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篮到坟墓，一部影响一生的法典，一部以人命名的法典，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一部“权利的宣言书”，一份个人权利清单与操作指南……民法典颁布的意义，是怎样大书特书都不为过的。

然而，民法典的立法过程却充满曲折。改革开放前，民法典的两次起草过程均因客观因素被中断。1979年，第三次民法典起草，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1986年，民法通则以该草案为基础而形成。

可以看出，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而这又反过来推进法律的不断修订。现在呈现出完整面貌的民法典，7个部分加附则，共1260个条文，前后历经66年，沉淀了几代人的心血，也见证了中国社会几回翻天覆地的变迁。

民法典并不是停留于纸面的法律条文，而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保护着每个人的权益，因此，民法典生效之后，每个人都有必要了解民法典，掌握民法典，进而善于使用民法典来捍卫个人权利。甚至可以说，了解民法典，用好民法典，比编纂民法典的意义更重大，是民法典的更大价值，也是后民法典时代最该做的事情。

这样的价值首先应当体现在每一位公民的身上。孟德斯鸠有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据此而言，民法典是长在每一位公民身上的铠甲，因为，民法典明确了个人权利，同时为国家权力行使划定了范围，这有利于抑制行政机关权力的膨胀和限制行政干预，实现政府的职能转换，同时，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律机制的建立，可以防止权力腐败，实现政治清廉。

运用民法典还体现在社会多元共治上。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但是，没有人格平等，是无法由身份走向契约的，因此，人格平等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民法典通过确立人格平等，达致组织社会的功能。民法典还贯彻了民事主体的自治原则，为协商共治奠定了制度基础。比如，民法典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违背公序良俗。”这就可以充分发挥社会自治的功能，更加有效地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调整。

从立法角度来说，一部法典生效后，立法论的工作就要转向解释论，即应当从解释论上尽可能使法典妥当地加以适用。民法典一方面试图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又留下大量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比如，民法典中共出现近百处“合理”，例如第999条规定，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等人格权客体，何谓“合理”，民法典之内和之外均无相关规范予以补充说明。另外，对于一些社会争议的问题，民法典采取了保守的做法。例如，对于法定婚龄问题，有人建议应适当降低，有人建议维持现状，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这属于重大调整，应在充分调查研究、科学分析评估后再定，暂不作修改；又如，有意见认为应当将借款合同区分为金融借款合同和民间借贷合同，并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定，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需作进一步调研论证，对此未作规定。这些有待规范的现实问题，都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来解决。

民法典生效后，最高人民法院会进行大量的司法解释，法官也会进行不计其数的自由裁量。如何规范法官自由裁量，防止规则被滥用，是后民法典时代的重要工作。这就需要在制定司法解释时严守法律的授权范围及程序，需要法官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依照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进行个案处理，从纷繁复杂的市民生活中，提炼出慰藉人心安顿人生的新规则，实现裁判结果的妥当性，确保社会正义充分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