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文献资料大多公认青州府花边大套是在晚清时期由外国传教士引入，但在一些起源的关键细节上却各持己见。通过对引入者的名字与国籍、花边图样与原料的来源、引入的具体时间、德昌花边庄的创办时间等具体问题的辨析，青州府花边大套起源的简要过程应为：1900年青州的英国传教士库寿宁为躲避义和团而流亡烟台，避难期间对该地花边业进行了考察。1901年返回青州并从意大利引进图样和原料在当地组织花边生产。1908年库氏辞职赴沪，把花边产业交予门生宋传典。宋传典随之创办德昌花边庄，将花边制作技艺传播到周边各县。

青州府花边大套；手工艺；晚清时期；传教士

山东是传统的抽纱花边业大省，其中烟台和青州是规模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两大产地。青州府花边大套作为山东抽纱花边的代表性产品之一，远销全球五大洲，同时也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册项目。

在本文主要内容展开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抽纱花边系一种编结织绣产品，据传最初诞生于意大利、法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用于衣物和家居装饰。其制作工艺引入中国，是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结果。无论从早期抽纱花边的纹样内容、装饰风格等所体现出的明显异域特征来看，还是就其产品几乎全部出口海外的事实而言，部分研究资料所持“抽纱花边古已有之”之说法实际上是以中国民间某些相似工艺与之强行附会得来，皆不可信，对此不做进一步讨论。

1.现有文献观点综述

早期文献中多次明确指出青州是中国抽纱花边的重要产地。1929年出版的《今世中国实业通志》：“吾国今日之花边，多产于山东旧登莱青三府。制作精巧，欧美妇人，咸乐购之。”[1]1931年出版的《中国重要商品》：“其他莱州、青州、登州地方，从事花边制作者颇多，殆已为山东特产物之一矣。”[2]遗憾之处在于，这些文献都没有提及青州花边业的起源过程。

近期文献中对此问题著录较多，但各方众说纷纭，在一些关键细节上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将以上文献中对于青州府花边大套起源的代表性观点归纳起来可以发现，其共同认可（或默认）之处大致有：①引入者是外籍传教士；②引入时间为1900年；③最早进行企业化经营的是德昌花边庄；④德昌花边庄的主要创办人是宋传典。描述不一致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①引入者的具体名字；②引入者的国籍；③花边图样与原料的来源；④德昌花边庄的创办时间。

下面笔者将依据各种旁证资料和自身研究经验对上述各点逐一进行检视与辨析，以描绘出较为合理的大致轮廓，为最终厘清青州府花边大套之起源略尽绵薄之力。

2.宋传典生平

若要着手研究青州府花边大套，宋传典和他所创立的德昌花边庄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宋氏为青州花边产业之发展与繁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所有文献都认同和予以肯定的，因此有必要首先对他的生平做一个简述，有助于接下来的讨论。

宋传典（1875—1930），字徽五，原名华忠，山东青州莲花盆乡宋王庄人。幼年家贫，其父宋光旭于1891年前后在县城的英国浸礼教会从事厨师工作并入教。宋传典因这层关系而得以进入该教会所开办的广德书院学习，于1898年毕业留校任教。1902年起，在当地驻军开办的海岱书院兼职任教。1905年起，任县立东关高等小学校长，同时在青州官立中学兼职任教，并兼任县教育会会长，辞去海岱书院教职。数年后，接手外籍传教士离开时所交付的花边产业，与人合伙创办德昌花边庄（英文名称为“宋传典公司”）。较短时间内，便随着资本的积累和扩大，组建德昌洋行，业务范围介入发网、农产品、毛纺织等产业，在济南、青岛、天津等地设立分号。1923年，当选山东省第三届议会议长。1928年，因依附军阀张宗昌之罪名被通缉。1930年，闻通缉令撤销的消息，过于激动致脑溢血去世。其子宋棐卿是著名民族资本家，天津东亚公司及驰名商标“抵羊”牌毛线的创始人。[3]

3.引入者的名字与国籍

关于花边制作工艺引入者的名字与国籍，各种文献记载中有很大分歧。归结一下，大致有如下几个版本：①《我们所知道的宋传典》[4]和《青州市志》[5]等认为引入者是英国传教士库寿宁（也译为库寿龄、库寿令、库林等，皆指同一人）；②《中国传统轻工业名产品列传》[6]和《山东省二轻工业志稿》[7]等认为引入者是英国传教士库尔德；③《山东省志》[8]和《山东科学技术史》[9]等认为引入者是意大利传教士库尔德；④《官僚买办资本家宋传典的丑恶一生》[10]和《中华民国专题史》[11]等认为是宋传典在库寿宁的授意下去烟台学习并带回了花边制作工艺。

上述观点中出现的人名有两个，即库寿宁和库尔德；国籍也有两个，分别是英国和意大利。考虑到宋传典在青州府花边起源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一前提，要确认具体的引入者，必须考察此人与青州地区以及宋传典之间的关系，然后还要对比文献的原始性和可靠性。

首先来看第①种观点中的库寿宁。库寿宁（Samuel Couling，1859—1922）系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同时也是知名的汉学家和生物学家，1884年来华到青州地区传教。有关库寿宁的档案资料很多，除了传教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其办学活动的记载。宋传典所就读的青州广德书院就是库寿宁所创办，宋传典本人也是其得意门生。从文献来源方面来看，《我们所知道的宋传典》一文作者王钧堂和冯宝光都曾是宋传典所在的青州教会的牧师，其中王钧堂还做过宋传典所开办的东武汽车公司之总经理。他们与宋传典不仅熟识而且关系密切，因而该文可靠程度较之其他文献理应更高一些。

再来看第②和第③种观点提到的，所谓来自英国或意大利的传教士库尔德。在现有的档案资料中，除了有人将他当作将花边制作工艺引入青州者之外，找不到与其相关的包括传教在内的任何其他记载。换句话说，这位库尔德神甫仅出现在部分晚出的文献中，既没有在青州传教和进行其他活动的记录，也没有较早期文献作为支撑，其真实存在性很值得怀疑。进一步排查史料可知，同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中，倒是确有一位名为库尔德的。但他却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意大利人，而是美国人，主要活动范围是胶东地区[12]，与青州及宋传典并无交集，显然更不可能是青州府花边的引入者。

至于第④种观点所言，库寿宁授意宋传典去烟台学习花边技艺的说法，同样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青州花边与烟台花边在制作工具以及产品面貌等诸多方面都有较大差别，基本可以排除前者技艺是从后者那里学来的可能性。有关内容在下文讨论，此处不再赘言。

综上所述，青州府花边大套的最早引入者应为英国传教士库寿宁。

4.花边图样与原料的来源

与引入者的名字和国籍一样，文献中对于青州府花边图样与原料的来源之记载也存在不一致之处：①《青州民间工艺与特产》[13]认为图样与原料来自英籍传教士的祖国（即英国）；②《青州府花边》[14]和《蜚声海内外的“抽丝之王”青州府花边》[15]等大多数文献认为图样与原料最初来自意大利；③《青州市志》和《德昌——山东青州花边产家》[16]等认为图样与原料来自国外。除此之外，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宋传典》在内的许多文献并未提及图样与原料的来源。对于中国而言，英国和意大利都算是国外，因此上面第③种观点跟前两种在本质上并无冲突。

根据笔者对抽纱花边工艺的研究经验，青州府花边大套在产品风格与原材料方面与意大利威尼斯花边最为相近，单从外观上甚至几乎难以区分。其既显著不同于烟台花边产品所表现出的比利时佛兰德斯花边风格，更是与英伦三岛常见的钩针花边风格相差甚远。因此，可以比较明确地认定青州府花边大套图样与原料最初的来源国应为意大利。另外，青州府花边大套非遗传承人卜范增生前多次出访欧洲，曾与意大利等国的花边厂商深入交流，他也持有与笔者相同的结论。

5.引入的具体时间

现有相关文献资料中，有一部分未明确提及青州府花边的具体起源时间。余者之表述则非常一致，凡是涉及该时间节点，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指向1900年。

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本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义和团运动（即所谓“庚子拳变”），包括青州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都席卷其中。据《益都义和团纪略》[17]（益都县即今青州市），自1899年秋季起，青州大刀会和义和拳就开始进行公开的反帝斗争。1899年冬至1900年春，大刀会和义和拳合并，改称义和团，活动日趋激烈。1900年上半年，整个青州地区的反帝情绪已经非常高涨，针对洋人、教堂、信徒的暴力事件频繁发生。身处如火如荼的敌视气氛之中，库寿宁等人想必已如惊弓之鸟般坐立不安，自保尚且不暇。若要在此时引进花边制作技艺并组织大量青州当地妇女进行生产活动，无疑是很不现实的。

另有史料表明，库寿宁等一行9人于当年6月28日从寿光羊角沟乘船逃往烟台避难。该史料来源于当时接应山东、河南各地传教士前去烟台之行动负责人韦丰年的书面报告，[18]属于原始资料，其可靠性毋庸置疑。另据《我们所知道的宋传典》和《青州市志》等文献，跟随库寿宁一起出逃的9人当中也包括宋传典，他们在烟台一直居住到1901年下半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才得以返回青州。也就是说，1900年下半年到1901年上半年这一年多时间内，库寿宁和宋传典都在烟台避难，人不在青州，更遑论在此期间将花边制作技艺引入。总而言之，鉴于义和团运动的巨大影响和库寿宁、宋传典在这一年的行踪，青州府花边起源于1900年的可能性不大。

前文曾提到过，库寿宁在1884年时就已来到青州传教。作为一个欧洲人，他对抽纱花边必然是非常熟悉的。但是，他为何会在来华10多年之后才将这一技艺引进到青州，而不是选择初来之时就这样做？以笔者拙见，答案可能是：1900年下半年至1901年上半年在烟台避难的这段经历，系促使库氏下定决心将抽纱花边产业引入青州的关键。烟台的抽纱花边制作起源于1893年，以1894年仁德洋行的创立为标志，开始企业化经营。[19]至1900年，该地抽纱花边产业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也许是客居避难期间，亲眼看到烟台花边业的繁荣景象与可观利润，对库寿宁产生了较大的触动，才使其萌发他日回归青州后也投身于此，并以其收益补贴办学所需开支的想法。至于为何选择从意大利引进图样和原料，而不是从他的祖国英国或者直接从烟台引进。大概是由于意大利花边在国际市场上声誉更佳，库氏出于快速打开销路之考虑而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综上所述，青州府花边起源的具体时间应为1901年下半年左右。

6.德昌花边庄的创办时间

各类文献中对德昌花边庄的具体创办时间说法不一，主要有如下几个版本：①《山东省志》和《山东省二轻工业志稿》等认为是1900年外籍传教士授意宋传典等人创立德昌花边庄；②《我们所知道的宋传典》和《青州市志》等认为是1908年库寿宁因合作办学矛盾激化而离开青州赴上海，临行前将花边业务交付宋传典，宋氏由此创立德昌花边庄；③《宋棐卿和东亚公司》[20]和《“抵羊”领袖宋棐卿》[21]等认为是1914年库寿宁因一战爆发而离开青州回国，临行前将花边业务交付宋传典，宋氏由此创立德昌花边庄。

首先来看第①种说法。依据前文的论述，青州府花边起源时间应为1901年下半年左右，所以德昌花边庄不可能创立于1900年。即使是把创立时间后推至1901年，其可能性也不太大。据前文所引宋传典生平资料，其1898年从广德书院毕业留校任教，1902年兼任海岱书院教员，1905年又兼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和县教育会长等多职。如果宋氏早在1901年就创立德昌花边庄开展花边生产经营的话，繁忙的商务活动必定会占据其大量时间。人的精力有限，很难想象他还能再同时兼任多份教职和公职并游刃有余应付裕如。而且，身兼多职不断游走于各校之间往返授课的日程安排，更符合一个为生计奔波的青年毕业生之身份，完全不似常人印象中企业经营者之作风。因此，德昌花边庄创立于1900或1901年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接下来再看第③种说法。库寿宁是近代知名传教士，有关他生平的记载很多。据有关资料显示，库寿宁并未于1914年回国，相反地，整个一战期间他一直定居中国上海，且1917年还在上海别发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巨著《中国百科全书》。库氏在战后也依然居住于上海，直至1922年去世。很明显，第③种说法在基本史实方面未加考订并存在较严重的错误，因而也不可信。

最后来看第②种说法。有资料表明，库寿宁在广德书院与登州文会馆于1904年合并为广文学堂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与合作办学的另一方美国长老会相处并不愉快。《1900年（义和团事件）前后的中国基督教教育》[22]中提到，1907年于上海举行的基督教来华一百周年大会上，库寿宁曾就教育问题进行发言，他结合自身经历对联合办学这一形式大加抨击。由此可见，库氏对3年来的合作办学过程想必已经失望透顶，因此而于翌年辞职离开青州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宋传典作为他的得意门生和信任的人，接手其留下的花边产业并改组资产创立公司，同样也是顺理成章的。另外，持此观点的文献中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宋传典》一文。前面曾提到过，该文两位作者都是与宋传典关系密切之人，其所述内容在无确切反面证据的情况下，相对而言其可靠性更加值得信赖。

综上所述，宋传典创办德昌花边庄的时间应为1908年。

7.结语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笔者将使用前面多重论证得出的观点，把青州府花边大套起源的简要过程重新整理书写一遍，以作为本文的结论：

1900年6 月，青州广德书院监督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库寿宁和毕业生宋传典等人为躲避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乘船流亡烟台。在烟台避难期间，库寿宁对该地区抽纱花边产业进行了考察。1901年下半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库寿宁一行返回青州并着手在当地组织花边生产。他们从意大利引进图样和原料，并把编织技艺传授给周边的民众。制作出的花边产品则由库寿宁统一收集起来销往海外，所获利润大部分用于补贴广德书院的办学费用。1904年，广德书院与登州文会馆合并为广文学堂，库寿宁任该校教授。1908年，联合办学期间的各种矛盾激化，库寿宁不愿与美国长老会再合作下去，因而辞职赴沪。临行前，他把在青州经营的花边产业交予门生宋传典。宋传典接手后，与他人合伙集资创办德昌花边庄（英文名称为“宋传典公司”），并不断扩充产业规模。几年间，花边庄的经营便取得巨大成功，宋传典因此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将花边制作技艺传播到周边各县，为青州府花边大套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1]吴承洛编：《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69页。

[2]周志骅：《中国重要商品》，上海：华通书局，1931年，第398页。

[3]参见王志民主编：《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9-155页。

[4]王钧堂、冯宝光：《我们所知道的宋传典》，《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7-74页。

[5]青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青州市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1-282页。

[6]孙德君主编：《中国传统轻工业名产品列传》，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40-42页。

[7]曲东涛主编：《山东省二轻工业志稿》，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83页。

[8]阎兆万主编：《山东省志·51，对外经济贸易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6-448页。

[9]傅海伦编著：《山东科学技术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6-457页。

[10]徐华鲁、明少华：《官僚买办资本家宋传典的丑恶一生》《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1-85页。

[11]朱庆葆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0卷：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08-409页。

[12]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民族宗教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13]于凤杰、宋晓编著：《青州民间工艺与特产》，青岛：青岛出版社，2010年，第55-60页。

[14]王顺堂：《青州府花边》，《青州文史资料》（选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5-337页。

[15]卜范增、夏立云：《蜚声海内外的“抽丝之王”青州府花边》，《潍坊工商老字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09-212页。

[16]阚景奎、李清贵：《德昌——山东青州花边产家》，《中国老字号·肆：工业卷》（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8-441页。

[17]刘晓焕：《益都义和团纪略》，《青州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90年，第119-133页。

[18]韦丰年：《山东传教士的逃脱》，《义和团研究会刊》，1983年第2期。此文原系韦丰年在接应行动结束后向美国驻烟台领事所作的书面汇报。

[19]唐家路、崔研因：《晚清民国时期的烟台抽纱花边业》，《城市史研究·第4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30-143页。

[20]马侠夫：《宋棐卿和东亚公司》，《山东文史集粹》（修订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71-75页。

[21]方兆麟：《“抵羊”领袖宋棐卿》，《近代天津十大实业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206页。

[22]吴梓明：《1900年（义和团事件）前后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06-1131页。