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 刘俪胤,3 王俊帝,2 洪亘伟

1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江苏苏州 215011

2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9

3 上海大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200000

绿地与广场用地(下文简称“绿地” ) 是具有生态性、 社会性和公共性的开放空间用地, 体现我国城市建设以“人”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口聚集是“绿地” 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绿地”扩张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是人口发展的重要推力。由于长期受多方面影响, 二者呈不同的集聚特征。因此, 厘清我国“绿地” 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均衡特征可为城市开放空间与人口规模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绿地” 与人口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 个方面: 1) 城市绿地对居民服务状况的评价[1-5], 例如评价绿地服务均衡性、 公园空间布局均衡性等, 多集中于单一城市或特定区域范围等中、 小尺度, 缺少对我国宏观层面的探讨。 2)探究绿地资源分配的公平性[6-9], 围绕不同人群对绿地需求进行研究, 而此类研究较少将开放空间与人口作为整体进行分析, 虽有少量开展开放空间和人口的整体研究成果[10-11], 但缺乏对二者空间集聚及均衡发展方面的探讨。

人口集聚是促进区域“绿地” 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绿地” 发展对人口集聚具有吸引力。“绿地” 空间拓展进程与人口发展良性匹配会促使形成合理的区域空间格局。 鉴于此, 本文基于“绿地” 和人口空间集聚变化视角, 从“全国整体-四大地区” 的尺度对我国1996—2017 年“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的空间集聚及均衡过程进行刻画, 揭示二者空间格局的演变规律, 对我国人地资源有效配置, 引导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思路、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1.1.1 研究思路

空间集聚是指某要素向某地集中的现象, 本文指“绿地” 或人口在某区域空间分布的密集程度[7-8]。 均衡作为在地理学、 经济学等学科中广泛使用的概念, 指相互独立的双方彼此处于均势和平衡状态, 本文指“绿地” 和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协调关系[7-8]。 本文对“绿地” 和人口进行联动分析, 首先从不同时间段厘清全国及不同地区“绿地” 和人口的各自集聚特征：其次分析“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整体的集聚变化并分类： 最后分析二者的空间均衡变化特征。

1.1.2 时空范围

选取的研究时间为1996—2017 年。 这既是考虑数据的可得性, 又是因为我国在此阶段经历了城镇化快速发展到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全过程, 利于观察城镇化过程中“绿地” 和人口的集聚变化及均衡过程。

截至2017 年底, 中国大陆共设城市659 个(不含香港、 澳门和台湾省), 剔除定西、 昌都等50 个部分数据缺失城市, 确定609 个城市作为研究单元。

1.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绿地与广场用地” 在《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 中首次提出, 为更好挖掘“绿地” 在长时间段的集聚规律, 本文选择与“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 内涵及数值最为相似的“城市绿地面积” 代替(表1)。所有数据均来自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报) 》, 其中, 城市人口在2006 年以前为“城市人口”, 2006 年及以后为“城区人口” 和“城区暂住人口” 相加而得。 文中为表述一致, 统一用“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 及 “城市人口”表示。

1.2 研究方法

1.2.1 空间集聚分析方法

增量分析能刻画某地一段时间内“绿地” 与人口的集聚变化情况, 包括绝对增量和比重增量两种方法[7-8]。

表1 “绿地与广场用地” 与“绿地面积” 的异同点[12]

1) 绝对增量加权指数

式(1) 中:I为绝对增量加权指数, ΔXi为i城市“绿地” 面积或人口数量在特定时间内的增量, ΔX为我国“绿地” 面积或人口数量在该段时间内的总增量,Si为i城市所拥有的行政土地面积占所有城市行政土地面积的比重。I值越大,表明该城市“绿地” 或人口要素越向该区域集中, 集聚势能大。 该方法综合考虑了地区发展初始水平和区域面积大小, 用区域面积比重作为权重对传统增量分析方法修正, 能更好地刻画模拟区域集聚变化状态。

2) 比重增量分析法

式(2) 中:P为i城市“绿地” 面积或人口数量比重增减的变化量,Xit2、Xit1分别为t2、t1 年份i城市的“绿地” 面积或人口数量,Xt2、Xt1分别为t2、t1 年份全国“绿地” 面积或人口数量。P＞0 表示比重增加,P＜0 为减少。 通过对比各城市“绿地” 面积或人口数量占全国的比重变化, 刻画“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的空间集聚格局动态变化, 并对其集聚发展情况进行类型划分。

1.2.2 空间均衡分析方法

为度量我国城市“绿地” 或人口在空间分布上是否均衡, 构建城市“绿地” 或人口的不均衡指数[7]。 计算公式如下:

式(3) 中:E表示不均衡指数,n为城市单元数目,xi表示i城市“绿地” 面积占全国“绿地” 面积的比重,yi表示i城市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比重。 不均衡指数变化趋势反映了我国“绿地” 与人口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均衡变化, 数值越小, 表示“绿地” 与人口在空间分布上越均衡[13-14]。

2 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的集聚特征

2.1 绝对增量

“绿地” 和人口增长差距形成二者间的集聚势能差, 直接影响区域均衡, 势能差越小, 区域发展越好。 通过公式 (1) 计算, 并利用Arc-GIS10.4 采用自然断点法将集聚水平分为6 个等级(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高以及超高水平),得到我国“绿地” 和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图1、图2)。

2.1.1 全国层面： 人口空间集聚变化较“绿地”更剧烈

1) 22 年间我国“绿地” 形成了低、 高水平少, 中等水平多的空间集聚格局。 89.98%城市的“绿地” 呈绝对增长, 多为中等水平集聚。 人口形成了小城市低水平、 大城市高水平的“两极化” 空间集聚格局。 人口向重要节点城市集聚,而多数小城市人口流出现象明显。

图1 我国绿地与广场用地空间集聚格局图(1996—2017 年)

图2 我国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图(1996—2017 年)

2) 不同时间段的“绿地” 和人口的聚集状态显著不同。 1996—2006 年, 全国“绿地” 集聚能力弱： 2007—2017 年, “绿地” 集聚水平整体提升。 可见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 “绿地” 作为一种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土地类型发挥着重要作用[15]。 前期全国人口空间集聚以小城市低水平、大城市超高水平两种聚集方式为主, 后期转为多以中等水平聚集为主, 逐步向均质化发展。

综合来看, “绿地” 和人口集聚程度存在一定关联和错位, 人口空间集聚变化比“绿地” 更为明显, 并且人口的空间集聚先于绿地。 早期两要素均从小城市聚集于大城市, 后期多数城市两要素状态同步, 全国逐步向均质化转变。 至2017年, “绿地” 集聚基本以我国“两横三纵” 城市化战略格局发展(即以陆桥通道、 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 以沿海、 京哈京广、 包昆通道为3 条纵轴, 以主要的城市群地区为支撑), 而人口集聚突破了“胡焕庸线” 的空间限制(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 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 从黑龙江省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 大致为倾斜45 度基本直线, 也称为 “黑河—腾冲线” ), 呈现逐渐以主要城市群“组团状” 空间格局。

2.1.2 四大地区层面： 二者呈“东高西低” 特征

人口空间集聚呈“东高西低” 特征, 东部城市“绿地” 集聚势能大, 而人口集聚方向却呈现分散化趋势。

1) 东部两要素集聚程度领先。 地理优越、交通发达、 资源充足等因素拉动“绿地” 建设,前期二者集聚明显, 后期集聚程度减弱。 人口向东部流入减慢是市场机制和我国空间开发政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7]。

2) 中部两要素集聚水平快速提升。 后期“绿地” 发展势头强劲, 尤其是长沙、 合肥等省会城市： 人口变动剧烈, 多数城市集聚程度加大,两湖、 川渝地区明显。 这表明中部核心城市的“绿地” 形成连片发展, “一带一路” 建设西向拉力与东部发展东向拉力的双重力量直接影响我国人口变动, 两要素集聚水平逐步接近。

3) 西部和东北两要素集聚能力弱。 西部“绿地” 集聚程度加大, 而人口却呈相反状态,加大空间不均衡。 东北两要素发展较慢, “绿地”和人口绝对减少的城市最多, 处于全国发展最低水平。

2.2 比重增减特征及空间集聚发展类型

2.2.1 “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的比重增减分析

通过公式(2) 得出我国各市“绿地” 与人口占全国比重的变化, 反映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动态演变(图3)。 东部多数城市“绿地” 比重为正值, 中部城市数超过50%, 表明东部、 中部城市占据更多开放空间资源。 西部和东北“绿地”比重为正的城市占比小, 意味着大部分城市的开放空间用地规模是下降趋势。

图3 我国绿地与广场用地和人口比重增量图(1996—2017 年)

东部、 中部、 东北及西部人口比重为正的城市数占比分别为63.59%、 46.99%、 32.56%及41.06%。 在比重增量最大的10 个城市中, 有6个位于东部, 分别为上海、 北京、 广州、 重庆、杭州和南京, 其余则为中部、 西部的特大城市,可见人口要素向东部以及中部、 西部核心城市集聚明显。

2.2.2 “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空间集聚发展类型划分

根据我国城市“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比重增减变化情况, 将所有城市划分为4 种集聚发展类型(表2), 并分析得出1996—2017 年我国城市“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比重增减的空间格局。

表2 “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比重增减变化[13-14]

1996—2017 年“绿地” 和人口呈逐渐匹配发展态势。 类型Ⅰ城市最多, 类型Ⅱ城市分布较广,类型Ⅲ、 Ⅳ城市分布差异不大。 22 年间我国多数城市“绿地” 和人口同向集聚促进了二者的协调发展。

四大地区同向类型城市数均大于反向类型,表明“绿地” 发展与人口发展愈发协调, 但各地区4 类型城市分布空间格局各不相同。 1) 东部:Ⅰ＞Ⅳ＞Ⅲ＞Ⅱ。 人口、 “绿地” 虽同步上升, 但北京和广州却为Ⅳ类城市, 可见特大城市开放空间未能与人口同步发展。 2) 中部: Ⅰ＝Ⅱ＞Ⅲ＞Ⅳ。虽同向类型城市占主导地位, 同向类型却呈现出两极分化格局。 3) 东北: Ⅱ＞Ⅳ＞Ⅲ＞Ⅰ。 多数城市“绿地” 发展呈现倒退趋势。 4) 西部:Ⅱ＞Ⅲ＞Ⅰ＝Ⅳ。 多数城市人口比重下降明显。 综合来看,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绿地” 和人口集聚程度大, 二者供需平衡, 空间发展越合理。

3 “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的空间均衡特征

3.1 全国特征

1996—2017 年我国二者不均衡指数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图4)。 1996—2007 年不均衡指数下降明显, 我国“绿地” 总量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使二者总量更匹配。 2007—2017 年不均衡指数在波动中增大, 此时我国“绿地” 要素快速向东部及中部核心城市集聚, 其集聚速度远快于人口,导致二者在空间上不匹配。

图4 我国“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不均衡度(1996～2017)

3.2 四大地区特征

“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不协调度总体呈东北＞西部＞中部＞东部递减的空间格局特征(图5), 表明东北及西部均衡发展最差。 四大地区的不均衡指数整体上以2010 年为转折点, 表现出先稳定下降再逐渐反弹趋势。 东北及西部不均衡度逐年下降, 缩小了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 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绿地” 与人口正走向健康的协调关系。

图5 我国四大地区“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不均衡度(1996—2017 年)

“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均衡分析结果均表明我国区域差异在逐步缩小, 但我国“东强西弱” 的空间格局依旧会长期存在。 尽管近年来东部发展速度放缓, 导致两要素占全国比重下降,但东部发展根基稳健, 发展动力依然强劲。 因此,“绿地” 和人口向东部高度集聚的状态未发生根本变化。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 我国绿地与广场用地和人口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 绿地与广场用地向“三横两纵” 地区集聚程度显著, 人口空间集聚逐渐突破“胡焕庸线”, 形成围绕城市群“组团状” 格局： 绿地与广场用地的集聚程度慢于人口。 四大地区层面,两要素同向发展为主要集聚类型, 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二者发展愈协调。

2) 我国“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空间发展均衡不断提升, 两要素的同向集聚促进二者的空间均衡。 均衡度呈现出东北＜西部＜中部＜东部等级递增的空间格局特征, 且均衡度差异不断缩小,但“东强西弱” 的空间发展格局将会长期存在。

4.2 讨论

“绿地与广场用地—人口” 逐渐趋向均衡发展, 但失衡情况难完全消除, 二者的空间未达到最优配置。 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紧张, 城市用地扩张愈发艰难, 使开放空间的发展受限, 人口的大量集聚将引起人均资源的紧缺[16]。 与此同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异步发展也将成为开放空间和人口均衡发展建设的强大约制力, 为二者均衡发展建设带来严峻挑战。 东部城镇化水平较高, 人口密度大, 用地扩张受限, 人地矛盾尖锐,发展潜力将由强转弱[17]： 中部主要城市群人均建设用地资源紧张, “绿地” 面积很难再次提升：而西部及东北地广人稀, 人口逐步回流, 反向促进土地城镇化发展, 存在“绿地” 建设冒进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