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无论作为学理性论题还是作为政策性实践，都已成为我国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总体上讲，时代问题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逻辑前提，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必须把握时代问题与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内在联系;思维方式的创新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逻辑的内核，战略思维方式、制度思维方式、法治思维方式与底线思维方式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层结构;富强、正义与美好生活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意旨，富强体现国家政治目标的价值取向创新，正义体现社会生活图式的价值取向创新，美好生活体现个体心灵秩序的价值取向创新。

关键词：意识形态;理论创新逻辑;时代问题;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11-0032-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挑战及应对研究”（20JD71001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研究”（GD18XMK04）;广东省2019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十九大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课内外实践互嵌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庆娣（1980-），女，广东梅州人，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學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非常复杂的意识形态互动与艰难的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之中，这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既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也向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无论作为学理性论题还是作为政策性实践，都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但是，围绕这一议题的探讨大都处于“大词”或“普议”的言说层面，既难从思维一般走向思维具体，又难从“众声喧哗”走向批判性思考，从而难从宽泛的问题境域走向实质的问题焦点。在问题聚焦的过程中，如果既不能通过创新使意识形态理论回应经济全球化挑战、社会转型、公共生活建构和公民精神成长需求等时代重大问题，也不能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上有实质性的创新发展，甚至也不能在意识形态创新价值诉求中解决当今中国意识形态制度中一系列结构性的显性或隐性矛盾，那么所谓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探究就只能流于“语言狂欢”。鉴于此，本文从时代问题、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三个层面，深入揭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创新逻辑，以期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认识。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逻辑前提：时代问题

任何时代都有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根据时代需要对重大时代问题作出理论应答的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必须首先搞清楚该理论创新成果形成的时代条件，搞清楚它回答了什么样的时代问题。马克思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9要使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理论本身就必须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而这种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源泉就是理论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所谓“抓住事物的根本”，也就是这种具有深刻性和彻底的意识形态理论能够抓住时代的根本问题。因此，梳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逻辑，首先应当搞清楚当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面临什么样的时代问题，站在时代高度梳理、总结、概括意识形态创新逻辑的脉络和精粹。

1“时代问题”之学理辨析。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我们正确认识时代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依据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为划分标准，所谓时代问题就是对该时代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标志性特征的理论概括，它涉及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时代特征，它反映较长历史阶段的发展总趋势;二是世界格局，它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结构;三是国际形势，它反映全球各种矛盾的现状。概言之，时代问题是世界主要矛盾的客观反映，是国际国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和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可见，时代问题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民族在其特定发展阶段，都总是同时存在着各种问题和矛盾。而时代的根本性问题是存在于众多问题中的总矛盾，因此，时代的根本问题实质上就是时代本质，亦即时代精神。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代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关于时代问题的争论至今仍未结束。学术界对时代问题的研究和争论经历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以《世界知识》杂志社邀请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讨论时代问题为标志，昭示着学术界开始重视对时代问题的研究。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冷战的结束，由于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社会主义前途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也遭受质疑，许多学者展开关于时代问题的争论。第三次是20世纪末。以1999年爆发的科索沃战争为背景，学术界对时代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争论上。

那么，新时代的时代问题到底是什么？基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角度，学术界对新时代的时代问题之内涵、性质和特征形成了不同观点。学术界对时代问题的争论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国际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化是时代问题产生争论的客观原因，时代问题自身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是对时代问题争论的直接原因，但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何把握“新时代”的内涵。如何理解“新时代”？这里的“时代”不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时代，而是特定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2]也就是说，这个“新时代”不是历史学上划分的概念，而是政治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是党的十九大对我们所处时代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依据这一判断，所谓新时代的时代问题，是指深藏于历史表象之后，决定与支配着新时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从全局上统领和贯穿不同领域不同性质问题的总体性问题，是从本质上规定和制约各式各样具体问题的深层性问题。习近平指出：“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3]依据这一时代主题，新时代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国梦，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以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可提炼为何种总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给出了答案，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18我们党正是围绕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

2以“时代问题”为基本关切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对时代问题的本质进行揭示的过程。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必须把握时代问题和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内在联系。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主要是围绕时代问题而展开的。

首先，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創新意识形态理论的前提。从哲学上讲，“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是19世纪欧洲的时代总问题。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主要矛盾，对于理解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5]可见，马克思没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一种既在的结果，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再生产的矛盾过程。这一矛盾过程则主要起源于意识形态之中，也需要借助意识形态加以掩盖以便继续生产其自身。意识形态因此既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再生产的结果，又是它的前提。对此，乔治·拉雷恩作过一个精准的判断，“意识形态的生产，是作为主要矛盾再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进行的，因此，对于意识形态的解释工作也就只能立足于考察这一主要矛盾双方的关系来展开了”[6]。正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所关注的时代问题，就是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逻辑。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就是为破解这一时代问题，揭示破除资本占有劳动的途径、条件，从而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方法论，提供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合法性解释。

其次，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其本性在于对时代问题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应答。意识形态理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受到时代历史条件制约。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思想形态，是历史的、具体的，从不存在抽象的、超历史的、超时代的思想。思想变化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由历史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变化导致的。事实上，正是不同时空现实世界中的根本问题及其不断转换，推动着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逻辑转换;正是自觉的问题意识与明确的问题导向，促进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列宁指出：“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7] 20世纪初，列宁在对时代问题作出回答的基础上，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准确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及其发展，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一问题而展开的;从具体意义说来，主要是围绕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而展开的;更聚焦说来，主要是围绕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而展开的。时代的变迁，重大时代问题的更替，决定着观念的转变和新思想新理论的形成。

最后，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同样要遵循时代问题逻辑。新时代的时代问题为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提供了时空场域。习近平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8]在他看来，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抓住关键问题，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着力推动解决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可以说，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到深入推进的。以问题为基本关切的理论创新，是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始终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问题来推进。党通过对时代之问的回答，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市场经济及改革开放具有论证功能的、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理论新体系。这样，既能保持意识形态的历史连续性，又能实现执政党意识形态对新时代政治路线的合理性诠释、保护和动员，从而达到凝聚政治共识的目的。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创新逻辑的内核：思维方式的创新

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质是世界观，即如何“观看”世界。但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本意不在于提供一幅世界图景，而是经由此种世界图景向人们呈现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考察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任何理论的本质都是特定思维方式的体现。思维方式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质和要义，是构成意识形态理论最深层、最关键的因素，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区别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理论的质的规定性。作为深层结构的意识形态理论思维，几乎渗透于所有意识形态理论的构造、阐释和说明之中。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总是体现为其深层结构即意识形态理论思维方式的更替发展。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的战略思维方式。将战略思维运用于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是党中央提出的要求。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学习他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9]习近平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两个要务，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从哲学基础来看，西方战略思维倾向于将战略置于战争目的之下，是一种以战争为中轴的冲突主义战略观。而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源于中华文明“和合共生”与“民胞物与”之道，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境界，以非战为目的。其战略之道的精髓在于，强调万事万物之间的和合共生与互联互通，重视在谋全局中塑造机遇。可见，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宏观性。总体说来，战略思维是在确定战略目标、规划战略布局、设计战略步骤、选择战略举措时所运用的系统辩证思维，它要求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既善于从长远、根本、全面的角度看问题，也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方向和总体趋势。战略思维虽源于军事，但不限于军事，意识形态也有战略之道。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战略思维，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全面推进，又重点突破，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要全面深入地审视资本主义全球化所构建的世界秩序及其全球治理体系，摆脱其意识形态的束缚与蒙蔽，反思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预设前提，就必须立足于一种全新的战略思维。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的制度思维方式。所谓制度思维方式，“就是人们从制度上思考、分析、对待和处理问题的一种思维习惯、思维方法、思维定势、思维模式”[10]。制度思维方式的首要元素是制度，即是说，制度思维方式首先体现在对制度的认知和认同之上。制度思维方式是以制度为视角，以秩序与规范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的一种思维方式或思维模式。在意识形态理论中，思维方式與价值观共同构成了其深层次的“硬核”，这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相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的实质是“观念形态的国家机器”和“制度化思想体系”[11]。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规范性内涵和社会控制功能。从宽泛意义上说，制度思维方式与核心价值体系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两者是一个同质异构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意味着培养制度思维方式。蕴含在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制度思维，着眼于建构一套调整人们之间责、权、利关系的良性机制和合理规则。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制度思维方式，既是特定哲学的精神表达，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决定着国家的制度选择，也被所选择的制度所决定。因而，它实际上是人与制度、国家与民族互动的结果，凝聚着处于一定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对制度与国家最为本质的诉求。这种诉求伴随着民族的成长而凝聚并逐渐走向成熟。政治共同体的每一次重构与定型，实质是构成共同体的国家和民族竭力建构一套全新的制度以期实现自我重组和安排的过程。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现代制度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以及中国人对现代性的内在诉求的有机统一。把制度建设与意识形态治理相联系，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理论成果。制度自信能为推进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创造条件，而推进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则能强化制度自信。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的法治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的法治思维方式，体现为运用法律、法治话语塑造意识形态。文森特指出：“权力不只是粗暴的法律或有形的强制，而是对语言、道德、文化和常识的控制。大众由于观念的控制而受到压制和同化。”[12]法治意识形态区别于传统的权力政治意识形态，根本原因在于法治思维方式与政治思维方式的差异，表现为两者依赖的规则系统和话语系统的不同。法治思维方式的论证性，决定了意识形态运作方式是说服，而不是压服。法治意识形态经得起争论，试图通过论证、论辩获得意识形态认同。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创性地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要求运用法治思维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尽管法治与政治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但在依法治国境遇下，法治是政治的特殊形式，法治与政治具有一致性，即“法治就是政治”。政治转向法治的过程，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法治化过程。所谓意识形态法治化，就是法治思维方式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法治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从而形成法治意识形态。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之“推进”场域，主要是以法治思维方式架构政治意识形态，也就是在强化法治思维方式中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借助政治的推动力，即需要在意识形态层面认同法治思维，从而依靠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共识。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的底线思维方式。底线思维方式是以“底线”为导向的思维方法，着力于守住底线、防止发生最坏结果。底线思维方式最突出的特点是立足于事物发展的基础、基本和核心，侧重于从最坏处思考问题、预测风险和防范危机，是我国传统忧患意识思想在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思维方法中的自然延伸与逻辑发展。习近平特别强调把底线思维方式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理论重大原则来坚持。关于政治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底线思维方式，习近平指出“要有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13]49，也就是要坚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政治底线，绝不全盘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关于经济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底线思维方式，习近平强调要“守住经济增速底线”，“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13]98。关于文化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底线思维方式，习近平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时立足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否则“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4]164。关于社会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底线思维方式，习近平强调要“守住民生底线”[15]，才能守住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底线。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底线思维方式，习近平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14]209。总之，底线思维方式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构成，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维方式。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创新逻辑的意旨：富强、正义与美好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和价值旨归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发展，具体表现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共同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华民族与人民大众立场，胸怀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科学回应了人们对富强、正义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诉求，具有重大意义和时代价值。

1富强：作为国家政治目标的价值取向创新。明确把富强提高到一种新的高度来认识，不仅反映党在执政理念方面的创新，而且反映了党在意识形态理论价值导向上的创新。富强作为理解“建设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问题的基本理念和核心范畴，具有价值导向的意义。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富强范畴的内涵及意义尚未得到充分延展和系统论证，而从意识形态视角分析作为国家政治目标之价值诉求的富强，则更为罕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居于基础地位。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人们才可能有条件去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汉书·食货志》曰：“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16]《史记·货殖列传》曰：“君子富，好行其德。”[17]人民不能解决温饱问题，不仅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与践行，而且会“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86。“富强”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受到一些人的质疑甚至反对，理由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理想、信仰和信念为核心的精神层面的观念，而“富强”主要是一种物质性的追求，处于基础地位，不具有理想性和超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将“富强”与物质主义及与其相关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相混淆。因此，对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亟需从正面加以诠释，以显现其理想性和超越性。以富强为主导的价值诉求，不仅体现于历史目标、哲学理念的理论体系建构中，还进一步显现于政治本性的话语体系建构中，这种迥异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本性，集中体现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之间本质性的差异。这种迥异性的价值取向在本质层面体现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国家富强的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构成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和凝聚方式，这与中国道路以“富强”为现实保障的民族内部共同富裕和实质平等，以及民族之间和谐平等共处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