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清燕 白凯 袁佳钰

[摘    要]慢活是“自我”与时间困境博弈的有益尝试，其为旅游与时间互动关系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实证案例。文章以丽江古城的度假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辅助NVivo 软件对度假者的时间韵律展开分析，探讨旅游、慢活、时间、自我之间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度假者的慢活实践呈现出无序性和非理性的时间利用过程，打破了标准时间的束缚，将时间的重心由量推向质、由效率逻辑推向价值逻辑。此外，慢活既是丽江内部群体历史积淀形成的“他者时间”，也是度假者主观创造的“我者时间”，两种时间以不同的符号标记，并达成了意义层面的一致性。最后，慢活并非是时间的无尽浪费，而是对生活、生命和生存意义的建构和解构过程。通过无序性和非理性的时间分配、感知、感悟，经由时间的自由体验、凝视反思、精神升华，度假者的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交往都被深刻影响，最终指向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来、更好的自己。研究立足于微观层面的个体时间分析，从实证角度回应旅游流动过程中时间非理性管理与自我价值、生命意义之间的互动关联，为深入理解旅游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考，也以时间的自由性回应了旅游对接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度假者;慢活;时间;“他者时间”;丽江古城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11-0054-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11.009

引言

现代社会被速度文化与效率模式所裹挟，越来越多的个体深陷时间囹圄，沦为时间暴政（tyranny of the moment）的牺牲品[1]，“时间荒”[2]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质量往往因为过快的时间节奏严重破坏。现实生活的种种压抑激发了人们慢下来的新时间需求，以期从容不迫地寻求一种凝固在时间里的、停滞不前的、具有更高稳定性的生存形态[3]。这种新的时间需求在实践中外显为日益受推崇的——慢活（slow living），慢活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时间管理范式，牵涉日常生活意义、社会道德与身心平衡[4]。慢活并非是简单粗暴地回归原始生活模式，而是在每日生活的广泛实践中，注入更多的意义、关怀和愉悦。慢活作为一种新兴的价值追求，逐渐渗透至生活的各种层面，促进了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协商、调适与重构。

慢活的概念里始终叠加着时间与速度，隐含主体对“有时间做有意义的事情”[5]的价值追求，而时间会从情感、行为、制度等层面重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间秩序的主观改变，是对速度支配地位的蓄意颠覆，慢活实则是个体试图通过时间协商破解日常生活的困境。具体而言，慢活意味着对时间秩序的改变[6]，是以正确的速度回归生活本质和追求更高层次的生命意义。旅游为慢活的体验和实践提供了暂时性、客观性情境，个体在“脱域与归域”的流动中重新、短暂地掌控时间，实践自身所期待的“时间需要”。时间是慢活的基础性要素[4]，如何综合时间维度探索旅游中慢活的实现与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慢活指向现代性背景下自我与他人、日常与暂时之间特殊的互动形式，这些互动都需要特定的情境、特定的时间标记完成。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以“慢活”为精神本底和地方性特色的丽江古城为案例地，遴选追求丽江慢生活方式的度假者为研究对象，對慢活的时间特质和复杂意义进行分析，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与完善慢活理论的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为个体与环境协调、身心平衡乃至旅游转型升级提供科学参考。

1 理论基础

1.1 慢活与度假者

慢活理念的兴起是全球化和城市化加速的产物，是对快文化霸权的一种回应[7]。慢活源自20世纪80年代欧洲等地“慢运动”的兴起，如西班牙Petrini发起的“慢食运动”（slow food movement）[8]，后续的慢渔（slow fish）[9]、慢艺术（slow art）[10]、慢旅游（slow travel）[11]等。社会实践中，慢活作为一种生活形态或理念，日益受到社会大众的追捧，已经成为人们表达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精神诉求。然而，关于慢活的理论研究却为数不多，且散见于各个领域之中，如慢活产品设计、慢城规划、慢旅游选择或者慢活现象等。对于慢活的核心概念界定，学界尚未作出统一回复。

加拿大记者Honoré在其著作中提出“慢活”的中心教义是“慢慢地把事情做好，并藉此享受更多乐趣”[12]，所谓的“慢”并非是指每件事都必须缓慢进行，或是回到过去乌托邦式的传统生活，其关键在于“平衡”，即“该快则快，能慢则慢，尽量以所谓的正确速度生活”。从Honoré的观点来看，慢活可以解释为一种享乐与放松的模式，即人性化地慢慢做好每件事的过程，同时在过程中与他人及环境建立联系。

新西兰学者Parkins是慢活研究的集大成者，她对慢活的日常实践、时间、空间和公共生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为后续关于慢活的探究奠定了基础。Parkins强调，慢活需要个体协调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以维持生活质量与道德层面的联系，在她看来，“慢活”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哲学思考，牵涉伦理与道德、环境、自我价值、生命意义多个维度[4]。沿着Parkins的研究脉络，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慢活的物质与实践[13-15]、慢活的伦理价值[16-21]、慢城市或社区的社会建构与地方营造[22-29]、慢游的形成以及慢游与可持续的关系[30-33]、慢文化的形成[34-36]等方面进行了探究。尽管对慢活的界定并不明确，也并未达成共识，但是慢活往往被视作为个体内在心理层面压力转化为外在方式的主观努力。既有研究强调的“慢活”并非简单指向行为速度上的放慢或是休闲活动的进行，而是时间利用过程中的体验与联系，最终指向身心平衡和内外在均衡发展，同时能够重新审视自我价值，在生活上产生良好的积极表现[26]。

既有研究表明，慢活存在多维复杂结构，是一个持续性的动态过程，涉及内容广泛，内涵丰富，包括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联系，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的管理协调等诸多方面。慢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概念，是相对于快的一种哲学，一种思考与行为方式。快与慢并非只是速度上的差异，它包含更多元的解释，包括精神层面、行为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环境层面等，慢活除了强调行为速度上的放慢外，更重要的是在慢活过程中达到身心平衡及内外在的均衡发展，从而以轻松的态度来面对生活的本质。因而，慢活的层级结构不仅包含消极的日常逃离，也包含自我价值、生命意义的正向升华。新时代背景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加凸显了慢活这一研究命题亟待理论与实践的拓展和延伸。

慢游由慢活延伸而来，描述了一种与当代主流旅游截然不同的度假（holiday making）方式，这种旅游方式的践行者——度假者（holiday makers）注重旅游的“质”、强调旅游的深度体验[37]。度假是旅游的一种方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旅游，也就使得度假者与旅游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国内学者杨振之等曾对比分析，总结了度假者的的七大特征：主体是中产阶层、消费中高端化、行为空间以住宿地向四周辐射、家庭为主要组织方式、康乐活动为主、度假地服务专业化、交通体系无缝对接[38]。随着度假旅游日益普及，度假者与旅游者的边界更加模糊，滲透至各个年龄、各种人员、各种特征的人群中。Molz指出，相较于一般的旅游者，度假者更强调换一种环境生活，抑或换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从事着当地的日常生活活动，包括做当地的菜肴，并努力成为当地文化的行家”[39]。

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逐步聚焦于度假者的动因分析、满意度、幸福感等[40]，并以目的、动机与停留状况作为度假者与旅游者的区分指标。关于度假者的动因，Krippendorf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度假者的七大动因：（1）社会补偿与社会融入（compens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2）解脱（escape）;（3）社会交流（communication）;（4）拓宽视野（broaden the mind）;（5）自由和自主（freedom and self-determina-tion）;（6）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7）幸福（happiness）[41]。度假者往往选择一地停留式、点对点的深度体验[42]，达到身心放松的同时，更加明显追求精神愉悦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即度假者希冀通过休闲化、深度化、慢速化的旅游方式，从现代性所造成的异化、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活节奏的程式化等状况中获得暂时“解脱”[43]，并最终指向自我价值乃至生命意义的追寻。然而Voase在其研究中回应到，度假者受现代性技术发展的制约，已经无法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解脱者，并陷入了家和逃离之间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44]。

总体而言，度假者始终是旅游大背景下特定旅游方式的践行者，以较长时间在目的地的停留，释放和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消解对现代性的不满和怨恨，以慢游或者慢活深度体验方式回应自我的回归与认同、生命价值的追寻，度假者所寻求的是理想化、主观意愿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差异化景观景点、地方文化的游览体验。

1.2 时间与旅游时间

时间是认识世界的基本参照，时间概念的抽象与复杂性导致其在不同学科研究典范中的释义不尽相同。随着社会发展演替和科学进步，学术界对时间的认识也在变化发展。传统哲学将时间分为两个极端，以牛顿、赫拉克利、普利高津为代表的先哲们将时间定义为客观存在、可以测量的实体，而笛卡尔、康德、休谟等认为时间是纯粹的主观意识和心理体验。近代哲学的典型代表人物——马克思对此总结到，时间并非是个人无法干涉的自然现象，也绝非是纯粹的思想外化，而是“人的积极存在，人的生命的尺度，人的发展的空间”，也即时间是社会化的[45]。自此以后，有关社会时间及其意义的讨论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有学者明确提出时间作为集体生活的节奏将社会与个人联系起来，确定了社会的运转秩序，人在时间中的主体性和时间的情感、道德意涵应该成为未来社会时间理论探讨的重点[46]。

社会学家们往往倾向于深入地探究时间的社会理论和哲学基础，而不是将时间作为实证研究对象。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学术界重点关注了时间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时间的存在形式、时间的绝对与相对等，但是对于时间的本质尚未达成一致[47]。时间也逐渐被纳入诸如地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内，并延伸出独立的学科领域，如时间地理学、时间心理学。地理学家往往倾向于将时间作为一个实证研究对象[48]，从形而上的时间概念和时间本原思辨转向了形而下的时间现象和时间活动探究。Hall指出，时间是“无声的语言”（silent language）[49]，影响和刻画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时间不只是表现当地人对自然韵律与节奏的一种理解，也是当地人活动的指标，为其社会生活的节奏和韵律所在[50]。由此可见，时间不仅仅是自然时间的刻度划分，而是涵盖了社会关系及主观意义建构。

旅游与时间的关系复杂多样。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关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大部分研究重点分析了暂时性、速度、流动性与旅游消费之间的关系，涉及旅游者的时间体验[51-52]、时间限制对旅游决策的影响[39]、旅游者的时间主权（time sovereignty）差异[53]、时间对旅游者幸福感影响[54]、旅游的季节性[55]、旅游行为的时空特征[56-57]以及旅游行为活动的时间分配（time-budget）[58]等。Walsh等指出，尽管旅游时间问题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它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却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关注[59]。部分学者试图从时间角度阐释旅游的意义和作用，如Elsrud认为，旅游是时间创造的语境，是超越日常生活实现自我个性化、自由化时间控制的手段[60]。Dickinson等在其研究中提出，时间是旅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假期和非工作时间构成了旅游的机会，旅游回应了旅游者日常生活时间限制的逃离和更好时间范式（time paradigm）的追求，涵盖了旅游行为过程时间压力、时间观念、时间感知、时间价值、时间利用等一系列的要素[61]。同样地，旅游也是时间意义的呈现方式。Dawson考察了时间和东道主“他者”关系，表明通过旅游实践将东道主“他者时间”转化为自我的“现在理解”和“未来影响”[62]。Butcher认为，遗产是“他者时间的遗物化”，即通过遗产与旅游者的互动关系，“他者时间”获得叙事转移，从而实现旅游体验与他者地方、他者文化有效对接[63]。

正如Mike 和Picard所言，旅游可以提供一定的时空来思考“對孤独、时间、死亡的恐惧”[64]，进而能够接纳生命必然终结的结果，懂得珍惜和利用好时间，而不是麻木地陷入枯燥乏味、单调无趣、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中[65-66]。以家庭隔代旅游为例，Gram等发现代际旅游能够提供有限时间、有趣时间、遗产时间3种时间体验，为代际之间的情感流动和幸福关系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67]。换言之，旅游是促进时间快乐和意义体验的重要方式，旅游为旅游者提供了独特的旅游记忆、经历甚至是自我认同，为日常生活的充实和幸福提供证据，个体的过去经验、现在经历和未来期待相互作用，将时间的体验和意义扩大呈现。然而，旅游者如何概念化自身的时间分配，旅游中的时间感知以及时间体验的意义与作用尚缺乏实证层面的深入探究。

2 研究过程与方法

文章主要关注慢活度假者在地的时间安排和利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时间价值和意义。笔者于2017年7月15日—30日、2018年5月22日—30日、2019年5月13日—22日3次进入案例地。Martin强调，度假者的目的在于休息、放松与健康，在目的地逗留时间较长[68]，有学者指出度假者的停留时间少则1个晚上（周末两日1晚），多则10天、数个月不等[69]，也有学者表明，中国的度假者一般停留时间为2～4晚[42]。综合上述定义，本文的度假者是指为了追求节奏较慢、人际关系更为单纯的生活方式，不以当地热门景点观光游览为目标，以丽江古城为旅游目的地而非旅游过境地，多次重游且停留时间超过7天的特定人群。以此明确访谈对象的筛选标准，访谈者明确提及来丽江古城是为了度假和追求慢节奏生活方式，并且在丽江古城确实有慢活（悠闲）感受，最终遴选相应的研究对象42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时长从30分钟到160分钟不等，全部访谈都进行了录音，并誊写为文字稿，形成了409 769字的文本内容。访谈对象按照访谈顺序进行编码为T01～T42。同时，通过与访谈对象入住同一客栈同吃同住，参与式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调研获取的文本资料数量庞大，选取NVivo 11（Plus）软件对上述文本进行数据分析，基于对材料文本的分析与归纳，构建了时间的利用方式（共建参考点279个）、时间的态度与情感（共建参考点161个）和时间的意义（共建参考点172个）三大节点，从而探讨旅游度假与时间的关系（图1）。

3 结果分析

3.1 度假者时间的特征呈现

旅游，使人们短暂地、开放地，且不受或较少受日常生活的约束，进入“他者”的时间制度中实践和体验并构建新的时间范式，来满足个体对“我者时间”（me-time）的需要[70]。对于丽江的度假者而言，所寻求的是区别于现代都市里高速推进的生活方式，慢活镶嵌其中，并在实践中展演为无序性、非理性的时间管理过程。

3.1.1    无序性时间

根据NVivo分析结果（图1）显示，丽江度假者的时间实践集中于喝茶、聊天、晒太阳、发呆、睡到自然醒、附近景点游玩、周边徒步、拍照、玩手机、喝咖啡、看书、听音乐、客栈做饭、古城闲逛、喝酒等内容。可以发现，度假者的时间安排内容涉及广泛，各类活动相互混杂，并未有固定的时间顺序和客观流程，更加强调个体与时间的非正式互动。“我们每次来的话，其实就是在古城这客栈住着，吃住都很方便，在这里做饭吃也好、喝茶也好都可以的，就是那种很自由的没有很大的压力也不累。在这里时间就很自由，因为客栈老板跟我们关系很好，睡到自然醒，想去个景点，他带着我们去就行了，就纯粹是休闲、减压和放松来的，去其他地方的话，赶景点早起晚归其实很累。”（T38）访谈发现，度假者在地旅游过程中对时间的安排和利用相当随意和主动，度假者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节奏，并不强求在旅游的有限时间内刻板化进行行程安排、景点游览，甚至是脱嵌于按照天地律则构建的自然时间秩序（如天亮了，就要起床;天黑了，就要睡觉）[71]，也区别于按照“朝九晚五”“昼作夜息”社会规则建构的标准化、程式化、刻板化的时间秩序。

无序性时间的实践，将度假者从日常时间节奏中迅速抽离，从“快速”的“他时空”转移，自觉地放慢生活步调。同时，将抽象的“慢活”外显化、具象化，促使度假者刻意地、人为地“慢下来”，逐渐适应并重新建构与“此时此地”相适应的时间“新秩序”。透过地理上的迁移或身体、生理活动的改造，度假者心中不安分的状态得以释放，并从过往的时间节奏中解脱出来，从客观活动安排上形成与日常步调差异的慢活韵律，这种韵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随机性。

3.1.2    非理性时间

从图1的文本分析结果可知，度假者对时间价值的觉知是以个体的喜好情感为考量，其动机和出发点是满足自身逃离的渴望与需求，找寻到更真实、更生活化的中间景观（middle landscapes）[72]。度假者以“无所事事”“随心所欲”的时间行动，瓦解“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分析与判断，并以“虚度”化时间安排建立一种非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这种时间利用方式体现出“情感满意最大化”的价值逻辑，契合了心理学对非理性的定义，即依靠感情及感性机制做出选择。对于度假者而言，非理性的时间安排和利用，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时间从生产性使用转向非生产性，也即强调自由支配时间的主观意愿和情感价值，另一方面，不同于日常余暇时间休闲的无所谓和虚无意义，非理性时间更强调时间必须过得有意义、有价值[73]。简而言之，度假者的非理性时间是调整生命状态、体验生命意义的刻意选择。

“我已经来过丽江三四次了，我厌倦工作中的勾心斗角，厌倦冰冷的城市，我感觉我对生活的城市陌生，加上8年恋爱远逝，加之奶奶的过世，心里压抑着一种渴望，我开始思考我想要的生活，印象中的丽江是一个阳光最灿烂、有花有草的地方，不问世事是丽江的生活状态，也是我想要的日常，所以在丽江，我就会选择喝喝下午茶，去一个麦田，去看看花，去附近一个不太方便的农家乐，这样简简单单的生活才是我理想中的生活。”（T02）

“喝喝茶”“看看花”“不问世事”“简简单单”都映射了度假者心理层面的情绪与感受，在地的度假时间演绎成为了旅游者主体内在精神变化的节奏过程。在古城的青石板路漫步、在充满阳光的院落中品茗看书、在舒适宜人的客栈睡到自然醒、抑或与偶遇的游客闲聊交友等非理性化的时间管理与利用，让度假者从节奏形式上的“慢”延伸出身心“慢活”状态，释放了日常生活、生命时间相互积压造成的漂泊感和撕裂感，达成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暂时性对接和平衡。度假者从现代社会的加速逻辑和工具理性中短暂脱离，转变为对时间自主的行动者，进行自我体力恢复和压力缓解，彰显了“慢活”的平衡意义。

非理性时间的实践，建立了旅游、慢活与时间的良性互动，度假者专注于时间的休闲价值，而休闲时间带给了度假者积极的感知和体验，阐明了慢活的意义所在。分析发现，度假者对时间的感知和情感态度集中于“轻松坦然、身心愉悦、慢慢悠悠、简简单单、忘却时间、无拘无束、时间漫长、安安静静”。

“我喜欢这种很放松、无拘无束的环境，我不喜欢出去交际，在这里我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然后每天从睁开眼到晚上休息，这中间都在做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而且你不用受其他人的干扰，在这里我有自己的、獨立的小世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T33）

度假者努力寻求与自我概念一致性的生活节奏，缔造享受生活和生命健康的时间状态，时间的客观价值、效益属性在旅游情境中被主观化、情感化取缔。时间自由的追求与回归，在旅游流动的过程得以实现，也对旅游度假自身的身体能、智能进行更新和充实，个体存有的情绪、感觉、事业和生活经验都嵌入时间体验中，将度假体验的时间安排逐渐从理性向非理性转换。

3.2 度假者时间的符号展演

时间往往烙印着特定社会或群体的生活与传统，例如集体节奏、生活次序、活动频率和作息制度等[74]。慢活已经内化成为丽江的一种生活方式，历经历史的延续，渗透于日常生活细节而成为一种习惯性存在[26]。时间通过各种各样的标志、符号、事件、仪式或活动，构成了连贯的整体[75]，度假者进入“他者”慢活的时间框架中体验，并通过不同活动内容和行为过程映射出“我者”时间经验的持续整合[76]。同时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符号标记能动地创造自我慢活的时间方式。因此，可以说“慢活”是一个体验和创造“时间”符号的互动过程。

3.2.1    “他者时间”的符号体验

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弥漫下，丽江仍然是让无数人幻想的“香格里拉”。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让丽江原始生活方式得以稳定保留，并深刻地烙印在丽江原住民的性格深处：迟慢、易于满足、小富即安[77]。特定的海拔高度和舒适的自然环境，客观决定了丽江原住民慢节奏化的生活习性。生活方式型移民、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78]集聚于此，进一步将慢活的生活方式在内部空间强化，并聚合成为一种显化的时间结构。这一时间结构经由历史及文化积淀而形成，烙印着原住民持久的集体生活，承载着相应的习俗和传统，如集体节奏、生活次序、活动频率和作息制度等[74]，已经演化成为了丽江的“慢”标签。古房、古街、古桥、古门窗等勾勒出原住民从前的生活场景，呼应着银号、马帮、茶马古道等历史过往。四方街作为传统的纳西族聚落中心，将古城沿水分布的各条街巷聚拢，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空间内明晰，小桥流水、纳西庭院、青石板路，成为了独特的空间特征。坐在路沿拉家常的三五人群，背着背篓一步一顿的前行者，三眼井旁边提水、洗菜、洗衣服的乡亲，穿着民族服饰在四方街围圈“打跳”的男男女女，多样化的空间实践叙述着古城简单、原真的日常生活状态，丽江所积淀的地域特性、民族文化等进一步彰显着原住民生活经验，共同营建了“他者”慢活的时间框架，让慢活时间从虚无走向真实，在空间具有可见性，成为外部群体理解“他者”时间的重要媒介。

对于丽江而言，从外部环境到内部空间都是表征“他者”慢活时间的符号载体。书吧、咖啡馆、酒吧等系列“吧类”场所的集中，随处可见鲜花、摇椅、发呆、聊天、晒太阳、品茗、读书等一系列招牌，将“他者时间”悠闲、淡然的结构模式具象化，成为外部群体直接消费和体验的对象[79]。最为典型的便是“喝茶”，云南盛产茶叶，丽江又隶属茶马古道的重要集镇，喝茶历来是原住民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古城开设专业的茶室（如水心堂）、客栈必备的茶台，甚至于随处可见的茶叶销售店，逐渐将喝茶建构成为丽江的旅游吸引物。不同于日常的“喝茶”，丽江古城通过系列的泡茶工艺，精致化的茶器茶具，强调喝茶的仪式感、形式化、表演化，进而营建恬静、淡然的休闲生活状态。度假者进入丽江，喝茶便是进入“他者时间”中实践和体验的重要途径，并从“他者时间”的参照体系建立一种附加意义。

“我以前在广州都不怎么喝茶，到了丽江之后，自然而然就开始喝茶，主要是受这边环境的影响，一进客栈，老板就问喝茶不，我就觉得到丽江就应该喝茶，因为云南普洱本身比较出名，古城里到处都是卖茶的，客栈也都有茶台，喝茶是丽江正确的打开方式。他们把茶一倒，很自然，你往那一坐就知道要喝茶，但是你不会去想，他们是要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或者有什么目的，就会觉得很安静，就真的很安心。客栈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把茶倒上，不需要刻意找话题聊天，也不会觉得尴尬。看人泡茶也是打发时间的一种，其实那种茶艺或者茶道可以说是浪费时间。泡个茶特别慢，工序特别繁杂，要洗茶、醒茶、温杯、洁具，看着他们弄这一套程序，心自然也就静下来了。我觉得喝茶就是一种信号、一种媒介，给自己一种慢下来、放松下来暗示的信号。”（T27）

上述分析发现，喝茶并非是度假者日常时间安排，而是随着流动、进入丽江环境氛围中，与丽江时间节奏对接、协调的方式。正如访谈对象所言，喝茶是打开丽江的正确方式，是个体主动融入地方的媒介和通道[80]，从而将个体的时间嵌入“他者”时间形成时间同步。泡茶的系列工序、等待泡茶的时间过程，促使度假者慢下来、放松下来，喝茶也被隐喻和想象为“慢活”符号，度假者对喝茶时间作出感性转译——慢、静心、放松以及去功利化。由此可见，喝茶是他者生活故事的彰显方式，也成为度假者进入“他者时间”的通道，建立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丽江的种种联系。喝茶将丽江的慢活符号化，也是在现实情境中一种物化的旅游体验，有赖于喝茶体验活动的进行，度假者方能理解“他者时间”的文化特质，从而构建了慢活的知觉通道。基于“反向性生活”体验[81]，度假者整合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人生阅历，对丽江的自然、人文地方性进行有效对接，力图在这一时间过程中挣脱外在世界的羁绊，回归到个体生命整体存在中去[82]。度假者在旅游地的时间并非是冰冷的刻度计量方式，而是融合了度假者日常生活叙事以及个体对异质时间体验的想象与渴求。正如Ikegami所说“凡是人类承认‘有意义的事物均成为符号”[83]，喝茶在度假者、客栈老板、茶叶经商者的共同实践演化为表征丽江“慢活”的时间符号，也是度假者时间节奏转换并与丽江日常交融的象征，是度假者进入和体验“他者时间”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3.2.2    “我者时间”的符号创造

喝茶是度假者与地方互动融入过程中达成慢活共识的方式，并促使度假者从快转向慢，从浮躁转向静心，从疲劳转向放松。而选择古城闲逛等形式的时间安排，则是度假者自我与外在空间在实践中协商一致的重要体现，脚步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条件慢下来，客观看待人生的劳闲，真正地回归生活、回归自然、回归心灵，借以实现自我本真的存在状态[84]。处在旅游情境之下的度假者，不再被日常存在方式所控制，充满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被暂时隔绝在外，因而可以践行一种理想生活模式，时间过得慵懒、自由。度假者以形似虚掷时光的闲逛方式，将时间的重心由量推到质，不再力争在有限时间完成更多事情和任务，而是侧重于时间的自由意义和时间利用对自我主体的关怀。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由时间，那么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85]个体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时间的利用与管理与个体的生存、心情和意愿密切相关，度假者以闲逛最具有明见性的方式展开自我对时间的主体性[86]，并成功地创造了“我者”時间。

“我喜欢早上起来和晚上在古城里溜达溜达、瞎逛逛，反复地压马路，虽然那些店都逛烂了，但是走在街上就感觉这种氛围比较好，人群熙熙攘攘，音乐也十分应景，最为关键是天气非常舒服。我比较在乎当下，我不会去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觉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我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说句不好听，现在天灾人祸，谁都说不准，我确实属于放荡不羁爱自由，人生苦短，活得还那么累的话，对不起自己，这么好的蓝天白云，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这些呢？”（T10）

度假者游历在丽江景观和环境之中，以闲逛的方式积极主动地寻找符合自己内心想法的时间体验，经由个体主观思辨过程，度假者将闲逛延伸成为探索和求证主体内化价值观念的过程。正如上述访谈者，通过重复性的闲逛实践，延伸出对时间短暂易逝和生命有限的沉思和领悟，并将时间的价值乃至生命的意义当下化。“人生苦短”“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爱自由”唤醒了主体对时间本质洞见和真正自我的反思。环境氛围、人群、音乐、天气等构建起差异化时间，个体在这种时间中体会，整合自身主观经验，进一步反思自身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关系，并在自我反思中对当下进行校正干预，“不考虑别人怎么看”隐喻了度假者自身与别人想法甚至是世俗化相区隔，“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对不起自己”进一步暗示了主体对自我发展和价值的确立和认同。闲逛仅仅是度假者慢活选择的外在表现形式，融合度假者主体的联想、思考和思辨，进一步抽象为对当下时间意义乃至生存、生活、生命意义的探寻，以此来挣脱世俗的束缚，达成自我认识、自我认同的实现。不论是喝茶、闲逛，还是诸如发呆、睡到自然醒、聊天等活动形式，都是度假者时间实践中的自我创造，让时间在行为过程中利用、保持和转变，进而成为度假者时间意义建构和彰显的符号内容。

3.3  度假者时间的意义承载

慢活是一个心理过程，甚至是一个思想过程，是一个对生活、生命和生存意义的建构和解构过程。度假者通过无序性、非理性的时间实践，“他者时间”与“我者时间”持续性互动，将慢活的时间与意义交织其中，彰显了时间体系中人的积极存在、能动存在和主体性存在[87]。NVivo分析结果显示，度假者对丽江时间实践中意义主观表达为“找到自己、换一种生活、调整心态、疗养身体、享受生活、珍惜当下、反思日常、释放压力、解除困惑、观察社会、真正感受丽江、规划未来、给予真正的陪伴、修身养性”等内容。

3.3.1    脱嵌日常生活的自由体验

度假者的时间使用过程强调了主体对时间的自由性、自主性和自觉性，使度假者最大限度远离单调刻板的日常异化时间，从而消弭了时间的霸权和牵制，并在时间节奏的调整和享用中消除冗余、放松身心。度假者不再是时间的奴隶，也不会受限于时间，而是重新回归成为时间的主人，这种回归最直接的意义便是有效地促进了度假者身心平衡。Ulrich等曾明确提出压力修复理论，阐明景观具有促进身体康复、压力修复的作用[88]。康养、疗伤已经成为丽江古城公认的旅游体验功效和意义所在。“我是个贝斯手，在城市里每天工作14个小时很正常，长时间这样，精神和身体上出了很多状况，所以来这里就是想要休息和疗养。来丽江之后，因为这边盛产茶，没什么事就喝茶，喝茶本身也能调节身体。再加上这里天气比较舒服，自然而然免疫力都强了。”（T06）就如上述访谈对象所言，丽江的慢活时间体验消解了城市生活的束缚和压力，如同喝茶给免疫系统带来的正向作用，同样具有焕发生命活力、促进身体康复的积极功效。

实质上，旅游蕴藏着新奇与陈旧、常规与变化、自由与约束[89]的关系对比，差异化的时间像“看不见的手”，唤醒身体对生活的积极响应，激发度假者心理的解放与救赎，回归更本真的自我。“在丽江，我可以不用西装革履，甚至可以奇装异服，我喜欢这里自然自在的生活，无拘无束，让我可以回归本来面目。人不就应该是这样？不要戴着面具去生活，在丽江是可以摘下面具，回归我最真实的状态。”（T34）不可否认，舒适、包容、不受生活限制的“理想化”[90-92]丽江慢活时间，让度假者获得了物质、情感和社会支持，促成了个体的自我更新与情感修复。正如宋幕新所言，“丽江的时间，可以让人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给人以安定的感觉”[93]，在慢活时间的利用与创造过程中，个体与环境、他人、自我达成了协调一致，有效地回应了个体对心灵满足和情感归属的需求。

3.3.2    融入“反向性”生活的凝视反思

慢活是度假者将时间高度休闲化的方式，但是并不意味着是度假者对时间的无尽消费、无质休闲，而是以“活在当下”“把握现在”回应了“时间真正的使用价值就是被消磨掉”[94]，这种消磨是以生动和有趣取代日常时间的呆板、无聊和机械化，并促使时间回归本原。“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我先挣点钱，然后再出去看世界，这种人往往只是说说而已，经常有人说，好羡慕丽江的生活，我退休了也要来。我就觉得等到退休了什么都没有了，万一退休又延个5年，延迟到70岁，到那时候，你走都走不动，到时你咋过你想过的生活。”（T22）“发呆”“喝茶”“晒太阳”为时间注入了缓慢的品质，也让丽江的慢活时间景观化，度假者进入这种景观进行“反向性”生活体验与凝视[81]，“时间宝贵”“珍惜当下”的概念比日常更加明晰。

迅速流逝、难以把控是时间固有的特征，生命的有限性总是与人们对时间缓慢、凝固甚至停滞不前的希冀相背离，量和尺度的不可更改，让度假者更加认知和重视“当下感”，以“享受当下”“及时行乐”的现实行动让有限时间呈现多维、多重的内容与形式，建构和呈现了不同于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的无规律多样时间[95]。慢活也不是时间的刻意挥霍与无效浪费，而是将时间的意义从量推向了质，将时间的重心从效率转移到了价值，这是度假者创造多元生命情态的主动尝试，更是个体珍惜时间付诸的现实努力，让时间向纵向延伸拓展。

3.3.3    回归生命本身的精神升华

人类自我反思与认同深深地纠结于各种的时间感受之中[96]，度假者慢活的时间体验里回归本真生活、回归真实自我，对生活世界和现实自我进行反思、扬弃，并回答时间所谓的终极价值问题[97]，即“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应该怎么样生活”等。慢活的时间体验进一步深化为探索自我、追求存在意义、充实人生、维持内外和谐的精神性旅游，最终又指向更好的自己、更好的生活以及更好的未来[98]。

“人很多时候是在被事情推着走，是没空想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每年来丽江，就是想给自己一个时间去整理思绪，以前的理想、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T41）“我特别喜欢在客栈喝喝茶，这边的人比较懂茶，喝茶都是小口小口去品茶，闻闻香味、看看汤色、尝尝味道，就是这样细细品，自己看上去不那么粗鲁，喝多了，心就淡了，很多事情也就能看开、想通了。”（T30）“丽江这种慢悠悠的生活对我磨合很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我整个人遇到什么事情不会太暴躁地去处理，更加坦然地接受生活的各种变化和困难，也就能够更自信一些。”（T21）可以说，慢活的时间是度假者的理想和现实的中枢，交织着度假者对过去的思考、对当下的珍惜、对未来的期许，重新燃起了度假者对生活、生存、生命的动力和热爱。慢活的时间不再只是对现实的抵抗和逃避，而是在自由时间的拥有和享用中，对自我和自我的未来与生活更进一步的构思，并持续形成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反思提升。

4 度假者慢活的时间结构

慢活是丽江地区特定环境、文化、历史发展所构造的社会活动节奏秩序，业已成为度假者体验的对象甚至是核心所在，更是度假者在地实践慢活的基础条件。加之旅游发展历程中，丽江保持着慢活氛围的营造，客观地促使度假者从生活世界脱嵌，重新嵌入新的、差异化的时间秩序中。度假者对换一种环境、换一种生活方式的动机与需要，推动着自身在慢活体验中主动性融入，并创造与环境相适应的慢活方式，随之构建起新的、融合“他者时间”与“我者时间”时间参照体系并赋予其相应的意义。这一参照体系中的时间不是客观量的规定，而是主观质的差异，强调度假者个体对时间自由主导和主体地位的回归，从而实现了旅游世界中“换一种活法”“找到真实自我”“思考人生价值”的主观意愿。

研究发现，丽江度假者践行的时间呈现出无序性和非理性，喝茶、聊天、晒太阳等一系列的时间实践，将时间的效率逻辑转向了价值逻辑，回应了慢活的意义首先在于按照随心所欲理想化生活。再者，慢活是丽江时间的历史积累与沉淀，是自然、人文共同累积的生活本质，喝茶普遍盛行便是这种生活的象征，是“他者时间”的集中体现，也成为了度假者认识、适应、融入并与“他者时间”达成共识的标志和符号。与此同时，度假者采用了多元行动主动回应丽江的慢活，达成与自我、环境以及他人和谐，并以古城闲逛等方式将个体与时间、生存、生命、自我价值等统一起来，进而呈现“我者时间”的内容和意义。无论度假者自身时间安排与管理方式的差异多大，最终都面向现实生活、面向自我与生命意义，呈现了自由体验、凝视反思、精神升华多维的时间意义（图2）。总而言之，慢活既是目的地客观已存的体验对象，也是度假者在地体验过程中主动建构的时间结构，在主观与客观整合下，形成了完整的慢活体验及意义构建。对于度假者而言，慢活是逃避现实自我的时间标记方式，也是自我价值重新建构和认识的时间实践过程，最终将时间体验、生命质量、更好自我融汇在一起，达成了时间的非理性管理与旅游、旅游者良性互动关系。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时间会从情感、行为、制度等层面影响人与社会，时间问题业已成为众多学科领域的枢纽性问题之一[99]。文章主要是以度假者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时间维度理解度假者的慢活之行、观察慢活日常，探析度假者在差异化时间实践中的互动与意义建构。研究发现，丽江的慢活可以从时间实践、时间符号、时间意义去考量，其时间韵律与旅游目的地的整体节奏相契合的同时，也与度假者自我的内心世界相一致。时间的经历与体验最终指向意义的追寻，慢活的时间需求和实践，实质上是个体以旅游流动为心灵和精神寻找的归宿。通过研究，具体获得以下结论：

（1）慢活的时间实践指向无序性和非理性時间利用过程。具体而言，度假者在地的时间利用集中于喝茶、聊天、晒太阳、发呆等各类活动，速度和节奏上以“慢”为核心，安排和内容上以“随心所欲”为主，并无固定顺序与客观流程，“消耗时间”“打发时间”甚至是“浪费时间”，强调度假者本身对时间的自主性和支配性，超越了日常的时间管理范式，呈现出无序性和非理性的结构特征。由此回应了慢活并非只是简单的速度缓慢，而是强调时间的价值逻辑和质量体验。

（2）慢活既是丽江内部群体历史积淀形成“他者时间”，也是度假者主观创造的“我者时间”，两种时间以不同的符号标记形成并达成了意义内在一致性。喝茶是“他者时间”的集中展现和符号标志，也是度假者进入“他者时间”的行为方式，实现从日常生活状态到慢活状态、从现实自我到理想自我的过渡。而以古城闲逛为主的时间安排，促使个体与地方建立联系、与他人建构新的关系，主观创造了自身“慢活”的状态。带着现实的种种问题，在闲逛的时间里观察、探索和思考，并最终找寻到问题的解决答案，“他者时间”与“我者时间”交融共存，将慢活的价值进一步显化。

（3）慢活并非是時间的无尽浪费，而是对生活、生命和生存意义的建构和解构过程。通过无序性和非理性的时间分配、感知、感悟，对度假者的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交往产生深刻影响。度假者经由慢活时间的展开和经历，从逃离现实的时间动机，转而对自我、生存、生命进行反思，力求透过慢活的时间形式把握自我和生命的深刻含义，最终回归了现实生活和实际自我，达成了日常时间和慢活时间的协调。

5.2 讨论

旅游是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统一体，在异地性和暂时性情境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得以拥有一段特别的生活[100]。探究丽江度假者的慢活时间安排和利用发现，旅游的暂时性特征所强调的并非是纯粹的时间矢量，而是旅游所构建的“异时间”（heterochronies）体验[101]。这种“异时间”体验以非理性、无序性的时间安排展开，隔绝和摆脱了程式化、乏味、压抑的日常生活节奏，回应了人们对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抵抗，主动营建了现代焦虑下“诗意栖居”的精神守望，彰显了个体对生命状态的主动调整、对生命意义的不尽追寻。简单而言，非理性、无序性的时间结构既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了批判，又对旅游体验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肯定和认同。从更为宽泛的视角来看，人是时间性的存在者，表现在人的活动、生存、发展都必须经由一定的时间历程。时间通过个体的安排与管理，实现了生命的意义和自我价值的反思，时间的感知和体验，最终是个体对生命的追问、对生存的关怀，对时间的探究，追根究底是对人类生存质量的探寻与关注。个体生存面临的问题有多复杂，时间问题就有多复杂，时间的意义建构就有多丰富。关注和透视微观个体的时间使用过程，延伸了旅游对生命圆满、生存意义的升华，有助于研究者更全面地理解旅游的精神价值和旅游体验的丰富内涵。

存在主义认为，人在旅游过程中进入一种新的生存状态[102]，在此状态下人们更大限度遵照真实想法、主观意愿，激发了旅游行为与日常生活行为相歧离，并呈现出所谓的“反结构”[103]特征，旅游中的时间安排与日常隔离的“反向性”。但时间的“反向性”恰好说明了旅游行为并非是“结构”与“反结构”的简单对立，而是从反向性的时间安排与重组中赋予主体特殊的意义。“反向性”的时间安排和“反结构”的旅游行为对于主体而言，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建构，“反向性”时间安排为行为的“反结构”提供了窗口，“反结构”的行为又回应了时间之于主体的深刻意义，最终在意义层面达成一致，共同指向人们对身心愉悦、超越日常和生命自由的追寻。

总而言之，时间维度如同空间维度一样在旅游中地位凸显。无论空间的非惯常还是时间的非日常，旅游的关键在于促使个体在旅游活动中思索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寻求生命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最终成为实现幸福、创造幸福、提升幸福的重要手段。但是，囿于主体的异质性和旅游时间的有限性，旅游体验意义在日常生活的延续和连贯、时间自由的日常化尚有待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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