乡流动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经历了30年的蓄积与生发之后已经由最初的一种特异性的经济行为演变为席卷并渗入中国农村社会的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成长造成的负面效应正不断累积，通过代际循环的方式对整个农村人口的发展形成深远影响。

好在，新的趋势正发生。

曾经在不少地方走访调研的中南大学讲师雷望红说，在二代农民工挣钱能力还不错的情况下，与子代的互动比上一辈要密集。此外，由于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更多农村家庭倾向于将年轻女性留在家中照顾小孩。

代凯从苏州回家后，就在邻村的玩具厂打零工。刘明福则成了瓦屋刘村罕见的年轻男性，经朋友介绍开始做网络游戏装备生意，在家守着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能有不错的收入。陪儿子的时候，他会把手机调成静音，骑着电动车，带儿子到处转转。

“青年务工者的回流不只是对城乡经济转型的回应，对于农村人口、家庭乃至乡村社会的再生产都将具有重要意义。”潘璐说。

“明年不让他去那么远的地方打工了。”王冰波说，两个人在县城租个房子，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下班后能陪着儿子女儿，周末一家人去公园玩耍。这是她理想的生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