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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在作为基因决定论的社会生物学中的体现

2020-12-08李晓明谢露露

山西青年 2020年5期
关键词:决定论进化论客体

李晓明 谢露露

1.太原科技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4;2.山西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6

一、作为“基因决定论”的社会生物学

“基因决定论”历来被各界学者批判,这是由于传统的基因决定论过分强调基因单项维度所致。进而衍生出来所谓的“优生学”、“血统论”。过去的学者在批判基因决定论时也往往是站在环境主义的角度对此进行批判。其实基因决定论是奠基于进化论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写道:“我所谓的‘自然’只是指许多自然法则的综合作用及其产物而言,而法则是我们所确定的各种事物的因果关系。”[1]所以,“基因决定论”就其语境意义来说,其实已经涵盖了环境这一元素。1975年,爱德华.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面世,标志着社会生物学理论的诞生,完备的“基因决定论”亦随之产生。路翁亭曾公开表示“社会生物学就是一种认为人类的社会组织是由经过环境选择的基因所控制的基因决定论。”[2]考虑到环境是物质的,而基因是分子生物学概念。所以,社会生物学与机械决定论本质上也是相容的。

但机械决定论统摄的是整个物质界,所以其并未就生物界与非生物界进行区分。而社会生物学作为基因决定论在生物界则是将决定论的逻辑演绎得极为通透。而且作为决定论,二者在“决定性”或必然性上表现亦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二、必然性作用的客体不同

机械决定论的主要组成因素是还原论与因果律。其中因果是人类的先天认识能力。而从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到拉美利特,只要持有还原论的主张,多半其理论都会导向决定论。在拉格朗日整合了牛顿力学之后,机械决定论在认识论的维度发展为波普尔所谓的“科学决定论”,即强调了人类对于世界预测的能力。科学决定论起因于用按照理性的科学的可预测性的更明确的观念取代可能的预支的模糊观念的尝试。[3]就宏观现象来说,只要给机械决定论的还原论组成部分设定一个不与宏观现实相矛盾的临界点(比如原子),该理论仍然具有充分的解释力。而这个节点所在就是机械决定论必然性作用的客体。

社会生物学作用的客体是行为模式。而行为模式的载体与进化论所讨论的自然选择的最小单位是一致的。进化论在其发展过程中,生物学家曾就自然选择的最小单位是什么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上个世纪中叶,日本学者木村资生提出了“中性理论”,与该理论最为兼容的是把种群当做选择最小单位的综合进化论。社会生物学研究的是社会性动物的行为模式,加之其是立足于综合进化论的,所以社会生物学中的必然性的作用客体正是种群的行为模式。

三、必然性的来源不同

反驳科学决定论的学者曾拿出了许多可以证明预测行为的不可行性,比如微观的不确定、系统科学等,但并不能对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构成威胁。在机械决定论者看来,混沌的世界在人类看来即便不可解是认识能力的不足,决定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正能反驳机械决定论的是证明因果律失效,即事物之间是断裂的,没有普遍联系的。但如此一来,类理性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因果律是机械决定论作为本体论的必然性的来源。

而社会生物学作为新版本的基因决定论中的必然性,因为基因决定论统摄的是生物界,其自然不可避免地与生物所具有的独特性相关联。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中指出“生命以负熵为生。”熵是用来衡量物质的有序性的,生物的独特性也正是体现在了其所具有维持低熵的能力上。熵与信息密不可分。我们熟知的米勒实验证明了无机物向有机物转化的可能性,而后者则可以形成核酸。脱氧核苷酸双链的半保留复制则使得基因可以将信息传递下去。在生命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唯一不曾发生过变化的是“基因存续”这一事实。即道金斯所谓的“复制基因为了保证自己在世界上得以存在下去而采用的技巧和计谋也在逐渐改进。”当然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动物的行为模式,即行为模式是与基因协同进化的,优胜劣汰的法则同样作用于种群。进一步,如果对行为模式的进化做目的论分析的话,则无论何种行为模式,其着眼点必须是基因的存续。

四、客体与必然性的关系不同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本质上就是对机械决定论中的因的认识,包括牛顿力学、分子生物学都是如此,即认识必然性。但对这一必然性我们能否选择违背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还原论把人的思维还原为了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人类并不具备与物质界的区分特征,所以人类和其他物质一样都是不能违背机械决定论的必然性的。这也是决定论与绝对自由不能相容的原因所在。

文化是人类的行为模式,其作为基因决定论的客体遵循上述的必然性,即不可以违背基因的存续机制。生态学对种群的定义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分布在同一区域内的同种生物个体的集合。基于认识能力考量,单个的人与种群在面对上述必然性时对必然性会有不同的把握。

就群体来说,文化的发生遵循第一后成法则与第二后成法则。即基因规定了一套生物学过程(后成法则),指导着心灵装配的顺序。这二者使得今天的我们不管看到什么样的文化,其必定是与基因的存续相关联的。故而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中讨论人类时才会说“并不存在一套单一的道德标准可以用于人类所有群体。”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生物学里所讨论的文化发生机制考察的始终是自然状态下的情况。

文化与基因固然关联,但其传递却不同于基因,并非完全通过遗传,“习得”才是主要途径。与群体的文化必须符合基因存续的必然性有所不同。作为个体的人在面对自己所在群落的文化是可以有所选择。既可以遵守,也可以违背。所谓遵守即循规蹈矩地践行该群落的文化教条,成为了该群落的组成部分。如果个体选择违背既有的行为模式,那么可行性依旧存在,但势必受到该群落其他个体的攻诘。之所以个人有能力这么做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社会生物学的必然性来自于基因存续机制的惯性而非单纯的强因果性。其二,人类的认识能力在把握了生物界的必然性后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即拥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相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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