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非非 秦文宇

摘 要：作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的一个奋斗目标，美好生活必然有其重要的价值期待。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学界大致基于人的主体发展需要、发展价值观的嬗变与重构、美好生活及其价值实现等视角，对“美好生活价值引领”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与阐释。为推进该主题的扩展与深化，可以进一步从基础价值引领、根本价值引领、目标价值引领、核心价值引领等层面进行价值重构，并且未来研究可以紧抓话语建构、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理论脉络。

关键词：美好生活;价值引领;发展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11-0105-06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习近平新时代美好生活观研究” （18XK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非非（1993-），男，陕西长武人，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秦文宇（1987-），男，陕西靖边人，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作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的一个奋斗目标，美好生活必然有其重要的价值期待。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美好生活已成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方位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目标诉求，关于美好生活价值引领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引起国内学界高度重视。基于此，有必要对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学界针对美好生活价值引领的相关研究进行学术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推进这一主题的深化与扩展。

一、基于人的主体发展需要视角的研究述评

美好生活首先是属人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政治话语自孕生始便与人民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命题，美好生活“为了谁”“为了什么”的问题首要地与人的主体发展需要紧密相连。也正是基于此，相当一部分学者通过人的主体发展需要视角探寻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一）人的主体发展需要在根本上确立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美好生活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探讨对探寻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对此，武素云、胡立法认为，人的需要促进人自身发展、社会生产发展以及社会意识发展，以此使得美好生活成為可能[1]。在个人视域下，刘睿、王越甚至对美好生活基本价值及其谱系结构进行了划分，指出尊严、幸福、和谐构成美好生活的构成性价值，审美、自我实现、全面发展构成美好生活的范导性价值，自由、公正构成美好生活的支持性价值[2]。

然而，基于人的主体发展需要探寻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与刘睿、王越不同，绝大多数学者乃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对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进行哲学追问。立足于马克思人本思想，毛勒堂、韩涛指出，美好生活作为人的生命存在本质的对象化过程，其在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等诸生活维度均被标定了美好的价值诉求[3]。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人民不断扬弃客体、追求客体价值的根本动力。因此，张明霞、毛志强认为，对美好生活需要正确引领的崭新思路在于，要在准确把握美好生活需要时代意涵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精神、唯物史观的思想立场作为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导向[4]。张三元认为，美好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美好生活以生活方式呈现人的全面发展状态，人的全面发展是美好生活的价值旨归[5]。对此，张三元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思想立场，指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是美好生活的核心内容，美好生活的根本价值指向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6]。马纯红则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视角，指出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坚持人民这一价值主体，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是美好生活的价值担当[7]。基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武潇斐以“劳动”为价值中介，将扬弃异化、合乎并趋近人的本质、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劳动定义为通向美好生活的创造路径[8]。同样以劳动为价值切入点，吴宏政、吴暇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劳动所具有的使用性价值和精神性价值，分别为美好生活提供了“获得感”和“尊严感”，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劳动价值”[9]。

当然，也有学者立足于其他学科视角对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进行哲学追问，如立足于伦理学的研究视角，寇东亮认为，美好生活在日常性和自在性、精神性和超越性等两个层面蕴涵内在的“自由”逻辑，即美好生活是人的一种感性享受的“常态自在”生活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积极自由”生活[10]。立足于美学视域，朱爱军认为，培育“立美宜人”的文化精神、塑造完整的人是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诉求与关键基点[11]。

从以上相关研究来看，基本都将美好生活的价值指引设定为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然而，这些研究实则都将美好生活的价值设定到抽象的个人层面，虽然具有较为彻底的理论支撑，但却缺乏一定的现实观照。

（二）“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本身蕴含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转化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极大兴趣。汪青松、林彦虎认为，“美好生活需要”在生活品味性、层次性、品质性等方面与“物质文化需要”存在根本区别，人民高品位、高层次、高质量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需要新时代中国社会向平衡发展跃迁[12]。郑功成认为，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不会像“物质文化需要”伴随物质财富增长而得以解决，而是需要在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硬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民主法治软需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13]。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倾向于对 “美好生活需要”和“物质文化需要”的价值比对以及意义说明，但就“美好生活需要”转变本身所蕴含的具体价值却论及较少。

二、基于发展价值观的嬗变与重构视角的研究述评

值得注意的是，美好生活不仅仅是理论建构层面的目标形态，更是一种具有丰富价值引领的发展实践。美好生活的孕生，不仅彰显了发展价值观的嬗变，更对发展价值进行了重构。因此，相当一部分学者基于发展价值观的嬗变与重构视角探寻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一）美好生活在发展价值观的嬗变中确证其价值引领

美好生活的历史孕生与实现进程本身伴随发展价值观的嬗变，并在这种嬗变中确证其价值引领。对此，钟明华、董扬指出，美好生活的提出是对发展价值观的回归与重构，既彰显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又将发展的目的直接指向对人民现实生存与生活的人文关切[14]。张卫伟、王建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论的理论视角，进一步指出，美好生活具有贯通“当下”与“未来”的多重价值内涵，具体表现在美好生活不仅体现在人民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幸福体验，同时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乐观信念[15]。面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基于后物质主义的理论视角，林斌、江虹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蕴含人民从对基本的生存发展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价值转变，因此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应在重建发展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亦即实现美好生活的发展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绿色和谐、平衡共享[16]。

值得注意的是，从发展价值观嬗变出发确证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要求对与美好生活相适应的发展价值观进行追问。对此，张媛、袁祖社从价值理性的视野出发，着重审视追求美好生活进程中的价值失衡问题，并由此将协调发展定义为美好生活在发展实践层面的秩序诉求，进而以协调发展对美好生活进行价值关涉 [17]。面向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失范引发的当代人异化的生活状态，李铭、汤书昆在马克思生活哲学视域下重新审视美好生活的“合理方式”，指出应该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平衡生活与生产关系，以及培养自我建构的成长观，并以此作为实现“美好生活方式”的价值导向[18]。从马克思生命观视域出发，张懿认为，美好生活应将人的整体性生命存在予以核心考量，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关系，在美好生活目标实现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破除生态、交往、意义三大危机[19]。立足于对价值规范需要的视角，张学鹏认为，美好生活应该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作为一种目标实践，美好生活的根本价值应以变革发展为遵循[20]。李洋则立足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角提出，“自由時间”的大量生成以及对“自由时间”的普遍占有和内化已经成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并已经成为美好生活实现的主体价值维度[21]。

从以上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他们的重点在于构建符合美好生活诉求的合理性发展价值观。但就单个的研究结论视之，研究者的对美好生活价值引领的归纳不够全面系统，这点从研究者结论之间的重合和互补就能看出。

（二）新发展理念蕴含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新发展理念与美好生活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关乎发展的政治新话语，其在价值引领上必然具有相同旨趣。基于此，张全胜从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构成出发，认为生活、人民、美好、人民美好生活相应构成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基石、价值主体、价值标准和价值目标[22]。袁祖社从制度实践的合理性出发，以探究新发展理念的价值论基础为审视基点，发起对美好生活实践价值的追问，并将美好生态、正义社会、品质生活定义为内含美好生活合理性发展实践的本质价值规定[23]。更进一步，袁祖社通过对现代性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反思，认为新发展理念蕴含对现代性社会生活价值的新诠释，蕴含文明性、和谐性、包容性、生态性和正义性的生活信念，并以此完成对美好生活的价值创构与引领[24]。项久雨则通过对唯物史观下社会发展理论与美好生活的理论分析，认为新发展理念与美好生活在实践层面存在相辅相成的密切联系，新发展理念在实践层面建构起了美好生活的革命性意义，并以此实现了对中国道路的价值引领[25]。

从这些现有研究来看，研究者们深入探知了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但这种研究视野本身较为狭窄，缺乏对结论的进一步确证。

三、基于美好生活以及价值实现视角的研究述评

从美好生活及其价值实现的视角推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不失为一种更具实践指向的研究方法。毋庸置疑，美好生活及其价值最终必须在实现中确证自身，否则，美好生活本身就失去了价值与意义。因此，基于美好生活以及价值实现视角探寻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也就成了一些学者的选择。

（一）以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推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基于新时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互动，时伟、刘焕明认为，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新时代社会资源的平衡与遵循公平正义的再分配，因此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在实践中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引领[26]。李喜英立足历史价值指向的高度，认为谋求高质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追求公平正义的发展，分别回答了美好生活的基本价值指向、根本价值指向和现实价值指向[27]。罗建文、陈兴康否定了以“资本逻辑”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认为发挥社会主义优势进行“劳动修复”才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因此应立足于劳动价值论、劳动幸福价值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价值层面实现劳动修复[28]。刘红英、刘创以群众路线的价值属性构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认为群众路线所具备的认识论价值、科学决策价值、执法合法性价值分别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途径及保障[29]。周中之认为，美好生活是和谐与善的生活状态，实现美好生活必须以相应的伦理理念作为价值引领，因此应坚持问题导向，以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的发展伦理、公平正义的分配伦理、绿色简约的消费伦理作为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30]。

不难发现，基于大体一致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研究者得出了具有一致旨趣的研究结论，但其研究结论大多归于发展伦理层面，理论纵深有待进一步深化。

（二）以美好生活价值的实现助推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在怎样的价值引领下，才能让美好生活得以价值实现？对此，吉文灿认为，“人民中心”“人民多元化”“人民增强获得感”分别从价值理念、价值选择、价值目标等三个维度诠释了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维度，相应要通过制度设计、政策配套、文化建设给予人民美好生活以价值实现[31]。面对资本逻辑对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价值原则构建的规制，袁祖社、刘华清认为，实现美好精神生活在个人、民族、人类三个维度的价值回归至关重要，对此要从物质与精神合理张力保持、优良社会精神生态系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树立等三个方面来实现其价值回归[32]。刘吕红则将价值实现提高到创造人民美好生活根本旨归的高度，并从价值的产生出发指出，在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供给中要理清人的价值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实现，以及自我价值向社会价值转换等价值实现过程[33]。立足于美好生活的新时代构型，胡军良认为，美好生活的价值关怀需要通过意义逻辑、价值尺度、境界维度等三个维度在价值层面进行映照，其分别表征美好生活在摆脱资本支配、摆脱工具支配、规范和引导美好生活主体的生活价值观等三个层面的价值关怀[34]。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与冲突，赵建波、解超认为，美好生活只有与基于与其相联系的普遍而真实的权利正义诉求才能保证其有效性，对此，普遍而真实的权利正义诉求承担起美好生活新价值叙事与实践指引[35]。潘丽文、万欣荣基于对新时代“美好生活”话语生成逻辑的解读，得出与赵建波、解超相同的结论，他们指出，“美好生活”话语是一种观照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整体性价值期待，是对人民多重“权利应得”诉求的话语总结，人民普遍权利正义诉求正是“美好生活”话语的精神实质[36]。

总体来看，研究者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成果相对单一，基于价值实现视角研究尚存较大扩展空间。

四、新时代美好生活价值引领的思考与重构

美好生活不仅是党和人民的主观期许，也是时代的客观期许。因此，对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研究，应置于时代客观期许下，兼顾党和人民的主观期许，进行观照现实、面向未来，立足国内、面向世界，洞彻理论、指引实践的系统性研究。但在对当前国内学界的文献观点进行整体性检视后发现，国内学界对美好生活价值引领的研究尚存在系统性研究不够、研究视角相对狭窄、研究成果缺乏现实观照等不足之处。鉴于此，可以在时代期许下从基础价值引领、根本价值引领、目标价值引领、核心价值引领等四个层面对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进行梳理串联、深化重构，以此确证美好生活所应具备的更强大和更具说服力的价值引领。

（一）基础价值引领：对时代问题和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把握和全面领悟

探寻美好生活的基础价值引领，需要从美好生活的生成逻辑入手。由此，美好生活正是在对时代问题和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把握和全面领悟的基础上生成的。正如前文一些学者通过美好生活在发展价值观的嬗变与重构中确证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其理论视角即源自于对时代问题和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把握和全面领悟。与此同时，也可以将美好生活理解为在对时代问题和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把握和全面领悟后的思想产物。亦如有学者认为，立足于时代问题与社会现实，“美好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与“幸福”生活并不完全等同，“美好生活”是以“美好新政”为价值期许的对社会整体面相生活状态的客观表达[37]。

（二）根本价值引领：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坚持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论及美好生活的根本价值引领，毫无疑问地与美好生活及其价值实现联系在一起。兼顾前文基于美好生活以及价值实现视角的文献观点，不难发现其所探寻的美好生活价值引领具备一定的根本性，并且均为实现美好生活所必需，并且在这些研究结论中，“公平正义”常常作为价值引领的高频词出现。然而，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的价值立场为大多数学者所忽略，且就美好生活的实现而言，“共建共享”这一根本价值也常常被弱化。综合来看，“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坚持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很好地归纳补全了相关学术成果，理应成为美好生活的根本价值引领。正如有学者对美好生活建设的中国道路的总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 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国在共建共享中逐步形成了美好生活建设的中国方案[38]。

（三）目标价值引领：解决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通过文献检视发现，几乎没有学者直接将解决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纳入美好生活的价值体系。事实上，美好生活的生成逻辑在根本上立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因此，解决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理应成为美好生活的目标价值引领。正如前文的文献观点，“美好生活需要”的轉变本身蕴含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通过从“物质文化需求”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探寻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实则正是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而从这些文献的研究结论来看，其所探寻的价值引领不过是为了达到更好地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这一目标。在此，鉴于这些观点的手段性，不妨将其全部纳入解决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美好生活的目标价值引领之中。

（四）核心价值引领：扬弃价值预设，构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美好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如前文所述，相当一部分学者通过人的主体发展需要从根本上确立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从马克思哲学理论、唯物史观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对美好生活价值引领进行哲学追问，但其围绕的核心始终是“人”以及“人的主体发展需要”，价值结论也最终旨归人的全面发展。实则，对美好生活价值引领进行哲学追问，预示着对价值预设的扬弃。这是因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一个终极的发展目的，是一切“美好生活”的必然旨归，共同朝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构建实则是构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美好世界。正如有学者指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类步入文明时代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39]。因此，就美好生活的核心价值引领而论，无疑应是扬弃价值预设，构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美好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五、结论及展望

围绕美好生活价值引领，本文在对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检视的基础上，对美好生活价值引领进行了时代期许下的系统性思考与重构。然而，受限于研究成果的理论视角，本文对美好生活价值引领的重构较为泛化与概括。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视角依然具有很大学术空间，至少能以下面三个理论视角为思想脉络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第一，可以从“美好生活”话语建构的理论视角解读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除了前文有学者基于对新时代美好生活话语生成逻辑的解读探寻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外，也有学者面对现代性困境与大众危机的话语创新挑战，指出在现代性语境下，“美好生活”话语深刻把握了凡俗生活与精神超越、个体价值实现与集体利益保障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成功化解和超越了现代性精神悖论[40]，相信这将为相关研究提供启发。

第二，从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解读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对此，有学者就曾指出，美好生活所蕴含的回归人民中心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核心，正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追求[41];也有学者指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内在蕴含了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路径转换，美好生活所蕴含的价值诉求在实践上要求构建起公共价值管理的良好治理范式[42]。伴随 “中国之治”“中国之制”理论研究的聚焦，相信该方面的研究会有很大探讨空间。

第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角度解读美好生活价值引领向世界的推广。正如前文所指出，美好生活就其核心价值引领而论，在于扬弃价值预设，构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美好世界。进一步而言，“美好生活”作为一种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学说，其不仅属于中国，更面向世界，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将美好生活推向美好世界的实现途径。亦如有学者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面向美好生活，因为美好生活提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总体目标[43]，这无疑也将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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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