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雨辰

一、苏洵“赂秦”论的漏洞

苏洵在开篇即提出中心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换言之，即使在六国兵利且善战的情况下，面对秦国侵扰，各国统治者却选择割地以避战，最终导致国力衰弱，为秦所灭，这一做法显然是难以理解的。那么为什么诸侯还要“赂秦”呢？归根结底正是由于“兵不利，战不善”。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韩、魏二国割地与秦，韩、魏二国在军事上敌不过秦国，只得割地以换得一寝的安息，并非对祖上遗留的土地不加爱惜，如同丢弃草芥一样将之拱手送人。并且从割让城池和战败所陷城池的数量对比上看，文中所述“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实在是夸大了“赂秦”的成分。

没有割城的燕赵二国“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最终仍落得灭亡的下场，为何？按苏洵说法，是“能守其土，义不赂秦”。史料记载，燕国与秦国只发生过两次战争，一是前335年主动与赵、韩、魏、齐、楚合纵抗秦。一是公元前227年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失败，翌年秦军伐燕，灭燕军主力。反而燕国武成王、孝王、王喜三代，为迎合秦国之意或乘赵国危难之机，燕不断挑起与赵的战争。且到了战国末期，秦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二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与“赂秦”并无太大关系。诸侯合力攻秦，却因诸侯内部之间的猜忌、纷争而无果而终。即便无“赂秦”之心，也难以做到使秦人夙夜忧患，感到来自六国的威胁。因此，苏洵《六国论》中“赂秦”作为六国破灭的唯一原因是不妥的。

二、苏轼“养士”论的补充

首先，苏轼《六国论》重点讨论了士阶层在国家运转中的作用，对“士”的重视和轻视，是六国“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迅速覆灭的重要原因，对士阶层的态度主要是肯定的。但是，六国为什么最终相继被起初并不强大的秦国所灭？分析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养士”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弊端的。首段苏轼便列举了“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的诸侯养士例子，但是这些士人是不劳动的，需要“役人以自养”，这就导致了老百姓和国家的支出负担加重，进而使国力衰弱。再者，国内之有奸邪之人，就好像鸟兽中难免有凶兽，昆虫中难免有毒虫一样。国家大事大量地让士阶层参与，不能保证其中没有奸邪谄媚之徒干涉。下层百姓“椎鲁无能”，只能终日辛苦劳作以供养上层，而决策权被上层大臣包揽，一旦君主听信了小人的谗言，或是奸臣掌权，那么即使国家不发生叛乱，也只是表面上的安定，其政治核心早已开始腐朽。

苏轼单从士阶层这一个方面对六国的存亡进行了论述，从中可以发现“士”既是六国久存的原因，也暗含了终将灭亡的命运。为苏洵“赂秦”论作了一些补充。

三、苏辙“申势”论的再补充

与苏洵、苏轼观点不同，苏辙在分析七国局势时将目光放在了“势”，即诸侯国的力量格局上。苏辙认为，诸侯抵御秦国侵略的重点，在于韩、魏二国。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秦国曾越过韩、魏以攻齐，当时朝内谋士深以为忧，可以看出二国在地理位置上极其重要。但问题在于这两个国家较其他国家实力相对弱小，仅凭各自的力量难以抵御秦国不断的进攻。而诸侯国之间相互猜疑，贪图边疆土地上的蝇头小利，自相攻伐掠夺，大大消耗了国力，所谓“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韩、魏灭亡后，秦国进军各国便畅通无阻。六国不懂得“天下之势”，不肯拉拢帮助毗邻秦国的韩、魏二国，以致招来亡国的祸患，而不懂得局势的原因，一部分正是士阶层的“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这一点也恰好印证苏轼“养士”论中隐含的问题。

萨摩瓦约在《互文性研究》中强调把文学创作和释义紧密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发现和理解作品从何而来，同时也不要忘了考虑载录记忆的种种具体方式。“三苏”各自所作的《六国论》对六国灭亡的原因进行相互补充及论证，使之更清晰完整。站在六国的角度，苏洵、苏辙从反面论证战略决策不当的危害，苏轼从正面强调应善用人。三人借古喻今，针砭时弊。在阅读文本时，应多方面入手，掌握“互文见义”的分析方法，得出更准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