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越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一、明太祖治滇背景

公元1368 年正月，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年号洪武。而元顺帝被朱元璋赶到大漠以北，但仍保有残余势力，史称“北元”。而云南被控于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忽必烈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的后裔）之下，臣属于“北元”。最开始，明王朝对云南采取中和的态度，并两次派遣使者入滇劝梁王归附朝廷，在《明史·云南土司列传》第二百一卷中记载，“洪武六年，遣翰林待制王祎等赍诏谕梁王，久留不遣，卒遇害。八年复遣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往，中途为梁使所害。”①为了巩固刚建立的大明王朝政权的稳定，因多年战争消耗，所以明王朝无力对云南边陲用兵进行武力征讨。

经过十数年的苦心经营，明王朝囤力逐渐强盛，统治逐渐稳固，具备了征服云南的实力。《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 年）九月，朱元漳对文武大臣们说：“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招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②。同年，朱元璋亲自指挥部署，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休英为左右副将军，攻打云南梁王，爆发了白石江战役，之后占领了素有“咽喉要塞”之称的曲靖，接下来又对云南各地方进行征讨。而在这之后发生了土官集众攻云南城，并被斩首数万的事件，但是《明史》中对其的描述，轻描淡写，细节不明确，逻辑上也不够有说服力。于是，笔者提出几点疑惑，并希望一一解答。

二、《明史·云南土司列传》记土官杨苴的“叛乱”之疑点

在《明史·云南土司列传》第二百一卷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事件，即“十五年，友德等分兵攻诸蛮寨之未服者，土官杨苴乘隙作乱，集蛮众二十余万攻云南城。时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寇至，都督谢熊、冯诚等撄城固守，贼不能攻，遂远营为久困计。时沐英方驻师乌撒，闻之，将骁骑还救。至曲靖，遣卒潜入报城中，为贼所得，绐之曰：‘总兵官领三十万众至矣。’贼众惊愕，拔营宵遁，走安宁、罗次、邵甸、富民、普宁、大理、江川等处，复据险树栅，谋再寇。英分调将士剿降之，斩首六万余级，生擒四千余人，诸部悉定。”③

笔者认为这段历史事件并不是十分详细，史料中只记载了“杨苴做乱，集众攻城”、“沐英剿降之，斩首六万人”，而至于杨苴作乱的前因、沐英与杨苴交兵的具体细节以及斩首六万人的经过并未具体说明，而对于该事件的后续也不见于任何史料记载。因此笔者搜集、类比《明史·列传》（第十四卷）、《明史·沐英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滇考》、《钦定续通典》（《兵》卷）、《炎徼纪闻》（卷四）、《七修类稿》（卷九国事类）、《南诏野史》、《三家世典》（一卷）等史料，旨在对该事件还原，并且对明廷采取的治理云南的方式给予评价。

（一）各个史书对该事件的记录

1.《明史·列传》（卷十四）、《明史·沐英传》在内容上几乎与无《明史·云南土司列传》无任何出入。

2.《三家世典》（明）郭勋所撰写。郭勋为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六世孙，但该书有意抬高郭氏家族地位，对沐氏的描述或多或少有偏误，不能全为所信矣。其内容为“王师已东，云南诸蛮部乘之以叛，围城二十万众。都督冯诚以孤军固守，伏强弓弩于埤，贼近，辄射之。贼少怠，则出击之。贼不敢即攻城。英将锐兵一万赴援，至曲靖，遣一健步怀檄入城，约为内应。为贼所得，诘之，贼皆错愕，转相告报，解围宵遁。英既入城，贼散走，安定罗次、邵甸、富民。晋宁、大祺、江川诸山犹据险立栅，分兵歼灭，斩首六万级，生擒四千人，诸部复定。”④比《明史》对杨苴集众攻城的细节描写的更多一些，但是其根据何如，还尚未可知。不知道是否为郭勋对该事件的主观想象。

3.《钦定续通典》（《兵》卷），为清乾隆三十二年因奉敕而撰。现代文献中对该书的记载不多，而该书对此事件的时间记载极为简略，“土官杨苴复叛，纠集二十万众围城，英时在乌撒，闻之即遣兵赴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入报城中，为贼所得，给之曰：‘总兵官已领三十万大军至’。矣贼众骇愕宵遁，英追讨于诸，寨悉歼之”⑤。而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清朝人对土官杨苴的态度是“复叛”，是叛乱的罪名。但该书并未记载斩首之事，为什么把这一事件抹去？

4.《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滇考》中，更详细的描述了这个事件，“九月（洪武十五年），傅友德、沐英等分兵攻未服诸蛮，以指挥冯诚守云南。诸蛮见大军出，谓城守虚弱，遂相煽叛。土官杨苴尤杰黠，绐其下曰：‘总兵领大军归矣，云南城可图也。’遂纠众至二十万，会于城下，合三十六营兵攻城。时城中乏食，士卒多病，仓猝闻寇至，颇以为忧。诚与指挥谢熊以孤军婴城拒守，备楼橹战具，多置强弓弩于城上。贼至，辄射之，多应弦而毙。伺贼少怠，出奇兵击之。贼不能攻，遂围城为久困计。时沐英驻师乌撒，闻之，选精骑万余来援。至曲靖，先遣人潜入城报知，为贼所得，绐之曰：‘总兵官领大军三十万至矣。’贼相顾骇愕，拔营夜遁去，至安宁、罗次、邵甸、普宁、大祺、江川等处，据险树栅，欲图再举。英至，与冯诚等合兵剿捕之，斩首六万余级，生擒四千余人，诸部复定。”⑥该史料中更具体的描述了杨苴将二十万兵分成三十六个军营，进攻云南城，并说明了冯诚及手下如何做防守。但因该书是清朝编撰，所以在内容上可能做了删减增编，可增加的细节来源为何却无法知晓，因为即使明代的史书对该事件的记载也很少。《明史纪事本末》这本书是清代学者谷应泰所编撰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该书详于政治，略于经济和典章制度，且选录的历史事件也不够全面，但因成书较早并且书中有的内容依据野史传闻，间有失实之处。

《滇考》一书中描述的该事件与《明史纪事本末》几乎相同，是冯甦于清康熙十九年编写的，该史书应该和《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料来源应该趋同。

5.《七修类稿》（卷九国事类），是明代郎瑛撰写的文言笔记体小说，该书为作者致力于学问考辨的一部专著。且有许多内容，为史书所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四库总目提要》中对其做了描述“……凡分天地、国事、义理、辨证、诗文、事物、奇谑七门……皆明《会典》及《明史》诸志所未及，亦间有足资考证者。然采掇庞杂，又往往不详检出处，故踳谬者不一而足”⑦。可见，虽然该书在史学界有很高的价值，但是由于缺乏史料依据，而且，就本事件而言，在《七修类稿》中，郎瑛的说法是“云南叛酋杨苴等，斩首九万级，檄定百蛮之种，威加八佰之邦，云贵俱平。”⑧这个“斩首九万级”又是一个新数据，而其根据为何，也不好鉴定。而且书中对杨苴的形容直接用“叛酋”二字，可见从正史中的“土官”到“叛酋”，杨苴的个人身份问题，直接发生了质的定性问题。有关杨苴的记载很少，只知他是当地土官，而关于杨苴作乱的前因在史料中尚未出现，为何郎瑛判断杨苴为“叛酋”？可见后世对杨苴这个人的身份认同是很模糊的。

综上，是对“洪武十五年沐英斩首六万级”事件记载最具代表性的几部史书，对杨苴集众二十万并攻云南城的始末也有大致的描述，可是对于当时的细节还是少之又少。下面我来提出我看到这段史料发现的几个疑点。

（二）《明史·云南土司列传》对该事件描述的几个疑点分析

1.疑点一：“杨苴趁隙作乱，集蛮众二十万攻城”中“作乱”为何？

所谓的“趁隙作乱”，到底为何意？从这句话里，只能分析出明廷与云南土酋立场的不同。“作乱”的背后又有何深层意义？杨苴是当地土官，而杨苴在行为上看似“攻”，实则为“守”。“二十万众”里不仅是士兵、土官亲信，更多的一定是当地的老百姓，那么老百姓的造反到底是因为什么？在《明史》中，只是对杨苴的行为做了描述，但并未描述具体原因，杨苴为什么要起兵攻城？一般来讲，只有当地老百姓对中央政府有不满情绪才会被迫无奈的起兵造反，而非谋反。而史料众却未记载杨苴攻城原因，而无论何事，事出必有因，有因才有果。

2.疑点二：史书对斩首人头数量记载不一

《七修类稿》中，对以杨苴为首的造反者“斩首九万级”，这个数据和《明史》中的数据截然不同，为什么会由六万变成九万，郎瑛的《七修类稿》到底参考的何种史料？一方面，郎瑛赞同了这个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他又与《明史》中对该事件的描述有出入。而且《明史·云南土司列传》中，对杨苴等蛮众的处置是“斩首六万余级，生擒四千余人”，按常理来讲，一个战役对俘虏的处置，一定是生擒比斩首的要多，斩首对象也大多数是高层领导，而一个集团里，肯定是领导者少，基层人员多，对基层人员的处置大多是教化与安抚，重整编排。为什么斩首数比生擒数还要多？

3.疑点三：史书中未记录封赏

平定云南之后，史书中并未对该事件记录封赏，无论在《明太祖实录》中还其他诏令类史书中都是空白的，这又是为什么？洪武十五年“沐英斩首六万级”，“六万”的人口数量不是小数目，为何这么大的历史事件，沐英等部众这么大的功劳却未出现在史料典籍中，那对这个事件，明朝到底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是极其有研究意义的，因果相照，而如此大的事件前因不详，后果不明。确着实让后人莫名其妙，所以对该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有待商椎。

三、土官杨苴是否真的为“叛”

“杨苴集众二十万攻云南城”的历史事件是否真实存在？杨苴集蛮众攻云南城，之后被斩首六万级，如果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如我前文所疑惑的那样，为什么斩首的人数比生擒的人还要多？那么笔者在这里下了一个结论，就是明军杀降，杀降意指如果另一方投降还要继续杀掉投降者。那么在历史上，明军对杨苴率领的蛮众就是这种暴虐的杀降行为。而且，二十万的蛮众大多数都是老百姓，这样等于屠杀百姓，老百姓其实最为单纯，只要减轻税负维持生计，也就不会反抗，而明廷这么做的意义无非是赶尽杀绝。

在洪武十五年沐英奉命起兵云南之前，“上遣颍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将兵破鄯阐，梁王把都鸩死，段明惧，乃驰书友德等，其略曰：大理乃唐交绥之外国，鄯阐实宋斧画之余邦地，莫能酬中国之郡邑，民莫能列中国之营屯，征之而徒劳甲兵，宽之而海纳鳞介。乞依唐宋故事，颁降云南玉印一颗，《大统历》一本，律令一部，比年小贡，三年大贡，则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之分各安劳逸。”⑨梁王死后，段氏马上向傅友德发去书信，其意在投诚，段氏希望与明廷的交往亦像昔日与唐、宋之交，希望与之发展良好的交往关系，还保证会向明廷进贡，但却遭到沐英拒绝，并且沐英还侮辱了前来的使者，并谕令其快速降明。后段氏再上书，其略曰：“善阐危如登天，大理险倍投海，计如汉武习战，仅置益州，莫能全土。雄若世祖，驻跸只缘善阐，分裂余区。自古以讲和为上，全师为奇。大国既有其兵，小国亦有其备，迨乎粮尽马死，将独兵离为天下笑。”段氏提到因地理位置与环境的原因，益州、鄯阐这两个地方很难驻扎军队，动用武力也很难完全控制，汉武帝大动干戈，仅仅设置了一个益州郡，元太祖亲自出征，也只是为了一个小小的鄯阐。段氏劝明廷不要兴师动众，因为“方今天下平犹易，自古云南守独难”（《段世上颍川侯·方今天下平犹易》）。从滇人角度，希望保持独立，但又惧中央王朝之威，采取对中央王朝进贡的方式来“讲和为上”，这样明廷也可以与云南互交，滇人也可以很大程度独立。但傅友德等闻后大怒，“督兵并进，明兵大败之，擒俘京师，云南悉定，分置府县比之中州矣。”从段氏上书的内容来看，这已经是服软的态度，但是明军依然要督兵并进，最后云南悉定，这只是暂时稳定的局面。明朝这样做的目的要控制住云南，但代价就要牺牲当地的民众，而手段便是赶尽杀绝。

战争中最无辜的是百姓，而这是明廷对付云南采取的态度。明朝沐英镇守云南时实行了一次云南版的“焚书坑儒”，在《滇系·典故系》（清朝中叶师范的历史著作《滇系》）却用简短的文字记录下了一切：“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也正是这一句，从传统史书中分离出来，表达了滇人的立场。这也说明了明廷对云南的治理不够合理，未考虑当地百姓诉求。

四、结论

对比其他史书对该事件的描述，《明史·土司列传》的描述还是中肯的，明廷没有给杨苴下“叛”的罪名，虽然细枝末节无法推敲，但是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确存在，但其性质来讲，就应该是立场问题。而明朝平滇的过程，通过这个历史事件就可以看出，近乎残忍。正如段氏所言，滇人的立场大概是希望从讲和中求发展，而且希望通过进贡的方式与明廷互不犯边，但在明初当朱元璋建国还并未稳定之时，明廷也曾派使节前往云南却惨遇害，明廷对云南的控制急切难当，却在平复云南的过程却未考虑后果，此为治理不当。明廷采取集权专制的统治手段，民众只能通过无力反抗来维护权利。在此事件中，明廷应该采取尊重民族文化、多招抚、轻武伐的治理手段。民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没有了民，国家也无法继续根深在这片土地上。

注释：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一.云南土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8064.

②黄彰健（校注）.《明实录》卷一三八.《明太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2179.

③［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一.《云南土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8064.

④郭勋.《三家世典》.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等点校.《国朝典故》卷四三，第1050 页.

⑤《续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1663-1664.

⑥［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册卷十二.商务印书馆，民国，26：51.

⑦［宋］柳永撰.《四库家藏》子部典籍概览（二）.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745.

⑧［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九《国事类》.北京：中华书局，1959：137.

⑨［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