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胜

1933年7月1日《文学》月刊创刊。该刊是一份左翼文学刊物，主编是原商务印书馆高级编辑傅东华。编委会还有9人，分别是鲁迅、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徐调孚、郑振铎和茅盾。

《文学》月刊创刊后，一出版即受到讀者的青睐，创刊号初版1万份，5日即销售一空。后来又再版了数次。

鲁迅对《文学》倾注很大热情，但他没料到在《文学》第二期上，傅东华用笔名“伍实”发了一篇文章，却令他大为失望甚至愤怒。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休士在中国》。休士是美国黑人作家，他应苏联之邀前往拍摄反映黑人生活的纪录片，此后由苏联到上海，受到左联邀请来中国介绍访苏情况。

文章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休士到中国，比之不久前萧翁（萧伯纳）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这才使鲁迅和梅兰芳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

这段话惹得鲁迅很不高兴，他愤然而起，当日即给《文学》杂志社写了措辞严厉的信：

我见了一回萧伯纳，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骂到现在……然而那是招待者邀我去的。这回的招待休士，我并未接到通知，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人。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

鲁迅的愤怒以及对同人刊物的寒心溢于言辞。这事发生后，作为主编的傅东华很内疚。他文章的本义丝毫没有讽刺鲁迅之意，但客观上却起到了这样的效果。这是他深感自责的。

为了平息鲁迅的怒气，除了茅盾专门登门解释外，当时还托周建人向鲁迅致歉解释。

因《文学》态度诚恳，意识到这是一场误会，鲁迅未再追究。

1935年秋的一天，傅东华的儿子患上伤寒，病情发展至非住院不可。有人建议傅东华把儿子送到福民医院治疗，并说那里的院长和鲁迅熟悉，只要鲁迅出面讲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了救命悬一线的儿子，傅东华决定找鲁迅求助。由于两年前的事，傅东华不知自己的请求是否能被答应，只能忐忑地等待鲁迅的回复。出乎傅东华的意料，鲁迅并没有因前嫌有所推却。

儿子痊愈后，傅东华曾经给鲁迅写过一封信，在感谢之余，还表达了希望登门拜谢的心愿，但鲁迅并未回信。以至一年后，傅东华在悼念鲁迅的文章中对此表示了深深的遗憾。

1940年6月25日，傅东华开始翻译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名作《飘》，用中文将这部名著演绎得同样流畅自然。《飘》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人最值得读的外国小说之一，傅东华居功至伟。1971年，傅东华“随风飘去”，享年78岁。

（据《名人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