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青青 范炳良

1.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2.常熟理工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一、知识分子的逃避

“知识分子的逃避”是指知识分子转离明知正确的、有原则的、困难的立场，不愿显得太政治化，害怕有争议性，想要保有智慧、平衡、客观和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获得权威的许可，被接纳、留在可靠的主流内。［1］在萨义德看来，这种逃避具体表现为在知识和政治权势的裹挟下，知识分子无意识地弱化了内在挣扎，显现出普遍的妥协和退让，从而使得知识分子形象趋于庸常与溃败。

从知识场域来看，知识分子反对权势，却以权势结构为框架构建自身场域的等级制度［2］，具体表现为学术内部等级制度的出现，将权威、等级崇拜置于了真理、自由崇拜之上，使得其他知识分子为了奉承、讨好极有缺憾的权威而丧失天性。“如果你眼睛望着主子，就无法像知识分子那样思考，只能像个门徒或者追随者，内心深处则必是奉承、取悦和不得忤逆。”［1］另一方面，知识场域内部形成的“权势网络”依靠行规，增强了个体对集体的依附性，使得个体被集体所裁制。每个知识分子不得不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思考，消解了个人的存疑，带来的是利益的共识和重复集体的套语。同时，这种权势网络很容易形成自吹自擂的精英联合会，这种知识群体常常带有特定的心态、固有的偏见、特色和固定的思考方式。他们习惯不变，不愿接受挑战，常常通过行业内部的身份认同达到排除令人尴尬的惹事生非者或是集体“异己”的目的。萨义德认为这种“内部权力”结构，虽然增强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对外话语权，但也造成了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分散，在特定情况下不利于个体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实现。

从政治场域来看，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紧张程度决定知识分子的行为限度，这个行为限度包括研究路向、政治参与和对现有政治态度三个方面。从研究路向来看，一旦知识和政治处于紧张对立时期，知识分子便会转向书斋，进行相对安全的纯理论研究。即知识分子不再将公共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是退到“形而上”的层面，这种“形而上”也仅仅是出于产生话语的需要，大多不具有思辩性、革命性。在政治参与方面，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资本的占有者，本应具有洞察世事的敏锐性和对现存秩序不断提出质疑的特点，但现代政治系统有着极强的同化性，它是一个能够把文人志士不断笼络其中的生长性政治环境。［3］它瓦解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使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嵌入某种权力结构，成为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变成了被统治阶级或集团“收编”的工具，促成了知识分子的“体制化”。最终，知识分子在俯首权力的过程中，变得自卑、猥琐，“导致现代史中人们所熟知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终结”。科塞认为“如果知识分子完全被吸收于其中（政府部门），他们行将就木的时刻也就到了。”［4］“摆在知识分子面前貌似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异化，要么超然。所谓异化，是指知识分子因融入‘体制’而‘褪色’，弱化其固有的辨色标识。［5］至于超然，意味着知识分子在权势的倾轧下，通过远离世俗达到自我保存的目的”。这种独立性和超然性与真正一流知识分子超越现实命运，进入人类知识系统的真知层面截然不同。从政治态度来看，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势的裹挟下，会不自觉地矮化对真理的信仰，成为了没有争议的安全角色。

二、知识分子的品格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逃避不单是社会进步索求的结果，更多的是个人意志的不能集中。权势只是使知识分子形象矮化的“一大堆细枝末节”，“究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主观精神选择。对于独立精神和公共承担的‘遗忘’产生于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的自我调适，他们在生活之重中选择生命之轻，由‘对抗’正统与教条的一方调整向‘顺从’或‘制造’的一方。”［6］面对权势的规训，萨义德认为每个人在自己心灵领域中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威，很多时候知识分子的不自由更多的是自己设定的，知识分子要想不被权势驯化，必须形成顽固的自我品格，这些自我品格包括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独立性和批判性。

（一）公共性：公众的代表者

所谓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从来源来看，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权力机关的公共性来源大不相同，权力机关公共性的产生和权力的来源挂钩，权利以契约的形式通过让渡形成的公意集合体赋予了这个政治实体一定的公共性。而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来源于知识分子这一职位本身所赖以确认的神圣使命、终极关怀以及民众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救赎能力的期待，即公众对于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要求和能力道德要求，这一道德要求使得知识分子在凭借知识资本介入公共场域时不再是普通的道德主体，而是“对他所遵循的道德负有超级责任的人。”这种超级责任包含了对其成为最富善德和最具智慧的人格的双重期待。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面临两个世界“个人世界”和“公共世界”，而“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于文字并发表，便进入了公共世界”。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必须对现实人生负有一定道德责任，不能撤退到完全利己的领域。同时，知识分子以代表艺术（the art of representing）为业“‘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1］这种代表身份，使得知识分子“有了特别的权势向被授权的人发声”，但也意味着这些权势势必要受治于社会要求，“要向公众交代”——即知识分子必须仰赖自身对于公平、正义的信念，不委诸于隐藏的权势规则，敢于反对不完美或权威的压迫、保卫弱者。［1］同时，公共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要取悦公众、委诸于公共情绪，而是指知识分子要始终以责任为担当，以公共利益的导向，做公众良心的捍卫者。

（二）独立性：现实的流亡者

萨义德知道，要想得到“善”与“智”都足以依赖的知识分子是十分不易的。因为在现实中，公共知识分子所依靠的知识权力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依附性，而公共权力本身就处于强势地位，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侵犯性，因此常常会出现权力干扰知识的情况，即权力不可避免会对能够发出批判之声的知识分子加以无形却强势的收编或消声，在这一语境下，知识分子必须附有另两个特性“独立性”和“批判性”。

“独立性”的具体实践路径是萨义德所提出的“流亡者”这一身份。但不同的是，在这里，它主要解决的知识圈层内部的权势关系，即要求知识分子面对日渐官僚化的知识群体，尝试成为虚悬状态的流亡者，这种流亡可以包括三个层面：身体层面、心灵层面和知识层面。对于流亡者这一角色而言，流亡只是一种模式，身体放逐并非必要因素。但萨义德认为如果能够离开中央权威，走向边缘，或许会看到一些远离传统和舒适圈的心灵所失去的东西。但心灵和知识的流亡却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知识权力内部而言，心灵流亡要求打破群体固有意识，它是一种选择的自由，一种依赖于自己的模式来做事的程序。同时，流亡意味着习以为常秩序之外的生活，而非被以威权方式赋予的现状。它有可能招致不安稳的效应，是危险的。但对整个知识群体来说却是实验的、创新的，代表着改变、前进，能使得这一行业避免僵化、具有活力和正气。知识的流亡，意味着知识分子要跳出现有的整个知识体系裁制下的惯常逻辑和思维框架对其头脑产生的围堵，逃脱强制的、非自愿的知识安排。最终，引发知识分子最初的灵感突袭，并进而出于原生的、本能的对知识产生的忠诚，进行重新探索和重新问题化的行动，恢复个人的诠释。

（三）批判性：权势的批判者

“批判性”是对知识分子的理性要求。科塞认为没有知识的权力极易带来灾难，在萨义德看来，没有理性的公共性和批判性同样是灾难的根源。萨义德所定义的批判性是指“他或她全身心地投注于批评意识中，不愿接受接纳最现成的事物、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1］他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需要批判性是因为“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现世的权力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正、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1］真正的批判势必要能够链接人类苦难的，这样的批判才是有价值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萨义德倡导的批判性是建立在对弱者的关怀和对权威强势的质疑上，但他并不是把强弱作为其批判标准。在他看来，无论强弱，凡是不合理的都有质疑的必要。同时，批判本身绝不是让人舒适的存在，它是带有怀疑的探究，是反讽的、质疑的和非犬儒的。在行使批判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必然会表现出其尖锐的一面，甚至是会激起辩论、挑起争论的，但却不是争议的。因为前者往往表现为对理性的探索，后者表现为情绪的喧泄。在此过程中，作为批判主体的知识分子始终要切忌讨好大众，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造成不快。［1］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便是代表被遗忘和被弃置不顾的人和议题，通过批判实现超越的价值，这种超越包括从“狭义的群体主义”到“广泛的公共主义”的超越，从“非理性现状”到“理性的未来”的超越。

三、结论与反思

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的思考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作为一名来自巴勒斯坦并归化于美国的学者，流亡者的身份使得萨义德在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在他眼中维持秩序和维持正义是分裂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捍卫的是真理和自由这类普遍价值，必须对自身的使命有着毫不妥协的看法，必须是不满的、疏离的、桀骜的和悲欢的，永远带着对势利的蔑视，对庸俗的不屑，和对主流文明反抗和背叛。萨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带有鲜明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强调知识分子做自己的主人，成为自由的批判者，但往往由于过于强调反而不自觉地走向了反面，成为知识分子自我区分和激情的工具。托尼·本尼评价道“‘这种为批评而批评’的知识分子职能观，如果像前人一样先验地将批评作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这一职能或限制其发挥。”［7］

虽然萨义德讨论的是西方知识分子，但其揭示的“权势对于知识分子的形象庸化的可能”同样存在于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当下的中国，一方面，中国知识团体内部科层化趋势使得知识领域本身独有的运作逻辑和规则被打破，中国知识人的独立性在被慢慢消解。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体制化”不知不觉弱化了知识人对现实批判的敏感度，使他们受到现有政治体制的束缚及既得利益的羁绊，无法理性、客观、公正地批评社会，倡导公平正义。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在“科层化”与“体制化”中被消耗殆尽，知识分子变得怠惰、温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沉默寡言的、害怕风险、崇拜合格的技术人员。

在此背景下，萨义德提出的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于权势场域之外的品德，要以知识为依托，以责任和道义为担当，保持对现实清醒的批判，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构自身人格力量有着重要意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批判性”的应用要适用于中国特有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中去。与西方不同，受儒家“入世”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维持秩序和维持正义的目标一直是统一的。同时，中国现在有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系统也有着足够强的包容性，能为知识分子发挥其思想力量提供足够自由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服务于现实的权力系统中达到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目的。因而，中国知识分子所行使的批判必然是节制的、温和的，它不是嘲讽和解构，始终与社会过意不去，始终反对现状和反对权势，更不体现在始终对现有政体抱有敌意上。“它（批评）所产生的力量实际上源于它在特定的制度和话语背景中的选择性运用。”［8］现代知识分子凭借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着令人敬畏的文化权威和影响力，使得知识分子不免以真理和正义自居，陷入激进的深渊中去。尤其是“在现代政治逻辑的席卷下，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成为了其强化话语和地位自证的重要的工具，知识分子自身也沉迷于权力为自己带来的逐利资本，从而使得批判精神失去了原初意义”［6］因而必须警惕知识人对批判自由的滥用，以及因此所导致的学术对公共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理性的批判是为了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而不是将社会引向分裂和对立，甚至颠覆当下政治格局。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这一“批判”品格目的是为了保持整个中国知识界对于现实的预见性和警觉性，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走。因而，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从批判的神话中逃脱出来，塑造出另类的、更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