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硕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元曲作为一代文学之盛，有自身的文体特点。元散曲中以“隐居”“恬退”“幽居”等为题的作品很多，前人研究多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分析散曲中“避世”“愤世”之作，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揭露，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我们选择新的视角切入，从文人本身出发，回归文学作品，对文本进行客观解读。很多元曲家本为官1，却一直高唱“归隐”曲调，很明显是文人在抒发情感，不是真正地想要退避，只是在作品中如此叙说而已。同样也不用非要上升到社会政治的高度，相反，随着入仕机会的减少，大部分文人不愿陷入官场劳心费力，而是选择清闲的生活，获得内心与精神的轻松舒适。元曲中的“闲适”趣味就是元人新的生活价值取向，“闲适”是文人精神层面的一种追求，不仅是身的清闲，更是心的安适。

一 隐居山园，自得其乐

在元散曲中，有大量描写山园农家之乐的作品。面对特殊的社会环境，隐居山园，与世隔绝，成为很多元代文人的共同选择。隐居是获得“闲适”趣味的一种重要方式，无论是闲居山村，尽享山园美景，还是深入田园，体悟自然之乐，都体现出元曲家的无拘无束与适性自由。

田园生活清闲安逸，充满无限欢乐。元曲家所写的田园，除了环境的清幽，还充满着生活乐趣，内容生动活泼，给人十足的画面感。如贯云石所歌：“绿阴茅屋两三间，院后溪流门外山，山桃野杏开无限。怕春光虚过眼，得浮生半日清闲。邀邻翁为伴，使家僮过盏，直吃的老瓦盆干。”（〔双调·水仙子〕《田家》）［1］茅屋溪水，山桃野杏，邻翁饮酒，简单朴素的农村生活景象映入眼帘，在这里可以不管外界是非，只需安心舒适，融入自然之中。曹德的〔双调·沉醉东风〕《村居》云：“新分下庭前竹栽，旋得缸面茅柴。弹鸡，和根菜，小杯盘曾惯留客。活泼剌鲜鱼米换来，则除了茶都是买。”［2］身在官场，农村生活只是一种想象，即便是真正去体验，也不会和现实中的农夫一样，亲自耕种自食。他们追求的是山村中的悠闲自在，一切日用“除了茶都是买”，是大部分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隐居可远离尘世是非，自享田园适意之趣。著名曲家卢挚，至元五年进士，曾任廉访使、翰林学士，官职很高，但还时常赞赏“闲居”之乐，我们选择他的两首闲居作品来看：

学邵平、坡前种瓜，学渊明、篱下栽花。旋凿开菡萏池，高竖起荼蘼架，闷来时、石鼎烹茶。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3］。（〔双调·沉醉东风〕《闲居》）

沙三伴哥来嗏，两腿青泥，只为捞虾。太公庄上，杨柳阴中，磕破西瓜。小二哥昔涎剌塔，碌轴上淹着个琵琶。看荞麦开花，绿豆生芽；无是无非，快活煞庄家［4］。（〔双调·蟾宫曲〕）

虽为高官但也想过这种闲居生活，闲居可“无是无非快活煞”，可见官场中应是有“是非”存在，才让他想过这种“无是无非”的生活。在闲居中可以生活得很简单，无论是“石头鼎烹茶”还是“捞虾”“磕破西瓜”，都给人一种清闲之感，闲居中不用担心自己会落入险途，这种简单舒适的生活，让人心里体会到远离是非后的安心愉悦。

元代名臣张养浩，同样身居高位，但也屡次提到要隔断红尘，远离官场，不愿为官。“自隐居，谢尘俗，云共烟，也欢虞。万山青绕一茅庐，恰便似画图中间裹着老夫。对着这无限景，怎下的又做官去。”［5］（〔双调·胡十八〕）青山茅屋，如入画境。“山隔红尘断，云随白鸟飞，只这的便是老夫心事。”［6］心事只有闲云白鸟，“云随白鸟飞”以动态手法书写闲逸之趣，表现出心无杂念，这样便可“远红尘自有闲中乐……散诞逍遥。”（张可久〔双调·水仙子〕《和逍遥韵》）［7］张可久最喜幽居之乐，以《幽居》《闲居》为题的就有多首，如他的〔双调·折桂令〕《幽居》云：“红尘不到山家，赢得清闲，当了繁华。”［8］〔双调·清江引〕《幽居》“红尘是非不到我，茅屋秋风破。山村小过活，老砚闲工课，疏篱外玉梅三四朵。”［9］幽居之乐，红尘不到，只留清闲，也不为生计操劳，有“陶令琴书”足矣。一些曲家更是直言喜爱闲居，“我爱闲居，心镜常皎洁。境灭情忘，自然无分别。云散长空，露出清霄月。”［10］（无名氏〔商调·挂金索〕）月光皎洁，忘记世间烦恼，全身心融入大自然之中，都是闲居才能给人带来的快乐。

从隐居到闲居，是一种自我身心的转变。隐居是有意为之，避外事而归隐，内心难免存有外事干扰。闲居是抛却外事后，内心淡然，清闲自在地居住。元曲家能够亲身体悟到山居之乐，这种快乐是出自真心，无是无非。农村生活的这种清闲舒适，是曲家一直追求的，与前代文人相比，元曲家的隐居生活更加轻松自在，“闲适”趣味的表达也更为明显。

二 效仿陶渊明，远离功名富贵

闲居生活可以给人带来无限欢乐，但人生在世，总是离不开功名富贵。大多数文人怀揣立功、立德思想，建功立业，金榜题名，是所有读书人的共同目标。但历史发展到元代，八十年不行科举，时断时续，读书人的地位大大降低。一些文人选择远离功名富贵，隐居世外，享受安闲之乐。

学陶渊明乐居田园，与自然和谐相安。元曲家总是特别称赞陶渊明，赞扬他明辨是非，远离功名。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对后人而言，陶诗的力量皆在它以闲适内含安心息欲的文化功用。”“自陶诗以后，闲适的文化内容明白地指向摆脱世俗忧虑和欲念、自身心平气和，与自然和谐相安的生存方式。”［11］曲家有关陶渊明的曲作很多，试看三首：

陶渊明自不合时，采菊东篱，为赋新诗。独对南山，泛秋香有酒盈卮。一个小颗颗彭泽县儿，五斗米懒折腰肢。乐以琴诗，畅会寻思，万古流传，赋归去来辞。（盍志学〔双调·蝉宫曲〕）［12］

门前五柳侵江路，庄儿紧靠白苹渡。除彭泽县令无心做，渊明老子达时务。频将浊酒沽，识破兴亡数。醉时节笑拈着黄花去。（郑光祖〔正宫·塞鸿秋〕）［13］

〔川拨棹〕每日家笑呵呵，陶渊明不似我。跳出天罗，占断烟波。竹坞松坡，到处婆娑。倒大来清闲快活，看时节醉了呵！（张养浩〔双调·新水令〕《辞官》）［14］

陶渊明归去田园，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识破世间“兴亡数”，辞官归隐，醉酒山间，从天罗地网中逃出，落得“清闲快活”。门前五柳，独对南山，琴诗相伴，一切都是那么清静安逸，心无旁骛，后世文人钦羡于这种隐居田园生活，多向陶渊明学习。张戒在《岁寒堂诗话》提到“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而后人咏田园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15］。陶之诗重在“闲适”之趣，而并非只是咏田园美景，田园生活只是“闲适之趣”的外在表现，这种“闲适”才是后人真正所追求的。

无意功名富贵，安享任意适情的生活乐趣。陶渊明式的生活方式，既然如此受文人欢迎，必然也引起散曲家们学习，远离荣华富贵，向往山园之乐。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早年也向往仕途，追求功名，但始终不得志，未曾担任显赫官职。晚年归隐，看透世间荣辱，不爱名利，“林泉隐居谁到此？有客清风至。会作山中相，不管人间事。争甚么半张名利纸！”（马致远〔双调·清江引〕《野兴》）［16］争来争去也只是那“半纸功名”，不如隐居林泉，不管人间之事。看淡名利后，只求基本温饱即可，“有一片冻不死衣，有一口饿不死食”。懂得“贫无烦恼知闲贵”，虽身处贫困，但可享有闲心，“本不爱争名利。嫌贫污耳与鸟忘机。”［17］忘却计较，无巧诈之心，鸥鸟亦可亲近，这种不以世事为怀之心实属难得。

与马致远不同，贯云石荫袭父职，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但不久让爵于弟，仁宗时曾拜翰林侍读学士，后退隐杭州，适意而居。他的散曲作品，同样有不求功名之志，“布袍草履耐风寒，茅舍疏篱三两间，荣华富贵皆虚幻。觑功名如等闲，任逍遥绿水青山。寻几个知心伴，酿村醪饮数碗，直吃的老瓦盆干。”（贯云石〔双调·水仙子〕《田家》）［18］身居草屋茅舍，看破世间荣华，富贵功名总是虚幻，不如逍遥山水，与知心好友为乐，选择自己喜欢的简单无忧生活。远离富贵，追求心的淡泊与身的闲适，如邓玉宾的〔正宫·叨叨令〕《道情》云：“想这堆金积玉平生害，男婚女嫁风流债。鬓边霜头上雪是阎王怪，求功名贪富贵今何在？您省的也么哥，您省的也么哥？寻个主人翁早把茅庵盖。”［19］金玉富贵，也不如茅屋简居。汪云亨的〔中吕·朝天子〕《归隐》云“繁华景已休，功名事莫求，算富贵难消受。”［20］繁华富贵终莫强求。张养浩〔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云：“往常时为功名惹是非，如今对山水忘名利；往常时趁鸡声赴早朝，如今近晌午犹然睡”［21］。既然富贵带来祸患，不如忘却名利，居于茅屋，酣睡晌午而无拘束。当人没有功名富贵的强烈追求，任凭自己内心，而过自己喜欢的隐居生活，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升华，是由“身闲”而到“心闲”的提升。

三 饮酒欢娱，“懒云窝”中沉醉

元散曲家不恋富贵，却甚爱饮酒。酒与大部分中国文人密切相关，无论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还是唐代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都非常喜欢饮酒，酒给文人带来了快乐与灵感。或人生得意，狂饮而醉；或生活艰难，饮酒消愁。如李白在《将进酒》中高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无酒不足以抒发豪情快意。元代散曲家更是离不开酒，曲中有很多记载宴饮场面，宴饮而醉可以不管世间事，忘记生命中的忧愁。面对元代战乱不断的社会，元曲家选择隐居，这种隐居就是追求一种闲居和闲居带给人的“闲适之趣”，而闲居时又以“醉酒”为重要的生活方式。

居住乡村，日夜饮酒，狂醉而归，笑看人生百态。酒可以帮助人们进入“闲适忘忧”境界，畅饮美酒，酩酊大醉，忘掉现实中日常伦理对人的束缚，人的自然本性能够尽情展现。既给人带来生理上的快适，又有精神上的欢愉。文人的饮酒之乐与普通人不同，文人借酒兴而尽显才气，酒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催化剂”，帮助他们舒展才华，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名诗佳作。元代曲家多描绘乡村饮酒图景，体现出世俗生活与人间气息，是闲适与审美化的人生追求。白朴高唱“不因酒困因诗困，常被吟魂恼醉魂。四时风月一闲身。无用人，诗酒乐天真。”（〔中吕·阳春曲〕《知几》）［22］这种诗酒生活是一种理想的幸福人生，也是元代文人追求的闲适之乐。饮酒作诗甚为高雅，可以说是所有文人共有的生命体验。但元人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他们饮酒狂欢的场面，无比真实而又肆无忌惮，超过了前代所有“儒雅文人”饮酒的快乐，我们来看三首：

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它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关汉卿〔南吕·四块玉〕《闲适》）［23］

宾也醉主也醉仆也醉，唱一会舞一会笑一会。管甚么三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你也跪他也跪恁也跪。无甚繁弦急管催，吃到红轮日西坠。打的那盘也碎碟也碎碗也碎。（无名氏〔正宫·塞鸿秋〕《村夫饮》）［24］

东村醉西村依旧，今日醒来日扶头，直吃得海枯石烂恁时休！将屠龙剑，钓鳌钩，遇知音都去当酒。（贯云石〔中吕·红绣鞋〕）［25］

元曲家用这种朴素活泼的语言，将饮酒场面写得生动形象：“老瓦盆边笑呵呵”“唱一会舞一会笑一会”“打的那盘也碎碟也碎碗也碎”。这种宴饮之乐是其他时代所没有的，不分年龄，不论辈分，只需尽情饮酒享乐，“东村醉西村依旧”，不管是“屠龙剑”还是“钓鳌钩”，“遇知音都去做酒”，不分日夜，一直沉醉酒中，直到“海枯石烂恁时休”。这是何等自在，什么都不闻不问，一心只顾自己消遣快乐，是这类曲家理想的生存状态。饮酒而乐，无拘无束，给元曲家们带来真正的舒心与安适。

元曲中有以“懒云窝”为题的曲目，书写士人醉饮，极端懒散放纵，形成了新的人生价值追求——“贵适意”。如有的学者所言“懒云窝”是对自己住所的命名，“‘懒’就是慵懒、闲适、没有心计；‘云’就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不受拘束。它实际上是元散曲作家们为自己营造的一个精神庇护所。”［26］“懒云窝”式的书写，应该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形成的一种遁世思想，成为有元一代元曲的普遍情调。一方面是躲避社会政治的黑暗，避世全身；另一方面也是这种新的“适意”价值的体现。这种“适意”是真正追求人性的自由自在，蔑视功名利禄后的散淡逍遥。“懒云窝”之名，源于北宋邵雍“安乐窝”的居号［27］，阿里西瑛“懒云窝”之号即源于此，但已有特定的含义，我们看他以此为名的作品：

懒云窝，醒时诗酒醉时歌。瑶琴不理抛书卧，无梦南柯。得清闲尽快活，日月似撺梭过，富贵比花开落。青春去也，不乐如何？

懒云窝，醒时诗酒醉时歌。瑶琴不理抛书卧，尽自磨陀。想人生待则么？富贵比花开落，日月似撺梭过。呵呵笑我，我笑呵呵。（阿里西瑛〔双调·殿前欢〕）［28］

作者尽情书写“懒云窝”中的舒适自在，酒醉后吟诗赋辞，不理琴书，可悠闲无梦酣睡，只管享受这清闲时的快活。

“懒云窝”式轻松自由甚是难得，引起当时著名曲家的共鸣与和作。如杨朝英〔双调·殿前欢〕《和阿里西瑛韵》、乔吉〔双调·殿前欢〕《里西英号懒云窝自叙有作奉和》、吴西逸〔双调·殿前欢〕等，都是书写“懒云窝”中的闲散生活。曲词中不断出现的“呵呵”“快活”等词语，虽有可能是作家假意高兴，掩盖对人世的不满，是一种消极避世的表现。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些曲词，确实直接抒发的是文人悠闲快活的情感。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确如查先生所言：“因为元代文人普遍意识到个体生命的价值”［29］。与先前士人依附于政治的人生观不同，充分尊重个体生命价值，发挥本我的自然天性，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怀疑与否定，是元人所特有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即曲家关汉卿所高歌的“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30］，“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 ”［31］人生在世本来就有各种牵绊，思来想去，不如“适意行”，满足基本的衣食需求后，享受个体生命的自然快活。

四 渔樵闲乐，道出世间快活

渔樵形象容易使人联想起山林逸士，他们高隐尘世之外，给人神秘莫测之感。元曲家笔下的渔人，在继承前代渔樵“清闲归隐”特点之外，更多了一种野评和戏说历史的趣味。他们在历史中体悟出深刻的人世道理，功名虚幻、荣华富贵并不能让人羡慕。他们敢于质疑圣贤，歪说历史，评古论今，世人眼中的英雄人物不足为奇，终究难逃樊笼，都不如渔樵宽适逍遥。

渔樵居于水边林下，互为知音，共享山间明月。由于渔樵身份的特别，他们的生活内容除了上面提到的闲居、饮酒之外，还有打鱼、樵歌之乐。马致远的〔双调·清江引〕《野兴》描写渔樵两人的自在：“樵夫觉来山月底，钓叟来寻觅。你把柴斧抛，我把渔船弃。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32］两位闲人，任意而行，樵夫抛斧，渔人弃船，只是为寻找“稳便处闲坐地”。渔樵互为知心朋友，坦诚相见，毫无算计之心，“闲坐”必定畅聊天地，笑谈过往，这种悠闲自在确实少有，而且是反复咏叹，每一首曲的尾处皆为“寻个稳便处闲坐地”，这种手法强化了散曲所要表达的主旨，就是寻安稳处闲坐，无忧无虑，自由快活。张可久〔正宫·端正好〕《渔乐》也是抒写打鱼的清闲快乐：

〔倘秀才〕睡时节把扁舟来缆住，觉来也又流在芦花浅处，荡荡悠悠无所拘。市朝远，故人疏，有樵夫做伴侣。

〔醉太平〕相逢的伴侣，岂问个贤愚。人间开口笑樵渔，会谈今论古。放怀讲会诗中句，忘忧饮会杯中趣，清闲钓会水中鱼，俺两个心足来意足。

〔尾声〕樵夫别我山中去，我离樵夫水上居。来日相逢共一处，旋取香醪旋打鱼。散诞消遥看古书，问什么谁是谁非？俺两个慢慢的数［33］。

渔樵相伴，生活多了一份乐趣，觉来即睡，放怀忘忧，清闲时“钓会水中鱼”，相逢饮美酒，“散诞逍遥看古书”，不管人间是非，两人便可“心足来意足”。

渔樵笑论历史，道出世间真理，得人间宽闲快活。苏轼在《渔樵闲话录》中描写渔樵谈话，往往谈及朝政故事，心怀圣人之道，在闲话中道出人世真理。元曲家书写的渔樵与之不同，是在总结批判历史的基础上作出评判。无论是盖世英雄项羽，暗度陈仓的刘邦，还是足智多谋的张良，最后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渔樵多对英雄人物加以评说，本为世人推崇尊敬的英雄，在散曲家笔下变得无足轻重，不懂世间真正快乐。如王举之〔双调·折桂令〕《读史有感》所言：“北邙山多少英雄？青史南柯，白骨西风。八阵图成，六韬书在，百战尘空。辅汉室功成卧龙，钓磻溪兆入飞熊。世事秋蓬。唯有渔樵，跳出樊笼。”［34］古今多少英雄皆化为白骨，只有渔樵能够逃出世间牢笼。屈原本是中国古人高尚人格的代表，身为忠臣义士，元曲家却嘲笑他投入江中，“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贯云石〔双调·殿前欢〕）［35］这是曲家总结历史后得出的人生感悟，英雄大夫也终将逝去，人间万事都不如渔樵快活。那就不用欣羡繁华，自己简单生活自由快乐才是真理。“江山如画，茅檐低厦，妇蚕缫婢织红奴耕稼。务桑麻，捕鱼虾，渔樵见了无别话，三国鼎分牛继马。兴，休羡他；亡，休羡他。”（陈草庵〔中吕·山坡羊〕）［36］兴亡不用羡慕，只需“渔樵近邻，田园随分，甘作武陵人。”［37］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作品在某些方面，反映出元曲家的“消极避世”心理，他们为凸显自身人生选择的正确性，而否认一切历史英雄。但另一方面确实可以反映出，元代文人所追求的渔樵宽闲之乐。

另外，元曲中经常出现的渔夫有“识字”与“不识字”的差别，“不识字”的渔夫更能享受人间的清闲快活，而且在曲中特意加以区分，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描绘。如胡祗遹的散曲〔双调·沉醉东风〕云：“月底花间酒壶，水边林下茅庐。避虎狼，盟鸥鹭，是个识字的渔夫。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38］胡祗遹在《元史》卷一百七十中有传，他历任户部1外郎、右司1外郎、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等，“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华，期变其俗，久之治效以最称。”［39］在元代这样特殊的时代，胡祗遹是读书人中的幸运者，他有机会进入官场，施展自己的才华。但蒙古少数民族当政，两种文化之间的隔膜难以消除，加之历来存在的官场险恶，内心的痛苦挣扎是必然的。因此，厌恶官场中的奸诈，向往自由自在的隐逸生活，这种“识字的渔父”成为他的一种梦想，既可以躲避“虎狼”，又能享受清闲。世间万般艰难“一任他斜风细雨”，心胸宽适，旷然处之。一些读书人隐居山林，成为识字的渔夫、樵夫、农夫。现实中“不识字”的渔夫应是占大多数，但也有一些人是假称“不识字”，只不过是他们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宣泄方式。他的另一首写渔樵相聚的欢快，“渔得鱼心满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40］正因为“不识字”才能静享山间清净，不为官府公务烦扰。偶然相遇后可以笑谈古今，社会时事与过往的千古是非，都任随讨论，眉开眼笑，心胸宽阔，足以表现渔樵自得之乐。白朴从未进过官场，尽可享受身心宽适的渔樵之乐，他的〔双调·沉醉东风〕《渔夫》云：“黄芦岸白苹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41］身处人世难免有心机，与白鹭沙鸥为友，却可以忘记人间的心机是非，心胸坦然，诚心愉悦。与真正“不识字”渔夫的区别是，他们在享受自然宽适的渔樵之乐时，也没有失去文人应有的优雅情致。虽身在山野，但仍可“散诞逍遥看古书”，这种读书与有功利目的所读不同，在恬静幽雅的山林，任由自己的性情随意阅读，这一切都是在自由散淡中进行，读书也就成为清闲生活中的一份乐趣。假想的渔樵身份，是把自己定位为历史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以旁观者的超脱与轻松评说历史，没有历史参与者责任意识与使命的重压。

元代散曲的闲适趣味，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元代文人的独特性。隐居山园可以感受田园生活的欢乐。学陶渊明远离功名富贵，便得安闲自在。“懒云窝”中饮酒狂欢，可以闲适忘忧。质疑圣贤，感慨历史兴衰，一切都不如清闲快活。元代散曲的“闲适”趣味，是大部分元曲家所共有的，这种“闲适”影响到元人的文化创作与生活，成为许多文人共同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