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光辉征程中迎来了长风破浪的历史机遇，但也面临着诸多显性和隐性的重大风险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新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是历史性成就的根本来源，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时代呼唤。伟大斗争在新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是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保障，是推进伟大事业的强劲动力，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然要求。遵循斗争规律、弘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是开展伟大斗争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伟大斗争;斗争规律;斗争精神;斗争本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11-0056-07

基金项目：2017年内蒙古科技大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蒙古族的文化安全研究”（2017YQW02）。

作者简介：冯大彪（1980-），男，吉林伊通人，内蒙古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但仍需攻坚克难。“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1]“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的系列重要论述，脚踏实地而又高瞻远瞩，具有鲜明的忧患意识、深厚的人民情怀、广阔的全球视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担当精神和高尚品格。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领会习近平关于伟大斗争的系列重要论述，是开展伟大斗争的必然要求。

一、伟大斗争的理论意蕴

伟大斗争贯穿于百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伟大斗争既有一脉相承的一般性，又有特定时期的具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在继往开来的过程中传承了光荣的历史传统，彰显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伟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

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其思想理论中深刻阐明了伟大斗争的必要性，而且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艰辛的斗争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矛盾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具有相互依存的性质，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具有相互排斥的性质。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互为存在的前提。斗争使矛盾双方先发生量变，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质变之后，旧的矛盾不复存在，新的矛盾从中诞生，事物便有了新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看人类的阶级社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400，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阶级斗争，基本都是一种自在的斗争，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则是一个自觉的伟大斗争。这种斗争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仅要解放无产阶级自身，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3]435列宁强调通过外部的灌输，使广大的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社会主义，从工联主义转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自觉的伟大斗争。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哲学相比，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40改变世界不仅要改造思想，而且要勇于实践。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9，马克思主义在阐明伟大斗争的同时，也在践行伟大斗争。“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1]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实践中，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俄国的十月革命，促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变为重大而深刻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落地生根，使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形成和确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得以确立和发展，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充分证明，伟大斗争是其鲜明的实践品质。

（二）伟大斗争是历史性成就的根本来源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1]历史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伟大斗争。“1921年，五四運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4]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自觉担当起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带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在此条件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取得了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1953年至1956年，我国进行了“一化三改”。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的理论成果，取得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代表的实践成就。当然，在探索的过程中，也有失误与挫折。“文化大革命”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实现了伟大的转折。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人民在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富起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在同腐败、贫困、环境污染、分裂势力、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过程，并非根据某种理想的社会模式蓝图来施工的过程，而是处于国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断接受国内外资本的挑战，用社会主义力量和制度设计来应对各种矛盾与危机的过程。”[5]由此可见，我国百年来的历史性成就源自于革命、建设与改革中所进行的伟大斗争。

（三）伟大斗争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时代呼唤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 [1]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之所以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征，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当今世界处在百年变局之中。所谓百年变局，是指全球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的新变化，在不易察觉的量变中正孕育着质的突破。百年变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程度百年未有。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实现了生产、贸易、资本的全球化。各国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运动来势汹汹，以核威胁、经济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恐怖主义等为代表的全球性问题凸显，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足，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内耗与解体的危险。二是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百年未有。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群体性崛起，世界的中心正在逐步从西方转向东方。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发达国家所主导的旧的世界格局尚未消退，新的世界格局也尚未形成，整个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大变局之中。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百年未有。人类所经历的前三次科技革命，基本都在西方世界孕育与产生。而正在孕育的新的科技革命，将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中国将成为新科技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将实现质的突破。然而，全球科技的发展也面临新的困境。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加紧科技封锁，打压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受阻。另一方面，科技的新发展也引发了信息安全、生物安全、科技伦理、人际疏离、失业率上升等新的社会问题。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我国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挑战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同逆全球化力量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同危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敌对势力进行伟大斗争。只有在固本培元的基础上开展伟大斗争，才能积极应对百年变局，战胜风险考验。

二、伟大斗争的时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都离不开伟大斗争，伟大斗争在“四个伟大”中具有重要价值。

（一）伟大斗争是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保障

“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面临的‘四种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6]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进行一场自我革命式的伟大斗争，主要原因有：一是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开展伟大斗争，有利于坚定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实践证明，在新时代开展的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有力地批判和纠正了某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7]二是在党的廉政建设中开展伟大斗争，有利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8]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打虎”“猎狐”“拍蝇”，“以雷霆万钧之力反对腐败，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克服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明显好转。”[6]全面而深入的反腐败斗争，使党员干部的队伍建设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更加拥护和支持，使党的执政根基更加牢固。三是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开展伟大斗争，有利于增强党治国理政的能力。“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8]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以实际行动有力地回答了“耿飚之问”，跨越了“塔西佗陷阱”。但我们“还要看到，‘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突出”[6]。“我们不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会脱离人民群众！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作风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且要从制度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扫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6]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有利于领导干部保持优良的作风，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提高其治国理政的成效。

（二）伟大斗争是推进伟大事业的强劲动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9]推進伟大事业的发展，必须通过伟大斗争。究其原因，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伟大斗争，有利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近年来，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以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干扰与影响。“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10]我国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伟大斗争，维护和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原则与立场，使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开展伟大斗争，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虽然我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11]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化解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防控和消除突如其来的疫情，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公共卫生等领域进行伟大斗争，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发挥更大的治理效能。三是在防范风险中开展伟大斗争，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显性和隐性的风险显著增多，以“9·11”事件为代表的“黑天鹅”事件和美国次贷经济危机为代表的“灰犀牛”事件频繁出现。这就要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12]，进而更好地提升国家安全水平。

（三）伟大斗争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13]伟大梦想的实现，仍然任重而道远。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华民族进入到了一个强起来的新时代，东方醒狮已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以贸易战为序幕，妄图通过不断升级的卑劣行径阻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国众多政客与学者大都固执地坚信“修昔底德陷阱”。他们偏重于从西方的历史来认识中美关系。西方的历史是一个战乱不断而又弱肉强食的历史，西方曾经涌现过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查理大帝、拿破仑、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物，但欧洲从未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往往是大国博弈，强国称霸，小国在夹缝中求生存。但如果回看东亚的古代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长期是东亚地区的中心，东亚地区曾经长期处于和平共处的有序状态。而美国则无视东亚的历史，无视中国自古以来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无视中国和平发展的伟大实践。在他们看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必有一战。当中国GDP超过美国的60%之后，他们感到恐慌，狂妄地认为这是打击中国的最佳时机，他们以贸易逆差为借口，肆意挑起中美贸易战。事实上，贸易逆差是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所导致的[13]，贸易逆差仅仅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幌子而已。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中美贸易争端不过是大国博弈的开始，是一场持久战的‘序幕，即便一时有所缓和，绝不意味着争端消弭，而是酝酿着更高层次的冲突”[13]。从“文明冲突论”到“中国威胁论”，从“重返亚太”战略到图谋孤立中国的“退群”行径，从对中兴和华为的重拳打压到新冠病毒的污名化，美国围堵和阻遏中国的野心已然昭然若揭。面对美国的恣意挑衅，我们必须凝聚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伟大斗争。我们既要与国外的敌对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又要同国内存在的各种分裂势力进行坚决而有效的斗争。只有开展伟大斗争，才能守住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才能不断接近直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更好地践行，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伟大斗争的践行路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伟大斗争，既要总结和研究中外以往相关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又要立足百年变局，直面现实，勇于斗争，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斗而能胜的践行路径。

（一）遵循斗争规律

在新时代开展伟大斗争，必须遵循斗争规律，这是斗而能胜的关键。那么，什么是规律，又要遵循什么样的斗争规律呢？“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14]。也就是说，规律是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本质的联系。斗争规律属于规律的具体范畴。在人类社会中，斗争规律往往与社会规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掌握社会规律是理解和认识斗争及其规律的前提条件。从社会规律的高度看待斗争，就不会陷于盲目的斗争;从斗争的高度看待社会规律，就不会消极无为，期待社会规律自动实现 [15]。在伟大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发现了世界普遍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而且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推动人类发展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6]基于对社会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也揭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规律。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方式，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而长期的斗争，通过解放全人类来解放自身。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揭示了斗争的一般规律，但对于具体社会具体斗争的具体规律并没有详尽解析。而中国共产党则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提高认识规律的自觉性，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深化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15]。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揭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代表的我国具体斗争过程中的具体斗争规律，实现了“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有机统一，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领导干部“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論，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1]。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成果、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都雄辩地证明，对斗争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斗而能胜的重要思想基础。“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17]在顺应这种世界潮流及其所蕴含的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遵循新时代的斗争规律，必能攻坚克难、勇往直前，创造一个又一个新的人间奇迹。这是我们“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底气和力量。

（二）发扬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顽强斗争的精神。面对新的风险挑战，我们要继续发扬斗争精神。一是要增强斗争意识。斗争与社会和谐并非背道而驰，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往往能在解决矛盾的斗争过程中实现动态的和谐。如果一味地姑息迁就，往往会使矛盾越积越深，进而积重难返，使社会处于更加不和谐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为斗争而斗争，斗争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手段，不是终极目标，因为无立场、无原则、无目标、无节制、无方向的盲目斗争，不仅不能促进社会和谐，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所以，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既要充分认识到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又要把握斗争的度，拥有深刻而敏锐的斗争意识。“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1]如果没有预知预判和防微杜渐的能力，就可能使得潜在的社会问题变成现实的社会问题，使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由局部的问题变成全局的问题，由非对抗性的问题变成对抗性问题，使容易解决的问题变成纷繁复杂的问题。因此，领导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有主动斗争的意识，而不是被动地面对矛盾。只有主动出击，才能在防范化解风险和解决社会问题中掌握主动权，斗争起来才能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二是要明确斗争对象。开展伟大斗争，必须明确斗争的具体对象，只有找到真正的斗争对象，才能联合朋友来抗击敌人，使斗争有的放矢，进而取得胜利。习近平指出，“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1]三要坚定斗争意志。斗争意志是一种为实现斗争目标而抗拒诱惑、战胜困难的意志品质。顽强的斗争意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从红船精神到长征精神，从延安精神到西柏坡精神，从“两弹一星”精神到抗震救灾精神，从女排精神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抗疫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生与死、胜与败的考验中彰显了视死如归、坚不可摧的斗争意志。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必须克服以佛系心态、享乐主义、慵懒散漫、形式主义、玩物丧志为代表的精神懈怠危险，继续坚定斗争意志。因为抗拒诱惑和战胜困难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矢志不渝的毅力、滴水穿石的韧劲、久久为功的耐力。只有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斗争精神，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才会有不竭的动力。

（三）增强斗争本领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领导干部必须克服“本领恐慌”等斗争能力不足的危险。增强领导干部的斗争本领，应主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注重斗争方法。领导干部“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1]。也就是说，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当代中国的国情，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为关键抓手，着力推动我国各领域实现平衡而充分的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此同时，要以具体问题为中心，根据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不同的方法。把握住斗争的时机和分寸，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不能好高骛远、急于求成，也不能搞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政绩工程。二是掌握斗争艺术。我们“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1]，“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1]。也就是说，在遵循斗争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地体现斗争的灵活性、辩证性、实效性。在斗争的过程中，既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既要知己知彼，又要当机立断;既要围绕具体矛盾展开顽强的斗争，又要勇于取得斗争的胜利。三是增强斗争能力。“又红又专”是增强斗争能力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1]具体来讲，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要始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培养理论思维和历史思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政治方面，领导干部要勇于政治担当，“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8]。在实践锻炼方面，领导干部要把风险挑战视为检验和锻造自己斗争本领的契机，在伟大斗争中造就非凡的斗争能力。四是夯实斗争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伟大斗争的制度保障。我们要在伟大斗争的实践中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18]，要从制度层面更好地根除不作为、乱作为、无作为的现象。可以把行政问责制度、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容错纠错机制有机融合在一起，更好地激发领导干部在伟大斗争中敢为、能为、有为，更好地发挥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更为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我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关键，是我们“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底气。

总之，开展伟大斗争不是为斗争而斗争，而是以斗争求和平、以斗争求发展、以斗争求合作、以斗争求共赢，进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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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 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