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万鸣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20 世纪90 年代台湾学者萧启庆先生提出了“多族士人圈”的概念，并指出：“自元代中期起，一个谙熟中原文化的‘蒙古、色目士人群体’业已形成……构建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1］，目前关于元代中叶形成的蔚为壮观的多族士人交往的现象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现象的发生起点还应追溯到元代初期，学界目前对这一现象仍未予以充分关注。事实上，在元初能够有机会学习汉文化，并从事文学创作的多族群作家应该不少，但是由于文献散佚，现在有作品留存的作家却十分有限。通过梳理文献，有作品留存的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活动于世祖身边，长期濡染汉文化的侍从文臣，如不忽木、郝天挺，另一类是平宋建功、深入汉地的武将群体，如伯颜、石抹良辅、段福。从族群身份上看，他们中有元代族群等级制中占优势地位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有归入“汉人”的契丹人，有归入“南人”的白人。他们的创作忠实地反映了元朝统一初期的特殊历史风貌，也体现了多族群文化融合的轨迹。他们的文学活动显然受到强烈的民族性格和所承绪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并在诗歌风格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域和族群士人的独特风尚。现对上述作家略作钩稽。

一 元初民族作家群概况

早在1244 年，忽必烈就开始注重招揽和培养四方之士，史载“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2］，此时刘秉忠、赵璧来到了他的身边。等到1252 年，忽必烈总理漠南事务，开邸于金莲川，金莲川藩府便已成了一个汉族文人谋臣云集的中心，一个多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地方。此时，还产生了一些有着较高的汉文化造诣的非汉族侍从文臣，如蒙古侍从文人阔阔、秃忽鲁，乃燕，女真人赵良弼等［3］，可惜他们并无诗文留存。等生长于西亚伊利汗国的伯颜远道而来的时候，忽必烈身边已经有了十分深厚的汉文化土壤。其他作家如不忽木、郝天挺等，也因长期滞留汉地，通过从学名儒、朋辈交往等方式，习染汉文化，开始了文学创作。现对相关作家作如下考察。

（一）中书左丞伯颜（1236—1295），是一位得风气之先的蒙古族诗人。伯颜是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述律哥图，祖阿剌事成吉思汗立下战功，其父晓古台从宗王旭烈兀开西域，伯颜因之长于西亚的伊利汗国。至元初，伯颜被遣入朝奏事，“（世祖）见其貌伟，听其言厉”［4］，因此留用宸庭。至元二年（1265），拜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伯颜机敏果决，常以数言决断机务，群臣宾服，称之“真宰辅也”［5］。至元十一年（1274），拜中书左丞相，总帅二十万兵马南下攻宋。伯颜治军有纪，善用贤能，因此攻宋之路，行兵甚速。至元十三年（1276），伯颜军下临安城，宋帝降。之后，伯颜长期率军镇守北部边隅，戡平诸蒙古贵族的叛乱。

伯颜于至元元年（1264）前后来到忽必烈身边，这一时期忽必烈身边的汉人从臣集团已经十分成熟。元人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谈薮篇》记张弘范和伯颜唱和一事：“伯颜丞相与张九元帅，席上各作一《喜春来》词。伯颜云：‘金鱼玉带罗襕扣。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张九词云：‘金装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绿杨影里骤骅骝。得志秋，名满凤凰楼。’帅才相量，各言其志。”［6］此外，伯颜《奉使收江南》和张弘范的《过江》也被认为是二人唱和之作［7］。与伯颜酬答的元初蒙古汉军将领张弘范，战功赫赫，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他是一代宗师元好问的再传弟子，名儒郝经的嫡传弟子，具有儒者情怀和诗人气质。伯颜和汉族士人的交往，所学习的不仅是流丽的文辞，还有儒家的仁爱文化。作为征宋的主帅，伯颜在宴会中自云“干戈不染生灵血”，颇有得意之色，他的举动不仅是对“行仁政，止滥杀”命令的奉行，还有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伯颜、张弘范二人的连番唱和，可见蒙古贵族和汉族士人的密切联系。

（二）段福（？—1282），字仁表，一名信苴福，白人。他是元初著名的战将，也是元代云南最重要的诗人。其先为大理国王，后被权臣高氏所废。淳祐十二年（1252），忽必烈奉命南征大理，诛杀大理叛臣高祥，后任命段兴智为大理府总管，命段福领部族军。史载世祖驻跸大理时，“福扈驾以文字得幸”［8］，“陟玩春山”的唱和诗正是作于此时。此外，段福还率领爨僰军万人与蒙古军队平定云南诸郡，以及攻降交趾，后来又率军合围南宋。段福著有《征行集》，清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著录，该集应是军旅中的述行纪实之作，可惜今不见传。

云南地区与中原路途遥远，交通闭塞，但汉文写作却较为盛行。早在南诏时期，贵族“人知礼乐，本唐风化”［9］，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汉文学在南诏得到广泛传播。在宋代，大理也保持着和中原文化高度的一致性，史载“段正淳遣使求经籍，得六十九家，是购中国之书籍也”［10］。段福随驾忽必烈时，应酬唱和，机敏灵便，展示了他的捷才巧思，是这一时期大理贵族良好汉文化修养的例证。

（三）郝天挺（1247—1313），字继先，朵鲁别族（注：据《元史·郝天挺传》和方龄贵《关于郝天挺与云南的关系及其他》）。其父于太宗、宪宗朝多立战功。因父祖功绩，郝天挺被忽必烈召见，称其“宜任以政，俾执文字”，命宿卫东宫。后除参议云南行尚书省事，寻升参知政事等职，不久，任吏部尚书。仁宗即位定策之际，郝天挺襄助得力。郝天挺英爽刚直，有志略，直言敢谏。《元史·郝天挺传》记载：“与宰相论事，有不合，辄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敷陈明允，特赐黄金百两，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汝肯言耳。’”［11］仁宗时，曾上疏陈七事，建言“惜名爵、抑浮费、止括田、久任使、论好事、奖农务本、励学养士”［12］，兴利除弊，政化大行。

郝天挺著述颇丰，曾修《云南实录》五卷，他还曾受业于文坛宗主元好问，注元好问辑选《唐人鼓吹集》十卷，赵孟頫作序云：“中书左丞郝公，当遗山先生无恙时，尝学于其门，其亲得于指教者，盖非止于诗而已。”［13］认为郝天挺可以发元遗山之深蕴。郝天挺现存诗歌两首，即《题麻姑坛》和《寄李道复平章》，《元文类》《元风雅》并见。

（四）不忽木（1255—1300），西域康里人。其父燕真自幼由忽必烈母亲庄圣皇后养育，和皇室关系密切。不忽木乃燕真仲子，幼年侍从太子真金，师事太子赞善王恂，后受学于大儒许衡。不忽木天资颖慧，勤学苦思，史载“日记数千言，衡每称之，以为有公辅器”［14］。至元二十七年（1290），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十八年，为中书平章政事，后又任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史称“帝前论事，吐辞洪畅，引义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无不言。每侍燕间，必陈说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叹曰：‘恨卿生晚，不得早闻此言，然亦吾子孙之福。’”［15］陈垣先生称其“崇儒重道若此，是真可惊异者矣”［16］。

不忽木有诗文曲多种体裁的作品存世，文有三篇，分别是《请兴学校疏》《请遣使劝谕陈日燇自新疏》《请效法汉文帝克谨天戒疏》；诗歌二首：《过赞皇五马山泉》《登蓬莱山》，以及散曲一套：［仙吕·点绛唇］《辞朝》。

（五）石抹良辅（？—1312），契丹人。契丹人入汉地较早，较早地接受了中原文化，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精通汉语，契丹的王公贵胄也博学能文，最为知名的如耶律楚材家族，但与之不同的是石抹氏先世仕辽，“以将家子，弓槊鞍马，不习而能”［17］，是一个武将家庭。辽亡之后，誓不仕金，为了远离金统治，率部北徙，主动脱离了汉文明的土壤。

石抹良辅出身世勋家族，曾祖石抹也先追随成吉思汗征战，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号为“黑军”，并成为破金的先锋。祖父查剌，父库禄满皆是能征善战的骁勇之将，石抹良辅继任黑军统帅，随从伯颜南下攻打南宋，参与了五河、襄阳和湖南诸地的战争，至元十七年（1280），以军功累升昭毅大将军、沿海副都元帅。二十一年（1284），改沿海上副万户，由此石抹氏定居江南。大德十一年（1307），告老台州，他在江南生活了近二十年。石抹良辅未见诗集流传，据《永乐大典》残卷，存有署名为石抹良辅《抱膝吟》，石抹良辅《世美集》，石良辅《节斋吟稿》，石良辅《节斋集》的诗集四种，存诗二十首（注：《全元诗》中“石抹良辅”名下收录诗作二十首，但其作所属尚有疑义，《全元诗》编者认为：“《永乐大典》中这些署‘石抹良辅’的诗，更可能是其子石抹继祖所作。暂据《永乐大典》编录所作，待考。”本文采取编者的做法，暂作叙述）。

上述作家的生平经历和创作情况，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汉文化接受过程。这一时期，以伯颜为代表的开明的蒙古贵族理解忽必烈推行汉化，巩固统治的用心，亲近汉文化，加入了汉诗的创作。大理白人段福由于征服战争，其疆域直接被纳入元代版图之下，这些具有很高汉文化修养的大理贵族，由于军事活动成为中华诗人。他们的民族背景和文化转变均颇具个性，反映了元初民族文学的多元景象。

二 元初民族作家的创作实践

这一时期的非汉族作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活动于世祖身边的侍从文臣，另一类是平宋建功、深入汉地的武将群体。前者侧重于表现雅士生活和吟咏趣味，而后者的诗文则更多体现了南下战争的历史进程，他们虽然同在蒙元军中，由于其生平遭遇迥异，所呈现的情感趋向和思想观点也不尽相同。

（一）军旅诗人：对南下战争的真实记述

伯颜、段福都是元初将领，他们有着长期的军事生活经验，对于战争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伯颜和段福均有创作于战争背景下的诗作留存，尤其是伯颜的述怀之作，呈现了昂扬的主帅心态和施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反映了这一时期蒙元贵族的集体心理，具有“诗史”意义。

伯颜今存诗歌四首，散曲小令一支。《皇元风雅》选其诗二首，《元诗选癸集》录其诗四首。这些作品都作于攻宋的战争中，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两大主题，一是表现征战时慷慨豪迈和志在必得的心情；二是受到儒家仁爱思想的感染，表现兴仁义之师的愿望。前者如《白鹤寺题壁》（《元诗选癸集》题为《克李家市新城》）。诗云：

小戏轻提百万兵，大元丞相镇南征。舟行汉水波涛息，马践吴郊草木平。

千里阵云时复暗，万山营火夜深明。皇天有意亡残宋，五日连珠破两城。［18］

襄阳破后，南征的战事走向了相对的坦途，而沙洋和新城的战争是南征长江沿线的新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下此二城经历了激烈的抵抗，沙洋之战的守将王虎臣、王大用，新城之战的边居谊等将士都奋死抵抗，守将边居谊最终举家自焚，其众三千，亦从主将战死。但对于南下征宋的元军而言，一场攻坚之战的胜利，无疑是振奋昂扬的，这种气氛显示在了质直的伯颜的诗歌中。据《潜江县志·古迹》“白鹤壁”条记载：“宋度宗咸淳十年，元伯颜侵郢州，潜入汉，破沙洋、新城，壁兵白鹤寺中，在县西六十里长垴垸，旧有伯颜题壁诗碑刻在寺山门。”［19］咸淳十年即至元十一年（1274），伯颜舍弃郢州（湖北钟祥），进次沙洋，沙洋之战是伯颜南下的第一次大战，沙洋战后，再次新城。该诗“五日连珠破两城”指的正是发生于沙洋和新城的两次战役。此诗所题之“白鹤寺”，位于今天的沙洋县内，处荆潜相交之地。可见该诗作于新城战后，伯颜尚在城内，记录了当时战胜的信息，歌颂了元军的军威强盛，其颈联的描写尤为精彩，语言明快豪纵，表现了战场的压迫和紧张，以及统战者意气勃发的面貌。

伯颜诗中另一主题是表现兴仁义之师的愿望。如《奉使收江南》：

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20］

伯颜奉使收江南，史载“十一年，大举伐宋，与史天泽并拜中书左丞相，行省荆湖”［21］，至元十一年（1274）发兵总攻南宋，临行之际，忽必烈告谕伯颜：“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22］曹彬是北宋开国大将，以不滥杀著称，可见此时，兴仁义之师，争取民心归附，完成南北的统一，已经成为蒙古军事集团的重要政治策略，体现了他们政治态度的转变，伯颜之诗表现了对这一使命的遵奉。《元史》本传也有诸多相关记载：

丙子，国信使廉希贤至建康，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23］

江东岁饥，民大疫，伯颜随赈救之，民赖以安。［24］

丙戌，禁军士毋入城，遣吕文焕持黄榜谕临安中外军民，俾安堵如故。［25］

蒙古军队攻占江南和破金的过程不同，不肆意屠杀的政策得到了比较有效的贯彻，汪元量亦云“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醉歌十首》）。元朝政权的威信在这些新降附的地区的初步确立，与伯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伯颜从大庾岭班师，其《度梅关》一首对平宋的经历有一个很好的总结：

马首经从庾岭关，王师到处悉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26］

江南之战胜利凯旋，这时候伯颜的诗歌风格已变得较为清新恬然了，“只插梅花一两枝”，用高洁的梅花作喻，以“王师”自诩，说自己军容整肃，不扰民敛财，体现了儒家风度。

段福今存诗不多，他的《立春蛮地感怀寄友人皎然》《春日白崖道中》都是出征在外的作品。宋淳祐十二年（1252）忽必烈出征大理，大理国亡，后三年，段福从段兴智入觐宪宗，次年，段福随兀良合台征服云南诸地与交趾，辗转攻长沙、鄂州，至1261年方归还大理。《春日白崖道中》作于南归的途中，诗云：

烟雨濛濛野外昏，苍茫四合动阴云。青归岸柳添春色，碧入山荒破烧痕。

百里人烟诚杳杳，十年戎马尚纷纷。诗成更怕东风起，添得吾曹老一分。［27］

“白崖道中”，白岩即今之红岩，属云南弥渡县，在元代属赵州，其道为内地通往滇西北的要冲［28］，这首诗作于他归来之时。“十年戎马尚纷纷”，段福从蒙古军队在外已近十年，早已不堪征尘疲乏。“碧入山荒破烧痕”“百里人烟诚杳杳”是这一时期四地荒芜，人民流离的真实记录。不同于伯颜昂扬风发的主帅心态，伯颜以大理贵族入元，其心绪复杂，诗歌中哀情感人，表达了十年戎马后，渴望和平安定的心绪。

（二）文官从臣：雅士生活的自由抒写

不忽木、郝天挺这一类侍从文臣受到汉族士人情趣的影响，其诗文也侧重表现雅士的生活和趣味。“‘野逸’是元代文人中普遍存在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和文化精神”［29］，于散曲中歌颂自由超然的野逸生活是这一时期文人的共同选择。不忽木现存有散曲作品［仙吕·点绛唇］《辞朝》就反映了这一主题，该曲由十四支曲组成，体制庞大，内蕴丰富。该曲反复描述辞官栖隐林下的“野逸”之乐，倾诉了作者超世旷达的情怀，体现了不忽木纯然的文士性格。该曲开篇云：“宁可身卧糟丘，赛强如命悬君手。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愿作林泉叟”。其后十三支曲子反复吟咏隐逸思想。如：

［混江龙］布袍宽袖，乐然何处谒王侯。但樽中有酒，身外无愁。数着残棋江月晓，一声长啸海门秋。山间深住，林下隐居，清泉濯足。强如闲事萦心，淡生涯一味谁参透。草衣木食，胜如肥马轻裘。

［油葫芦］虽住在洗耳溪边不饮牛，贫自守。乐闲身翻作抱官囚。布袍宽褪拿云手，玉箫占断谈天口。吹箫仿伍1，弃瓢学许由。野云不断深山岫，谁肯官路里半途休。

［赚尾］既把世情疏，感谢君恩厚，臣怕饮的是黄封御酒。竹杖芒鞋任意留，拣溪山好处追游。就着这晓云收，冷落了深秋，饮遍金山月满舟。那其间潮来的正悠，船开在当溜，卧吹箫管到扬州。［30］

不忽木灵活熔铸名句，善于用典，风格蕴藉，描绘了一幅“宽袍布袖”“樽中有酒，身外无愁”“饮遍金山月满舟”的超然世外的隐逸生活。他以套曲的形式，反复咏叹，循环往复，情感力量真挚丰沛，体现了不忽木丰富的精神世界，这组散曲不仅在少数民族作家中，在汉族作家中亦数上乘之作。

郝天挺喜爱文事，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现存诗歌两首，即《题麻姑坛》和《寄李道复平章》。其《题麻姑坛》诗云：

路入云关仙境佳，琼田瑶草带烟霞。贮经洞古无遗检，养药炉存失旧砂。青鸟不传金母信，紫鸾应返玉皇家。岩扉不掩春长在，开尽碧桃千树花。［31］

《题麻姑坛》诗又名《麻姑山》，这首诗是郝天挺入江西游览之作，麻姑山在今江西抚州，相传东汉麻姑仙女在此得道成仙，东晋名士葛洪于此炼丹。该诗表现了游仙的主题，先写琼田瑶草，步入麻姑仙境，其后麻姑、金母、青鸟、紫鸾等纷纷出场，营造出了飘逸的世外之境，体现了诗人对清虚出尘的神仙境界的想象。第二联采用折腰句，全诗文辞典雅，是一首精致的游仙诗。郝天挺还有一首诗《寄李道复平章》，是与友人往来酬唱、歌时颂圣之作，艺术手法典雅纯熟，表现了文人诗文投递的高超技巧，也代表了元代民族文学的成就。

三 民族特色和地域诗风的呈现

通过对以上作家作品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由民族和地域带来的文学风格的差异。蒙古人世居塞北草原大漠，逐水草而居，有弯弓射雕的生活习惯，造就了他们粗犷豪放的独特气质，其文学作品也洗净浮华，尽是本色之语，显现出勇武刚健的斗志和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凝聚着强劲的阳刚之气。

伯颜的创作体现了粗豪的蒙古民族特色和北方文学质直的风格。表现手法上，多使用直抒胸臆，即景抒情的方式，即使用典，也平朴质实。《皇元风雅》存伯颜咏物诗《鞭》：

一节高兮一节低，几回敲镫月中归。虽然三尺无锋刃，百万雄师属指挥。［32］

诗歌咏“鞭”，借物抒情，朴实无华，呈现出明朗率真的民族风味。其《喜来春》词也是如此，用“金鱼袋”“玉腰带”“紫袍”“皂盖”“朱幡”凸显高级官1的形象，径直表达自我。他的作品诗情豪迈，自视掌控山河，满怀着报效君主的自觉意识，其诗歌数量不多，却是一些认识价值很高的珍贵的蒙古汉诗。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反映了蒙古民族上升期时贵族们所共有的精神特点。

伯颜的汉诗豪而不肆，劲健而不粗粝，其特点可与金完颜亮的汉诗相参照。金代女真人在占领中原的过程中，也注重对汉文化的吸收，出现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民族诗作，海陵王完颜亮就是一例。其诗作如：“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南征维扬望江左》），“旌旗初举，正□□力健，嘶风江渚。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锦袍翘楚。怒磔戟髯，争奋卷地，一声鼙鼓。笑谈顷，指长江齐楚，六师飞渡”（《赠大将军韩夷耶》）等，诗风豪快激切，表达了统一之志。伯颜和完颜亮均是初入汉地，热衷汉文化的异族统治者，他们的诗作都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现坦诚直率的情感，充满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但是二者风格明显不同，完颜亮的诗歌如历代评论所言：“出语崛强，真是咄咄逼人。”［33］在粗犷特色中透出粗豪横厉、雄心勃勃的凌利之气。比较起来，伯颜之诗则显得雅驯很多，他多以“王师”“梅花”“月夜”为语料，渲染氛围，抒发意志，和完颜亮的“霸主”思维不同，伯颜自觉地认为自己率领的是一支“王者之师”，虽然洋溢着胜利者的志得意满，但造语自然，意态爽俊。可见面对相似的民族性格时，不同时代下的具体情形又是不尽相同的。

所谓“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一时期地域文风之别，在石抹氏和段福的诗歌中有所体现。对宋战争后，石抹父子长期滞留南方，江南的自然风物，士人的结交往来，客观环境和主观愿望的双重选择，共同决定了个体的精神面貌。石抹氏就是浸润诗书改变气质的典范，体现了环境转变之下，文化心态的过渡与让位。石抹良辅之作以绝句为主，主要表达了怀人之思和观赏之乐，诗风则体现为清新雅致。如《东湖席上呈史药房》《又立秋日东湖呈诸公》二诗：

新荷匝水柳疏疏，四望青山列画图。弦管诗成人醉后，东湖仿佛是西湖。

这两首诗同是作于台州东湖之畔，东湖夏秋景致迥然，山水各逞秀色，别有一番风味，这里也是诗人观赏游宴的常去之处。不仅东湖山水让人陶然忘机，他们的集会也格外雅致，其中有山水畅游之乐，有清歌管弦之音，还有诗歌酬唱之谊。此外，他的状物之作也清新妍丽，如其咏红梅，有“寿阳浴罢赴瑶池，酒晕双腮半醉时”（《红梅》），其作《抱膝吟》：“横斜疏影蘸清池，姑射仙人独步时。犹恐世人称淡薄，故将天质浣胭脂。”他的寄远怀人的作品真情恳切，一则表达对友人的相思祝愿，二则表达自己丹心不改的忠贞。诗人居于台州之时，在江南之地的湖光山色中感恩升平，也是情出自然了。

段福诗文素养出众，文辞流丽，无论是平仄格律、汉文掌故，还是诗情趣味，都和汉族文人毫无二致。大理比邻南宋，往来密切，文风深受影响。万历《云南通志》存段福《扈从诗》，诗云：

叨从万乘陟兰峰，一片青螺起梵钟。日映仗霞祥彩遍，花明辇路景光重。天戈肃肃参岩竹，仙乐冷冷响涧松。伫看玉毫明海国，朱旗挥霍拥苍龙。［35］

该诗歌是扈从伴驾，出于歌时颂圣的需要而作，诗文讲究庄重华丽的用词、平稳整饬的对仗和含蓄文雅的用典，是一首精彩的唱和之作。

段福还有满怀情致的相思怀人之诗，其《立春蛮地感怀寄友人皎然》云：

坐对梅花忆旧都，秋牵春到老云徂。红尘暗合城边路，白日西沉岭外芜。无用通衢惭老马，几时倾盖会醇儒。抱琴惆怅月明夕，鱼雁音书寄得无？［36］

诗人因“梅花”引发怀人之情，文辞婉约。诗人“抱琴惆怅月明夕”相候“鱼雁音书”，充满了文化况味，其情感思维和闲暇活动与汉族文人雅士别无二致，诗歌还具有柔和的南方地域抒写特色。

四 习染渐深与家族文化景观的奠定

需要指出的是，入元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对汉文化习染渐深，这一文化特性还被长期地保持下去，成为其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基因。在良好的文化熏陶之下，在他们的后代中更锻造出不少才艺奇杰之士。

不忽木之父燕真是一名跟从忽必烈出征的武将。不忽木作为入元的第一代，是最早进入国子学学习汉文化的蒙古贵族子弟，承学名师硕儒，文化修养醇正深厚。不忽木的长子回回，史称“敦默寡言，耆学能文”［37］，从学大儒吴澄，吴澄为其斋作记，赞赏他“淳正明敏……所谓中，所谓宜，所谓可，盖亦无忝于其先公”［38］；次子巎巎幼入国子学，博览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长而气度非凡，史载：“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其遇事英发，掀髯论辨，法家拂士不能过之。”［39］巎巎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数年讲授君前，此外，巎巎的书法与赵孟頫齐名，世称“北巎南赵”。巎巎之子维山，材质清劭，亦能嗣承父祖之志。

石抹氏父子的诗歌归属尚无确论，但是可以指出的是，他们二人均以不文的武将出身，到题写清辞雅句，本身就反映了其家族日益汉化的过程。石抹良辅曾祖石抹也先《元史》有传，胡袛遹作神道碑；其父库禄满，许谦作行状；其子石抹继祖，黄溍作神道碑；其孙石抹宜孙名震东南，刘基作碑颂。终元之世，数位著名的文人为石抹家族撰写碑传资料，这些前后相因的文献，反映了有元一代这个契丹武将家庭的汉化历史。史载石抹良辅的曾祖石抹也先对金怀有灭国的仇恨，“自匿于北野山，射狐兔以食”［40］，投降于蒙古君主后，建立黑军，作战英勇，这一时期的石抹氏都是横僿不文的武将，也先和库禄满先后战死，此时石抹氏能够得到的家庭教育比较有限。石抹良辅在宋亡后，因官开始定居江南，悠游卒岁，江南山水的秀丽和富足，文化的精致逐渐改变了他们的家族“基因”，史载良辅“存遗书数千卷”［41］，吟咏着“饮罢则高歌”“轻舟客与载花行”（《绝句》），清新雅致，一派江南风味。入元之后的二十余年之间，一个纯粹的武人世家已经在书卷中找到了平衡，浸润于南方文化的土壤之中，其子孙辈的石抹继祖、石抹宜孙均承学于大儒，元末石抹宜孙更是“嗜学问，于书务博览，而长于诗歌”［42］，并且凭借其政治地位和极高的文学修养，吸引、团结了一大批浙东士人，形成了一个由他主导的士人文化圈。石抹氏入元的六代间，吸收汉文化，习染日深，自然而然地成为汉文化的承袭者和传播者。

同样的情况在畏兀儿人廉希宪家族中也存在（注：唐圭璋《全金元词》自《永乐大典》辑《水调歌头·读书岩》一首。杨镰《〈水调歌头·读书岩〉作者质疑》认为该诗应为其子廉惇所作）。廉希宪之父布鲁海牙扈从太祖西征，是元代的功臣之家，廉希宪热爱汉文化，被忽必烈赞赏为“廉孟子”，史称其“囊橐萧然，琴书自随而已”［43］，其洒然风度可以想见。至希宪之子廉惇则成为一名善诗工词，无不精通的学士文人，有传世诗文三百余篇。他们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不绝，对元代中后期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开端于元初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家族文化传承的过程反映了元代多民族文化发生、深化和融合的历史。

元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多元文化的融通和创造，既是空前的，也是必然的。加之世祖忽必烈推行汉文化，如元人所说：“洎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披，无此疆彼界”［44］。在文学上则体现为多元文化共生的景象。伯颜、段福、不忽木等民族诗人以其生平经历和诗文成就，为我们呈现了元初民族文学的多元面貌，也为元中期多族群文学的繁荣积蓄了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