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斐（深圳大学 艺术学部，广东 深圳 518061）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早已渗透进城市规划设计领域，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城市精英决策阶层掌控了城市规划设计的实施，从“士绅化”到“世界城市”的理念席卷全球，直接影响了大都市城市更新设计策略、文化复兴、符号经济和创意设计阶层的崛起。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士绅化”两个现象逐渐进入学术视野，与城市更新策略的紧密结合，遭到欧美学术界中左派理论家的强烈批评，广为学术界热议。城市更新改造设计，既是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和设计学的策略性解读，也是城市改造广泛意义上设计美学精神的追求。然而，当全球化遭遇困境和经济持续衰退的时候，暴露出过去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策略堆积起来的固有危机和冲突，以及不断加深的不均衡发展和社会分化，由此产生的悖论对未来城市更新设计策略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城市经济代表了全球人口流动速度和规模发展的最前沿，面临的旧城市更新问题也空前复杂与紧迫。因此，现实对城市更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在资本和行政力量的约束下，保护城市环境中特定的历史文脉、地域传统、生活方式和活力城市形态；另一方面，从城市居住权等基本权利的角度，需要转变规划设计政策导向，激发自下而上的公众力量，从垄断资本手中夺回被商品化的城市固有空间，重新赋予城市普通居住者对塑造城市生活的权利。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与“世界城市”士绅化带来的弊端

1.新自由主义与士绅化

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指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原本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政治思想领域的主要派别。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作为一项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危机的潜在方案，1970年代，英美等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其主要观点也逐渐进入全球城市规划设计主流领域。与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等学术流派不同，新自由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自上世纪80年代后在多国政治话语体系中确立：它维护个人财产权、主张自由市场和贸易、鼓吹个人自由，并声称不断提高的生产力会让人民生活质量普遍水涨船高。但是，在美国、英国、墨西哥等国家，诸多调研数据显示，收入增长幅度高的群体只存在社会上层阶级，财富不平等现象在加剧，这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暗含了经济精英力量的重建。四十年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引进了外资和技术，而且在非政治领域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充分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张，实际上对中国的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潮流，与其说新自由主义是某种经济主张，不如说是全球化的实践结果，它反过来又持续影响着各国的城市设计、社会生活、文化生产与消费方式等方方面面。

随着新自由主义策略全面复苏的“士绅化”现象，同样值得关注。士绅化现象起源于二战后欧美国家（早于新自由主义），在经历70年代经济衰退时有所减缓，但80年代新自由主义策略的转向又掀起了新一轮全球规模的士绅化发展。士绅化与全球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成长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城市现象。士绅化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所谓“士绅化”或绅士化（Gentrification），常常被译为中产阶层化、贵族化或缙绅化。作为城市社会发展中的可能现象，专指城市旧社区从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后导致地价及租金上升，吸引较高收入人士入住，逐渐取代了原有低收入者，导致整体居住社区环境和社会特征的异化。城市旧城区士绅化的转变过程因更新重建速度而需时多年，但结果是更新改造后的社区生活指数提高，低收入原居住者反被新迁入高收入者歧视，导致原居住低收入者不得不迁往更偏远、条件更差的郊区维持生活。很大程度上，士绅化与房地产巨额资本的流动相关，与很多地区城市更新建设有着密切联系。

进入21世纪，士绅化现象不仅存在于欧美城市范围内去工业化、民族主义复兴等一系列运动，而且在中国国内的城市空间重建、创意产业、文化旅游等领域也方兴未艾。英国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作为士绅化系统理论的开拓者，在他的著作《新城市前沿》中阐述了这一社会空间现象的起源：二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兴起范围广、系统性强的内城改造运动；而“士绅化”一词直到1964年才由社会学家露丝·格拉在伦敦提出；到了70年代，士绅化已然成为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城市转型中不可或缺的住宅改造思路。[1]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士绅化、历史遗产保护和其他增强城市空间视觉吸引力的文化策略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的主要趋势。[2]1980年代后，围绕士绅化的背后机制，学界展开了广泛讨论，目前争论最多的两种理论解释为：（1）关注需求和偏好；（2）关注资本和财产。关于第一种解释，地理学家戴维·雷（David Ley）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重点放在“新中产阶级”崛起引起的消费需求偏好因素，从后工业社会城市转型设计角度探讨了中产阶级的住宅消费和文化需求。而尼尔·史密斯则持对立观点，他在书中指出了士绅化过程中“消费者主权”观点的片面性，分析了“租金差距”这一根本动因，后者目前在专业领域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所谓“租金差距”，从本地视角来看，是因为制造业的转移和金融衰退导致了内城资产贬值、土地及房屋产生价值洼地，为资本的回流做好了铺垫；从全球视野来看，资本积累为扩大生产和消费市场，大力发展运输和通讯技术，在城市乃至全球范围内用时间消灭空间障碍（戴维·哈维定义为“时空压缩”现象），以不均衡地理发展换取均等化利润。[3]城市范围内的资本不均衡分布不仅带来了最狭义的士绅化，而且导致了整个城市的重建。

现在士绅化不仅表现为一种城市更新现象，而且也反映在了文化生产和消费领域，它正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具体表现。20世纪80年代末，从经济衰退中恢复的美国，士绅化也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占领经济主导地位而复苏了。因为士绅化的内在逻辑决定了，经济萧条也无法彻底结束士绅化进程，反而为再投资留下了空间。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除了继续加剧地域发展与资源分布不均衡，无法刺激总体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这一事实被不完全新自由主义化的地区（如中国）的经济成功而掩盖了。同时，士绅化也正在成为新兴“世界城市”的标志，这些城市本身正在经历着经济、政治和地理上的结构调整。

2.作为标识的“世界城市”

发展中国家在自身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世界城市”的进步目标。新自由主义经济策略虽然标榜“自由”，主张经济全球化，但并不主张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相反，它的背后是重建精英统治力量的企图和用以掩饰的民粹象征主义，通过宣扬消费意识形态上的自由获得民众支持基础。最终，新自由主义希望建立的是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使得全球资本得以突破空间障碍顺利地流通。“世界城市”的推广即是这种全球垄断资本化的产物，以我受邀参加的几次国际建筑设计论坛和西方建筑师交流得到的体会，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时代怀有左派“乌托邦”理想的许多建筑理论家和设计家，早已关注和呼吁“世界城市”虚幻光影背后，对于底层公民社区文化生活和生存权利的忽视。

“世界城市”的具体概念直到1986年才第一次和全球经济体系联系起来。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当年发表的文章《世界城市假说》中考察了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和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早期著作，发现了他们对城市化的研究产生了革命性转变：将城市的形成过程与更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主义历史运动联系起来；城市不再被解释为一种社会生态，受制于人口和空间动态所固有的自然力量。相反，它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引发的特定社会力量的产物；阶级冲突成为城市如何演变的新核心观点。[4]虽然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是较早提出的将城市与全球经济联系起来的理论之一，但是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刚性的结论，而是将这篇研究框架作为进一步讨论“世界城市”的起点，引导了后来很多学者投入此研究领域，例如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5]在很多情况下与弗里德曼的理论互相汲取观点并相互影响。然而，学术界也存在一些批判，英国社会学家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就评论萨森过分强调全球化和金融的力量，弱化了国家、政治和政府的作用。[6]历史证明，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的最终解决，还是依靠国家政府的干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发现，世界城市的发展是高度依赖于全球金融的，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在这张跨国网络里的城市都会遭遇重创。尽管塑造世界城市有利于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但它的代价是经济不稳定、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环境污染。所以，世界城市是一把“双刃剑”，表面上它带来了发达的金融、服务和多元文化，但本质上它会将一切金融化和同质化。正如弗里德曼所表达的，“我们期望城市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它们与全球经济的融合模式上（如跨国公司总部的入驻），还体现在它们自身的历史、国家政策和文化影响上。”由于“同质化到底是如何导致城市衰落的？”这样的问题存在，文化的多样性与张力开始进入学术界成为新的讨论焦点。作为“世界城市”的范本，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自20世纪80年代都通过城市更新设计的文化政策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城市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精英和中上阶层文化，底层和大众文化常常被排除在主流话语权之外。在“世界城市”形象的竞争中，精英文化通过其强大而广泛的传播力，吸引着大量投资和国内外游客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城市中心社区的士绅化进程。这种士绅化过程带来的结果是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逐渐被同质化的精英思潮所掩盖与替代，而且促进了大型城市旗舰项目（flagship project）的建设和阶层分化的趋势。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型城市旗舰项目和同质化的文化政策在达成城市更新目标的成效上是有限的。[7]

从西方经验来看，很多项目后来都遭遇了瓶颈或者干脆放弃，表明这种城市更新设计与改造模式目前遇到了战略困境。一方面，“世界城市”以其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繁荣的文化生活展示它的魅力；而另一方面，关于到底是什么构成了“世界城市”的要素，在学术界却从未达成过一致。因此我们大胆推测，文化多样性虽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关注点，但并不是它的根本目的，文化只是作为扩大市场和消费、鼓吹自由选择的修辞。谁的文化？何种文化？这类话语权完全掌握在精英决策者手中。

3.中国城市建设大发展遭遇的“士绅化”发展瓶颈

新自由主义策略引领的新一轮全球规模士绅化浪潮，有着极其复杂的发展背景和机制，在全球不同地区也呈现出了多种形式。中国城市建设虽然有着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优势与特征，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推动下，也吸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某些策略，用特殊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资本干预手段实施大型城市发展项目（large-scale urban development projects）。[8]这种资本策略能够拓展资金融资渠道，巩固城市的竞争优势并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城市对原居民、游客和自由资本的吸引力，并有助于维持其在一个地区内的城市地位。

大型城市发展项目开启了城市创业精神的先河，上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就是这种项目中的典型。可以讲，资本来源是多元化的，含有新自由主义策略的某种成分作为创造一个新城区为全世界树立了典范，同时在陆家嘴中心地带也以“盆栽”式的方法保留了少量的旧有建筑，改造成文化设施。新自由主义方针在吸引全球金融的城市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私人投资，塑造现代、动感的城市形象，并通过“世界城市”营销来奠定上海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由于有政府有力干预而形成了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实践样本，为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机会，提升了国际竞争力。但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存量规划阶段，面临前所未有规模的人口流动压力，更小范围内的城市更新设计策略和士绅化现象开始显现：从北京798艺术区到上海红坊，再到广州红专厂，无一不是资本入驻导致土地价值上升，原先松散的艺术家自由集群，逐渐被属于精英阶层的艺术机构占领，有的已经直接面临拆除重建，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社区原来的生活面貌。

中国前30年能够实现如此惊人速度的发展，恰恰是因为不均衡的地理环境因素吸引了资本的流入，以追求不断增长的生产力，其代价则是不断吞噬农村用地（郊区化）和内城社区（士绅化），使其原本的区域脱离其功能指向，向都市化、高档化社区发展。不可否认，用文化策略包裹的新自由主义方针的确促进了城市面上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这种士绅化改造模式也使得文化策略逐渐背离社会融合的初衷。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预先解释，逐渐扩大社会不平等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要的，因为这可以促进创新与竞争。但是，将个人或地区经济上的失败归因于竞争力不够时又忽略了不平等环境的存在。由此推断，新自由主义所声称的经济总体发展最终将照顾到所有人的理论是不成立的。由于新自由主义城市发展策略进程本身是借助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机制而得到推动的，为了不断累积资本投入新一轮的生产，资本自由市场也会不断地创造新的不平衡以寻求新的发展。所以在研究新自由主义下中国的城市更新设计策略时，应该清晰地分辨出不同阶段的状况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士绅化”作为一个全球化现象，为研究城市文化策略导向的城市更新设计提供了切入点，使得进一步挖掘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文化与资本在城市中的动态关系成为可能。

二、城市更新文化策略同“在地性”原则的矛盾与冲突

1.城市更新文化政策的源起

在20世纪50年代战后的一些欧洲国家，百废待兴，政府在制定城市复兴规划政策、进行大规模城市重建的早期，“文化”策略往往是被忽略的领域。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开始，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迁，社会与经济结构的重组，各国政府注意到文化策略对于城市经济再生和城市环境重建的作用。到了70年代后期，城市领导者普遍认为，文化是振兴新经济和应对城市衰退的关键。旧城更新改造开始将文化要素纳入其中，为废弃工业建筑遗产和古老街区重注活力，促进城市的转型。随后涌现了诸如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区、格拉斯哥滨河区、毕尔巴鄂港口区等代表性的城市更新设计案例，体现了城市领导者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在规划专家的解释里，文化策略主要是用来鼓励第三产业发展和刺激经济增长，提升城市形象，达到城市再开发的目的有效途径，以此作为振兴旧工业城市产业经济，实现城市社会、经济、环境良性发展的催化剂。

在新一代城市更新政策制定者的引导下，文化策略被用来鼓励个人与社会团体的自我价值表达，促进公众参与和社区重建，来应对城市生活方式不断改变和社会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现象。英国文化政策与规划专家弗兰克·比安基尼教授（Franco Bianchini）曾在他的《文化政策与城市更新：西欧经验》（1993）一书中强调，这种政策的广泛认可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先相关的干预政策，应容许新与旧、社会与经济、地方与精英导向的争论并存。[9]虽然文化政策在西欧国家不同党派执政情况下具体表现不一，但基于对“文化”的理解不同，为了促进经济复兴和社会融合的目的，文化政策总体都是鼓励多样公共生活形式和全体居民的参与，而不应沦为资本和权力的工具。比安基尼教授的著作不仅开启了欧洲国家“城市文化策略”的话题，还引发了国际上众多学者的研讨。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清华大学的黄鹤教授最早在《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中系统地梳理了文化政策在西方城市由侧重经济方面转向关注社会整体发展的转变，并提出了文化规划对于中国城市整体发展在目标、方法体系、空间实践和支撑体系方面的指导作用。[10]

近40年来，文化政策推进了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策略的革命性进程。但中国由于与西方国家在发展历史、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上不同，在实践“文化策略”时也展现出了不尽相同的发展路径。鉴于中国城市更新改造的特殊背景，如何用“文化策略”构建起城市更新设计的新的理论框架，并由物理空间性的实证研究，转向既重视技术针对性的改造方法，又深耕重视在地文化对于城市特性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无疑具有重要的设计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所以，基于过去城市更新改造设计中过多依赖“新自由主义”和“士绅化”策略对于城市形象的提升，探索新时期城市更新政策中注重“文化”的内涵、强调城市文脉和城市成长肌理、以“在地性”社区文化重树，推动城市可持续更新和经济振兴的可能性显得尤其重要。这种转向旨在协调好在城市决策中变得越发有争议性的突出矛盾，即代表精英中产文化的中高端旗舰项目和以社区为文化基础的去中心化的大众文化设施如何互为彼此、相得益彰。

2.全球化影响下的城市文化复兴战略

全球化对城市文化复兴战略的影响可以从文化视角和投资视角两个方面来分析，但本质上都是源于政治和经济目的结合的资本力量，影响到城市更新改造设计，进而影响到城市美学精神。随着80年代后全球化进程推进，“世界城市”的竞争越发激烈，“形象”（image）也被纳入营销要素中，这其中既有城市设计和发展的本质要素，也有城市设计的外在形式要素。文化策略从一开始的区域性文化活动发展到后来吸引跨国投资的文化旗舰项目（如古根海姆博物馆）。在城市企业化经营的导向下，这种文化“形象”开始以内涵充实于城市的发展中，又以形式表象展露在人们面前，成为城市品牌化形象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地方性的次级城市也不甘落后，纷纷营建博物馆、文化园区。文化“形象”对于建立城市品牌的重要性在于，资本与文化的紧密结合可以使城市结合本地的历史、集体记忆或传统文化实践，而产生具有特殊品质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如美术馆、歌剧院、音乐节、葡萄酒）的综合城市形象。这种带有原真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同于一般商品。从宏观性的策略到具体的文化产品，虽然进入了问题假设与讨论的两个逻辑渠道，但它们之间却又是互为彼此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文化产品能够因其稀缺性和独特性在全球资本市场上被交易，反过来无可替代的文化产品又成为城市形象的具体承载物。戴维·哈维将这一过程称为获得“垄断地租”。[11]110-113可见，垄断资本为了持续扩张早已超越地理层面上的城市化，渗透进文化层面上的资源夺取。自此，文化变成了商品，而文化复兴也成为一种修辞。

“垄断地租”的悖论在于，一旦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能够在市场上流通便证明不久后它将失去它的独特性，由此走向了这一问题的反向思维。因为文化与商品化的结合最终将会去除独特文化的地方垄断优势，形成同质化的产品。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种文化产品和服务吸引的是特定消费阶层，例如中国许多城市积极营建和模仿美国褐石建筑的封闭住宅小区，运用的便是这种“文化特色”与士绅化改造结合的策略。事实上，这正是全球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开放市场的机制下向地方政府“售卖”的一种文化想象工程(imagineering)，用以输出代表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和培育垄断权力。当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文化形象工程在各个城市的落地，必然带来了同质化的结果。

文化复兴战略之所以构成了新经济时代的产业政策，是因为城市决策者力图在全球竞争中通过文化形象争取更多资本，这里面既是内容，也是形式与城市形象，以获得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确保立于时代的潮头。但是文化竞争并非解释当今城市压倒性同质化力量的唯一原因：哈维认为，城市的同质化源于投资者的行动，他们常常从某个地区或是某种类型的投资中撤资，并将资本转移到另一个能够通过协力合作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投资中。[12]273这与尼尔·史密斯的观点不谋而合，哈维和史密斯都认识到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不足以从根本上导致士绅化和城市原真性消失。换言之，与其说是消费者偏好的单方面影响，不如说是消费者和资本积累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大都市内城高端社区的需求。所谓的“城市复兴”更多的是受到经济而不是文化力量的刺激，而士绅化也是土地和住房市场的结构性产品。文化复兴实际上是达成某些政治经济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在这过程中，文化扮演了生产符号、激化差异的角色，作为构建区别性社区空间的一种方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期文化政策在促进社会融合与消除不均衡地理发展方面的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相反还促进了文化隔离。当然，这并非否定文化政策的全部成就与有效性，只是中国在进入下一阶段转型期之时，不得不重点思考：尊重文化多样性在城市更新改造设计中的实际作用。

3.“世界城市”社区改造的“在地性”策略案例举证

关于“在地性”文化策略在城市更新改造中的运用，可实际举证的案例很多，作为中国最大的新兴都市和移民城市，深圳以“世界城市”的面貌始终保持着政策创新和人才创新的动力。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深圳作为中国领先的经济特区，它的城市中心区规划和建设主要旨在把深圳从一个港口工业制造区转变为一个“世界城市”，以奠定其在国际科技、经济、文化创新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深圳在发展创意文化产业的同时实现了显著的城市经济增长，从而在城市形象的综合营销中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有关组织“创意设计之都”的认证。[13]这种设计之都的修辞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吸引了市政官员、商界人士以及世界各地的媒体精英都积极拥护这个概念。[14]近十多年来衍生出的深港双年展、深圳设计周、深圳时装周等一系列文化产品都反映了文化策略在城市更新领域的运用，形成连接国际、粤港、两岸文化的交流，带动了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模式，构建了城市更新改造设计的新形象。深圳不仅带动“创意经济”在全国崛起，并且为由传统制造业转向高科技密集型产业设立了新范式。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快速城市化并驱现象也引起了国内外文化领域的关注。其中，影响最广、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一次文化事件是2017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双年展首次在中国提出了“城市策展”的理念，将整个深圳南头古城（城中村）作为展场，并确定了“城市共生”的展览主题。在此，“城市共生”奠定了展览的基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设计师、专业人士聚焦全球尤其是南半球城市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其中的焦点便是流动人口、城市化和文化多样性，这些因素在世界各地构成了独特的都市景观。城中村南头古城作为容纳流动人口的居住社区不仅是展览的场地，更是展览主题回应“在地性”的策展理念，同时它的文化载体意义也在双年展的推动下被进一步发掘与放大。

当然，有媒体质疑双年展通过创意包装的方式将南头古城改造为展览场地，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潜在租金升值，实际上反而促进了城中村改造的士绅化进程，与策展人最初的理念背道而驰。笔者认为，政府在改造初期的行政干预就显得非常重要，媒体担忧的事情需要地方行政当局把控改造社区的未来实际走向。客观上，深港双年展的举办和后续影响，有效推进了深圳市政府《关于推进城中村历史文化保护和特色风貌塑造综合整治试点的工作方案》的制定①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http：//pnr.sz.gov.cn/xxgk/ztzl/rdzt/yshj/mtbd/201911/t20191107_489461.html[2020-03-31]，从十年前的拆除重建、土地竞标转向综合整治、历史性保护。这场文化活动通过公众参与和网络推广，在不同阶层、群体、专业人士和组织间引发对城中村的广泛讨论。但是，南头古城是否会重蹈许多大都市社区、工业区改造的覆辙，有待进行样本跟踪研究。此外，“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有方空间”“土木再生”等一些文化机构十多年来也一直在倡导提高社会意识，改变城中村形象。它们通过组织文化活动包括讲座、研究项目、研讨会、游览、策展、出版物、竞赛和小型改造项目，调动自下而上的力量，使得城中村在地居民的声音被听到。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的专业人士多年来一直将城中村问题作为他们研究与实践的中心，建筑师何志森的Mapping工作坊便是这场自下而上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自2017年开始的项目“无界的墙”意图打破美术馆与普通民众生活空间的界限，营造了一个与日常生活相互渗透的街头艺术空间。随后更是将固定的场所拓展为移动美术馆，意在探索日常生活激发公共空间活力的潜力，艺术在街头成了人与人之间重新建立社会关联的媒介，并借此引发人人都具有创造力的思考。这样的努力也体现了越来越多接受过国际化设计教育的专业人士正在尝试摆脱传统的学科设定与固定的思维框架，反思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在社会中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相当数量的设计专业人士，比如建筑师和创意产业人员，也是作为城中村早期租客走出来的，这意味着专业技术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植根于城中村这样的移民社区。与其他类似世博会的国际双年展不同，深港双年展之所以能够推动城市更新政策的保护性转向，不仅因为它十年以来，一直尝试将都市日常生活最原真的一面以艺术展览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通过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在广泛民众中引起了共鸣，而原真和输入的民众基础中存在着很大比例的可转型城市中产阶层，为在地文化的培育和传播占领了先机。

国内外许多学者断言，正如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像中国“城中村”这样非正式移民社区并不是一个暂时现象，而是城市发展、经济活动与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5]城中村历史文化保护的工作方案虽然表明了深圳市政府对于城中村更新的态度，但是在相关政策中，“文化”的内涵仍然是模糊的。城中村作为城市起源的一部分正在与移民塑造的新开端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城市当地的文化。与精英文化不同，与本地村民传承下来的也不同，城中村容纳的中下劳工阶层也有他们自己用以强化地位和身份的文化形式。虽然精英中产文化更容易吸引政府机构和企业的投资，但是各种亚文化却始终保有吸引新受众的强大活力，并能够在创造群体的社区中建立新的社会网络。换句话说，城市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异化的乡村有形或无形的遗产和精英中产文化上，还体现在移民人口不断融合与改变的文化新开端上。这与笔者2018年2月受邀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市圣地亚哥古堡（Fort Santiago）举办的建筑论坛的场域关系非常相像，古堡作为建筑遗产构成了论坛主题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而且论坛研讨主题恰好是关于面向底层大众的“社会建筑、公民建筑及遗产建筑的可持续发展”等话题。作为演讲者和分论坛主持人，笔者阐述了城市更新改造中如何重视弱势群体人群的文化权利。简而言之，更新政策中的文化价值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命题，一方面要重视在地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要超越狭义通常指向乡村文化、民俗文化等古老地方文化的意义，将其与城市未来新开端相融合，在城市文化舞台上形成其稀缺性和独特性，彰显城市发展的内在肌理。

三、大规模城市更新中“原真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内驱力

1.城市原真性与文化符号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集体记忆和民俗传统构成了在地文化的“原真性”。然而，对于不断变化中的大都市来说，它所追求的城市原真性，既非与生俱来，又非继承以至；它甚至需要重新建构而得，这也是所有移民城市的共性，因此所谓“原真性”又是成长和变化的。这些城市的新开端与历史起源一同赋予了新兴都市空间原真性的特质。美国社会学家莎朗·佐京在《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一书中所说的“原真性”主要是价值认同方面的，也和某种经验性的品质相关。沃尔特·本雅明及让·鲍德里亚等社会理论学者的观点认为，“通过技术、新奇的模仿以及消费文化的炒作，经验越来越受到表象的诱惑。”[12]3这似乎意味着即便脱离了文化生产的原始环境，只要能够重新创造出一种起源似的表达，就是具有原真性的，例如在中国的“褐石街区”“欧洲小镇”等地产项目或是精心粉刷的历史建筑立面。“褐石街区”作为一个中产阶级文化符号是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美国纽约对哈莱姆区进行的士绅化改造，它将原本的种族聚居区改造成为遍布咖啡馆、餐厅、酒吧的中产阶级社区。而中产阶级化的“褐石街区”并未包含哈莱姆的真正起源，即种族移民社区的文化认同，他们塑造的这一地区的多元历史文化被“褐石街区”在异国的商业炒作完全掩盖了。也就是说这种原真性是被精心修饰过的，为了利用其文化符号，资本获得垄断地租，进而吸引消费力更强的阶层来提升这一社区的价值。这种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称的“符号资本”，被界定为“证实拥有者之趣味与个性的奢侈品”。在文化和趣味的各种领域中，它被有意地用来掩盖经济差别的真实基础。[3]108-111

因此，城市“原真性”的悖论在于，第一，它的概念较为抽象且主观，其蕴含的反全球化态度与新开端本身这一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相矛盾的；第二，真正的“原真性”是作为起源的前移民社区在经济困难和统治压力下形成的文化传统，而作为手段的“原真性”往往被包装成原始的门面，实则成了符号经济的殖民地，被转化为符合精英中产阶级消费审美趣味的精品店来提升社区价值与吸引力。因此，对于“原真性”的真正涵义还需放到特定环境和语境中去捕捉、描述和理解。

当前中国城市更新策略对于城市原真性的重塑，主要局限于历史遗产建筑的修复和新潮创意的包装结合，然而真实的城市原真性却存在于城市居住者对于周边社区的归属感和日常生活体验的延续性，无论是对这个城市的起源还是新来者加入后的新开端来说，重点在于从城市居住者的视角来保护原真性。在中国城市更新改造中类似的对原真符号进行营销的案例，主要有上海新天地、思南公馆、田子坊和无数正被改造的里弄社区。然而，不同之处在于，部分上海里弄社区改造，有的是出于居民自发的中产阶级化，作为巩固家庭经济基础的手段，他们保留下来的社区活力与直接由外来资本入侵的士绅化社区不同。这表明城市社区的原真活力显然与本地居民的自主性有很大关系，这提醒我们思考城市原真性的真实含义：无论是否中产阶级化，它都应该是一种生活、工作和社会关系网的延续，使得居住在这里的人能够充分感受到文化与社会关系上的归属感和经济上的安全感，从而塑造自己独特的人文历史；这种原真性应该是构建于本地的，而不是文化符号的挪用。

总之，对原真性的追求应超越一般建筑物的局限，而从人的角度来达到对原真性城市特质的认识。尽管如此，士绅化千篇一律的元素还是满足了目前国内民众对象征新都市中产阶级的“卡布奇诺咖啡文化”的普遍诉求，体现了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作为设计师、建筑师或其他相关专业人员是否应该主动思考本地文化如何激起广泛民众的情感认同和建立文化自信，而不仅仅是在资本积累的刺激下继续顺应分化了的士绅化趣味与审美偏好。当全球的城市都在追求以“世界城市”为标杆的现代化创意形象时，结果便是丧失城市真正的原真性，变成了压制一切的城市风貌雷同化。

如果说城市原真性的基础是具有唯一性、真实性和特殊性的集体记忆和历史叙事，那么像深圳这种书写过中国改革开放特定时期历史的、在科技领域具有专门性投资潜力的、对移民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城市，也会在与其他国际都市（伦敦、巴塞罗那、米兰等）的比较中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特殊城市标志力量，而不再是像“中国的硅谷”这类带有殖民色彩的比喻；同样被称之为传统与现代双面绣的苏州，也会因其对两千多年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手工艺、丝绸纺织业在全球贸易的地位和现代化园区科学技术、金融、商贸的繁荣发展，而具有可生成“垄断地租”的独特性。

2.符号经济与文化创意产业

如果说城市更新改造对于旧城区和遗产建筑而言，是物理性的空间再设计的话，城市原真性与文化符号、符号经济与文化创意产业则是装入物理空间的内驱力。上世纪70至80年代，符号经济作为“城市企业化”的表现，在工业衰退和金融投机的背景下迅速崛起。[2]1在“世界城市”形象营销的推动下，城市领导者认为文化是振兴新经济和应对城市衰退的关键，通过提升城市作为文化创新中心的形象，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旅游收入和金融投资的机会，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发展新经济的引擎。城市居民和外来者开始消费着城市的艺术、旅游、饮食、潮流以及房地产，符号经济的崛起也影响着个人消费偏好。皮埃尔·布迪厄和美国社会学家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的文化生产理论都表明，人们无法脱离文化形态产生和消费的语境而理解它；人们也不会消费毫无符号价值的文化产品。符号作为“所指”，是精神性的，作为“能指”，则是物质性的。符号赋予了物质文化产品精神性，从而在市场上得以定价、流通，这形成了文化产业最本质的规律。鲍德里亚在早期著作《物体系》中就指出，当代社会里“物”的意义已经不再限于曾经的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为主要特征，而更多拥有符号的一般性特性；他后来又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将消费视为“一种操纵符号的系统性行为”，是进行自我界定和群体认同的方式，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16]

符号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不得不说与新自由主义进程步调一致，即强调消费者选择的自由，不仅选择特殊产品，而且包括生活方式、表达方式和一系列文化实践的选择。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建构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大众文化，满足分化的消费主义和个人自由至上主义，以此建立广泛赞同的民众基础。[17]44在欧美国家，这种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驯化是建立在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基础上，以掩饰阶级力量的重建，符号经济也具有传递特定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些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和产物。不仅在个人消费领域，很多伟大的艺术也通过文化消费营销成为公共财产或旅游景点，但是却表现为一种脱离了艺术生产社会背景的集体符号。这种称为“集体符号资本”的地方力量，再一次因资本化失去了它的地方保护优势，吸引来了越来越多同质化的跨国商品。[11]104在此，笔者并不是要将地方文化置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境地，而是希望探讨文化创新的自主性和在全球传播的新方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符号经济能否转向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创新，也是值得深究的问题。结合目前国内城市更新的现状和文化政策的导向，如果说同质化的更新模式正在加剧社会分化和不均衡发展，那么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激发了一种对待差异的新语言，它提供了一种隐晦的歧视手段，一种大众化主导话语的基调，[18]间接地为新精英阶层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国内关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创意集群”“文化产业园”等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也与我国当前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有关。但是这些文献成果大多集中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研究、发展模式、融资制度、产业园规划和个别案例。关于创意阶层与设计人才流动的相关研究虽然存在，但较为边缘化，其与文化活力、城市战略间的内在联系仍不明确。关于“创意阶层”的定义，最早出现在2002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L．Florida）的《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创意阶层是指工作中包含较多创造性成分的群体，比如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娱乐业工作者，同时也包括传统的白领，因为他们的工作也需要创造性地运用一套复杂的符号体系。”[19]他综合了其他学者的观点，从地理学、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区域经济发展、创新资本、多样性、移民门槛等视角分析了创意阶层和城市发展的内在联系。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一个城市文化创新力建设的首要条件，不在于政策的支持和入驻企业的规模，而在于创意阶层的主动迁入。进一步来说，在人口可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创意阶层选择一座城市定居的首要因素是对于城市的综合性考量，诸如良好的日常生活环境、公共文化设施，同时还包括城市文化包容性、居住社区的功能复合性等软性指标。在维持令人满意的生活环境基础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创意阶层在良好政策支持与商业环境下自发推动的。有鉴于此，很多学者批评佛罗里达的理论实际上代表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同样忽略了中下非（准）技术阶层的需求，这种现已践行的策略使得美国城市更新改造中不平等现象和阶层矛盾一再激化。他后来也在《新城市危机》一书中承认了美国城市化不平等恰恰与创意阶层的崛起有关，但并非主导原因。

因此，创意阶层的崛起应该归结于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对创业市场的热衷投资，同时持续地忽视弱势社区和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就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市场会调节财富积累最终照顾到所有阶层，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掩盖阶级力量重建的说辞。显然，佛罗里达的研究成果具有地域局限性和明显拥护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偏向，但他对于创意阶层和城市发展间内在联系的发现仍是具有前瞻性的。同时，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这种城市化不平等和创新产业的关联性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与警示。因此，我国城市更新改造和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领域的政策制定急需弄清的问题是，文化创新力的来源、本质和形成要素，以及它与经济增长、城市发展、社会平等的关系，如何平衡弱势社区普通民众的文化权利与精英阶层的对于城市的贡献，这都涉及到城市更新策略的制定。对于像深圳这样由昔日渔村转变为以知识密集型经济为主导的移民城市，文化创新力关系到如何塑造未来城市形象，营造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吸引层次结构更加丰富的人才来定居，不仅仅是要关注中层阶级、税收和企业，而且还要关注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和普通民众社会生活权利的享有。

四、城市更新策略的在地性原则与社区结构设计

1.不断融合的在地文化是城市生命力的源泉

中国目前是“有史以来世界上发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地方，[17]132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城市化问题。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深圳作为成长中的“世界城市”和改革开放的特区样板，持续不断地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力为经济特区发展贡献力量，获得了特殊的研究样本价值。中国的城市化人口从1978年的17．9%到2016年的57．35%。[20]另一方面，根据调查显示截至2017年，深圳有1600万流动人口租住房屋，其中1100万人居住在城中村。[21]价格优势和存量优势使城中村成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最佳落脚点。现有文献中，城中村大多被定义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聚落被城市扩张包围形成的“飞地”，甚至有时被称之为缺乏管理的城市“毒瘤”。深圳的城中村看似与“世界城市”的形象格格不入，成为了城市形象建设的障碍，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奋力迎接改变、培育新生产力的转型社区。

深圳城中村的转型不仅指的是物理空间形态上的转变，也是预期大规模人口城市化，以及伴随社会关系转变出现的社区文化多样性实证典型案例。本质上我们所感知和生活的空间是由社会建构且符号化的社会空间，城中村所产生的社会空间不仅体现了空间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且还体现了本地村民(房东)与外来人口(房客)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他们的文化身份的变化。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他们的生产方式已经改变，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他们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还没有完全城市化。在城中村里本地居民因方言、宗族关系和乡村生活方式而与城市环境主动隔离开来，成为一种文化隔离的特殊社区。但是随着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重组，本地居民群体的文化惯习（habitus）[22]会或多或少通过其后代的文化再生产（教育）和人口城市化而发生转变。事实上，社会等级和文化品位也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由社会和历史构建起来的。在城市环境中，乡村文化、民俗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的界限将在未来更加模糊，这也为文化创新和创造力提供了源泉。上海交大经济学教授陆铭在他的著作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当前阶段，人口向城市聚集非但不是大都市发展的阻碍，反而是财富。他反对大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当于“创意阶层”）的筛选，主张为农村富余劳力进入城市工作创造条件。只有让人口流动起来，各种不同的文化才得以在大城市中交流与演变，从而成为城市更新的文化内驱力，城市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方显示世界城市的丰富性。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力在城市里没有任何资产，也没有延续的社会关系，而且他们的底层地位和低购买力意味着他们的文化需求很少被关注。对他们来说，即便“城中村”提供了一个可以进入城市工作的落脚点，但离形成他们自己的社区还很遥远。与此同时，由于在城市中几乎没有本地化的存在，他们消费城市文化的可能性更小，除非他们在城市中确立自己作为新来者的地位，重构相关的亚文化领域。然而，流动人口的住房和公民身份的缺失，也使他们更加远离表达阶层和文化等差异的权利。换言之，居住空间的物理区隔与非合法性从根本上剥夺了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居民应有的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在内的一切权利。陆铭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意义在于，它能保障一国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权利，让人们能够到获得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法。”[23]而这个自由移民的基础除了跨越制度上的藩篱，更多依赖的是亨利·列斐伏尔所诉求的“进入城市的权利”。[24]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城市理论之一，在当代它具有了一个更强大和更包容的概念，即参与城市生活并根据城市居住者的期许改造生活环境的权利。[25]在此框架之下，城市范围内引发了关于“这是谁的城市？包括什么权利？代表谁的文化？”等一系列争论。从根本上说，它是对社会公正的强烈诉求，是对广泛实施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强烈反对。[26]

由于社会和空间区隔是不平衡的新自由主义复杂历史中持续存在的事实，让城中村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在城市重新定居，重构社会阶层并实现文化融合，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流动人口和其他弱势低收入阶层来说，教育在中国仍然是一种实现阶层上升、获得城市地位的有效途径。总之，旧城内城和城中村社区等特殊社区更新改造已经超越了物理空间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由移民人口及其社会流动性构成的重大文化重建和城市形象工程。言下之意，人口流动也是培养“世界城市”多元文化的前提。

2.社区结构对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在新自由主义士绅化打造“宜居城市”的口号中，暗含的意思实际是打造中产阶级的宜居社区，这本身否定了多种城市阶层的存在，任由中下劳工阶层在自由市场竞争中流离失所。以戴维·哈维为代表的，包括彼得·马库斯（Peter Marcus）、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在内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都反对统治者和国际资本自上而下的城市改造，对传统精英意识的城市规划持批评态度，认为那往往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而不是大众的愿望。[27]这样的城市社区规划设计阻碍了居民按照自己偏好的生活方式来选择或改造社区的自由。

一般来说，生活方式相近的人倾向于居住在同一个社区，这样的社区群体跨越了传统的社会阶层分类，可以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理解人们对周边特定文化活动的感兴趣程度。[28]新城市主义的倡导者列昂·克里尔寻求一种由“完整而有限的城市社区”组成的城市形态，每个社区都构成一个庞大的城市社区家族中的一个独立的城市社区，反过来又构成“一座城市中的各个城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传统城市形态的“符号丰富性”。[3]94在某些建筑师和规划师看来，中国的“城中村”在自组织体系上的理想状态也许是克里尔设想的城市社区的一种真实投射，以反对单一功能分区制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模式。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克里尔的后现代城市意象是建立在批判现代主义规划模式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新城市主义虽然提倡恢复传统城市的活力形态，但并未涉及关于居住者是否享有权利且如何根据自己的期许改造社区的构想。也就是说，它仍然可能是一个仅限于特定阶层实现居住自由的营销手段，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城市的社区结构，在这一层面上，新城市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如果不摆脱垄断资本的市场逻辑，无论是新城市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无法成为一项真正有利于广大居住者福祉的城市策略。反观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方法，尽管它的初衷是为大众服务，无论是在战后的西方国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都帮助解决了人口就业、经济问题和城市发展困境；但由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全球化信仰的意识形态有过于强大的惯性存在，垄断资本的介入和开发商利润动机的驱使，阻碍着政策制定者去有效地应对更加复杂且独特的都市环境和城市各阶层权利的平衡，彼时有效的政策此时未必有效。因此，在不同的时期，城市策略显然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转变方向，以面对人口、文化、经济、城市空间必定融为一体、相互制衡的未来。

深圳因其独特的历史和包容的传统，一直以来都对新文化和新来者持开放的态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深圳在政策和文化创新上始终保持着活力，这种活力不仅表现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也表现在对自组织居住社区的包容。一直以来，城中村存在的积极意义并非城乡过渡的空间形态，而是充分自主的管理结构和作为包容流动人口的弹性社区。本地居民、农民工、准技术人群都能够在这样的混合社区中找到自己的社会存在。而转型中的新中产阶级很大部分来源于这一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他们既是文化的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因此，对大多数劳工阶层来说，社区结构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吸引力。在社会和地理高度流动的时期，生活方式和文化品味在整个日常生活中不断改变，也不再与社会阶层出身绝对相关。在所有“进入城市的权利”中，城市居住权首先赋予了新移民支撑起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基础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参与都市生活，在城市起源的审美观与新开端的社会观之间创建一副融合的图景。

3.在地性原则与未来城市文化生活的内驱力

一个积极的城市空间应该是能够吸引日常使用者和游客的来此地自由活动的文化场所，且不能使文化与它对应的生产环境分离。[29]一旦城市空间的使用价值和产生于此的文化符号资本都置换为交换价值，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与权力的工具。另外，布迪厄认为文化偏好和社会阶层之间也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人们是根据自己从成长环境养成的惯习、价值观和受教育程度来选择文化偏好的。[22]因此，复合的社区结构能够因其自主性在本地充分释放多元文化的张力。

在当代都市社会，文化偏好在不同阶层、不同文化领域之间，呈现自由流动状态，主要表现为相似的生活方式和品味。就像中产阶级更喜欢高雅文化来接近上层精英阶级的生活方式，底层阶级通过参观美术馆来体验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而有时中产阶层也从底层文化中汲取精神食粮。由于生活方式的种类远远多于阶层，亚文化领域和文化组织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细化。在地的文化组织通常是新思想的来源，因为他们需要在不断变化的都市图景中确立自己的本地化存在，并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其中一些最终会到达主流文化舞台而被广泛传播。但是，他们与佛罗里达定义的“创意阶层”仍有一定区别，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消费主义精英群体，并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品味较好”，因而通常会导致文化和空间上的雷同。[30]与此同时，一些产生自本地的文化竞争力被“创意设计之都”意义上设计公司在数量上的贡献所压制。某些地方文化符号的产出并不计入当地的经济增长，而是以公共文化资源的形式存在：亚洲和南美洲贫民窟的粗陋形象被嫁接于未来主义科幻情节之上，成为很多好莱坞科幻电影中反乌托邦场景的灵感来源（如《攻壳机动队》《阿丽塔：战斗天使》《环太平洋》）；时尚领域的文化符号掠夺也早已屡见不鲜，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营销潜力几乎被资本控制的奢侈品时尚集团挖掘殆尽，这不仅使得它的发源地失去了文化竞争力，也失去了话语权。它提醒我们，第一，很多在地文化的符号价值并未被自主发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播；第二，在地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一旦被资本占有并赋予美学意义而将其商品化，原来的文化生产者便会感受到不满，因为文化生产者创造的经济收益被掠夺了，这回应了前文所说的“垄断地租”，以及集体符号资本间的矛盾关系，因此我们仍然需要警惕越来越细分的地方文化分支及其延展的市场再次被消费主义驯化。因为新自由主义鼓吹的选择商品的自由恰恰是建立在充分激发个人反抗高雅文化美学而进行创造性活动（通俗文化崛起），然后将其纳入垄断资本生产周期迅速生产出包裹着新奇外表的文化产品，而这种原先具有独特性、原真性的地方文化也会再次变成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和形象供以消遣，从而帮助形成新的文化控制，也就是詹明信所阐述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31]因此，要建立本地的文化创新力就需要城市管理者完善支撑系统，如支持教育、技能培训和创意集群发展，完善知识产权、创造稳定的产业需求来培养文化创新阶层，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表达一种在地文化。这种文化源于当地的城市环境，也能有效地吸引公众参与，为它的广泛传播积累民众基础。除此以外，营造包容的居住环境也是吸引丰富人才的重点。无论是在复合结构社区还是非正式移民社区中，流动性最强的群体——青年人往往也表现出较强的文化领域间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在引导得当的情况下可以激发创造性思维与交流，在社会流动的同时进一步加速了文化的重构。社区一旦形成了地方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就可以被看作是创新的孵化器和种子库，因为不同的思想、文化组织和生活方式将在过渡性的社区中不断地细分和交流。

在地文化的本土化和设计思潮全球化在构建本土竞争力和输出文化符号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坦白来说，建构城市品牌与保留文化原真性并不冲突，但垄断地租吸引来的全球资本却会导致空间的同质化，因为资本对多元文化和历史遗产的干预不是它的直接目的，而是一种热衷的手段，在于获得利润上的垄断优势。我们明确地知道在地文化的生产者并不是资本，但是却容易被资本以各种形式占用和夺取，就像好莱坞电影中对曾经香港、印度贫民窟景象做的艺术化与商业化处理一样。这种将全球多元的文化元素捏合到自身中的文化霸权确证了詹明信提出的替代早期殖民主义而出现的新时代文化帝国主义，这是伴随全球一体化而进行的，形式上的多元主义掩盖的实际是更隐蔽的文化控制。[32]因此，我们需要回到文化自主性问题的探讨上，构建在地文化认同的基础是进行广泛的传播以建立赞同，但是要摆脱纯粹消费主义的形式。广泛赞同的基础包括文化认同、身份认同、阶层认同和进入城市的权利，通过日常生活的共同关系建设一个不同种类的全球化和生机勃勃的希望的空间。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现代城市更新改造中出现的二元对立的观点，进行梳理和辩证的思考，瞄准后工业化城市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相存相依，反思城市社区改造同质化和多样化存在对于“世界城市”形象塑造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一步探索在“世界城市”的改造进程中，如何在国际资本和行政力量的约束下，保护城市环境中固有的历史、生活传统、多样生活方式和活力城市形态，是一个共同的课题。[33]虽然，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但在“世界城市”的创建过程中，“文化”仍然被广泛认可为经济增长的“创造性动力”，创意产业也被认为是新经济的引擎，文化政策也不仅仅只是一种用来推动休闲娱乐活动的与文化相关的策略，而是一项处理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重叠之下的综合性城市更新策略。[34]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积极把文化策略作为地域营销和重新“品牌化”的关键进行战略部署。[35]但是这种文化更新策略的兴起，既不代表要全面打破城市的传统文化根基，也不应延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政策惯性。后者对于一个国家文化创新力的危害在于：全球化自由市场机制使得国际资本对于文化符号的盘剥合法化，具有原真性的历史文化、传统、集体记忆被赋予了符合特定阶层审美偏好的美学意义而商品化，即获得“垄断地租”。这使得本应属于文化生产者的经济收益被掠夺，同时失去了文化的原真性，而在“垄断地租”不断陷入困境时资本积累持续要求新一轮的文化掠夺，最终导致了全球同质化的文化产品与城市空间。

虽然“垄断地租”和城市“原真性”都呈现为一种矛盾的形式，但如果从城市权利的视角来思考，也许会为这种资本主义的悖论找到新的突破口。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提倡原真性、文化和生活方式多样性似乎是另一种修辞上的自由主义，但这种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个人权利和私有物权不同，它是一种进入城市的集体权利，是一场“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这种进入城市的权利挑战的是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下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一旦这种城市权利的诉求被明确提出，也就动摇了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士绅化和“世界城市”的理论根基。尽管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导致了城市空间与文化产品同质化，但是将它完全看成是失败的或者纯意识形态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在不同国家的特定时期都曾发挥过很大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并不否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成就，而是需要以辩证和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文化转向和可能的策略改变。

在中国的存量规划时代，总体发展目标是在城市空间保护性更新的基础上，激活真正的文化动力，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本文提出的文化创新力的基础是建立在保护历史、地方文化的同时接纳流动人口、与城市的起源融合而形成多元的本地城市文化。文化重建对于在地文化和身份重构至关重要，不仅是因为创新的源泉来自于多元的本地城市文化，而且是出于对城市权利的普遍诉求，包括按照城市居住者的期许参与城市生活、表达文化需求和改造生活环境的权利。为此，明确阐述笔者的城市更新策略的设计主张：其一，建立自己的文化符号体系与话语权；其二，实现文化自主性并充分发掘文化创新力来源；其三，预期到城市中的流动与变化，考虑到未来城市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并为这些变化做好准备。其四，建立在探索不同生活方式，营造功能复合型社区，发展租购并举的城市居住策略基础之上，城市规划设计专家与文化政策专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共同合作，从多学科视角、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城市更新策略研究。其五，更重要的是充分引导公众参与，通过赋权居民、包容多样社会群体和文化群体，建立有机组织和充满活力的社区。

如果说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融入全球市场体系，那么随着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我们国家的城市更新设计策略也需要调整模式，转向区域发展和社区平衡发展的道路，寻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以及社会治理的文化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