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探索及基本经验

2020-12-14李新芝杨华强

理论导刊 2020年11期

李新芝杨华强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阶层关系问题。经过不懈探索，我国阶层关系实现了总体和谐发展，并在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探索中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主要体现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理论是协调阶层关系的理论基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协调阶层关系的价值立场;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协调阶层关系的内在要求;坚持深化改革促和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协调阶层关系的动力之源;坚持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实现共同富裕是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基点。这些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对于新时代进一步协调阶层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阶层关系;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11-006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阶层关系问题研究”（16XKS011）;西南医科大学校级课题“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视域下革命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2019SQN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新芝（1966-），女，新疆石河子人，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华强（1987-），男，四川资阳人，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通讯作者，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高度重视阶层关系问题，积极促进阶层关系和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举措。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我国阶层关系始终保持总体和谐发展，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阶层关系问题，在协调阶层关系问题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成功做法和创新举措，巩固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和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处理好包括阶层关系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探索

协调阶层关系、促进阶层关系和谐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探索历程中，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层关系和谐发展道路。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逐步形成认识阶层关系的基本范式，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探索取得积极成果，但也存在一定失误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和建设任务的转变，把协调阶层关系融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之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促进工、农、商等社会关系的调整。在协调阶层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作出了积极探索和有益的贡献，但存在一定误判。

1从人民内部矛盾的视角分析阶层关系矛盾的本质。1957年初，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重点讨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协调阶层关系问题的一次伟大探索。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时我国社会阶层矛盾的主要内容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及其内部之间的矛盾。阶层矛盾的性质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而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解决阶层矛盾的思路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协调阶层矛盾的具体方法就是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在此阶段，毛泽东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阶层关系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使我国能够顺利走过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2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作为形成新的阶层关系的重中之重。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马克思曾提出和平赎买的设想，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再次分析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的一面，又有接受改造的一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民族资本还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在工商业者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2]此后，我国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围绕“和平赎买”的政策和原则，通过“四马分肥”协调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逐步地把民族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实践举措既一定程度上消灭了剥削，又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改造，为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创造条件。

3明确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但存在误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进行了再探索。1949年到1956年期间，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进行了正确判断，认为知识分子阶层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初，为调动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且指出：“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樹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3]以此进一步处理好知识分子阶层同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但从1957年开始，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他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出现了误判。到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在反右倾扩大化中给部分知识分子戴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导致我国社会阶层关系出现普遍紧张的局面。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三大，我国阶层关系出现崭新局面，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探索在方法论上取得突破

在此期间，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理，以非凡的勇气对过去“左”的阶级观念和做法进行了根本清算，紧紧围绕经济建设目标协调阶层关系，为维护安定团结打开了新局面。

1对我国原有的阶级阶层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定位，形成阶层关系的基本格局。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工人阶级是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紧密相联系的，是推动我国改革和现代化事业最基本的动力。随着改革开放在农村取得突破，农村社会阶层内部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内部分化、分层和重组，传统的农民阶层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知识型职业者阶层、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等不同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出现了农村知识阶层和相当规模的富裕农民阶层。面对这种分化，邓小平认为农民阶级依然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以职业分化为特征的农民阶层分化使农村的生机和活力逐渐突显，工农联盟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加巩固和发展。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进一步讨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知识分子和劳动工人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他们的差别只是在于劳动方式和社会分工不同，而不是阶级对立。从思想观念看，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上已经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已经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样，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恢复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实现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拨乱反正。

2开始把对新的社会阶层性质的认识作为协调阶层关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我国私营经济发展速度快且平稳，个体、私营企业涉及的行业逐步扩大，企业组织形式发生质的转变，民营科技企业成为私营企业中的一个亮点。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促使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改变，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在我国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外形成了一个新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的，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但他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邓小平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但私营企业主阶层不会也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对私营企业主性质的把握既要在微观上进行综合考察，又要在国家利益和民族振兴大局中进行总体把握。

3把解决或缓解阶层矛盾的新思路作为协调阶层关系的重要抓手。邓小平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出现的过错，在科学分析我国阶级阶层状况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在协调阶层关系解决阶层矛盾的方法上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解决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他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和“共同富裕”的政策，在不断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协调人民内部各阶层矛盾的基本前提。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他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构建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靠民主法制来解决人民内部阶层矛盾，明确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在处理阶层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化解阶层矛盾。他认为，在处理阶级斗争问题上“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4]371。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在协调阶层关系中必须有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多种手段，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切实解决好人民内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

（三）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中共十六大，奠定阶层关系和谐发展的基础，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探索在转型期向纵深发展

在我国社会深刻转型的新的历史时期，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客观实际和时代特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和国家工作发展的全局出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协调阶层关系的思想，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进一步把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向前推进，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阶层关系问题的新观点、新思想、新举措。

1进一步深化了对我国原有社会阶级阶层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阶级人数增加，内部层次复杂化，流动性加大，逐渐由以体力劳动为主向以脑力劳动为主转变。面对工人阶级队伍的重大变化，江泽民指出，这些变化没有动摇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他们的先进性本质没有改变，领导阶级的根据和基础没有改变。因此，要在政治上保证职工主人翁地位，在制度上保证职工经营管理，在组织上加强队伍建设。在农民阶级问题上，他指出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认为“三农”问题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对农民阶级而言，“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5]，必须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只有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才能保证我们的方针政策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进而指导和推动农村改革。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以及协调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关系问题上，江泽民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这是由知识分子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的，能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因此“要增进党、政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理解和团结;要增进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之间的理解和团结;知识分子之间，特别是老、中、青知识分子之间，也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6]。这些探索突出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协调阶层关系提出了新要求。

2把对新的社会阶层的阶级属性、地位和作用的界定作为协调阶层关系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促使大量新的社会阶层出现。江泽民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變化还会继续下去。”[7]286“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7]286这指明了新的社会阶层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实践者，也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因此，对待新的社会阶层既要“充分尊重”又要“积极引导”，以此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提出了判断各阶层人员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基本标准。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收入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对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人而言，财产收入的增加其来源是合理合法的，对财产的支配和利用也是积极进步的。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一个人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究竟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如果单一地把财产拥有多少作为判断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就不符合变化了的中国实际。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是否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好政治这一关;是否扰乱市场，是否守法经营诚实劳动，把好经济这一关;是否爱岗敬业，把好社会这一关，以利于正确判断新的社会阶层的历史作用。

（四）从十六届四中全会到中共十八大，促进阶层关系和谐发展成为共识，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探索向构建现代阶层结构转变

协调阶层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以协调阶层关系。

1明确了正确认识和处理阶层问题的新目标。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新状况、阶层分化的新趋势，胡锦涛进一步深化了对我国阶级阶层关系的认识，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他提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8]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明确提出了促进“阶层关系和諧”的命题，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阶级阶层关系的一个根本性和总结性论断，而且更加突显了阶层和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了对协调阶层关系理论和实践的一次重大突破。

2构建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新中国成立之初，以身份制为基础，我国形成了“两阶级一阶层”的“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以职业为基础，我国的阶层结构演变为“洋葱头型”的阶层结构。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橄榄型”的阶层结构被认为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就是中间阶层占社会的大多数，而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在社会中比重较小。那么，如何构建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哪些群体是社会的稳定器？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中等收入者”概念，指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样，通过界定新的社会群体对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的调整努力形成“橄榄型 ”的分配格局，通过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让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共享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以此推动“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3把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协调阶层关系的基础。面对社会建设领域发展的滞后，胡锦涛要求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指出改善民生是促进社会和谐之要。民生领域涵盖了各个阶层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加强社会建设不仅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也是协调阶层关系的主要阵地。通过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地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源头上减少阶层矛盾的产生。通过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缓解化解阶层矛盾和冲突。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通过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逐步缩小阶层贫富差距。通过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促进阶层健康流动。

（五）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了促进阶层关系和谐的战略定位，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探索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全面”建设

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阶层关系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协调阶层关系的重要战略定位，围绕这个定位，坚持全面深化社会发展，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出发协调阶层关系。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发展问题不仅受制于经济因素，社会结构也成为一个重要因素。阶层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一个合理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中产阶层占主导的阶层结构。构建现代化阶层结构有赖于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社会建设。习近平指出，“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9]，并正式提出了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中产阶层占主导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为此，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把民生工作和社会治理工作作为协调阶层关系的主要途径，制定了一系列战略举措积极推动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包括：坚持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精准发力抓好就业工作，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有序，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等。

2“全面深化改革”为协调阶层关系提供动力支撑。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阶层矛盾产生的焦点在于物质利益矛盾，具体又表现为阶层利益差距扩大化和阶层固化并存。因此，改革措施的制定和政策的出台必须注重相互观照、统筹兼顾，突出全面性，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通过改革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约束机制打破阶层利益固化的藩篱，从而为阶层和谐的实现提供动力支撑，为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突破性和先导性，更有着时代的内涵和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协调阶层关系向阶层治理转变，这是新时代协调阶层关系的重要内容。通过治理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到各个阶层，使底层青年从阶层固化中解脱出来，通过协调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

3“全面依法治国”为协调阶层关系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多发，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应该由法律调整的都要实现法制化。人民更加期待公平正义，折射出社会和谐发展对法治的更高要求。社会各阶层对法治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依靠法治权威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有效实施，使协调阶层关系得到有效保障。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解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保障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公平是增进阶层关系和谐的重要条件，只有保障公平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社会阶层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四个全面”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各阶层和谐共处，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4“全面从严治党”为协调阶层关系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求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长期执政威胁最大的问题。协调阶层关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挑战要靠党的领导，要靠党把握好协调阶层关系的方向盘。协调阶层关系要坚持党的建设、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导向。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四个伟大”建设首先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10]。2014年3月，习近平提出了“三严三实”重要思想，强调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密切党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血肉联系，要从鞏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政治高度，加强对协调阶层工作的领导，切实保持和增强党群组织的先进性，使社会各阶层群体成为党执政的深厚社会基础和坚实依靠力量。

二、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协调阶层关系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协调阶层关系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中共历届领导人一以贯之的探索与创新。协调阶层关系、促进阶层关系和谐发展的实践探索在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中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理论是协调阶层关系的理论基石

阶层分析是阶级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事业中不能简单地把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对立起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在丰富鲜活的社会实践中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活动中始终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阶级分析方法和阶层分析方法统一起来，抓住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要素，认识阶级社会历史的发展线索。

中国共产党在协调阶层关系问题中体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高度的政治自觉体现为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忠诚初心，高度的理论自觉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继承发展。毛泽东曾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1]邓小平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2]江泽民指出：“我们不仅要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要对新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研究和概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3]96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的阶级阶层关系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揭示我国阶层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大逻辑。习近平指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14]，并根据我国阶层关系变化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协调阶层关系的创新思路和举措，以协调阶层关系实践的不断深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协调阶层关系的价值立场

马克思预言未来社会“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正如毛泽东强调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改革开放时期，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邓小平提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江泽民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15]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6]。协调阶层关系、消除两极分化离开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就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诉求，把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享发展作为协调阶层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坚持共享发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后，社会不断发展变迁，一部分社会成员先富了起来，部分低收入阶层依然处于贫穷状态，贫富差距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同富裕是缩小我国阶层差距的现实需要。协调阶层关系就要坚持共同富裕，要尊重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落实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采取惠民举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脱贫攻坚、就业创业、城乡收入、医疗健康方面使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更强的获得感。

（三）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协调阶层关系的内在要求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伟大的历史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从初期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掀开新的一页，再到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水平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迈向全面小康，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足的生活。但是，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向社会问题转移，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高，社会发展尚不平衡不充分。胡锦涛曾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17]没有公平正义的机制就难以达到协调阶层关系的目的，促进阶层关系和谐有赖于公正制度的保障。

公平正义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正义总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公平正义，指出：“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带后富、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江泽民强调，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胡锦涛对公平正义内涵的理解实现了创新和发展，反映了国内形势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习近平把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与实践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社会各阶层共享发展成果。

（四）坚持深化改革促和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协调阶层关系的动力之源

新中国成立70年來，特别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协调阶层关系经历了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历程，通过改革为协调阶层关系提供了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主要表现为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包括阶层矛盾在内的人民内部矛盾。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阶层关系演变发展出现新的特点。体制机制的不成熟极大地妨碍到协调阶层关系，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4]32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会有更大希望。

江泽民指出，“在深化改革中，要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两句话去做，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3]367，要协调阶层关系就必须深化改革。胡锦涛认为，我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依然存在一定的利益矛盾，协调阶层关系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实现，从源头上减少阶层矛盾的发生。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协调阶层关系就必须对现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五）坚持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实现共同富裕是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基点

民生领域涵盖了社会各阶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民生的保障和改善是阶层和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我国阶层问题多发生在民生领域，改革开放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仍存在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并逐渐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我国社会民生领域，“社会矛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19]这些民生问题成为阶层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

十七大报告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习近平强调，人民群众的小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大事，要着力解决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突出的民生问题，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新时代的社会建设就要在社会各阶层中坚持共建共享。共建的民生有助于最大程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社会各阶层强大的创造合力。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同心共筑是胜利之本，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共享的民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共享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途径，共享的民生有助于克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缓解社会阶层之间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让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民生愿景成为幸福实景。

结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从来没有间断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后，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我国社会阶层状况形成了“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良好局面。协调阶层关系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不仅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学说，更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实践聚集了深厚的力量和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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